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约 5600 字 阅 读 需 要 18 分 钟上元二年（761），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叛军首领史思明突然从一场噩梦中醒来。他满身冷汗，心有余悸地将身边的人叫醒，说起当时的梦境，一时尿急去了厕所。恰在这时，一场政变发生了。大将骆悦等人秘密见到史思明的长子史朝义，对他说：“今天早上史思明大声责骂我等，我们和您都面临被杀的处境，自古以来就有废立君王之事，请您召见宿卫曹将军共商大事。”史朝义低着头犹豫。骆悦又说：“您如果不听劝的话，我们今天就归降唐军，那样您也就完了。”史朝义落泪，抽噎着说：“诸位好好处理这件事，不要惊吓了我父亲。”骆悦等人只好找来值宿警卫的曹将军并说服他，无论如何要杀了史思明。史朝义最终点头。骆悦带着一帮全副武装的士兵闯进史思明的居所，一路上谁敢阻拦就当场击杀，史思明听到动静，立刻跳墙逃命，当他跑到马圈时，被身边的人出卖，指出了他的去向，史思明赶紧跨马逃跑，却被骆悦的侍从用箭射中胳膊，活捉并软禁起来。史思明询问是谁作乱，得到的回答是“怀王”。史思明当即大声呼喊怀王（指史朝义），对他道：“早晨我说错话了，活该被捉。可是杀我太早，使我不得至长安。”史思明又对史朝义厉声呵斥：“你可以囚禁我，别落下杀父的名声啊！”然而，骆悦等人怕夜长梦多，还是活活勒死了史思明，用毡毯裹尸，用骆驼运回洛阳…… 安史之乱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叛乱，其背后隐藏着诸多错综复杂的关系，其中最具戏剧性的事件莫过于史思明被儿子弑杀，这无疑反映了叛军激烈的内斗。实际上，不但叛军父子之间因争权夺势矛盾极深，就连安禄山与史思明之间也有不小的矛盾。这些内讧事件不仅反映了叛军内部的利益纠葛，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叛乱的进程和结局，甚至成了唐廷得以延续的关键因素。安禄山与史思明之间的微妙关系“我听说为人处世要进退得当，如果我早些出谷，恐怕已经跟哥解一并被（安禄山）斩了。”——史思明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禄山起兵于范阳（北京附近）。人们谈及 “安史之乱”，大都认为史思明是同安禄山一同起兵的重要人物，甚至是安之下的第二号人物，和安有着亲密关系。其实不然，虽然史思明和安禄山同乡、同岁（史比安只大一天）、少同游、长同事，长期互相依存，但安史的关系并不亲密。不但起兵前安曾几乎把史杀掉，且起兵时安根本没与史商议，也没让史参与起兵，史更不是同安一同起兵的人。据《资治通鉴》记载，安禄山起兵前只与高尚、严庄等人密谋过起兵事宜。那么，安禄山起兵时，史思明到底在做什么？关于这一点，史书缺乏可靠的记载，只有《资治通鉴》中有一条追叙：“禄山初以卒三千授思明，使定河北，至是，河北皆下之。”但前人多指出此条失实。这“三千卒”恐怕就是史的旧部，唐朝的大将军北平太守兼平卢兵马使，应有几千兵马。安起兵时，可能是让史率着旧部保持中立。只是后来河北南部危急时，史艰难地为安作战。向润客杀贾循后，史接任范阳留守，也很可能是安的授意。随后，在史惨败时，安又派二万兵相助，后又封史为范阳节度使。这大概都是因为史思明较能作战，能在危急中为安维持河北南部的局面。不然，河北早失，安禄山在河南的主力也会被歼。史虽任范阳留守，但常在常山以南作战，范阳留守由向润客代理。安、史都抽不出主力去防守范阳，且还都常常从范阳征兵和抽兵以补充自己在外作战的兵力。范阳兵力极虚，而财宝却极多，这也是史思明后来不大听命于安庆绪（安禄山次子）并能取而代之的资本之一。事实上，史思明跟安禄山之间的关系更像是“叛军”这一大集团中的两大“股东”。一个明证是史思明在诛杀弑父篡位的安庆绪后，为了争夺“正统”，没有停止对前安禄山势力的打击，那么，安史叛军集团这四次激烈火并的内在原因是什么呢？安史军队的成员构成“自燕州以下十七州，皆东北诸蕃降胡散处幽州、营州界内，以州名羁糜之， 无所役属，安禄山之乱，一切驱之为寇，遂扰中原。”——《旧唐书·地理志》从历史记载看，安史叛军集团具有突厥、契丹、奚、回纥、仆固、同罗、室韦、鲜卑、渤海、黑水靺鞨、九蕃胡、居住在回纥的昭武九姓、柳城胡以及归属于渤海的高丽残部、扶余、新罗等多个民族（两大头目安禄山自称为胡人，史思明则自认为突厥人）。既然安史乱军是一个民族成分非常复杂的军事集团，那么，在这个军事集团里，各族成员关系如何呢？