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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卡标题：【补档】我们生活在一代又一代女权主义者的遗产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作者：三月vulcanus发表日期：2025.2.4来源：微信公众号“三月暴雨至”主题归类：女权主义CDS收藏：公民馆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这篇文章被下架多次，再次进行全文补档。全文PDF版本如下：我们生活在一代又一代女权主义者的遗产里由于不可抗力，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补档，文字版已经发不出去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毫无疑问，本文（上、下），是我最为用心、构思和写作时间最长的文章之一。我想描绘的是一幅连绵不断的女性群像与史诗，展现出一直都在被深埋、被遮蔽的女性历史——也是我们的来时路，并希望能以一个女权主义的视角重新解读建国初期的共和国史。前言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女性的整体地位与权利相较于之前发生了显著的提高。在主流叙事中，这一进步似乎是由一个抽象而又模糊的“国家”家长所施舍的。但“国家”本身并非一个能够自行行动的主体，更不是铁板一块。历史进程的背后，永远都是无数的活生生的人在推动。在以往的理解或大众的认知里，这一时期的历史仅仅由几名男政治家全然操纵，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女性群体的强大能动性，也抹杀了她们在历史中的身影与贡献，更忽视了在“党-国家”内部基于性别立场形成的复杂权力动态。我们认为，在这一时期，每一项支持女性的政策或法律，都是女权主义者在幕后运作的成果。如果要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女性地位的提高，就必须要了解她们在漫漫历史长河中被埋没的故事。本文聚焦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国女性连绵不断的抗争史，从权力中心至广袤田野，试图揭开这段被遗忘的史诗一角。而她们的故事为何在今天鲜为人知，主要由于遭受了两次规模巨大的刻意遮蔽：第一次就是当时。由于种种原因（下文会详细论述），她们或被蓄意打压，或被晾在一旁。“妇女工作”被认为是次要的，因而不受重视，甚至被扣上“资产阶级女权”（这在当时是极端严重的指控）的帽子遭遇批判。即便做出成绩，她们也只能隐姓埋名。第二次则是八十年代后的反思浪潮，这一时期的主流舆论是否定前一个历史时期。“铁姑娘”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经典女性形象被批判为“女性男性化”、“没有女人味”。讽刺的是，“女权”在前一个时期的当权者眼中是一个绝对的负面词汇，然而此时却被视为和那时深度绑定的“一丘之貉”。同时，鼓吹“恢复女性传统美德”的儒家死灰复燃、甚嚣尘上，与这一时期从西方传来的性化与商品化女性结合形成了新的厌女症候。至此，社会主义时期的女权主义者的成果再度被遮蔽。我们可以看到，这两次遮蔽，尽管主导者的政治立场似乎截然相反，但在抹杀女权主义者的贡献上却达成了出奇的一致，归根结底只是男权内部的“左”、“右”之争。因此，挖掘、抢救她们的往事，用女性视角还原真实的历史，更显得弥足珍贵。而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讲述属于女性自己的宏大叙事。另，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本文出现的部分人物将用其姓氏的拼音代指。女革命者们与妇联——起落兴衰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哪怕是封建时代，也一直不乏杰出女性反抗男权制度的事迹。例如在敦煌发现的两件古文书证明早在一千年前，我国就出现了民间的女性社团；明朝末年，季娴痛斥腐儒们剥夺女性受教育权，让她们终身受困于繁重家务，并整理出《闺秀集》来搜集、保存历史上的女性们的作品。但受限于时代背景，她们零星的反抗并未形成社会性规模。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深刻改变社会结构的女权运动发生在五四时期。在这一时期，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进步女性纷纷争取离婚自由、男女同校、各种职业向女性开放、女性经济与人格独立等等权利。上海妇女会、广东女界联合会、全浙女界联合会、湖南女界联合会，一个个女子团体相继建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女界钟》，一个个女学、女报的兴起；“贤妻良母”、“三从四德”、缠足、束胸，一个个封建糟粕的破除。五四时期浩浩荡荡的女权运动深刻改变了我们社会的面貌，为后来的中国女性权利的争取奠定了根本基础。