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蜜蜂》以顿巴斯战火中的“灰色地带”为舞台，讲述养蜂人谢尔盖伊奇在炮火边缘的求生与跋涉。他用蜂蜜维系着与世界的联系，穿梭于村庄与城镇，既是田园牧歌的坚持者，也是边缘身份的游走者。撰文｜马涌杭《灰蜜蜂》作者: （乌）安德烈·库尔科夫译者: 钟立 陈晓萍理想国｜云南人民出版社2025年2月战火地带的养蜂日常2015年2月，随着乌克兰军队撤出交通枢纽杰巴利采沃，顿巴斯战争变成了一场冻结的冲突——爆炸声依稀可闻，炮兵们赌气似的发射炮弹，躲在废弃建筑物里的狙击手扣动扳机——前线却不再发生变化。这是一种让俄罗斯人颇为熟悉的节奏。两份风雨飘摇的明斯克协议在乌克兰和顿涅茨克、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中间划下了一道长长的缓冲区。在这条绵延385公里的“接触线”两侧，交战双方有时相隔十余公里，有时相距仅有数百米，中间的狭长地带便被称为“灰色地带”。在安德烈・库尔科夫的小说中，养蜂人谢尔盖伊奇住在两伙武装力量的中间，一个名为小斯塔罗格拉多夫卡的虚构村庄。他用煤取暖，喝蜂蜜酒，以蜂蜡做成的蜡烛照明，小心翼翼、精打细算地生活着，和发小兼死对头帕什卡是村子里唯一的两名居民。为了给他的蜜蜂找一处可以远离炮火、放风采蜜的宁静田园，谢尔盖伊奇钻进他的日古利绿皮车，踏上了一场穿越国境和悲喜的悠长旅程。不过，在小说前一半的篇幅里，读者也许会以为故事会在谢尔盖伊奇和帕什卡两个性格迥异的倔老头彼此颇具戏剧性的厌烦、掩饰和依赖中永远进行下去了，穿插着对前妻和过往生活的追忆，继而使养蜂人看上去颇似一位战争孤岛上的当代鲁滨孙。的确，透露在书名中的“灰色”这一复杂、多义的边缘意象并没有在小说的开头便铺天盖地地得到暗示和提及，反而是养蜂人日复一日的生活细节、大胆又琐碎的行动中透露出来的良心，尤其是对蜜蜂饱含深情的爱和照顾在情感上引人共振，吸引着读者。电影《克朗代克》（2022）剧照。忧心忡忡和手脚不停是谢尔盖伊奇最显著的特点，这让在小斯塔罗格拉多夫卡村的寂寥生活并没有静态的观感，而是充满了微小的探险历程。通过从帕什卡那里借来的望远镜，养蜂人看到一具阵营不明的士兵尸体暴露在平原上，他趁着夜色，不顾潜在狙击手的风险穿过雪原，用双手和冰雪将陌生士兵在原地埋葬。在另一次历险中，谢尔盖伊奇沿着黑暗的小路步行来到邻村找一位相识的妇人换些鸡蛋，这是女性角色第一次在小说里现身，也是文中第一次出现与村子里的弹坑、煤炭、被炸毁的教堂等末日生存意象相一致的景象，充满温度、色彩和味觉提示，正如妇人端上来的红菜汤。这样的款待在旅途中还将出现多次，每一次都对应了一个女主人。《灰蜜蜂》中的女性角色数量不多，她们所肩负的象征含义也相差不大，那就是规律、稳定、和平的家庭生活和日常性。在旅途上不论和谁相遇，谢尔盖伊奇都拿出两样东西：他的诚实和他的蜂蜜。在一个名叫韦塞莱的城市，养蜂人走进一家杂货店寻找饮用水和帮手，在交谈中，售货员加利娅提出从养蜂人那里购买蜂蜜，两个人的关系也在一来一往之间逐渐升温。谢尔盖伊奇总是在货架中寻找罐装蜂蜜的价格，这个习惯使他安心。随着生活越来越脱离日常，蜂蜜在他的认知中被逐渐地货币化，仿佛凭一己之力维系着自己和世界经济的联结，如同黄金或石油，可以换取食物、商品和帮助。