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约 6000 字 阅 读 需 要 20 分 钟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灭亡的过程中，似乎总有那么一两个人物扮演着大厦倾倒时最后折断的那根梁柱。他们或是名满天下的宰执，如宋之文天祥、元之脱脱；或是披坚执锐的名将，如金之陈和尚、明之孙承宗；而最近借着一部电视剧的热播，清朝也似乎有了专属标志性人物，那就是临终前呢喃着：“我死，大清遂亡！”的爱新觉罗·良弼。被遗忘的托孤大臣——良弼先祖的从龙之功由于与清朝皇帝同姓，因此不免便有人先入为主的认为良弼乃是一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宗室贵胄。但事实上良弼的族谱虽然的确可以追溯到清显祖塔克世（努尔哈赤的父亲），但其后世传承却是一波三折、几起几落。根据《爱新觉罗宗谱》记载，良弼家族起源于清显祖塔克世第五子，清太祖努尔哈赤异母弟——爱新觉罗·巴雅喇。由于巴雅喇的母亲早年间曾待努尔哈赤兄弟颇为凉薄，因此努尔哈赤得势后对巴雅喇的态度也自然远不如亲弟弟舒尔哈齐、雅尔哈齐那么亲近。讽刺的是，巴雅喇虽然一生未得重用，但在其死后，他的几个儿子却成了各方势力争夺的“香饽饽”。天命十一年（1626）九月，巴雅喇的次子拜音图（一作拜尹图）被任命为了“正黄旗佐管大臣”。考虑到此时努尔哈赤尸骨未寒、新继位的皇太极尚未完成自己统领的正白旗、镶白旗与正黄旗、镶黄旗的对调，因此负有“佐理国政、审断狱讼”之权的拜音图，可以被视为努尔哈赤临终时为自己所宠爱的两个幼子——阿济格、多尔衮所物色的几位“托孤大臣”之一。当然，以努尔哈赤的政治手腕，自然不可能为自己宠爱的三个幼子仅安排拜音图这样一位“托孤大臣”，在正黄旗中还有自幼便跟随努尔哈赤南征北战的冷格里、纳穆泰两兄弟，而在多铎所领的镶黄旗中则有努尔哈赤的外甥兼女婿郭络罗·达尔汉、宿将瓜尔佳·伊逊等人。可以说，正是努尔哈赤临终前的这些布置，最终保护了自己与乌拉那拉·阿巴亥所生的三个儿子，令其可以平稳渡过皇太极执政时期的一系列政治漩涡，并在长大后成为独当一面的领军大将。而拜音图及其弟巩阿岱、锡翰也在冷格里、纳穆泰等宿将先后故去后，成为清王朝中的实权将领。清崇德八年（明崇祯十六年，1643）皇太极死后，拜音图、巩阿岱更成了摄政王多尔衮的左膀右臂。跟随阿济格和多铎参与了打击李自成所部农民起义军及扫荡南明的诸多战事。顺治六年（1649），拜音图因战功而被加封为了“多罗贝勒”，其弟巩阿岱、锡翰亦加封为“贝子”。甚至在顺治八年（1651）多尔衮死后，巩阿岱一度与索尼、鳌拜同为“议政大臣”，也算是跻身了核心决策圈。但是，多尔衮生前的独断专行，早已引发了八旗内部的集体仇视，作为其生前亲信的巩阿岱很快便成为被清算的对象，与其弟锡翰一同以“党附之罪”于顺治九年（1652）被杀，其兄拜音图也因此事而受到牵连，被削去爵位后幽禁至死，而巴雅喇一脉的爱新觉罗氏子孙也因此被一度废黜宗室资格，直至嘉庆四年（1799）才得以被恢复了宗籍，但也不能以塔克世直系子孙的身份佩戴“黄带子”，只能以“小宗”的身份佩戴“红带子”。鸦片战争的背锅侠——良弼的直系祖先伊布里的尴尬境遇巴雅喇一脉之所以能在一百多年后重新恢复了宗室身份，很大程度要感谢“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一方面因为这位“十全老人”是个“军迷”，对阿济格、多尔衮、多铎等先人的战功颇为神往，所以在其执政时期陆续为其平反，巴雅喇子孙所谓的“党附之罪”自然也就无从提及了。另一方面，由于“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的大力整肃，清朝直系宗室在雍正年间已日渐凋零，为了维护满蒙贵族的统治，乾隆帝及其继任者们也不得不通过恢复名誉和爵位的方式，来壮大宗室的力量。