然而，正如大众往往只知德先生赛先生，却不知同时提出的还有费小姐（freedom）和莫小姐（moral），在讲述五四运动的意义时，其女权运动的性质鲜有提及。在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女权运动领袖就是邓颖超。她在15岁时就与友人发起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并被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的理论和社会主义男女平等的崇高理想吸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她们这些早年投身革命、立下过汗马功劳的女权主义者，也进入了中央任职，如蔡畅、邓颖超、宋庆龄等。▲左起，蔡畅、邓颖超、宋庆龄。蔡畅与邓颖超成立了全国妇联，并在省、市、县、街道每一级都设立了分支机构，蔡畅任全国妇联主席，邓颖超任副主席。通过下文的梳理，我们将看到，由于具有享有崇高威望的领导者，全国妇联在建国初期如何有力地推进女性权利，又面对了哪些堪称荒谬的严重阻碍，最终在这一悲剧性的庞大历史进程中沉浮起落。关于建国初期女性权利的争取，我们先来讲两个故事：婚姻法的制订过程与上海妇联的早期历程。新中国出台的第一部法律是什么？答案是《婚姻法》——恐怕很多人都不知道。婚姻法是邓颖超主持制订的。她提出，只要有一方坚持离婚即可离婚，不必附加条件。但她的这一提议遭到了极大的阻力，她回忆称：在政法、青年、妇女联合座谈会上，只有她和组织部的一位女同志同意一方坚持离婚可离，其余人都主张离婚应有条件。当时有部分男干部装模作样地说，给离婚附加条件对女性是有利的，不然丈夫就可以随意抛弃妻子了。邓颖超则以长达一年半的全国性调研对这种说法做出了有力批驳：提出离婚的大部分是女性，部分地区甚至百分之九十二是女方提出离婚。离婚原因包括包办强迫、买卖婚姻、虐待妇女等。上面的材料，证明离婚自由的规定，是对妇女有利的。我们知道，在旧中国，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宗法社会的传统，从来都保证着男子的片面的离婚自由，如封建君主时代的“七出”之条，国民党时代的伪“六法全书”的规定，以及社会习俗承认的自然合法等，都是如此。但是女子却得不到离婚自由。目前在新解放的城乡以及某些老解放区，由于旧的封建的婚姻制度尚未彻底铲除，仍受着旧传统、旧思想的深厚的影响……很多农村妇女常常因为离婚不自由而发生自杀与被杀等惨事。所以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即准离婚，是完全有利于广大妇女群众的，也是有利于全体人民的。——邓颖超《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报告》（1950年5月14日）在她的坚决主张下，最终，“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经区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调解无效时，亦准予离婚”的条款写入婚姻法，从法律上确保了我国女性拥有离婚自由。我们再将目光转向上海。在上海解放后，上海妇联动员了数以万计的曾经的家庭主妇进入公共领域，参与基层社区的社会治理。在这一时期，街道和社区的女性工作者比例不断上升，承担了繁重的事务，将基层治理得井井有条——曾经，这里还是上海滩黑社会的天下。但冲突很快发生了。尽管在原则上，社区妇联并不从属于本级居委会，但居委会的干部们总是要求妇联首先应完成居委会的任务，而非“妇女工作”。在妇联之外的部门，主要由男领导把持，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有一个独立的妇女组织，为什么要有单独的妇女工作。一名当时的社区妇联主任吴翠琴说：如果帮助社区开展工作，街道的人就会欢迎你。如果你强调的是妇女工作，他们就会把你视为一个麻烦。我们不得不唯唯诺诺。他们有权力，但我们没有。后来，吴翠琴因为批评妇联不被重视被打成“右派”，遭到贬职。最终，上海规定，在社区工作中，妇联属于居委会。妇联主任应由居委会副主任担任。同时，妇联在完成居委会派发的工作外，不应主动开展工作。这让很多基层的妇女工作者感到自卑和挫折。至1956年，她们已经帮助了六万九千多名女性识字，三十六万名女性参加了扫盲班，但此时却被告知，这些是无关紧要的，应该服从上级的“中心任务”。甚至，在基层妇联并入居委会后，部分男干部变本加厉，试图直接取消妇联。为此，1955年，时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章蕰在会议上说：自从少数城市成立了居民委员会后，一些男女干部开始考虑取消基层的妇女代表大会。这种想法是不对的……由于社会上重男轻女的思想和习俗依然存在，女性在思想、工作、生活等方面依然面临着特殊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有一个专门从事妇女工作的独立的妇女组织。妇女代表大会是市、区妇联的基层组织。因为妇女组织不能取消，它的基层组织当然也不能取消。然而，似乎有人并不认为这一讲话具有约束力。1956年，上海某部门正式提出取消基层妇联。同年，蔡畅亲自来到上海，发表长篇讲话，明确指示基层妇联具有自己的特殊职能。