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是什么呢？可不就是这样一个宇宙，在这里行动找到它的形式，结语找到它的口吻，人找到了他的归宿，整个生命就是一场命运。”原文作者 | 加缪《我反抗，故我们存在》译者：严慧莹作者：（法）阿尔贝·加缪版本：浦睿文化｜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5年5月对和谐一致的期望我们或许可以区分出“正面文学”与“叛逆文学”，大致上前者属于古代和古典时代，后者始于现代。我们注意到正面文学中极少有小说，就算存在少数小说，除了特例之外，内容也与历史无关，皆属幻想（如《戴雅洁与夏利克雷》或《阿丝特蕾》），这些是杜撰的传奇故事，而非小说。 相反地，叛逆文学则真正开展了小说的形式，并不断丰富繁衍直到今日，与社会批评和革命运动同步。小说与反抗精神同时诞生，在美学层面反映了相同的企图心。“以散文体写成的虚构故事”，利特文学字典这样定义小说，可不正是这样吗？一位天主教文评家这样写道：“艺术，不论它的目的是什么，都是和上帝竞争的有罪的敌手。”确实，以小说来说，它竞争的对象应该是上帝，而非世间的敌手。帝博戴谈到巴尔扎克时，表达了相同的想法：“《人间喜剧》（La Comédie Humaine）是对上帝天父的模仿。”伟大的文学所做的努力就是创造独立的宇宙或完整的典型。西方的伟大创作并不局限于对日常生活的描写，而是不断地刻画激动人心的伟大形象，奋力去追寻它们。总而言之，创作或阅读一本小说是一种怪诞的行动。将现实中发生的事重新整合而塑造成一个故事，这个举动不是不可避免或必要的，就算被一般解释为让创作者和读者得到愉悦，也该思考大部分人花时间从一个编造的故事里得到愉悦到底出于何种必要。革命抨击纯小说是种无所事事、逃避现实的想象，至于通俗的说法，则把拙劣的记者谎话连篇的文章称为“小说”。几个世纪以前，人们还有一个错误的用语，说某些年轻女孩是“风花雪月的小说调调”，意思就是这些理想派无视生存的真实状况。广泛来说，人们一向认为小说有别于真实生命，把生命美化的同时也篡改了现实，最简便的说法，就是把小说视为逃避，这也吻合了革命文学批评的观点。但是人们借由小说逃避什么呢？太过残酷的现实吗？ 幸福快乐的人也读小说，而极端受苦的人却经常丧失了看小说的兴致。另一方面呢，和我们不断被那些权威戒严的世界相比，小说世界确实没那么沉重。然而，又如何解释我们觉得小说人物阿道尔夫比邦雅曼·贡斯当更亲近，莫斯卡伯爵比那些在位当权的宣扬说教者更容易了解呢？巴尔扎克有一天在针对政治和世界命运的一番长谈之后说：“现 在该谈正经事了。”他指的正经事是他的小说。小说世界有无可置疑的严肃性，我们坚持严肃地看待小说，两个世纪以来小说提供了无数丰富的世界和典范，这一切都不是一句“想逃避现实”足以解释的。诚然，小说创作代表某种对真实的拒绝，但这拒绝并非单纯的逃避，或许可看作黑格尔所说的，高尚的灵魂在失望之余自我创造的一个由纯美道德主宰的虚构世界？然而，教化小说和伟大文学相去甚远，相反，爱情小说中最经典的《保罗和维尔吉妮》是一部令人伤痛的作品，毫不安慰人心。矛盾就在这里：人拒绝世界现状，却又不想逃避它。其实，人依恋他生存的世界，绝大部分的人都不想离开它，他们一点都不想逃离世界，反而永远都觉得拥有得还不够。他们是古怪的世界公民，生活在世上却永无法被满足，就像失去了祖国的、被放逐的人民。除了稍纵即逝的满足时刻之外，他们觉得现实永远都未完成。他们的行动被下一波行动遮掩，这些行动又在措手不及的时候回来让他们承受后果。这一切流逝都难以掌握，如同坦塔罗斯那永远无法被满足的欲望，如果能够出现的话，也只有在死亡那稍纵即逝的一瞬间：一切尘埃落定。 在世界上，想意识到存在，唯有在不再存在、死亡的那一刻。因此才会有那么多人渴望在别人的生命中找到体验，以旁观者的角度窥视这些生命，赋予这些生命和谐一致。和谐一致事实上并不存在，但对旁观者来说却是如此轻易而明显。旁观者只看到这些生命一连串起伏的亮点，却未意识到折磨这些生命的细枝末节。