传统观点认为：“（河朔一带）少数民族和汉族存在着矛盾，所以少数民族将领就利用这种矛盾，起兵来夺取政权。安禄山在起兵前，尽力排斥汉将，提升少数民族将领……所以安史之乱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矛盾。”然而，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这里仅从安禄山的提拔官员政策来看，虽然他声名狼藉，但在用人上还是基本做到了“唯才是举”，根本不存在什么“排斥汉将”问题。据《安禄山事迹》卷中记载，天宝十三载（754）元月：“（安禄山）奏前后破奚、契丹部落，及讨招九姓、十二姓等应立功将士，其跳荡、第一、第二功，并请不拘，付中书门下批拟。其跳荡功请超三资，第一功请超二资，第二功请依资进功。”很明显，安禄山提拔官员的标准是功劳的大小和才能的高低，而并非民族成分。有功受禄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由此可见，坊间流传的所谓“安史叛军集团排斥汉人将领”是不存在的。史思明父子的大“屠杀”“鞫仁令城中杀胡者重赏，於是羯、胡尽殪，小儿掷於空中，以戈承之，高鼻类胡而滥死者甚众。”——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史思明杀安庆绪时，对其部下“数内三千三百人是随从庆绪者，亦杀之，食后方移入城。自是禄山之种类歼矣”，目的是削弱安氏残余的忠实力量。无独有偶，史朝义在弑父后，派人回范阳秘密杀害对自己帝位最有威胁的弟弟史朝清，范阳城因此几度陷入互相杀伐的混乱：“城中相攻杀凡四五，死者数千，战斗皆在坊市闾巷间。”最后一场激烈的火并发生在以阿史那承庆和高鞫（jū）仁为首的两派之间，主要以突厥和昭武九姓胡为主：“承庆入东军，与伪尚书康孝忠招集蕃、羯。”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鞫仁兵皆城傍少年，骁勇劲捷，驰射如飞；承庆兵虽多，不敌，大败，杀伤甚众，积尸成丘。”此处的“城傍少年”，“应由奚、契丹、高丽、靺鞨、室韦等部落组成”。可见这次内讧已由一般性权力之争进而演变成不同种族间的仇杀。从史料看来，范阳城内发生种族屠杀之事，是以突厥、粟特胡为一派与“奚、契丹、高丽、靺鞨、室韦”为一派的搏杀。最终，失败的突厥与粟特胡退至城外，没能出逃的全部死于屠刀之下，城内完全被东北本地势力控制。原来两派互相钳制，现在一派独大，这使“降唐”选项对他们吸引力大增。在妥协之下，城内同意让史朝义派遣的李怀仙做统帅。最后，在史朝义逃亡之际，李怀仙选择降唐而叛之，导致其彻底失败。若史朝义不屠杀从城内逃逸的胡人，采取其他方式夺回范阳，恢复以前多族共存、相互钳制的状态，恐怕他不会落得走投无路的凄惨下场。“弑父”及其连锁反应“血未干唐有异端谗人罔极”“帝朝义孝乃因心亲惟口口”——史思明墓出土玉册文字至于安氏父子、史氏父子帝位继承的紊乱，传统上认为是由安禄山、史思明二人性格暴烈，溺爱其他儿子引起长子不满造成的。有历史学者另辟新说，认为史朝义兄弟相残的事件，是“史氏家庭内部‘以少子为尊’才引起其兄朝义的敌视，从而招来杀身之祸。”其俗与后来蒙古的“幼子守产”相同。“幼子守产”是蒙古习俗，一般来说是以长妻或嫡妻的幼子继承大部分遗产。但细读史料，发现这种说法或不符合实情。史载史朝清是史思明的次子，按文意当指第二子，史思明中期降唐的时候，史载其“子七人皆除显官”，可以断定史朝清并非幼子。《安禄山事迹》记载史思明在回范阳后封妻辛氏为皇后、史朝清为太子。辛氏是否只有史朝清一子难以确定，如果另有他子，肯定比史朝清小，那史朝清作为“幼子守产”将不符合条件，而其反而是以皇后嫡长子的身份被立。不过《资治通鉴》却认为史思明回范阳并未册封太子，由于对长子史朝义失望，才暗中欲立史朝清。消息不慎泄露，引起史朝义及其党羽的不满，导致政变。另外，史朝义发动政变时，史思明的宿卫将领曹将军向史朝义倒戈投诚，从另一侧面反映其集团对史朝义嫡长子合法性的认同。我们也可以把安庆绪杀父作为一个例证。安禄山在称帝时也未立太子，此时的长子正作为人质被困在长安，后为唐廷所杀，安禄山因此几乎陷入疯狂。作为次子的安庆绪此时登上了长子的位置，杀父也是由于安禄山对其不满而属意他子造成的。如此来说，“幼子守产”在安史集团内并未成为共识。有则著名故事说安禄山在玄宗前没给当时身为储君的肃宗行礼，并说不知道太子究竟为何物，这似乎符合蒙古不立储而让“幼子守产”的说法。但史家把这则故事当作安禄山刻意讨好玄宗的一个典型来描写。换言之，安禄山对储君、太子的意义是了如指掌的。相对安庆绪及史朝义，史思明承继安庆绪所遭受的挑战尤其大。