此时，该部门终于意识到了这个“基层组织”与这位高级干部之间的关系。于是，社区妇联不但继续存在，还获得了更多的财政支持。一位曾经的上海基层妇联干部，之前是家庭主妇的吴秀英说：（在妇联工作，）我从没想过退出，我感到非常幸福。在旧社会，其他人会说：“你靠边站！我要和你的男人谈谈！滚回房子里去！”妇女没有地位，没人想和你说话。而现在我可以和领导说话，可以参加各种会议，我多么幸福啊！在建国初期，尽管妇女工作的推进过程中遭遇了很多阻碍，但总体而言还是欣欣向荣的——女性获得了离婚自由、并且在参政议政、参与社会劳动上不断受到鼓励。然而，在1957年的第三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全国妇联突然进行了一次难以置信的剧烈转向，这一举动的转折之大，堪称惊涛骇浪。其放弃了之前鼓励妇女参与社会生产的导向，前所未有地强调女性在家庭和家务中的重要性，提出了著名的“两勤方针”：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这一重大转向至今也让无数历史学家感到匪夷所思，争论纷纷。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与以往导向截然相反的方针提出之前，在史料上几乎找不到任何预兆或蛛丝马迹。在此，我采信来自UMich的王政教授的观点：这一举动是妇联高层为保全自己，不在1957年的反右中遭遇灭顶之灾的以退为进的战略措施。把时间的指针拨回1957年，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第三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定于1957年9月召开，罗琼是大会报告的主要起草者。她回忆，工作组在年初就开始撰写报告，但直到八月，经历了十余次修改，也无法定稿。她们在纠结什么呢？是标题。蔡畅和邓颖超提出，要将男女平等从标题中删掉，并且绝对不能提“争取妇女彻底解放”。为什么仅仅一年前，她们还在各个会议上强调男女平等，指出妇女受压迫，要争取妇女解放，一年后却连提都不敢提了呢？这需要深厚的历史知识，因为我们现在的教科书基本不提1957发生过什么。可以简单理解：这是66-76的短暂版。所以，在这个时期，如果敢于声称当前中国的女性竟然尚未完全解放，后果不堪设想。但如果女性已经完全解放了，妇联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呢？为此，邓颖超直接找到top leader（请自行翻译为中文），请求他的指示，以免自己犯下滔天错误。根据现有史料，top leader（s）当时指出：“判断妇女是否解放、是否平等，主要看社会制度。由于实行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男女在经济上已经实现了平等。妇女已经参与国家政治，而且人数还不少。既然妇女已经平等了，为什么还要求平等呢？”“有没有不平等现象？有。要在社会建设过程中逐步解决。因此，你们应该在代表大会上强调妇女还存在哪些不足，她们自己应该如何努力克服这些不足，以及如何实现她们已经拥有的平等权利。此外，现存的不平等现象不会在短时间内完全消除，它们只是整个社会的残余。如果你们经常提出这个问题，会造成思想混乱。把男女平等与社会主义建设相提并论是不正确的。”于是，妇联的干部们认真学习领会并深入贯彻落实了这一重要指示精神，得到结论：“男女不平等是阶级问题。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现象是要逐步解决的，这些现象的存在是由于个人处理不当，或工作中的问题、失误、缺点造成的，并不是男女不平等的根本原因。说男女仍然不平等是不正确的。”没有任何记录或证据表明她们当时的内心想法。她们曾经也都是叱咤风云的革命者，女权运动的领导者。但或许，她们远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加坚韧。最终，Deng（当然不是邓颖超）作为当时的top leaders之一，直截了当地指示，既然现在男女已经平等了，那妇联之前的职能和目标就无用武之地了，但妇女依然可以发挥一些特殊作用，你们现在的方针应该是“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妇联感激地接受了这一指示。因为Mao当时对于“勤俭”非常强调，这一方针可以确保令他满意。尽管“双勤”的提出表面上看起来是一大退步，但从长期来看，却几乎扭转了妇联的命运。因为既然男女已经平等了，如果妇联再不证明自己有什么特殊的作用，很快就将被真正取消。1957年9月，第三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按时召开。很多来自地方的妇女代表愤愤不平，提出质疑：男女真的已经平等了吗？为什么不提妇女解放了？家务劳动不应该社会化吗？她们并不了解全国妇联其实已经是“劫后余生”。全国妇联并未为自己辩解——也不能辩解。而历史总是有趣的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充满了戏剧般的偶然性。仅仅一年后，一场规模更大的运动发生了——大跃进。