我们针对这些生命进行艺术创作，以最基本的方式将之化为小说，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试着把自己的生命化为艺术品。我们希望爱情永存，但也知道它无法永存，它就算奇迹般地持续一辈子，仍然是未完成的。我们对永远持续的渴望无法被满足，如果我们知道痛苦是永恒的，或许我们就更能接受与了解尘世间的痛苦；伟大的灵魂似乎有时惧怕的不是痛苦本身，而是这痛苦不能持续。得不到持久不懈的爱，绵长持续的痛苦至少算得上是一种命运。然而不，连最悲惨的折磨也会停止，某一天早上，在经历这么多绝望之后，一股无法抑制的想活下去的渴望对我们宣告，一切都已结束，痛苦和幸福一样毫无意义。“拥有”的欲望不过是“持久”的欲望的另一种形式，它造成面对爱时无力的妄想。没有一个人，即使我们最爱的，且以最完整的爱反馈我们的人，也绝不会成为我们的拥有物。在这残酷的大地上，相爱的人生时总是苦寻，死时也不免落寞；完全拥有一个人，一辈子全然相合至死，是不可能的奢望。“拥有”的欲望是不能满足的，如此无法满足，以至于在爱本身消失之后还依然存在。于是，爱束缚了被爱者。自此孑然一身的爱人，他卑鄙的痛苦不在于自己不再被爱，而是知道对方可以也应该会再爱别人。说得更极端一点，所有被“持久”与“拥有”的过度欲望缠绕的人，都希望他爱过的人自此枯朽或死去。这是真正的反抗，那些从未要求过——哪怕只有一天——世人和世界绝对的纯真，却在面对这绝对纯真的不可能时，因悲怀而战栗又束手无策的人；那些不断地把对绝对纯真的缅怀往后推延，没有因试着去爱而毁灭自己的人，他们无法明了反抗的真实内容和它毁灭的狂热冲动。然而，我们无法掌握别人，也无法被别人掌握，人都没有一个固定的轮廓。从这个观点来看，生命也缺乏固定的风格，不断追寻它的形式风貌，却永远追寻不到。因此，被撕裂的人也徒劳地追寻这个形式，希望在生命清晰固定的轮廓里能自由自在地活着。世上只要有一个活生生的东西有固定的样貌，人就能释怀了！人只要有基本意识，就无法不竭力追寻所有能赋予他生命所缺少的和谐一致的形式或态度。表现或行动、浪荡子或革命者，为了存在于世都渴求和谐一致。这有点像某些已经很不堪的、可厌的情人关系，还拖拖拉拉无法了结，因为一方等着找到适当的用词、姿态、情境，以便把这段关系化为一个完结的、安排好的故事。光活着并不够，还必须有种命定，在死亡来临之前的命定。我们可以说，人对世界的观感比真实的世界更好，但是这更好并不表示不同，更好的意思是指世界的统合一致。使心灵得以超越这个四分五裂又无法摆脱的世界的，是对和谐一致的期望。它不是平庸的逃避，而是最固执顽强的诉求。不论是宗教还是罪行，人的一切努力都服从于这个不理性的渴求，给予生命它所欠缺之形式的渴求。这个渴望或许导向对天上神祇的膜拜，或许导向摧毁人类，也或许导向小说创作，由小说承载这种严肃性。加缪（Albert Camus），法国作家、哲学家。195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之一。主要作品有《局外人》《鼠疫》《西西弗神话》《反抗者》等。给予永恒一个人性的面目小说是什么呢？可不就是这样一个宇宙，在这里行动找到它的形式，结语找到它的口吻，人找到了他的归宿，整个生命就是一场命运。小说世界只不过是按照人深沉的渴望，对我们这个世界的修正，两者是同一个世界。痛苦、谎言、爱是相同的，小说人物有着和我们一样的语言、弱点、力量，他们的世界并不比我们的更美好、更伟大，但是他们至少走到了命运的终结。克瑞洛夫、史塔夫斯金、卡斯兰夫人、朱利安·索海尔、克列芙王子这些小说人物之所以如此震撼人心，是因为他们将激情发挥到极致。他们对我们来说深不可测，因为他们完成了我们永远无法完成的。拉法耶特夫人以她最波澜起伏的人生经历写下《克列芙王妃》（Princesse de Clèves），她想必就是“克列芙夫人”吧，但她又不是。二者之间有什么不同呢？不同点是拉法耶特夫人没进修道院，身边也没有人因绝望而身亡。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她至少经历过那种惊天动地的爱情的锥心痛楚，但是她本身的爱情故事没有句点，她存活过来，以不再陷入爱情的方式延长了这爱情。