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May. 2025 文／末梢 重来一次，也许会有更好的念头。都会过去，都会消散。就像没能做完的梦，以及那些明明记得却难辨真假的经历，就像我们终于有机会面对面，向彼此诉说往事，却发现我所记得的，恰好是你全然忘却。1.童年时，我的房间和荒野只有一墙之隔。荒野上长满了野草，夏天，有许多昆虫趴在叶子上，远处贴着小路的地方，散落着几个砖房，墙外堆着大大小小的麦秸垛，似乎一直都在那儿，但几次淋湿后就没办法恢复原状了。卢玉洁和我相识于一场家庭聚会上，我们的父母是同在医院工作的同事。小学升二年级的那个暑假，她每日跑过四五条巷子来找我玩过家家，我们假扮成家庭主妇，起床后，吃早餐，逛街，吃午餐，喝下午茶，看电视，睡觉，一遍遍重复着这样完美的一天。丈夫被我们安排到美国赚大钱去了，从来都不回家。房间太小了，我们总是将衣架、脸盆、板凳撞倒……母亲闻声就会冲过来训斥我们。当我们厌倦了狭小的房间，便去往房后的荒地。到达那儿之前我们需要穿过一条夹道，我们横着身子，像螃蟹一样通过它。荒地太大了，我们抡着手臂奔跑，再也不会撞飞什么，也不用担心妈妈会突然出现在交道口。卢玉洁在一片草丛前蹲下，朝前扑去，双手合十将一只蚂蚱困在掌心，然后拇指和食指探进去，捏住一条细细的腿，我凑近，看到了仿佛正在流淌出粘液的眼睛和触须。她薅下一根狗尾草，将草梗插进它们裂开的“脖子”里，串成一串，递给了我。我们把它们烧了吃，她飞快地跑向麦秸垛，抓起一小把，扔在地上，然后掏出火柴盒点燃一根，丢了上去。我也赶忙将蚂蚱丢了进去。“吱吱啦啦”的声音响起，它们的翅膀被烧焦了。火完全熄灭之后，卢玉洁蹲下来，拨开细腻的灰烬，从里面取出一只蚂蚱，剥开了它黑黢黢的表皮，放进嘴巴里。她说她尝到了草的味道，可我的印象中，那不是草的味道，而是在杂草上点燃的，温暖稀薄的火的味道。后来，我们的胆子越来越大，火越烧越高，我站在火焰的背后，望着眼前的景象，它晃动起来，她也跟着晃动起来，世界像一块融化的糖。我们偷过许多个麦秸垛。无人问津。直到当再一次我们趴在那上面想抱走一大捧时，一个老奶奶从门后探出了头。她的咒骂声比拖拉机的“突突突”还要响亮。我们吓得在荒地上疯跑起来，路上碰到任何人，我们都会朝他大声地尖叫。最后，我们在一个高大的麦秸垛前停下脚步。我点燃了它。我想，这样做大概是出于我想要向卢玉洁展示我的勇敢。不是这样。我是被自己的身体所强迫的，被我忽然掏出火柴盒的手。那有些异样的感受仍旧悬停在将火苗丢上去的瞬间——它由后来不由自主地回想所一次次激起。火飞快地在麦秸垛中央挖出一个张牙舞爪的洞穴来。我们被这一次异常活跃的火苗吓住，没等到它熄灭就逃走了。钻进巷子后，她并未像往常那般与我商量第二日的行动，而是沉默着朝家的方向走去，背影瘦小，胆怯。那天过后，她就不再来找我了。后来一段不算短的时间里，我无论如何都摆脱不掉心中的忧虑：我想我把他们的房子烧毁了，还烧死了一个孩子，他们会带着警察找上门来，把我抓去枪毙。但这些并没有发生。我没敢再到荒地上去。等到它彻底地过去后，那块巨大的地方，才安然地留在了我的脑海里，夜深人静时，它清脆、响亮地滚动着，似乎凝成了一小块坚硬的物质。当时的自由、快乐，慢慢地归我所有，时间与我一同将那新鲜的，无边无际的感受过滤出并保存了下来。 2.它与我的生活环境截然不同，我的房子小到像个杂货铺。房间里的秩序在母亲大吼大叫，摔摔打打的声音中，碎了一地，变成煤堆上少了一条胳膊的塑料玩偶，电视机上的桃核儿，花瓶里从海边捡来的残破贝壳等等。