随着毕赣的《狂野时代》在戛纳国际电影节落听，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浮出水面。中国文艺有世界性吗？到底谁说了算？ 今天的文章，来自陈丹青的节目《离题而谈丨第二季》，他从木心《文学回忆录》的中国古代戏曲章节出发，延展出对所谓“世界性”的分析，挖掘其背后的话语权归属。讲述 | 陈丹青来源 | 《文学回忆录》的回忆这一课木心谈中国戏曲，下一课谈中国小说，为什么我喜欢，就是他知根知底的语气，说出自家人的爱。有自家人的爱，就有知根知底的嘲笑，知根知底的怨气。我所谓怨气，是指什么呢？问题还可以挖下去。01.西方性所谓“世界性”，其实是指西方性。具体地说，是非西方人面对西方时，出现了世界性，西方那边有这一说吗？但是发现世界、征服世界、世界公民、世界革命、全世界无产阶级，全世界传播文化，全世界做生意，包括世界性艺术，什么地球村、地球是平的，等等等等，倒是西方人弄出来的。《隔壁房间》这样一套世界性观念、世界性话语，大概是从殖民时代开始吧，历经工业革命、世界大战，直到所谓全球化，关于世界性的争论，没有断过，一直困扰我们，同时塑造我们。例子蛮多的。比方那位写了《东方学》的萨义德，书写东方和西方的双向维度，所谓“东方”其实是西方的视角，所谓“西方”，当然是东方的视角，然后双方的种种误解、曲解、一厢情愿，都出来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和帕慕克，一个是印度人，一个是土耳其人，他们的作品处处牵涉东西方维度，尤其是奈保尔，摆脱不了的情结，是对自己族裔的怨气，又爱又恨。英文“love and hater”，也说的是这个意思。俄罗斯又是个例子。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就说过：“在西方，我们是东方人，在东方，我们是西方人。”自从彼得大帝强行欧化300 年，俄国人最纠结的心态是和西欧的关系，是自己的定位。眼下俄乌战争深处的悲剧，同样是俄罗斯的西欧情结，有向往，有憎恨，要么一起玩，要么同归于尽。北面的俄罗斯、东欧，南面的中东和阿拉伯地区，对世界性的看法都蛮纠结的。地缘上他们离西方比较近，西化程度也比较深。越是这样，越是凸显西方性问题的纠结。萨义德是美籍，奈保尔是英国籍，都用英语写作。萨义德的西欧古典音乐修养非常深厚，还有音乐专著，他的教养不折不扣属于西方，正是这种西方性，反证了他的根，不是西方。俄罗斯好像没有这个问题，或者程度轻一些。俄国文学、俄国音乐，早就属于西方文学史音乐史的部分，只有俄罗斯绘画不被西方承认。你到欧洲美术馆去，几乎看不到俄罗斯绘画。崇拜俄罗斯油画的是我们这两代中国人，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就说了：“在亚洲，我们是欧洲人”。到了远东，也就是中国、日本、韩国，西方情结反倒不像东欧和中东，我们是真的东方。中国的版图足够大，历史足够长，文化足够宏大，先后得到诺贝尔奖的川端康成、大江健山郎、莫言，还有最近韩国的那个韩江，你会看到他们对自己国家的批判，但不太有国族的纠结。02.三岛由纪夫的纠结但是过去百年，中日韩的西化程度，也就是世界性诉求，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强烈。走得最早最深，是日本。战前的芥川龙之介会写“人生不如一行波德莱尔”，非常西方的话语，你不看作者，就是西欧人味道。战后的川端康成保留诗意的日本性，但他的写作观念，他瞩目的方向，还是西方。最有意思是三岛由纪夫。我看过很长的三岛由纪夫纪录片，很惊讶。他的西化程度远远超过任何中国作家。他的宅邸、室内陈设，完全西式，介于英法之间。他的装束、用餐，一部分完全西化，而且是很正宗、很精致的西化。《三岛由纪夫与年轻人们》但最后他以百分之百的日本方式剖腹自杀。最近在手机刷到他临死前的讲演录像，之后他回到楼上剖腹，剖腹后叫他的朋友把他的头割掉，因为这是一个完整的仪式。朋友杀朋友，很难的一件事，结果一两刀下去，断不了，这该多么痛啊！结果另一个人拿过来刀，第三下，头才断了。全盘西化的一个人，是这么死的。几代日本人、韩国人，西化程度越来越纵深推进。