全国人民都被动员起来加快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于是，全国妇联趁机调整了之前的“双勤”方针，她们指出，当时的生产力要求妇女要勤俭持家，但是现在生产力发展了，应该让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投入到社会生产中去。但为什么仅仅一年，生产力就得到了如此巨大的发展？我们不得而知。╮( •́ω•̀ )╭同时，妇联还在各种场合试图重新提起“争取男女平等”、“争取妇女解放”，并且倡导女性要在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方面与男性得到同样的发展——这已经逐步打破了一年前的红线。我们可以看到，妇联领导者的适应力、忍耐力和判断力是惊人的，当环境变得极度危险时，她们选择暂时蛰伏，以赢得男性领导的信任，从而保全自己以及自己的组织。而在政治风向转变时，她们又开始积极地追求女性的解放。同时，她们还善于通过以“推进中心工作”的名义实际上为女性争取权利。她们这些曾经的女权领袖，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人人平等的崇高理想才聚集到这面旗帜下与男革命者并肩作战，到头来却发现他们建立的伊甸园却禁止女性入内，所谓的性别平等的纲领和到处都是男性领导的现实之间产生了巨大的撕裂。之前top leaders的指示也表明了她们和他们之间在性别问题认知上的巨大鸿沟，他们总是将女性的问题视为“附属”、“例外”、“个别”，应该以“中心任务”（即对男人有利的任务）为主，女性问题为辅。既然如此，早期的女性工作者们往往将计就计，以推进“中心任务”的名义实际为女性争取权利，最为著名的就是“反封建”。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封建主义就是其中之一。因此，反封建是毫无疑问的“中心任务”。而妇联的领导者们则通过一系列的运作，最终争夺到了“反封建”的话语权，将其内涵塑造为“包办婚姻”、“贤妻良母”、“三从四德”等等，暗中将“中心任务”的话语转变为女权主义的话语。当我们今天斥责重男轻女是一种“封建思想”像呼吸那样简单自然时，不要忘记就连“封建”的定义权，也是我们的先辈所争取到的。历史进程中的性别线索往往是隐秘的，但却几乎贯穿了建国初期的全部。也正是因为这一路线如此隐蔽，今日的人们往往认为那是女性地位的提高是由于“国家”、“时代”的施舍，而没有看到抽象的概念下，是无数鲜活的、斗争的人们。正如邓颖超所言，“要做无名英雄”。长夜难明，但也总有人舍命燃灯。女权主义文化阵地的创建与破灭从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中国妇女》是唯一持续发行的全国性女性刊物，同时也是当时实际上的女权主义文化重镇。本节将以《中国妇女》的发展历程为线索，讲述该刊的领导者和众多女性干部如何在男权体系的内部试图开辟一个女权主义的文化阵地，又是如何在这样一个男性主导的政治进程里最终破灭的。《中国妇女》于1939年创刊于延安，后因抗日战争愈加激烈而停刊。1949年复刊。《中国妇女》的第一任主编是沈兹九，在建国后，她的继任者是董边。董边1916年出生于山西忻州，是家里的第三个女儿。在出生后，她的父亲看到第三胎仍是女儿感到非常愤怒，当场就试图将她淹死，但被接生婆阻止。多么讽刺，全国妇联的领导、《中国妇女》的主编，竟然差点无法出生。在无数“早夭”的女婴里，我们不知道其中本该蕴含了多少种人生可能。在生下董边后，她的母亲无法再生育了，于是她的父亲将没有儿子的怨气全都发泄在她的身上。董边的童年一直伴随着毒打和辱骂，从5岁起就开始下地干活。读到小学四年级，她的父亲就不允许她继续读书了。董边用绝食表达抗议，三天后，她的父亲妥协了。而后董边完成了小学和初中的学业，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太原女子中学。1938年，董边参加了八路军，并于延安大学完成了学业，毕业后在多地担任干部。1948年底，董边被安排到中央党校进行培训学习，但她更希望能前往基层为群众工作。邓颖超得知后，约她进行谈话。邓颖超说：“你想做基层工作，愿意做个妇女干部吗？你知道，中国的妇女姐妹受三座大山的压迫最深，为妇女谋解放是妇女干部神圣的使命。”邓颖超的这番话，使她想起了自己最为痛苦的回忆，想到了自己仅仅因为性别就遭遇的虐待与歧视，从此，“为妇女谋解放”就成为了她毕生努力的动力。于是，她被调到《中国妇女》任副主编，而后担任主编。在此期间，《中国妇女》的封面作为新的性别符号的构建和对主流性别秩序的挑战，是一个非常值得挖掘和表述的地方。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工农兵”宣传画。我们知道，在当时，工人阶级被宣传为国家的主人，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农民只是一个比工人次一级、位于从属地位的身份。当时主流的“工农兵”宣传画是这样的：要么画面中全为男性，要么女性顶多作为其中地位最低的“农民”出现，并且“自觉”退居画面的角落。女性仅仅是象征性地一笔带过，但以示“男女平等”。这样的宣传画流传得如此广泛，以至于人们很难想象如果男性不占据画面的中央，还能怎么画。而1952年第2期《中国妇女》的封面，则颠覆性地挑战了这一传统的性别秩序，在这一期的封面上，工人、农民、士兵，全部为女性：▲1949-1956年，《中国妇女》实际使用“新中国妇女”作为名称。