若非她用准确无误的语言清晰描绘出来，没有人，甚至连她自己都不会知道这段爱情的原委与结局。所有的爱情故事，再没有比戈宾诺所著的《七星派》（Les Pléiades）里的苏菲·彤丝卡和凯西米尔的故事更浪漫凄美的了：苏菲是个敏感美丽的女子，完全体现了司汤达的那句肺腑之言“唯有性格高贵的女子能让我幸福”，她迫使凯西米尔承认对她的爱慕。她一向习惯被追求爱慕，凯西米尔每天与她见面却表现得心如止水，让她气愤难耐。凯西米尔最后终于坦白对她的爱恋，但是用的口气像在宣读法律判决书。他仔细研究过她，了解她如同了解自己，深知他缺了便不能活的这段爱情，是没有未来的。因此他决定向她倾吐这段虚空的爱情，并把自己的财产赠给她——其实她很富有，这个举动并没有多大意义——但她必须每月给他一笔微薄的生活费，让他在随便选择的一个城市郊区住下（选中的是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市），在贫困中等待死亡来临。凯西米尔承认，靠苏菲的接济来存活的这个想法，已经是人性弱点上的让步，也是他唯一允许自己的让步。他最多也只是偶尔寄出夹着空白信纸，信封上写着苏菲名字的信。苏菲听了先是懊恼、困惑、伤心，最后终于答应。之后的一切都按照凯西米尔所预想的发展下去，他在维尔纽斯为悲伤的爱情郁郁而终。小说情节安排有其逻辑，一个优美的故事不能缺乏一个坚定的连续性，尽管这绝不可能出现在现实生活中，却是从现实生活中引发的梦想。倘若戈宾诺到维尔纽斯去，他很可能会觉得无趣而离去，也可能在那里过得很舒畅。但是凯西米尔并不想改变，不想治愈爱情之苦。他要坚持到底，就如同希思克利夫，他希望超越死亡，直下到地狱深渊。这是一个想象的世界，但是是为了修正现实世界所创造出来的，在这个世界中，痛苦可以持续到死亡，激情永不消散，人们坚守着一个念头，永远为彼此而活着。人们为这个世界创造出一个让自己安心的形式和界限，这是他们在现实世界中徒劳追寻而找不到的。小说为生命量身制造一个命运，因而它与造化互别苗头，也暂时战胜死亡。对最著名小说的详细剖析，从不同的角度显示，小说的本质就是艺术家以本身经验为基底，永远朝向同一个方向不断修正。这远非道德或纯粹形式的修正，它首先追求的是和谐一致性，借此表达一种形而上的需求。到了这个阶段，小说可说是对怀旧或反抗情绪的智慧运用。对这种一致性的追求，我们可以深入研究法国的分析小说，以及梅尔维尔、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然而两个极端的对立——普鲁斯特的创作和近几年美国小说的创作这两个典型——已足以佐证我们的论述。美国小说（这里谈的自然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硬”小说）认为，只要将人简化为和他生存所需、外在反应、行为举止符合的程度，就能达到和谐一致。它并不像我们的古典小说那样，特别凸显某个感情反应或某种特别激情，加以描述铺陈，而是拒绝分析，排除一切可能解释人行为根源的基本心理探索，因而这种小说的一致性只是“人”的观点的一致性。它的手法就是从外部描绘人，描绘他们最不经意的手势，不带评论地转述他们的话语，甚至到了不断重复的地步，好似人完全由他们每天机械式的生活所决定。到了这样机械化的层面，人们就彼此相像。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这个怪异的小说世界里，所有的人物似乎都可以互相替换，甚至外表特征都可替换。这种手法被称为写实主义实在是一大误解，因为抛开难以理解的艺术上所谓的写实主义概念——这个我们会再次谈到——美国小说世界的目的很显然并不是纯粹简单地重现现实，而是任意地强加一种风格，刻意地将真实删减切割。这样得出来的一致性，是一种压低铲平的一致性，使人和世界都等高等平，毫无起伏。