巴雅喇一脉的子孙，巩阿岱的六世孙——爱新觉罗·伊里布，好不容易在家族恢复宗室身份的两年后考中了进士，却也要从基层干起。先后历任了“云南府南关通判”“澄江知府”后，才在先后两任“云贵总督”伯麟、庆保的举荐下，离开了边陲之地，开始在安徽、山西、浙江、湖北等地任职。道光十九年（1839），已然63岁的伊里布终于顶着“协办大学士”的头衔调任了“两江总督”。然而他的仕途登顶之路很快便被鸦片战争的烽火所打断。客观的说，伊里布出于个人利益和名望考虑，起初也曾在浙江等地组织过一些抗英活动，并为了收复定海，谋划了一个粤、闽、浙、苏四省水师会剿英夷的方略。然而，随着英军舰队逼近天津，道光皇帝的首鼠两端，令老于官场的伊里布很快便放弃了最初锐意进取的姿态，转而选择了与英军围绕定海展开了一系列的交涉。然而，伊里布的停战举动，极不得人心，很快成为同官们的众矢之的。加之，其为了尽快通过外交途径收复定海，私自释放了部分英军战俘，更加剧了道光皇帝的不满，对其下达了“革去协办大学士，拔去双眼花翎，暂留两江总督之任，仍带革职留任处分，八年无过，方准开复，以观后效”的处分。道光二十一年（1841），随着接替林则徐出任“两广总督”的琦善因擅自与英国议订了《穿鼻草约》，而被“革职锁拿，查抄家产”，此前与英国方面有过接触的伊里布也跟着倒了霉，被革职后后判了一个“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以示惩儆”的处分。讽刺的是，伊里布刚刚被一撸到底，清政府便在连战连败之下，不得不重启与英国的议和。而由于英方指明要伊里布参与和谈，这位老臣又被拉了出来，先是“发至浙江军营效力”，随后又被道光皇帝赏了“七品衔”。此后，随着英军的不断攻城掠地，伊里布的政治行情竟不断看涨。后来还跟随耆英等人代表清朝政府同英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随着《南京条约》的正式签署，伊里布也从罪人重新被定义为外交干才，以“钦差大臣、广州将军”的身份，奔赴广东办理“中英交涉事宜”去了。只是，面对英国方面的步步紧逼以及广东各地的反英声浪，伊里布全然招架不住，竟在到任后不久便病故了。道光帝听闻此事之后，或许是感动于伊里布几年来的不容易，给予了“太子太保衔”和“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的追赠，算是在政治上为其平了反。只是这些政治殊荣并非可以世袭的爵位，伊里布死后，其后代子孙大多泯然众人矣，直至那个叫良弼的少年出现，这个家族才又重新回到了历史的聚光灯下。孤独少年的留学之旅——良弼的早年经历良弼的身世其实颇为离奇，虽然《清史稿》中称其为“（协办）大学士伊里布孙”，但由于年龄相差悬殊，因此有学者认为良弼可能是伊里布的玄孙。只是无论如何似乎都无法解释《爱新觉罗宗谱》所载的伊里布后代中并没有良弼名字的事实。因此笔者斗胆猜测，良弼很可能是伊里布某个儿子的庶出子，而这一点也恰好与其“早年丧父事母、生活贫苦”的记载相吻合。由于出身卑微，良弼只能刻苦读书。光绪二十四年（1898），21岁的他考入京师同文馆的东文馆，攻读日语专业。此时恰逢甲午战败后清政府以日本为师，意图变法图强，良弼得以于次年留学日本，并在1901年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然而，良弼抵达日本之时，“戊戌变法”已宣告失败，清政府在八国联军所发动的侵华战争中的种种拙劣表现，更令举国上下对其失望透顶。一时间，在中国的日本留学生中迅速分化为了“革命派”“维新派”和“保皇派”，并彼此相互攻讦。而良弼作为爱新觉罗氏的子孙，不可避免的遭到了“革命派”的仇视。