尽管当时“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四处都是，但男人必须要占据画面的中央却是不容置疑的“规矩”。正如这张《中国青年》的封面，他们声称，这是在展现“女民兵风采”。真的如此吗？或许今天有人提出异议，就会被斥责为“敏感”、“打拳”，甚至扣上各种帽子。但在六十年前，曾任《中国妇女》的美术编辑时玉梅回忆道，当她看到这张图后，立刻说，又是在突出男性，非常明显。我绝对不会选择这张图片作为封面，即使我选了，领导（董边）也不会同意。真正的展现女民兵：整整六十年过去了，我们进步了多少，退步了多少？让我们再欣赏一下当时《中国妇女》的其她一些封面（但至于为什么强调“当时”，后面会提到）：同时，1956年《中国妇女》刊登的一幅漫画也意味深长：画面中傲慢的男性对三名女性分别说：家务事多，辞职回家吧；休息不行，退职吧；怀孕期间耽误生产、退职吧。最后，他在一个全是男人的工作环境里得意地说：这样才能保住工作。这是1956年的漫画。除此之外，《中国妇女》的一个创举是开辟了读者来信栏目，并创造了一个公共的讨论空间，这可能是国内最早的“论坛”形式。论坛的主题由编辑们选择，范围非常广泛，并且紧跟时事。董边亲自挑选过一些题目作为论坛主题，例如“女干部是最大幸福是家庭吗？”“女革命者的人生追求应当是什么”等等。她回忆道，她看到当时有很多女干部的生育率非常高，三个孩子是常态，五个孩子也多见。在这样的重压和负担之下，她们往往已经无力继续参与工作，远远被一身轻松的男人们甩在后面。董边认为，应当采取措施减轻女干部的家务负担，如果事业和家庭发生冲突，毫无疑问选择事业。全国妇联主席蔡畅对此表示赞同，也写信称：对于有觉悟的妇女而言，为人民服务和为革命事业奉献是首位的，家庭是次要的。丈夫和孩子不是女革命者追求的幸福。《中国妇女》的编辑部会特意挑选一些唱反调的男性来信刊登，并引导对此的批判。有一篇来信说，女人是床底下放风筝——飞不高，不如多做家务。并且还提到他的老婆家务做得较差。下一期的读者来信则纷纷谴责驳斥这种观点，毫不留情地称其为“封建思想”、“违反共产主义道德”。这样的形式对女性和男的都起到了教育作用。一位张姓读者的来信也引起了热烈反响。她在旧社会遭遇过性别歧视，他们说女人不能当医生。而现在她拥有了和男人一样的权利，她对此非常珍惜，希望能认真学习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但她发现，医院里很多女同事却并没有这种愿望，只是在无休止的感情纠葛和家务琐事里浪费青春，她感到非常担忧。除此之外，还有各行各业的女性纷纷来信，有教师、演员、工程师、医生、护士、勘探队员……她们回顾自己的生活，讲述她们的愿望。《中国妇女》在一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却连接了成千上万上女性，展开了一场生动而深刻的讨论会：女性应该为谁而活？结论则是掷地有声的：有理想、有追求，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中国妇女》还讨论过夫妻之间应有的关系。妇联高层罗琼曾在报刊上撰文，称在家里搞“三饱一躺”（吃三餐饱饭然后躺在床上）的男人，是深受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毒害的人，应当受到严肃批判，必要时毫不犹豫地与之划清界限。1964年，针对读者们提出的疑惑和需求，《中国妇女》报道了八位模范丈夫，他们有的承担了大量家务来支持女方的工作，有的则精心照料身患重病的妻子，如瘫痪或失明，并倡导其为新的夫妻关系规范。随着《中国妇女》在选题和文章上不断推陈出新，并且直击当下热点的社会问题，吸引到了越来越多的女性的关注，其销量猛增到近百万份，在当时已经成为社会中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一份报刊。然而，此时一个巨大的变故却突然发生了。1964年10月，时任某top leader突然在最高刊物上点名批判《中国妇女》，措辞极为严厉。而后，人民日报进行了全文转载。董边回忆道，当时看到这篇文章，“只觉得天旋地转”。时任《中国妇女》副主编侯荻也回忆称，这是“突然”的，“被枪口对准了”。他具体说了什么呢？节选如下：“妇女问题必须服从于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如果背离这一原则，只从性别角度看待妇女问题，这是资产阶级的所谓妇女观。” “妇女问题很容易被蒙上一层柔情似水的纱帘，因而很容易偏离阶级分析，便于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播。” “某杂志提出了‘女人应该为谁而活’，却没有讨论阶级问题。人生观和世界观只能以阶级区分，绝不能以性别来区分。没有什么所谓的‘女性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文章最后，将《中国妇女》定性为，代表资本主义势力的反革命集团。这个罪名在当时的严重性，不必多说。最高可判死刑。灾难面前，董边表现出了惊人的从容。在被审查期间，董边说，如果党认为这个报刊和论坛是错误的，她愿意承担一切责任，不要连带别人。而时任副主编的侯荻则通宵加班，准备检讨材料，蔡畅从早上五点钟就开始给她打电话，询问是否写完了检讨材料。无比戏剧性的是，灾难是突然到来的，也是突然消失的。