对这些小说家来说，似乎是人的内心活动剥夺了外在行动的一致性，剥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虽然这样的怀疑也不完全错，然而只有从内心的现实制造出一致性，而非否定它，才能满足反抗这一小说艺术的根源。全然否定内心的现实，就好比引证一个想象中的人。这种美国黑色小说也和公式化大团圆结局的爱情小说一样，众所皆知非常虚空。它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教化，所描绘的对象被简化为单纯的生命体，反而产生了一个抽象而无意义的世界，它不停被真实驳斥。这种小说排除内心生活，人似乎是隔着玻璃被观察的，这种病态的演绎，按照逻辑，最后主题千篇一律是个平庸平凡的人。因而我们明白为什么这个小说世界充满这么多“毫无心思”的人，毫无心思的人对这种书写来说，是个理想的主题，因为他是个模糊不清的形体，只由他的行为来界定，他象征这个绝望的世界， 一堆悲伤的行尸走肉活在机械式的协调之中。 美国小说家们举出这样的病态典型来抗议现代社会，本身却毫无建设性。至于普鲁斯特呢，他由现实出发，透过巨细靡遗的凝视关注，创造出一个只属于他的无可取代的独立世界，标示着他战胜了事物的流逝与死亡。他用的手法完全相反，先是审慎地筛选，仔细搜集一些作者本身生命最隐秘角落里的特殊时刻，因此余下的那些巨大的空白便从生命中被排除，因为它们没有在记忆中留下任何痕迹。若说美国小说世界里的人是没有回忆的，那普鲁斯特的整个世界本身就是回忆，只是这是回忆中最困难最严苛的一种，它拒绝接受世界是如此分散，重现一缕过去与现在世界之间秘密的芳香。普鲁斯特选择了内心生活，甚至比内心生活更隐秘的东西，拒绝这被遗忘的真实世界，这机械式、盲目的世界。然而他并未因拒绝真实世界而否定它，并未犯和美国小说相同的错误，直接抹消并机械化生活，相反地，他以一个更高境界的一致性，统合过去的回忆和当下的感受，扭伤的脚踝和幸福的往日。马塞尔·普鲁斯特重返年轻岁月美好的地点是件困难的事，海边永远有繁花似锦的年轻女孩绽放笑颜，兴奋得叽叽喳喳，然而凝视她们的人却渐渐失去爱她们的权利，犹如他爱过的女子已失去被爱的魔力。这是普鲁斯特的悲伤。这悲伤如此强烈，使他拒绝一切存在，但是对面孔与光线的喜爱又让他对这世界有所依恋。他不甘心幸福的假日时光一去不返，于是亲手重新创造这些美好的时光，表现对衰亡的抗争。 在时间的尽头，过去会重视为一个永不灭绝的现在，比原来的真实更真实、更丰富。《追忆逝水年华》（Temps Perdu）中的心理分析只不过是个有力的方法，普鲁斯特真正的伟大之处是写了《重现的时光》（《追忆逝水年华》七卷中的最终卷），整合了一个散落的世界，赋予了散落与永恒同等的意义。去世的前夕，他艰难得来的胜利就在于经由回忆与才思，从不断流逝的形体中萃取出人类一致性的动人象征。像这样一部作品是对创作最大的挑战，它自成一个完整的整体，一个完成的、统合的世界。 这就是所谓毫无遗憾的作品。有人说普鲁斯特的世界是个没有神的世界，这话没错，倒不是因为他的作品中从不谈及神，而是因为他的世界本身想成为一个圆满的完美，给予永恒一个人性而非神性的面目。《重现的时光》，至少就其野心来说，是一个不需要神的永恒。就这一点来看，普鲁斯特的作品可被视为人对终有一死的反抗所做的最宏伟、最有意义的事业之一，它显示了小说艺术重新改造了强加在我们身上、我们拒绝接受的生命。至少从某个方面来看，这个艺术的主旨是在为造物反抗造物主，但从更深一层来看，它结合了世界和生命的美，以对抗死亡与遗忘，因此它的反抗是创造性的。PS：本文选自《我反抗，故我们存在》一书，注释请见书中原文。本文经出版社授权刊发。作者：加缪；摘编：张进；编辑：张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最近微信公众号又改版啦大家记得将「新京报书评周刊」设置为星标不错过每一篇精彩文章～🌟2024书评周刊合订本上市！点击书封可即刻下单点击“阅读原文”了解《新京报·书评周刊》2024合订本详情 阅读原文 文章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