由杨度等湖南留日学生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东京创办的《游学译编》中，曾记录的这样一段有趣的争执：“岁首元旦大会演说有语侵（冒犯）满洲者，满洲之警察学生归商（议）之，良弼满洲人曰，无妨也，以一顶子且每日五十两银子给伊等者，彼又将为我之奴隶。”这个段子联系到留学早稻田大学的“正蓝旗子弟”穆儒丐在小说《徐生自传》中“南边学生，看见我们还是仇人一般的看待。甚至教习没上堂，便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了许多什么杀却满奴、直捣‘黄龙’的话”来看，当时日本留学生中的满汉矛盾虽然尖锐，但大致也不过是打嘴仗而已。而良弼的言论之所以令这些反满的革命派“破防”，无非是自八旗入关以来，清政府一直都是如此做的，且效果显著。当然，彼时只是一个普通留学生的良弼手中并没有“顶子”和“银子”，他与其他留学生的交往大多还是以诚相待的。如其与同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生的吴禄贞虽然常常因为理念不合而争得面红耳赤，但最终还是良弼先让一步，表示：“吾二人，尔汝如兄弟，如携手练兵，以御外侮，左提右挈，天下事大可为。尊主庇民，何必革命。”除了吴禄贞外，良弼的另一位好友是来自江苏无锡的廉泉。如果说吴禄贞是日后以武装起义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新军代表人物的话，那么廉泉便是清末在各种政治风潮中左右逢源的维新士大夫的写照。廉泉于光绪二十年（1894）中举，进京赶考之际恰逢“公车上书”，便参与其中。有趣的是，廉泉并未因此而被清政府打入另册，反倒被慈禧的近臣——叶赫那拉·怀塔布所招揽，轻松入仕，并一度由“户部主事”荐升为了“户部郎中”。不过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怀塔布死后，廉泉的思想开始转向“革命派”，其妻子吴芝瑛更与秋瑾成了闺中好友。与“醇亲王”爱新觉罗·载沣有些私交的廉泉，是否对良弼的仕途有所助力，世人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1903年良弼与日军军官城仓通郎研究欧洲各国参谋部运作模式、共同编撰的《参谋要略》在东京兵事杂志社出版，他的名字已然“上达天听”。在清政府任命的“日本留学生总监督”汪大燮为这本《参谋要略》所作的序言中这样写道：“良弼君以天潢华胄，励志绳武，欲大造于我邦家。己亥秋奋袂游日本学陆军，于兹五年矣。”显然，清政府是有意利用良弼的宗室身份，将其打造成新生代“忠君爱国”代表。有这本区区80页的《参谋要略》打底，配合上“皇室贵胄”的人设，良弼归国之后的政治行情自然也是连年看涨：1904年升练兵处军学司监督、1905年三月补军学司副使、八月调充陆军第八标统带官、1906年四月回任军学司副使。1907年八月任陆军部军学司司长、1908年十二月授禁卫军第一协统领。被扩大的死亡——良弼的政治短板及其悲剧人生此时的良弼虽与载泽、端方、铁良、恩铭并称为“满人五虎”，但其政治影响力却远逊于其他四人。毕竟，载泽曾任“度支部尚书”“筹办海军事务大臣”“纂拟宪法大臣”，乃是“皇族内阁”中有实无名的首相。端方久历官场，当过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正因为自认位高权重，端方才敢顶着“川汉铁路、粤汉铁路督办”的名义，于1911年率军入川镇压保路运动。恩铭虽然只当到了安徽巡抚，便倒在了革命党人徐锡麟的枪下，却是晚清政府中少数符合儒家思想中“宰相起于州郡”的干吏。与上述三位相比，良弼的定位便非常尴尬了。