史思明在火并安庆绪直至其死，一直努力团结内部不同派别。史载史朝义杀了史思明后，“诸节度使皆禄山旧将，与思明等夷，朝义征召不至”。除史朝义能力不济，此事还应当推至史思明杀安庆绪之际：“思明将士或谋杀思明而附庆绪，盖怀禄山旧恩。事临发，情绪降，众皆恨之。”对于安庆绪剩下的“官健六千余人”，史思明“令安太清等养育之，数内三千三百人是随从庆绪者，亦杀之，食后方移入城。自是禄山之种类歼矣”，史思明只杀了其中一半左右，这些人是安氏的嫡系和核心力量。之所以没有杀完，主要还是出于笼络胡人的考虑，胡人的经济支持是史思明不可或缺的。故史思明“昭武皇帝”的身份可能即于杀胡后不久树立的，从他身上有粟特血统来说，于情无不可；安庆绪杀安禄山后，赐史思明安姓，改名为安荣国，故于理亦可。这两点优势不仅为其争取统序的合法性所用，也透露出史思明被迫笼络胡人的隐情。为此，史思明杀安庆绪后，并未迅速进攻唐军，而是回范阳老巢休整，前后达七八个月之久。《资治通鉴》说：“思明欲遂西略，虑根本未固，乃留其子朝义守相州，引兵还范阳。”还有一事值得一提，即史思明在杀安庆绪后“复称大燕，以禄山为伪燕”，史思明打着为安禄山报仇的旗号登上帝位，因而他是以安禄山的继承人自居，那为何称安禄山所创燕国为“伪燕”，对其进行彻底否定？实际上，其意指安禄山不是“燕”的正宗代表，潜在的意思即暗示安禄山不是突厥人。如果这个推论成立，恰可以证明史思明与安禄山相反，他是东北土著的突厥人，是大“燕”的真正代表，目的是树立自己的土著正统，争取支持。史思明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才树立自己的正统地位。他在临死前对史朝义说：“然汝杀我太疾，何不待我收长安？终事不成矣。”固然是出于对史朝义个人能力不振的估计，但更透露出对史朝义统绪威望不足，无法掌御大局的隐忧。正如史思明所料，史朝义恰是在统绪方面不自信，终因杀其弟史朝清而导致覆亡。结语综上所述，安史叛军之所以内讧不止，权力争夺是根本原因。盖因在叛军势力中，权力的分配始终是一个敏感且动态变化的问题。以史思明为例，他从安禄山的部下到合伙人，最后到自己掌权，期间不断地排挤、消灭异己。一旦有新的权力觊觎者出现，就会引发内讧。其次，叛军集团民族成分复杂，必然存在隔阂。在安禄山统治时期，还能靠个人威望、平等用人镇服众民族，但等到史思明父子上台，出于排除异己的需要，便无法延续这一政策，甚至在争权夺利过程中，引发了大规模民族仇杀，大大削弱了自己的力量。第三，信任危机普遍存在。在叛军集团内部，由于成员来自不同的背景，彼此之间缺乏长期的信任基础，甚至父子兄弟之间也是如此。史思明在叛军中就经常怀疑手下的将领对自己不忠诚。他像安禄山猜忌自己一样，猜忌周围的人，这种猜忌会导致他采取各种手段来试探和排除异己。例如，叛军首领可能会因为一些谣言或者无端的猜疑，而对部将进行打压，而被猜疑的部将为了自保，又可能会联合其他将领对抗首领，从而引发内讧。在军事行动中，由于信任危机，各部之间很难做到协同作战，反而会互相拆台。第四，缺乏统一的组织和纪律约束。史思明领导的叛军中，各个将领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部队，都是一个山头。缺乏统一的纪律和权威来规范行为和处理内部矛盾，当出现利益冲突或者权力纠纷时，就很难通过权力秩序来解决。与国家军队有明确的军法来约束士兵和将领不同，叛军只能依靠首领的个人威望或者武力来维持内部秩序，一旦首领的权威受到挑战，内讧就会随之而来。参考文献：[1] 王炳文，《燕政权的嬗变与河北藩镇格局起源》（J），《史学月刊》，2019年第4期。[2] 李协民，《试论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微妙关系》（J），《河北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3] 崔明德，《试论安史乱军的民族构成及其民族关系》（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9期。[4] 陶继双，《史思明父子杀“胡”与政权失败》（J），《巢湖学院学报》，2017年第19 卷第1 期。*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刘萌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排版 | 徐沁（实习）校对 | 李栋 “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