她将头发烫得像一个灌木丛，碎花裙上的花朵，色彩与线条从没有完全重合过，洗脸时，她的手中搓着一块裂开的香皂，终日素面朝天，她以这样的形象，彻底地融进了我们乱七八糟的房子里。家庭气氛也完全由她操纵。她的暴躁脾气，日日悬在我的心头，我生怕她突然冲过来，抓着我的胳膊问道：“这是什么？！”“为什么不……”之类的话。父亲的性格相较之下温和得过了头，不论母亲发多么大的火，他都能够专注于自己手头的事，哪怕只是用左手的食指在右手的掌心练习毛笔字。他顶多只是嫌吵似的逃走，直到傍晚才回来，而且已经喝醉，什么也听不懂了，母亲就算想要继续白天里的争吵，也没办法做到。在这个混乱的，多出什么少了什么，都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房子里，一些空药盒像贴纸一样出现了，附着在生活的表面。它们散在墙角以及植物的根部，蒙上一层灰尘或冰雪。年幼的我，有几次捡起了它们，却并未追根究底。也许它们只是偶然地，忘了被丢进垃圾袋而已，并非我记忆中的，多年来，一直驻扎在那儿，直到风吹雨打变了形，损坏了，才终于消失不见。父亲与母亲并不亲近，当然了，有谁会喜欢那样的女人呢？童年的我一直这样认为。他们两人组建起家庭竟然是出自爱。念及“爱”这个字将在他们两个人之间酝酿：日日夜夜，我都会禁不住打个冷战。不过，喝醉的父亲有时会挑起母亲的一撮头发，嘴巴里胡乱开些玩笑，这时母亲便会露出一种复杂的表情，故作无奈，又心满意足，仿佛陶醉于他语气中的一丝亲昵的气息。母亲偶尔买回新衣服时，会凶巴巴地征求父亲的意见，她指望着得到赞美，说出口的却是：“它太便宜啦！居然只要十五块钱。”父亲从没说过“不好看”三个字，但会打一些滑稽的比方，比如，母亲穿上一件长长的棉袄，他会说这实在太厚了，真像站着钻进了被窝。母亲穿上连衣裙，父亲就说它像是两片围裙缝在了一起。母亲追问：究竟好不好看呢？父亲便说：有什么好不好看的呢！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当我穿上新裙子，期待地望着父亲时，他只会嘿嘿笑两声，然后走开。父亲是一个诚实大过天的男人。当时的我并未因此而埋怨父亲，也并未因夜夜醉酒的他，与愁容满面的她，而将自己的心倾向于留在家里的那个人。我渴望着只属于父亲的生活，渴望他能邀请我去往那里。它轻松而自由，就在迈出房子后的那一秒发生。当他在一片新天地尽情遨游时，恐怕一丁点也想不起我与母亲吧。房间里从未停歇的混乱对他来说也毫无妨碍。不需经历的，如何会混乱，混乱是一种亲历的痛楚。 3.父亲和母亲也曾凑在一起商议离婚这件事，那日他们面朝东屋坐在板凳上的姿势，如同两只装满了怨愤的麻袋。父亲仍是喝醉酒回来的，母亲看着他几乎睁不开的眼睛，咬牙切齿。父亲轻轻地吐出一句话：“你想干什么就去干，不用商量了。”母亲用眼角盯着父亲，尝试露出嘲讽的笑意。母亲并未做到，因为父亲赶在她成功之前迅疾地摆了一下手：“就这样吧，我先睡了。”他拉开房间的门，走进卧室倒在床上，居然真的睡着了。月光灌满了绿色的玻璃窗，极其地透亮，它与我的感受之间并无任何呼应与对照。我敢说除了我，没有人注意到它的色泽。如今我好像明白了我为何要去观察那扇窗：我隐约领会了自己是一个局外人，若不把周遭同我一样，充当背景板的场景看到、记住，我就会堕入他们的故事中去。或者，如我在书本里读到的那样：当被困在某处时，人们总是要寻求解脱之道。类似的“商量”发生了很多次，但都不了了之。他们没有真的离婚，这一定与我相关，但绝不是完全与我相关。我并不在意家的破碎：这一令人不悦的想法，当时我缄默于心，只在长大后，向母亲提起过一次：“你们不如离婚算了。”