1965年初，全国妇联向另一位top leader提交了初步的检讨报告，称在准备进一步的检讨和自我批评文章。他说，自己已经看了她们的报告了，可以了。董边被无罪释放。她因此激动不已，直接去了蔡畅的家中，蔡畅也开怀大笑，庆祝事情告一段落。1966年8月，在一次大型活动上，蔡畅找到Mao，请他给《中国妇女》题词。Mao似乎并不清楚两年前发生了什么，也或许是根本就没有在意，他同意为《中国妇女》重新题写刊名。这无疑是一道最可靠的护身符，也表现出蔡畅对两年前的巨大变故依然心有余悸。全国妇联为此立刻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但这一护身符的作用并没有持续太久，仅仅几个月后，一场规模更大的史无前例的风暴吞没了全国妇联，董边再次被打成“反革命”，《中国妇女》至此停刊。直到1978年第二次复刊。……时间来到了八十年代。那个红色的、激荡的、疯狂的时代似乎已经远去了。但权力的争夺没有真空，一种话语霸权的退场留下的不是空白，而是另一种话语霸权。八十年代后，主流舆论要求反思前一个时代的荒诞和造成的损害。但可笑的是，在前一个时代明明遭到激烈打压和批判的“女权主义”此时却被视为和前一个时代的“官方”深度绑定的“一丘之貉”，同样被主导舆论的男性政治经济精英与男知识分子视为“荒诞”和“闹剧”。例如，北京大学男教授郑也夫声称：“政府强行推动的妇女解放造成了家庭关系的失调，干预和破坏了家庭中强者和弱者的正常分工。让弱者误以为自己不是弱者，让强者失去信心。最终，中国社会失去了真正的男人，政府强行推动的妇女解放也让中国失去了女性。”这是一种极具代表性的观点。对“妇女解放”持正面评价的人，往往认为这种解放是抽象的“国家”与“时代”的恩赐，具体而言应归功于那几个男政治家；对“妇女解放”持负面评价的人，往往认为这种解放是抽象的“国家”与“时代”的逼迫，具体而言应归咎于那几个男政治家。他们都没有看到的是，在抽象的概念下，是无数活生生的女人的行动与斗争，却把她们视为毫无能动性、对权威言听计从的人偶，并荒谬地无视了在“国家”与“政治”的内部，基于性别所形成的权力关系，及其衍生出的激烈斗争，将水火不容的东西看成一个整体。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认知，归根结底，就是丝毫没有意识到也根本想不到世界上还有一个“女性视角”。在前一个时代的女权主义者的努力被摧毁后，取而代之的是鼓吹女性“三从四德”的儒家学说——封建思想又卷土重来，以及从西方传来的对女性身体的性化、商品化，以及消费主义的甚嚣尘上。主流报刊上关于“女性话题”只剩下了“时尚”、“婚恋”、“家庭生活”等，却再无任何与女权主义相关的探讨了。▲2007年的《中国妇女》封面▲2024年的《中国妇女》封面2009年前后，UMich的王政教授拜访了已经八十多岁高龄的时玉梅（上文提到的美术编辑），并给她看近年的《中国妇女》封面，询问她对此作何评价。她看到封面后久久没有说话，而后恸哭不已。此时前副主编侯荻也是八十多岁高龄，已经双目半失明，她说，“我听说现在的《中国妇女》和旧社会的杂志没什么两样……但我早已退休，不适合插手他们的工作”。那么，现在的《中国妇女》的编辑又是如何看待过去呢？王政教授曾邀请了现任的《中国妇女》的编辑们进行探讨。一位男编辑说，现在的杂志只是消费品，封面不是我们想选什么就选什么，而是要看市场喜欢什么，如果像以前那样天天刊登些农妇，没人会喜欢看的。当王政播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妇女》的封面时，现在的编辑们纷纷赞同这些封面“有意义”、“有收藏价值”。但其中有两名女编辑在散会后找到王政，表明了自己女权主义者的身份。王政问她们，你们认为现在的妇联或者《中国妇女》还能否像以前那样承担女权主义文化阵地的责任？其中一位编辑不屑道，以前的妇联领导是谁啊？现在的只不过是些男人提拔起来的官，还敢反对男的？另一位编辑笑道，你想让妇联说女权吗？你不如让我们俩给你说吧。其实这两位编辑的话点明了本质：早期的妇联领导如蔡畅、邓颖超等，她们不是被男人提拔的，而是与他们结盟的。她们是男领导的盟友、结构的半外部，而非今天那些男领导的下属、结构的全内部。她们最初都是独立的女权运动领导者，而后被马克思主义人人平等的崇高理想所吸引，聚集到这面旗帜下，与男革命者并肩作战，期望能实现一个真正平等而自由的未来。但在革命胜利后，她们却被逐渐排挤到权力的边缘。男革命者打着“性别利益要服从阶级利益”的幌子，实际则是要将女性话题彻底噤声，甚至在后期直接声称根本没有什么“性别视角”，唯一合法的视角就是“阶级”——以男人为标准、由男人而组成的“阶级”。但如果只是以权威的口吻粗暴地给出一个论断，那既然他们可以说“没有抽象的男性和女性，只有阶级”，我们为什么不能说“没有抽象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只有性别”？他们可以说“用性别抹杀阶级斗争”，那我们就可以说“用阶级抹杀性别斗争”。男权的回旋镖而已。妇联本身存在于男权结构的内部，想要为女性发声常常面临着自相矛盾的局面。在建国初期，妇联凭借着其领导人物极高的威望与无比的坚韧和智慧，以及无数工作人员朴实而崇高的理想信念，确实以迂回的手段成功地在男权体系的内部推行了诸多有利于女性的实践。但在更高的权力由男性把控的前提下，这就只能是历史中的偶然与昙花一现。最终，当那一代人离开后，这个曾经发挥过重要功能和作用的机构情理之中地被男权所吞噬、同化，最后沉没在这一悲剧般的庞大历史浪潮中，只留下遥远的回声。