他回国之初一度被“陆军大臣”铁良以为心腹参谋，但由于铁良始终未能真正掌握“北洋六镇”的兵权，良弼在军中自然也没什么发言权。一方面，留学日本的经历令其对北洋军中的种种陋习颇为不满，但另一方面缺乏在北洋军中担任基层军官的经历，也令其对很多问题本就无从置喙。光绪三十四年（1908），随着慈禧太后、光绪帝的先后去世。清政府内部迎来了新一轮的政治争斗，由于铁良劝说隆裕太后训政、企图排挤摄政王载沣。而被罢免其禁卫军训练大臣之职。良弼无奈之下只能另寻靠山，投靠了同为宗室的爱新觉罗·载涛。载涛曾留学法国索米骑兵学校，与良弼可谓意气相投。但两人意图以先进的武器打造一支强大的皇室禁卫军的设想，对于当时已然贫弱不堪的清政府而言却实在是无从实现。于是乎，宣统二年（1910）二月，载涛便被以赴日、美、英、法、德、意、奥、俄八国考察陆军的名义外发出国去了；3个月后直接被任命为了英国专使。直至5月载涛才被召回再度出任军咨大臣并掌管禁卫军，但此时距离辛亥革命爆发已经仅有5个月的时间了。1911年10月10日，随着武昌城头的枪声，清王朝的丧钟正式敲响。起初，良弼还颇为自信的表示：“北兵南下，人心大定，匪不进扑江西蔓延四出，坐守武昌致同穷寇。现已饬重兵进驻岳州，禁米入湖北境，寇可饥而杀也。”甚至还颇为惋惜的表达了自己不能亲自带领禁卫军去扫荡残敌的遗憾：“禁军首先请赴前敌，未蒙朝议允许。禁军去可少害百姓也。各国外交亦坚留禁军，否则非添兵护馆不可。到处牵掣，殊为扼腕。”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陆军大臣荫昌率部南下镇压起义，却因为难以控制和指挥北洋军队导致作战不利，起义的烈火迅速蔓延，湖南、陕西、山西、江西等相继独立。而当前线清军节节败退之际，隆裕太后要求载涛领兵出征，但载涛却大言不惭的回答道：“奴才练过兵，没打过仗。”不过，载涛这句话还是太高估自己了，他几曾真正练过兵，恰如良弼也不曾真正指挥过作战一样。1912年1月12日，在形势已然岌岌可危之下，良弼仍试图与溥伟、铁良等组织“君主立宪维持会”（俗称“宗社党”），反对南北议和与清帝逊位；主张罢黜袁世凯，组建“战时皇族内阁”，由铁良任总司令，组织忠于清室的军队与革命军决战。然而，此时的清政府早已人心丧尽，1月26日，良弼从肃王府回到红罗厂街的家时遇到同盟会员彭家珍的投弹炸伤。据27、29两日看望良弼的常顺回忆，良弼的状况稳定，29日的上午“见其精神较前为佳”。因此世人怀疑良弼被毒杀。而《清史稿》中也称：“（良弼）及遇刺，医初谓可疗，忽有进以酒者，遂死。”良弼一生并无高官厚禄，因此身后留下的3个女儿全赖好友廉泉扶助。时代的奇特在于，反清志士秋瑾死后，也是廉泉帮忙出资修造了陵墓。 参考文献：[1] 《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谌旭彬著，浙江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2023年12月.[2] 《清史稿》(清) 赵尔巽 等撰， 中华书局， 2020年8月.[3] 《晚清最后十八年：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黄治军著，新星出版社2019年11月.*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赵恺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排版 | 曲晨溪（实习）校对 | 古月国历好物进击的士族旁落的皇权跨越五百年的权力对抗史国民历史读物《国家人文历史》专业团队最新力作展现士族潮起潮落的史诗级历史画卷点击下方封面，即可购买↓↓↓“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