她摇摇头：“我不愿走到这步田地。”在那时，我没有为他们任何一方提供支持，没有领会一个孩子所能起到的作用，以眼泪与央求扭转这一重大事件的航向。我不想假扮成他们婚姻的粘合剂：你们不要离婚了，我不能没有爸爸妈妈！表演令我难以忍受。其实，我也并不希望她这样，做出一副渴望进入他的世界的样子。比如，她反复询问父亲新衣服是否漂亮，在医院走廊偶遇他时，露出一个羞涩的微笑……这些都太过于风雅？亲昵？总之就是与我们三人不相匹配。它应该属于在更大的城市里生活的一家三口，属于一个温柔的女人，一个细心的男人，和一个娇嫩的女孩。我总觉得，当我们想要向彼此表达某种情感时，首先需要做的，是耗费大部分心力，压制住心头赶不走的尴尬。商议离婚在我看来也是类似的行为，母亲突然开始抗议稀里糊涂，得过且过的日子，开始较真，故意地给父亲施加一些过于严肃的压力，要求一些她从来都没有得到过的肉麻兮兮的东西。我不喜欢母亲这副很有派头的样子，她自不量力且投入地表达着，像一个无论如何都抓不住重点的急躁的女人。而父亲根本不吃这一套。母亲为维持家庭的运转，牺牲了那么多，她身材走样，哪怕一个漂亮的瞬间都不再有，烫头，买衣服，把脚塞进小一码的鞋子里，所有的努力都扭转不了镜子里那个妇女臃肿粗糙的局面，可是居然无人站在她那一边——对她来说，沉默则毫无疑问地意味着女儿支持父亲。其实，母亲的牺牲远不止于此。她背负着一个秘密，我知道，但并不知道那是怎样的秘密。若没有它，我们的生活会不会平静一些？后来，我时时这样询问自己。或者，若母亲不是这样倔强，摆出“我再也不会靠你们了”的姿态，而是借由这个秘密，学会示弱、放手，将家庭琐事嫁接到父亲的心上，她是否能够收获她所渴望的：当盯着电视机泪流满面时，心中艳羡的那种家庭，还有感情。母亲厌恶“扮柔弱”的女人，她常常恶狠狠地嘲讽某某同事夹着嗓子说话的声调。但她居然未能领悟，她那副我们都欠她钱的表情，她刻意不看我们，却让我们被迫笼罩在她显而易见的余光里时，也是在“假扮”成一个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妻子与母亲，不比她口中的做作女人高尚多少。我想撕下那层困住了她的，自我感觉良好的罩衫，让她看看隐藏在她心底里的怪物，本可以换一种方式摆放在我们共同的生活里，不是非要划清界限：与我们事不关己的态度。不是非要这样，才能证明她已经尽力了。 母亲从我记事起，就不与我们混用碗筷了。她为自己准备了一套餐具，每次吃完饭后，她便抱着它们走进卧室，弯下腰将它们塞进床底。有洁癖的她，居然不嫌弃那里脏，这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就连满脸鼻涕泡的我都常常忧虑蜘蛛会爬进她的碗里，老鼠会在那里撒尿，甚至死在那儿。我不敢询问她缘由，她也从没有时间心平气和地同我谈些什么——据说一个妇产科大夫的基本修养是：进厨房后第一步便要拧开燃气灶，她没有多余的时间，即使有，也需要用来补觉、看电视（看电视只是睡觉的前奏）、逛街（家里总是缺这缺那），她会半路跑去商店试衣服和鞋子，但她告诉自己这只是顺路而已，她是为了我们在逛街。那副碗筷与蜘蛛网兀自引发了我过多的联想，渐渐于记忆中滋生出一些失真的画面，比如，母亲当年只有二十来岁，却被我记作了一个步履蹒跚的老女人，母亲爱说爱笑，并不安静，我却总觉得她的背影静谧如洞穴，吞噬了周遭全部的鲜活声响。 我并不相信它就是答案。