我是读得少，柄谷行人、上野千鹤子，都受到马克思、弗洛伊德、海德格尔、波伏娃、拉康的深度影响。柄谷行人还跟齐泽克有非同一般的对话关系。韩国哲学家韩炳哲的德语著作，高低不论，也已进入欧洲的语境，从那种语境出发，涵盖日常人性焦虑的普遍问题。30来岁的日本青年哲学家叫蛭田圭。我读了他的大著作《汉娜·阿伦特与以赛亚·伯林》。非常惊讶，如果不看著作者，以为是欧洲人写的。书中的两位人物，即便在欧洲著作中，也还没有出现这样子有深度比较的说服力，结尾总结非常精彩，意思也好，文采也好，我特意用毛笔小楷抄了四页。再看日本最近十几年的电影，七八十年代以欧洲电影美学挖掘所谓日本性主题的几个大导演，都过时了。现在青年才俊的电影和欧美同期的电影几乎同步，不再凸显日本性、民族性，而是聚焦人性问题，拍得不露声色，蛮厉害的。很抱歉，不知道以上人物在中国有没有出现。03.世界性对中国创作者意味着什么？木心顶顶在乎的艺术的世界性，对中国的创作者意味着什么？单说硬件、景观、生活方式，包括年轻人的部分价值观，应该说早已和世界接轨了，但是艺术的“世界性”是另一回事。真要展开的话，不太好谈，蛮大的。鲁迅说过，“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个话经常被引用，以前我也很佩服，很相信，现在看有点说简单了。你去看大都会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各国古代艺术和文物全都是区域性民族风格，被放进博物馆以后，天然显示一种“世界性”。譬如仰韶时期的陶罐、非洲远古的木勺子，几千年前哪有什么世界性。现在进入欧美大博物馆，就构成了世界性。《局部》第二季这样去理解那句话：“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可以同意，但木心说的世界性不是这个意思。今天，比方说，《四郎探母》《贵妃醉酒》去纽约伦敦上演，报纸会说那是伟大的中国戏剧。可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易卜生的《人民公敌》、契诃夫的《樱桃园》《万尼亚舅舅》，还有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在中国上演，没有人会认为那是英国、丹麦、俄罗斯的伟大戏剧，我们会毫不思索地说，那是“世界性”的。我记得布莱希特有一个剧叫《高加索灰阑记》，取材古代中亚区域的传说，但我们不会说那是地方戏。再就是普契尼，他的歌剧《图兰朵公主》是意大利人想象的中国故事，早已成为西方歌剧经典，但我们不会说那是民族风格，它既不是意大利的，也不是中国的。这是可以无限展开的话题，20世纪任何中国本土的文学、诗歌、音乐、美术、电影、话剧，乃至现代中国人写的哲学或种种理论著作，哪些有世界性？如果有，或者没有，标准是什么？最要紧的是：谁说了算？据我所知，30多年来，单单说美术家，似乎，我说的是似乎，有一个不成文的共识，你是否属于当代艺术？如果是，即便你的作品从未出国，更没有被国际承认，理论上就是“世界性”的。反之，只要你的玩意儿不属于当代艺术，就是本土性的。这一层，是个不成文的鄙视链。文学的情况比较复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几十位作家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20多国语言。但和《四郎探母》去欧美演出的效应差不很多，欧美会认为这是了不起的中国作品，是否具有世界性，难说。你去欧美书店，不容易找到英译或法译的中国文学。有当然有的，比40年前多了，但属于很小很小的阅读圈，或者欧美大学文学硕博士的研究项目，圈子非常小，倒是很认真关注中国当代文学。当代中国电影、中国戏剧，甚至歌舞剧，在欧美放映或者上演，也有快30年历史了，你不能说没有世界性，也很难说有了世界性。准确地说，作为国际化进程中非常迟到的国家，在西方不断扩大的文化版图中，不断更新的政治正确中（譬如必须纳入非西方国家的艺术），早就开始了。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早已进入了西方文艺的大party。