除此之外，谢尔盖伊奇还常常表现出对蜜蜂“天职”的深刻思考——“它们从来没有问过他做什么或怎么做，它们不需要他的建议，也不需要得到他的允许”（《灰蜜蜂》211页，下同）。这透露了谢尔盖伊奇的自我认知，即一个养蜂人在大地上的位置：一个大自然的合作者、沉默公正的监督者，以及蜜蜂们的合法利益代表人。比起和平时期，战争年代的稳定总是更具体。六个蜂箱源源不断地吸取养蜂人的爱，回报以同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稳定连接，这是谢尔盖伊奇在开战后，也是离婚后的生活方式。养蜂人谢尔盖伊奇不论什么事总是立刻付诸行动，除了与人联络，尤其是他的前妻。蜜蜂靠释放信息素和彼此交流，一种稳定高效的沟通方式，足以使人的语言显得含糊、迟疑，笨拙得难以忍受。在《灰蜜蜂》中，叙述者提及了不止一种的交流方式——贺卡、短信、电话、步行相见，或将白色布条挂上树梢。谢尔盖伊奇的手机总是处于关机的状态，可即便充上电，他也不是个举起电话就打的人。“邮政停火日”那天，养蜂人终于收到了前妻和女儿寄来的两张明信片，谢尔盖认出了女儿温柔的字迹，拨通了电话，可当前妻的声音传来，他却将电话挂断。这是令人动容又不解的一幕。谢尔盖伊奇是个惧怕激情的人吗？在文本给出的线索中，战争和谢尔盖的暴脾气似乎是让妻子带着女儿离家出走的原因。但养蜂人对昔日的珍视，和前妻维塔利娜或许令人颇感意外的柔情似乎让读者隐隐期待着一场重逢。维塔利娜在明信片中发出了重新一同生活的邀请，而她并不是唯一想和养蜂人组成家庭的人。谢尔盖明白，加利娅对自己的期待也并不仅仅是路过吃饭，她希望让他的蜜蜂住进她的花园，他搬进她的家。可是当养蜂人结束旅行，在韦塞莱的路口并没有转向。他无处可逃地想起了加利娅，给她打了一个电话，结束时却感到疲惫不堪。那份温馨对养蜂人的诱惑是无可置疑的，但在读者看不到的地方，谢尔盖伊奇对幸福的重担说了不。电影《克朗代克》（2022）剧照。作者库尔科夫在《灰蜜蜂》中对田园牧歌意识的体现是坦率、直接和具象的。主人公最幸福宁静的时刻莫过于刚刚在韦塞莱安营扎寨，暂时地拥有一片天地，白天边打盹边监督蜜蜂工作，到了晚上加利娅的摩托车声由远及近，送来刚刚出炉的三明治。在《灰蜜蜂》中，不存在昆德拉小说里的“大写的牧歌”——没有高高在上的领袖许诺战后无尽的和平与幸福，也没有对人类个体性虎视眈眈的绝对权威。在弹坑与弹坑的间隙处，这些价值统统被人搁置、遗忘了。谢尔盖伊奇一路用睡袋和帐篷为隐私划出界线，时而开放，时而离开，在战争的眼皮底下置身于一个窄小的私密氛围里。养蜂人的牧歌是孤独的、个人式的牧歌。也许叙述者对那种“春天般的生活”的定义已经悄悄透露在字里行间——“在阳光下，在树丛中，离人群不远，离他的蜜蜂很近……”（195页）如果田园牧歌是峰回路转时的珍贵图景，危险则是无处不在的底色。在小斯塔罗格拉多夫卡村，养蜂人接待了一位乌克兰士兵的拜访，这位彬彬有礼、乐于助人的士兵留给谢尔盖伊奇的礼物是一个手榴弹。不过从第二天早上起，这枚手榴弹就不见了踪影，谢尔盖伊奇怎么也想不起他忘在了哪里。手榴弹的丢失将危险的气味在整个房间里弥漫开来，在整个文本间制造了一种紧张的情绪和无尽的猜疑，直到临近结尾才真相大白。谢尔盖伊奇和女性的交往是真诚和回避的，和男人的往来则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怀疑和不信任，也许一位州长除外。