我总是想起其他的可能性，想起母亲深浅不一的伤口，想起自己童年时数不胜数的困惑，这个秘密并不是关键，不是抓住它，我就能够找到我的家庭愈来愈像一团乱麻，愈来愈暗淡的源头。没有哪一件事足以被称之为源头。它们都不够沉重，不具备毁灭般的偶然性。然而若不从杂乱的过去中，寻来它，我便无法梳理母亲所应得到的同情，以及重新领悟幼年的我这一发现的分量，因为在当时，她轻轻地掠过了它。没有其他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只有书写时从心底滋生出的转瞬即逝的情感，才能提醒我一切都情有可原，母亲并非一个一无是处的妻子，并非故意，她的难题，时时刻刻存在于心中，人无法背负着那样的重担心甘情愿地生活下去。当我停下来，看着母亲，就什么都忘了，我仍会责怪她，而不是倾听时光里她微弱的声音。当时的我也只是偶然地，不再懒惰，走进了母亲的房间，看到了它，然后记在了心里。除了书写的此刻，我始终置身事外。此时，当我试着将她的一桩耻辱当作书写的素材时，她正兴高采烈地逛街，购物，前不久她才告诉过我：就算到了七十岁，也要出去旅游！说这话时的她，将头发染成了金红色。她已走了出来，对过去不以为意了，她想要过好接下来的人生，没有责任，没有疾病。她不需要我回看，重新理解我们的过去，她不想知道我的想法。当我偶尔鼓起勇气指出她的错误，并表达谅解的意愿时，她都会恶狠狠地告诉我们：“原谅我？我不稀罕你原谅。” 掀开压在秘密之上的遮蔽物，开始于，我翻到了杂志上的一段文字：“他站在茶水摊马路对面的梧桐树下，嘴唇干裂，太阳炙烤着马路。茶水摊老板唤他过去，问要不要讨碗水喝，他嗫嚅了一会儿才坐下。喝完后，掏出了一张大票，对老板说碗他也要了。因为他感染了乙肝，担心传染给别人……”它们被圈在一个浅绿色的方块中。我是在那时明白了过来，还是在很久以后，才终于走进了母亲的房间，将手伸向她的抽屉，明白过来。已不得而知了。那是一个周末，父亲和母亲都困在医院里，发现不了此时的我：她正握住门上圆圆的手柄，拧了一下，咯噔一声，像是她走进门之后的回响。她看到他们的床在灌满午后光线的绿色玻璃之下，显得晦暗、潮湿。挂在墙壁上的塑料桶里斜插着母亲的梳子，许多头发缠绕在上面，干燥地晃动着。门在轻轻摇晃，而巷子里传来的脚步声，并不熟悉。周遭的一切就像秘密的手指，柔软地掀开了皮肤，没有声音。她穿过它们来到床头柜前，拉开它笨重的抽屉。药盒，药盒上的字：“乙肝”，它到来了，面目清晰。一个蛰伏在这个房子里许多年的词语，无数次与我擦身而过，如今我们终于撞上了彼此的视线，毛骨悚然的熟悉感袭来。我赶忙将抽屉合上，跑了出去。茫然只是一场幻觉，在这一个时刻那么轻易地消散了。就仿佛这件事我从最初起就心知肚明。母亲手中的碗筷，蹒跚着向床边走去，滞缓的背影弯下去，在乱糟糟的蜘蛛网前，摆放好两只白瓷碗。还有丝瓜藤根部，白雪覆盖下，那些神秘的，也许被划去了名字的药盒……母亲会何时告诉我这件事，何时让我承担它，成年后，成家后？事实是，直到最后，她都未提起过。她觉得耻辱吗？对于它，有洁癖的她大概无法容忍。最好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她是这样打算的吗。还是，这出自她想要保护我的心，害怕它引来同学们的歧视。她从不告诉我自己的真实想法。 4.直到二十年后，这件事才迎来了它的结局，太晚了。那是个冬天，母亲挥舞着一张化验单，就像父亲经常做的那样，潇洒地挥挥手，告诉我：“转阴啦！”那年夏天，姥姥去世了，没能得知这个好消息。我们站在餐桌旁，她将手提袋随手放在上面。父亲还未归家。与这桩喜事面对面的人，是我。“当年医院组织职工扎乙肝疫苗，你爸说不用扎，结果体检时查出阳性。