广袤田野：基层女性与“铁姑娘”符号在聚焦了处于权力中心的女性的故事之后，我们再将目光转向位于广袤田野的无数女性。这里她们面临的形势同样无比复杂与壮阔，作为最广大的群众，她们的经历与感受奠定了那个年代的基调与底色。“铁姑娘”是那个时代最为著名的妇女解放的符号，与“时代不同了，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到”这一铺天盖地的标语一道，构成了那个年代独有的标志。铁姑娘并非虚构的符号，而是真实存在的，出自于大寨村青年妇女突击队：1963年，大寨村遭遇了洪水。23名13-16岁的少女组成了一支青年工作队，和村里的男人们一起抢救庄稼、修复窑洞和梯田。村长看到后让她们早点回家，她们说既然男的不回家，我们为什么要先回去呢？村长称赞说，你们真是一群铁姑娘啊！后来，她们自豪地给自己取名为铁姑娘大队。1964年，大寨村凭借自力更生将贫困山村变成繁荣的模范村的事迹，得到了Mao的称赞，并进行全国性宣传：“农业学大寨”。于是，铁姑娘的名号也因此传遍全国。后来，山西省某县干部赵某回忆道，他们曾经去大寨村参加过“支前”活动，跟着村里的男人干了十几天的活，感到体力不支。村长便建议他们和村里的妇女一起干，他们欣然应允。但第二天就发现一个令他们震惊的事实：铁姑娘队的劳动强度远大于男人。于是他们的身体状况变得更加糟糕，一个县法官累得连端碗的力气都没有，碗掉在了食堂里。此时，全国都纷纷效仿大寨铁姑娘队，也在各个领域组建“女子采油队”、“女子钻井队”、“女子架桥班”、“三八女子搬运班”等，但几乎没有是妇女自发组织而成的。全国各地的这些铁姑娘队在当时承担了非常多脏、累、险、重的工作，从下列这些访谈中可见一斑：“突击队要专做别人不愿做的事，春天要下秧、催水、踏水车……收割的时候整整一夜不睡，第二天照样出工。两个男的都累倒了，一倒在地下就睡着不肯起了，我们比他们强，有个比我大点的姑娘腿上全长了‘核子’，都化脓了还是不歇。”——原双闸镇铁姑娘队队长 “我们干的比男人还要强，男的干不过我们。他们都是整件的活儿，时间没有我们长。我们要赶轮班，我们有耐力，拖得长，让他们来干我们的活，他们还受不了呢。”——原三八女子搬运班指导员 “有时还很危险，井喷的时候，人要赶快跑……就是干体力活，我们女子作业队也比男的完成得出色，在局里我们年年都是先进，两次被省里评为又红又专女子先进作业队。”——原女子作业队副指导员在这一时期，原有的性别分工结构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了，女性进入了很多原来不被允许进入的行业和领域。然而，更深层次的职业性别分布却从未得到根本改变：在当时待遇最好、社会地位最高的工业领域，女性主要从事后勤和辅助性工作。1958年哈尔滨劳动局的一份报告显示，在建筑业妇女从事的14项工作都是粗重而没有技术含量的“小工”，更受人敬佩的技术工种仍然为男性所牢牢占据。一项研究（高小贤，2005）指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时，陕西女性进入了原来只有男人才能做的棉花采摘领域并且在比例上占了大多数，而这曾是当地男人主要的收入来源。那是不是说明原来不平等的性别分工及歧视消除了呢？不是。是因为男人们都去做报酬更高、更有地位的水利修建了。女人只是作为“替补”和劳动力的蓄水池登场。甚至某油田负责人在访谈时直接声称，油田也总得招点女的进来吧，不然男同志结婚问题怎么解决。在男权社会，这往往是一个普遍规律。正如进行了几千年科举的男人突然声称自己不擅长文科了，当男人主动把自己原有的东西塞给女人时，就说明他们必然已经找到了更好的替代品，原有的已经变成了他们的负担。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女男同工不同酬。我们再来看一组访谈：“实际上，大寨的妇女做的不比男人少。妇女们劳动后还得看孩子、洗衣服、做饭。可是工分上男的最高分是十分，女的最高分就是八分。在一开始劳动的时候，这个不平等一开始就开始了，男的刚参加劳动，大概十二三岁的时候就给五分，而女的也是这个年龄参加劳动的，只给二分或者三分。其实我们不比男人受得少。不过我们也不在乎这个，都是为国家做贡献，多点少点无所谓。”——大寨某“铁姑娘” “妇女和男人一样兴修水利，男的记10分，妇女只有7、8分。”——常熟某妇女队长 “我们创造了比男的多得多的成果却不能和男劳力评同样的工分。我们闹了，但最后只有一部分人工分和男的一样。”——束鹿县某妇女甚至河北某地的生产队长，带领一百多个男劳力脱贫致富，但最后她手下的男劳力一年拿500多元，她只能拿“女人工分”：420元。为什么会这样？她说，因为窗户再大大不过门，女人再能能不过男。表面上轰轰烈烈的“妇女解放”，其细节却如此令人震惊。究其原因，这一时期让女性参与社会劳动的出发点和目的本就不是为了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而是男性最高层出于经济形势的考量：此时正是全国上下大兴建设和发展的时期，男人们都在工厂，那农业自然就需要女人去填补，而工厂的人手若是不够，那就再让妇女也来搞后勤和辅助。女性得到的只有“义务”，但却没有原来许诺的“走出家庭，参加社会化大生产”之后就能得到的权利和平等。正如在政治领域，所谓的“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到”却突然消失不见了。