《霸王别姬》换句话说，以前不是西方不要我们去玩儿，是我们自己几十年不能出去，出不去。改革开放后，我们总算出去了。就此而言，不能说中国的文学艺术没有世界性。有了，从出去这个意义上说，有了。但这仍然不是木心在乎的“世界性”。所谓“世界性”这句话，木心是对自己说的，是他的自我要求，但“世界性”这句话，构成双向问题，对方暂且不说，我们这一方，也就是中国艺术是否进入西方，认真说，有几个不同的层面，我试着说说看。04.100年来的中国文学，哪一部称得上世界性？第一个层面，是创作层面，非常难说。一个陕北农村的家族历史，一个东北下岗工人，一个江南痞子的一生，你怎么写才算有世界性？100年来的中国文学，哪一部称得上世界性？如果有，如果没有，理由是什么？那些欧美文学，同样也在写家族史，写一个失业的人，写一个痞子，为什么具有世界性？如果有，它的理由是可以说出来的，可以一条条分析，可是中国本土的文学创作怎样才算有世界性，争议会比较大。解决争议的方式是什么呢？可能和创作无关。为什么无关？这就进入第二个层面：发表层面、发布层面。过去40多年，任何中国的小说、诗歌被译成西方各国文字，任何中国的电影、戏剧、音乐、美术，只要在西方放映、上演、登台、展览，都有理由被认为有了世界性。俗话说，就是“走出国门”。改革开放以后，西欧、美国，张开手臂欢迎中国各种各样的艺术。中法文化年这些大项目，数不过来，都办了二三十年了。《活着》具体到木心，他的作品在欧美发布，和50后著名作家比，远远不如，王安忆、阿城，他们的小说在八九十年代就有外语翻译了，有欧美的翻译家专门推介，研究他们。木心不属于中国文坛，他没有中国优势，他到现在只有一部短篇小说的英译，叫做《空房》，还有一本小小的诗集，也被英译了。虽然《空房》的出版社相当权威，但这个译本谈不上市场。而改开以来，中国作家都被翻译成外语，据他们告诉我，国外市场的情况也差不多。除了在特定年代，西方对后文革最感兴趣的八九十年代，引发了欧美小圈子的关注。但几十年过去，中国文学，包括一度频频得奖的中国电影，据说热度都已过去了。05.诺贝尔，文学的上帝所以“世界性”问题来到第三个层面，触及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被承认，渴望被承认。说到艺术的世界性、西方性，中国人最在乎的其实不在创作层面，也不在发布层面，而是被西方权威机构承认。当然，最高期待就是诺贝尔奖，一直等，等到莫言得奖。但这个奖能使所有中国作家满意、脸上有光吗？众人希望的，可能是像体育奖那样，每次奥运会，每一代人，都能轮到，都有机会，但是不可能。所以，某一个中国人得了奖——早一点是高行健，本土不太说起，因为说他是“法国人”，再晚一点，是莫言——我所知道的情况是，作家们不吱声了。顺便一说，这种情况并不是中国才有，非西方国家都有。我记得看过一篇文章，描述当年川端康成得了诺贝尔奖后，日本作家开座谈会，大致印象是，川端说了一些非常不安的话，意思是他知道，他将成为每个日本作家苦恼的源头。另一种暗示是，三岛由纪夫知道，他再也不可能得奖了，因为不知道还要轮多少年。诺贝尔奖这个小组等于是文学家的当代上帝，不知道哪年哪月才会再给日本人一次机会。《伊豆的舞女》不久，川端康成自杀了，三岛由纪夫也自杀了。没有理由说他俩的自杀跟诺奖有关，但也许可以说，诺奖的到来，有两条性命，作家的性命，自愿消失了。背后的讯息是什么呢？可能还是那个词：“世界性”。而这句话背后的真实讯息，当然，谁都知道——是“西方性”。这就到了最最关键的第四个层面：话语权在谁那里？06.话语权是谁的？西方的话语权一直暗示“霸权”，虽说字面有点暴力，但没办法。中国、东方，以及欧美之外的地区，即便还有不少牛逼奖项，甚至欧洲和美国也有若干奖项据说比诺奖更具有圈内的权威性、认可度。但直到现在，可能到很远的未来，恐怕还是很难有人不在乎诺奖。说开去，电影的奥斯卡奖、金球奖、威尼斯奖、柏林奖，流行音乐的格莱美奖，包括奥运会奖牌，等等等等，都指向西方，来自西方，也就是折磨人的“世界性”标尺。哪天我们不在这个光环笼罩，哪天我们不得安宁，难以摆脱集体性的不安和自卑。直到有一天，非西方国家，也许是中国，也许是日本，也许是非洲哪个国家，突然出现一个所有欧美艺术家苦苦争取而不得的奖项，这种困扰才会休息。