我想应该是做剖宫产的时候手被针头扎破，就这么感染上了！现在终于转阴啦！”“你从来都不知道吧！”我由衷地为她感到高兴。但于她而言，在这个过程中，她并没有得到应得的同情与关爱，更不用说，拯救。她多年来为健康饮食把菜都烧成七分熟，引起了父亲与我的不满，旅行时她将所有的床上用品塞进行李袋，像背着一个笨重可笑的破房子，她每天拿酒精擦拭日用品，紧张兮兮地对着我大吼：别坐，别用，别吃！她神经质地把餐馆里的碗碟烫了又烫。这件事长久地改变、折磨着她，最终这一好的结果，甚至有些令人不解。我从她少女时期的朋友那里得知，她当年也曾洒脱肆意，穿着碎花裙躺在草坪上，什么都敢做，什么都不怕。她在医院组织的元旦联欢晚会上表演唱歌，嘴唇鲜红。照片上的她站在舞台正中央，话筒线被优雅地绕在中指上，像掌控了人生的女主角。她本来非常快乐非常勇敢。我从来不敢问她恨吗？也许等她更老一点，她会学会用刻薄的尖锐的句子，去拼凑出那些伤害她灵魂的事，而不是大叫着，顾左右而言他。她拉住我的手说：“其实我恨死你爸啦！”这不是确凿无疑的吗。即使她说恨我，也没有什么可奇怪。在那个砖房里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她在主动承担。而我们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逃开了，哪怕她为我们留下了线索：比如看剧时过分泛滥的眼泪，比如那些有意无意滞留在院子里的药盒，吃每顿饭时，都闷闷不乐的表情……我没能帮助母亲，在任何一个时刻，任何一个方面。混乱且有刺的生活里，她没有我的荒原与火焰，帮助她，哪怕一次地，逃脱那时时刻刻的紧张与忧虑，或者，属于她的自由时光早已被忘得一干二净了。她能做的，只是倾尽所有，祈祷光阴的力量能够让一切归位，她，她的女儿，她的疾病……一切她不愿多想的事情。想起母亲时，我常被同情占据。对父母的同情如同宿命，我无法遏制自己体味着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脆弱、可怜的人。他们没有真正掌握应对人生与苦难的办法。那张可怕的化验单，带给她的是什么。别人，我，如何能感同身受，二十来岁的女孩在看到化验结果时，是怎样的绝望。我试着感受，却总是差一点，差一点才能够接近它，震惊，无助，不公……我总在将手伸进抽血窗口时，唤起心灵中她的这一时刻，直到如今，我都在准备着迎接这宿命般的灾祸，降临在我的身上。这件事并不如他人所以为的那样轻松，并不是故事中一个必要的插曲，它带来了常人所不敢承受的压力与遗憾，并且像被命运霸凌般，不得不一直一直地劝慰自己，其实也没什么的……好在…… 5.那片荒地在我所不知道的时间里，被一大片新的砖房填满了。我已找不到当年的草丛和麦秸垛。然而我与卢玉洁重逢了。她成为了一名内科医生，已经结婚并生下了两个儿子。她穿着白大褂坐在办公桌前，先于我提起了那个暑假，但我们的记忆不尽相同。她记得的，是我们趴在床上吃饼干，碎渣掉落在枕头上，记得我们将一只公鸡模型的鸡冠生生拽了下来。记得母亲端来两碗“龙牡壮骨颗粒”，大声地说：“喝吧！喝进肚子里就长高了！”我问她是否记得我们曾去荒地上抓蚂蚱的经历，你将狗尾巴草插进蚂蚱的脖子里，串成了串，然后我们把它们烧熟吃掉了……她摇摇头，我不记得了，但我记得我们溜进邻居家偷了几个萝卜。我们后来烧了一个比房子还要高的麦秸垛。她纠正说，那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麦秸垛，而是只有当时的我们那么高，一个小小的麦秸垛。