谢尔盖总是感情洋溢地回忆着村子所在州的州长几次令人惊喜的造访，他来养蜂人这里接受“蜂疗”——后者相信在蜂箱上打盹能够帮助人恢复体力。文中记述了一个生动的细节——州长发现养蜂人对自己的皮鞋青睐有加，便友善地询问起养蜂人的鞋码，几个月后，谢尔盖收到一个鞋盒，里面的皮鞋却不是自己的尺寸。他发现那就是州长穿过的那双鞋，仅仅作为一个纪念品送给养蜂人，但每一只鞋里都放了两百美元的现金……这段插曲作为和平年代的一个截面，也许体现了州长的处事方式，也许象征了对谢尔盖而言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理想距离，抑或一种民主的可能性？战争总是让人们互相猜疑。《灰蜜蜂》英文版书封。边缘诗学与身份认同物理上的长途跋涉赋予了这部小说一种格外悠扬的节奏感，不仅中和了战争暴力带来的紧张，还带来了明显的边缘诗学特质。小说前半部和后半部的区别并不单纯是从静态走向动态，而是从紧张短促的小提琴合奏过渡到舒缓悠长的低音独奏。随着空间的流动，养蜂人的身份认同在不同人群的碰撞下也呈现出不同的形状。面对乌克兰士兵彼得罗，谢尔盖伊奇认同他的乌克兰护照，却不同意上面乌克兰化的称呼“谢尔基奥维奇”，彼得罗则笑着回答道：“而我，同意自己的护照，也同意那上面的称呼”（37页）。当谢尔盖驱车来到国界边缘，全副武装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军人似乎让养蜂人的身份认知更模糊了些：“我从灰色地带来”（179页），反而是边防军人令人意外、自然而然地将谢尔盖视为自己人，免去了检查证件：“没必要，看得出你是自己人。留给那里的‘乌克兰人’看吧！”（179页）。不过，身处灰色地带似乎并没有让谢尔盖感到困扰。库尔科夫的边缘诗学、“灰色”诗学并不具有强烈的反叛性和批判性，养蜂人对自己政治身份的灰色性质不如说是采取了一种拥抱的姿态，并且有着自己的思考和态度。他对彼得罗这么说道：“灰色有时也是鲜明的。灰色有很多，我就能够给你说出二十种灰色。如果我有学问，就能够给每一种灰色定义自己的名称，就像他们是不同的颜色一样。”（89页）相比起中欧作家笔下常常出现的对归属的犹豫和拒绝以及随之而来的迷失感，库尔科夫笔下的“东乌”版边缘诗学似乎并不意味着一个分裂的自我意识，看似复杂多样的立场背后是一个相对稳定、坚实的自我——面对彼得罗时，他是乌克兰方面的同情者；面对基辅人时，他是忠实的顿涅茨克矿工队球迷；在俄罗斯民族主义者面前，他拒绝被认作“顿涅茨克人”；而在鞑靼人丛中，他想起了自己东正教徒的身份……相比于奥地利女作家英格博尔格・巴赫曼作品中常常出现的心理上的边界状态——分解的自我、未完成的身份——以及对父权社会和语言的批判，养蜂人身上呈现出来的更多是一个人突然被放置在边界处境时，身份认同自身所呈现出的多面性。电影《克朗代克》（2022）剧照。正如在宣传语中被拿来比较的荷马史诗《奥德赛》那样，谢尔盖伊奇的旅途并不是一场无根的漂泊，不论谁问自己的出身，他总是毫不犹豫地答道：“小斯塔罗格拉多夫卡村”。不过为了守护自己的根，一个人究竟能做出多少牺牲，恐怕是这部小说所提出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让谢尔盖和帕什卡两位性格立场都迥异的死对头走到一起的原因。