但这一天会来临吗？当然，我们可以质疑这些个最高承认，欧美对这些奖项的质疑和批评就没断过。诺贝尔奖建立时，托尔斯泰还活着，被诺奖拒绝（理由之一，据说是他反东正教）。他死后不久，他的晚辈，尺寸比他小得多的蒲宁，得了诺奖。之后数十年，俄罗斯和苏联分别有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还有十多年前那位专门写访谈的女作家，我背不出她的名字，都得到了诺奖。这些作家我都读过，都佩服。但我想说，他们全部加起来，能和托尔斯泰比吗？当然，不能说得绝对，他们拿出的是跟托尔斯泰不同的东西。《爱之夏》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得早，倘若我没记错，在他生前，欧洲还没有诺贝尔奖，再往前推，莱蒙托夫、果戈里、普希金，英国的狄更斯、哈代，法国的福楼拜、巴尔扎克，都没有得过奖。最后，比普希金大84岁的曹雪芹，单单他一个，就是巨大的存在。你能想象曹雪芹得诺贝尔奖吗？我的问题是，那个奖罩得住《红楼梦》吗？07.没有“世界”说到《红楼梦》，有个小故事，台湾旅美作家王鼎钧出版的回忆录第四部，写到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一群文艺人组建对岸的广播电台，他也在其中。大约1953年，他们推出经典文学广播剧，第一个计划就是选《红楼梦》。节目组会议居然有胡适在座，他从美国回来了，当大家讨论《红楼梦》的艺术价值时，不料胡适提高嗓门说，《红楼梦》哪有艺术价值，它根本没有plot。这句话语惊四座。Plot什么呢？是指情节、结构，甚至阴谋、构思，好几层意思。胡适是用西方人对小说的定义，他说《基督山恩仇记》就有plot，非常好看。王鼎钧那时是个小伙子，不服，说中国小说有章法有布局，那就是结构。可是根据西方的定义，不但《红楼梦》，魏晋志怪、唐宋传奇，甚至《聊斋》，都不能算小说。今天我们开口闭口“小说”，用的是西方人概念。扩大说，我们全都用西方概念在做渴望西方承认的事情——你反过来想象一下，好比一群法国人，作了一大堆七律、七绝，然后希望拿到中国的诗歌奖——所以这不光是文学写作的问题，而是中国目前几乎所有艺术门类同样的问题。我想到什么呢？就是陶渊明和曹雪芹写作时，吴道子或黄公望画画时，完全不想到世界性。他们不知道有欧洲。在他们的时代，没有“世界”这个词。我们可以追认：整个两千多年的中国文艺，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世界。同时，我们应该明白，今天“世界”二字不是指外国，中国，就是世界一部分。没有中国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千千万万中国作家、艺术家仍然仰着脖子等待“世界”，也就是西方的承认，并为此不安。《红楼梦》尾声.好在中文，死在中文绕了一大圈，最后两个点，把它说掉：一，话语权这件事，不是文学问题，而是世界史的问题。艺术的所谓世界性，是个巨大的幻相，无穷的烦恼，是一个神话，也是一道紧箍咒。当陶渊明在他的破村子里写《桃花源记》，当曹雪芹喝了粥去写《红楼梦》，已经是世界的奇迹。我佩服木心毕生用创作的世界性要求自己，他没有渴望获得西方承认，他生前甚至从未试图获得中国的承认。但我愿意说，当木心在地牢里写他那些毫无用处、无法辨认的狱中手稿，已经是写作的奇迹。诺贝尔奖不会颁奖给奇迹。 第二，木心晚年说到中文，有感慨，非常简单，非常朴实。他说屈原、陶渊明这么伟大的诗，西方人不懂，翻译得再好，也不可能传达中文的妙处。他说，好在中文，死在中文。他一生写作念念不忘世界性，但他唯一的志愿是，与中文共存亡。*本文节选自音频节目《陈丹青：离题而谈｜第二季》第20、21期。完整内容请至“看理想”收听，点击最下“阅读原文”。📖 🖌️《文学回忆录》的回忆| 第二季现已上线看理想App音频编辑：hyl、LinQ策划：看理想新媒体部封面图：《狂野时代》商业合作：bd@vistopia.com.cn投稿或其他事宜：linl@vistopia.com.cn 阅读原文 文章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