她同样忘记了咒骂我们的老奶奶，忘记了那日之后，我们就不再一起玩耍了。我问她为何这么早就结婚生子了，她说，父母关系不和，每次吵架都会摔东西。你知道的，医生脾气都太急躁了，于是小时候我就告诉自己，今后一定要组建一个和睦的家庭，后来遇到了一个温和的男人，就结婚了，现在我过得特别幸福。我表示绝不要结婚，因为父母提供给我的婚姻模版太糟糕了。她说，等你遇到一个不同的人，过上自己的生活，就会慢慢明白，那时候的记忆什么都不算，甚至都与你无关。她与童年的那个女孩没有什么变化，仍是同一张脸。她的脑门被紧绷绷的辫子扯拽成梯形，没有涂抹口红的嘴唇有些发灰，肤色并不白净。她看上去风尘仆仆的，就像刚刚从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玩具，摆放在脚旁的巨大一捧韭菜，泥泞的叶梗中，从满手的泡沫和满盆的衣物中，抬起头来，遇到了她儿时的玩伴，我……我不会听信她所说的，所谓的幸福婚姻。她与当年的母亲有何不同？素面朝天，不修边幅，走样的身材：都那么相似。她得到了回报吗？足以让她甘于“堕落”吗。幸福不一定是光鲜的外表，或许享有一种社会关系本就令人满足。游刃有余地面对生活，周旋在只有婚姻能够带来的种种人际交往里，露出那副体面的，掌控者的表情：投入地和她人说着什么，眼神中流露出深深的关切，而后扭过头来，迅速地收回视线与心，将它们安放在一个孩子的鞋子或者袖口上。它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习得的，与全世界都携起手来，与所有的母亲结成同盟。我期待中的真正幸福的女人，应该优雅，从容不迫，将家务都丢给保姆或者丈夫，她只需要坐在客厅的摇椅上，看书，看电影，吃蛋糕，并且表示：我今天不吃晚饭，你们不要等我——而不是举着不锈钢碗和勺子，追在一个异常娇嫩的屁股后面：“再吃一口吧！”自我的成长，对，我想的是，在婚姻里仍旧可以抵达它，这才是正确的路。我没有向她诉说这些思绪，这是一大片空白。不同的意识领地，她与我都不可能再涉足了，隐隐约约的排斥与敌意，在这差别之间存在着。我不论说什么，都会显得不怀好意。当一个单身女人向一个母亲表达自由的重要性，本身就是炫耀，与动机无关。我更加不可能将那些已经识别出的记忆的痛苦宣之于口，因为除了丈夫出轨，子女生病以外，其他一切对她们来说都是凄美的表演，都是生活的馈赠，奖赏。任何挫折，都不能同她倾诉——我的母亲。她早就打心底里认为，我已踏上了一条自私的道路，我已经得到了太多，从小时候就开始了。若我提及痛苦，就是在嘲讽她，戳穿她不值得过的生活，她依赖着的痛苦是可以将全家所有人的苦难都比下去的最深重的，唯一一份。我们都不是强大坦荡的女人，我们都必须藏起一部分自我，才能保证不为她们所伤，不刺伤她人。世界就是这样展开的，一幅幅遮遮掩掩的图画，无法开口的心思，自私的念头，难挨的牺牲。的确同卢玉洁所说，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关联，换言之，我没有获得进入她的生活的入场券。她刻意这样隐瞒，是因为不想让我因为她的努力所得而欢呼雀跃，不想看到我高兴的模样，不想承认，本来只属于她的，却被我分享了。而坏事，多一个孩子知晓有何意义呢？我顶多只会哭得流下两条长长的鼻涕，烦人地追问她。她需要费力向我解释什么是“乙肝”病毒，并反复保证自己一定不会死——有什么好处？除对于我以外。在我升入中学的那年，某个亲戚从乡下赶来，朝我挤眉弄眼：“你要住进新房子里啦！”