在小说的结尾，帕什卡在电话里托谢尔盖捎三十包香烟，后者情不自禁地想道：“至少有人在等我”，不经意间流露出两个人对“家园”的共同认知——一个没人等待的村子是不会有人再回来的。在这个时刻，两个人的生命和村子的寿命在本质上形成了一种同构的关系，人和家园彼此疗愈、彼此延续。可即便如此，创伤当然存在。标题中“灰蜜蜂”的字面含义在小说接近收尾时才得到揭示——俄罗斯安全部门在克里米亚没收了养蜂人的一个蜂箱以进行“防疫检查”，归还时，部分蜜蜂呈现出病态的灰色，因而被同伴赶出蜂巢，紧随其后的则是更多的病变。谢尔盖发现了那颗遗失的手雷，然后将蜂箱搬至田野中央，亲手炸掉了它，这是养蜂人在文中第一次诉诸暴力——是止血，也是夹带恐惧的反击。在克里米亚，谢尔盖在鞑靼朋友身上见到了占领者如何处理他们不喜欢的群体，在和后者每一次打交道的过程中，他的紧张和害怕几乎都会以躯体化的症状呈现出来——从心脏的突然疼痛到左臂在一天之内完全麻痹——这是一个鞑靼人眼中来自乌克兰顿巴斯讲俄语的“俄罗斯人”对该国国家机器切肤的恐惧：“这是一种奇怪的、几乎无法解释的恐惧，因为这纯粹是身体上的恐惧，而不是思想上的，这使他的面部肌肉僵硬。”（278页）恐惧的本质是生理性而非心理性的，是作者在这部小说中提出的一个敏锐观察。当谢尔盖尝试用语言解释他的恐惧时，在中文译本里读者们看到：“他不愿意去见政权机关的人，特别是俄罗斯政府的人”（278页），这样一来原文中的“власть”（权力）便被译为了“俄罗斯政府的人”，似乎具化了让谢尔盖感到畏惧的对象。而在英文译本中，译者鲍里斯·德拉柳克则选择了“powers that be”这个出自圣经的存古表达，即“掌权者”——带有讽刺和敬而远之的意味——反而扩大了“власть”所涉及的范围。作者安德烈・库尔科夫出生在圣彼得堡，成长于基辅，是用俄语写作的乌克兰作者。《灰蜜蜂》作为一部颇有寓言质感的小说，加入了阿特姆·查佩耶（Artem Chapeye）、耶夫杰尼娅・贝洛鲁塞茨（Yevgenia Belorusets）、谢尔盖·扎丹（Serhiy Zhadan)等记者和作者的队伍，成为当代乌克兰战争文学书架上的一员。在作品和采访中，库尔科夫常常表现出对一个身份多元、多语言的乌克兰的展望，背后的潜台词自然是战争对多元性的打击和俄语处境的急转直下。在网络上用乌克兰语抨击基辅政权的内容，和用俄语为乌克兰伸张正义的帖子，哪个出于“自己人”之手？更不用说那些乌克兰文学遗产中无比棘手的部分了。话语和话语的载体似乎都不能单独作为某种合法性的保证，战争则将这样的割裂又放大了一些。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马涌杭；编辑：李永博；校对：卢茜。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最近微信公众号又改版啦大家记得将「新京报书评周刊」设置为星标不错过每一篇精彩文章～🌟2024书评周刊合订本上市！点击书封可即刻下单点击“阅读原文”了解《新京报·书评周刊》2024合订本详情 阅读原文 文章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