随着六十年代经济收缩期的来临，先前被鼓励和动员起来参加社会劳动的妇女们大多被“挥之即去”。1961年全国女工数量下降352.1万，减幅达到33.3%。同时，她们往往不像男工那样拥有正式的身份和工龄，仅仅被视为“家属工”，得到的只有“拟工龄”。在八十年代后，她们的身份由于没有相关制度的承认，所谓的拟工龄一夜之间化为零，在晚年甚至得不到任何退休金和福利保障。此外，当时的女性往往是“一根蜡烛两头烧”。在承担繁重的生产任务后，回家还要继续洗衣做饭带小孩，在这样的双重重压之下，那一代女性的健康状况往往非常糟糕：“妇女白天干地里活，黑了回来才干家里的活。推磨、喂面、做鞋、管娃。黑了还要纺花搭布。一家人穿的、用的都靠织呢。经常一熬就是个透透夜（指通宵）。地里不去不行，分不下粮时，你要生活嘛。妇女可怜得太。” “1959年那年种棉花6亩8分棉花地。（阴历）六月二十七正热，我生了娃3天就跑到地里看棉花去了，我娃就叫“花花”。过了十几天就给棉花拔草去了，蹲在那，结果弄的脱肛。我说这咋办呀？把那（指肛门）可推上去。在地里硬捂、硬挣。”还有很多女性由于刚生下孩子就需要去地里劳动，导致子宫脱垂，这是那个年代女性常发的一种疾病。难怪曾经的一名妇女队长在访谈时说，“妇女解放，扁担上身”。（扁担指增加的负担）和她一起接受访谈的老妇女队员听到这话先是惊愕，而后低头不语。还有一位曾经的女子作业队指导员说，那段红红火火的日子她永生难忘，但如果现在再组织女子作业队，她第一个反对。对于这段历史到底有没有解放女性，真正的平等应该是什么样的，很多人据此发表了长篇大论，但往往全都是废话和屁话，最终结论竟然是女性天生就是弱者，女人势必不能和男人一样。女人和男人有生理差异，当然。但这绝不能推导出所以男强女弱，女性注定不能和男的拥有一样的权利。首先，没有绝对的强弱。例如一个汉语大作家，如果命令她使用阿布哈西亚语进行写作，还没有当地的小学生写得好，因为她根本不会这种语言。再例如一个数学家和拳击手谁更强？这要看规则是什么，是比做数学题和打拳击。同样的，这一时期所谓的妇女解放将男人视作标准，号召女同志去学习去模仿男同志，实际上在举行一个和男的比谁更像男人的比赛，女性怎么可能胜利呢？如果把男人视作天然的强者和理所应当的标准，而没有看到背后支撑他们成为“强者”的制度和规则，那女性永远都不可能得到解放。假设现在女男互换，说女同志能办到的男同志也能办到，然后让男的都去做手术改造身体进行腹腔生子，边怀边劳动，每个月割几刀让他们流和女性一样的血，再让他们戴着金属制成的沉重喉结罩进行劳动，晚上还得回家把所有家务都做了……那我们自然也会站在旁边感叹，果然男人就是天生的弱者，干啥啥不行啊。女人到底能不能赶得上男人？如果承认赶得上，那会让女性承受更多的负担，就像上个世纪发生过的那样。如果承认女人赶不上男人，那岂不是说女男无法平等了？这是困扰着前人的难题和矛盾，也是她们的历史局限性——依然在男权体系内部打转。而今天的我们已经知道了答案，不以男人为标准，并且看到男人能被视为“天然标准”的原因——背后的男权制度与规则。改变这些制度和规则，让女人作为第一性和天然标准，这些所谓的难题自然就解决了。第二，劳动既不是权力，也不能带来权利。对劳动能力的支配，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对劳动产品的占有，才是权力，也决定了权利。参与社会劳动确实创造了女男平等的条件，但不可能直接提高女性地位。正如女人都锻炼身体确实可能会提高女性地位，但也仅仅是可能，如果我们锻炼身体是为了能更好地给男的生孩子洗衣服做饭，那又有什么用呢？这就是说，一方面，女性大规模进入公共领域确实为女性权益的争取带来了更多可能，但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进一步利用这种可能，就等于零。正如通过访谈得知，上世纪的很多女子突击队和铁姑娘队几乎从未讨论和涉及过任何女男平等话题，她们的确参加了社会劳动，但并没有将其有效地利用起来。八十年代后，官方以关爱和照顾女性为名，不提高待遇和保障而是宣布多个行业从此禁止女性进入，实际上却给女性施加了更多的限制。尾声回顾这波澜壮阔的时代，她们用自己的身躯和鲜血写就和推动了共和国的历史。她们的名字无人知晓，她们的功绩永垂不朽。她们在当时，由于面临着严峻而复杂的政治环境，于是只能隐姓埋名地为女性工作。这是第一次抹杀。而八十年代后，“铁姑娘”和女权话题又遭到男性精英的主流舆论嘲笑和打压，鼓吹女性要有“传统美德”和“女性气质”（实际上是第二性气质），声称女性参与社会劳动是可笑的，她们应该彻底回归家庭。这是第二次抹杀。这两次抹杀的男性主导者看似政治立场完全相反，但在攻击女权方面却达成了惊人的一致。我说过，我要探寻的是被故意遮蔽的历史，讲述我们女人自己的宏大叙事，给历史尘埃淹没下的她们树碑立传。现在，至少我认为我已经做到了。文章中的她们今天大多已经逝去，在此我向我们的母辈致以最真诚的感激和怀念之情！上个时代的她们没有女本位的思想，当然那时也不允许存在这样的思想。从晚清民国起的女权主义运动一直都是自上而下的发动，只有少数知识分子站在前列，并未得到最广大女性群众的共鸣。当然，这不是因为先锋脱离群众，也不是因为群众过于蒙昧，只是一场时代的悲剧。而对于我们，对于我们这个时代——地基已经打成，帷幕已经落下，我们的使命只有向前进。封面图：▲1952年3月，全国妇联邀请女航空人员、女拖拉机手、女电车司机等模范代表举行座谈会。图为邓颖超和她们合影。（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