“什么意思？”“搬家呀，你爸爸妈妈给你买了楼房！不用自己烧煤，也不用打扫院子啦！”我跟随在他们身后茫然地思索，根本就像是蠢笨地研究着一台卡车上的小小螺丝钉，它自顾自朝前狂奔。他们操纵着方向盘，目光如炬，而我为一颗螺丝钉的松动而暗自神伤，开不了口。他们从来都不以我为中心。并且，他们才不会在意我需不需要懂得他们行为的含义。他们在我面前争吵的时候，心里想的只是：你还这么小，肯定记不住这一天吧！以及，自由，一个狭窄的屋子里的自由。一个吸吮她的乳汁她的时间的孩子不能再掠夺这种自由。 6.姥姥在这一年去世了，死于心脏衰竭。据说，在儿女们的哭声响起后，她的眼睛轻轻地转动了一下，轻得像一丝微风……她还活着吗？不。没有人怀疑此事。三天后，我们为她举办了葬礼，她的棺材比前年姥爷去世时的那台小了一号。一切都轻车熟路，我们胸有成竹地完成了这件事。母亲坐在灵堂里，自言自语着一句不属于她的日常生活的话语：人生真像一场梦。姥姥患有痴呆症，她偶尔会将我与母亲混淆，或者将母亲当成是自己的姐妹，有时候又将我们都认作赶来做客的陌生人，但她牢牢记住了过往身边每一个莫名其妙地死去了的人。“突然没了！”她瞪大眼睛，一遍遍地讲述着，好像那是她一生经历的所有中，最重要的部分。“都死了，我还活着。”母亲在她临走前一年，常常向她的姊妹哭诉姥姥的言辞有多么刻薄伤人，她大概也想与姥姥说些什么，回忆往事，表达谅解……一切言语都不被允许，“我不稀罕你的原谅。”她不也是如此吗？谁都绝对不能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哪怕将它包裹在，谅解与同情的糖衣中，一旦唯一中心不是感激她们，愧对于她们，她们就会恨得咬牙切齿。母亲曾靠自己摆脱了她的家庭，她很自豪。婚后她在心中列出了一个清单：能够让自己的人生比母亲的更好的更好的清单。她不允许生活出现任何差错，她急迫地纠正每一次错误：一个不陪她度过完美的一天的，酗酒的父亲，被她大声控诉着；一个呆头呆脑的女儿，被她揪着衣领咒骂；一桩难以启齿的传染病，被她手忙脚乱地藏进抽屉里……属于自己的，更好的人生——这才是她真正想要的。所以她根本不想为我改变，被我打扰。偶尔地，她的温情举动，比如为我买一斤鸡蛋糕，一件新衣服，是因为想要遮蔽对“不愿给予”的羞涩、亏欠的心。无法挽回了，我们的过去不属于彼此。“人生真像一场梦。”她的母亲死去了，梦被点醒，像真实的梦中，那来自意识深处的提醒：别怕，都是假象。我不理解她，她的过去，我与母亲相处时，像一只一次次碰壁的苍蝇。我与母亲当年的眼泪之间，隔着自己三十年对世界摸索的过程中，受到的伤害。她也帮不了我。我们不是互助的母女，我们没有给予过对方温暖，不愿承担来自情感的牵绊，却又渴求着对方能在关键时刻派上用场，比方说，生病时，面对重大打击时。我们是那个最趁手的工具。在时光里，承认了它。父亲曾在我遭受挫折时，平静地告诉我：“都会过去。”那么好事呢，不舍放手的事呢？童年，那一大片自由。老房子与她。还有无法被动摇的孩童的情感：妈妈。重来一次，也许会有更好的念头。都会过去，都会消散。就像没能做完的梦，以及那些明明记得却难辨真假的经历，就像我们终于有机会面对面，向彼此诉说往事，却发现我所记得的，恰好是你全然忘却。责任编辑：梅不谈 征稿信息见微博@ONE一个工作室 小红书@ONE一个编辑部 置顶内容。作者末梢 珍惜经验 相关推荐阅读血色河流文 / 末梢阅读高、低与脆弱之间文 / 末梢 点击可下载ONE一个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