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约 5000 字阅 读 需 要 16 分钟谈及著名的“洪武四大案”，后世往往有着截然不同的观感：如“空印案”和“郭恒案”虽然涉及人数众多，但由于有效打击了官场腐败，因此还是获得了后世的普遍叫好。而“胡惟庸案”作为千百年来君权和相权争斗的延续，理性吃瓜的人民群众也往往是“两不相帮”。唯有“蓝玉案”，由于涉案人员中很多都是开国功勋，因此常被视为朱元璋“卸磨杀驴”的罪证，甚至在民间被演绎成了“炮打庆功楼”的闹剧。但若仔细分析整个案件的前因后果，我们却不难发现，蓝玉基本精准踩中了君王忌讳的全部雷点，可谓“不作死就不会死”的典型案例。《逆臣录》的虚与实洪武二十六年（1393）二月，朱元璋以“锦衣卫都指挥使”蒋瓛告发谋反为名，将“凉国公”蓝玉逮捕下狱。此后在极短的时间内，“景川侯”曹震、“鹤寿侯”张翼、“舳舻侯”朱寿、“定远侯”王弼、“东筦伯”何荣、“户部侍郎”傅友文等人悉数被以蓝玉同党的名义被捕。在此后二月初八至五月初一的八十多天时间，自公、侯、伯以下文武官员及其亲属，被杀者多达一万五千余人。为了平息舆论、安抚民心，朱元璋第一时间以手诏布告天下，并以《逆臣录》的名义公开刊印了“蓝玉案”的相关“爰书”。所谓“爰书”，乃是先秦以来中国司法系统内部使用的案卷系统，广义上的“爰书”包括了检举笔录、试问笔录、现场勘验笔录、查封财产报告等。朱元璋的本意是想通过公开这些信息，来向天下表明自己诛杀蓝玉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但由于“蓝玉案”涉案证人太多，其中还大多为文化程度不高的基层军官，还有不太会说汉话的蒙古人，导致多达五卷的《逆臣录》中的笔录大多文白不通，使得大众虽然看到了大量第一手笔录，却无法窥见整个案情的全貌，反而在“不明觉厉”的心理暗示下产生了“公布这么多笔录，根本就是在罗织罪名”的错觉。如果说，《逆臣录》是由于“过于专业和繁复”而未能起到“以正视听”的作用，那么大明官方内部有关“蓝玉案”的记载就因过于简略，而不免让人浮想联翩。如《明太祖实录》中对此的记载仅寥寥数笔：“蓝玉其罪有七，一曰：与胡惟庸私下谋划；二曰：广蓄假子，擅挞官吏；三曰：贪匿财货，纵兵毁关；四曰：私幸元帝妃嫔；五曰：御前无礼；六曰：军中施恩，违诏出师；七曰：至是征西还，意觊升爵，命为太傅。（蓝）玉怒，攘袂大言曰：‘吾此回当为太师，乃以我为太傅！’及时奏事，上（指朱元璋）恶其无礼，不从。（蓝）玉退，语所亲曰： ‘上疑我矣。’乃谋反。”如果不了解明初的政治环境、不联系《逆臣录》的相关笔录的话，那么《明太祖实录》中为“蓝玉”罗列的这七项罪名很容易给人一种“你可以骗我，但请不要侮辱我的智商”的愤怒感。比如，早在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便以“谋不轨”的名义诛杀宰相胡惟庸及其党羽，那么蓝玉所谓“与胡惟庸私下谋划”的罪名，难道是说他能够“通灵于九泉之下”吗？但如果我们真的了解“胡惟庸案”的前因后果，就会觉得这条罪名其实并不荒诞。毕竟胡惟庸自洪武三年（1370）被拜为“中书省参知政事”，至洪武十三年（1380）在左丞相任上因“谋逆罪”被诛杀，其参与明朝中枢的政治运转长达十年之久，在此期间，胡惟庸依仗着朱元璋的信任，瞒上欺下、结党营私，加上其政治盟友李善长的刻意回护，进而导致其很多罪行都是在其死后多年才逐渐浮出水面的。尽管蓝玉在胡惟庸执政时期还只是常遇春、傅友德、徐达等大明将领的副手，但以其激进的性格及拙劣的政治修养，蓝玉应该很难抵抗身居高位的胡惟庸对他的拉拢。当然，对于曾经因各种原因投靠过胡惟庸的武将，朱元璋整体还是比较宽容的。如曾公开投靠胡惟庸的“平凉侯”费聚，在胡惟庸倒台后便未遭清算，仍能领兵作战。因此对于曾与胡惟庸有些往来的蓝玉，朱元璋也自然是网开一面的。然而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的北伐中，蓝玉的一个小动作，却令朱元璋非常不满。这一年的四月十二，蓝玉率十五万明军深入大漠，在“捕鱼儿海”（今俄罗斯贝加尔湖）奇袭了北元王庭的营地。猝不及防之下，北元大军中除脱古思帖木儿及其子天保奴等数十人骑马逃脱外，七万多北元士兵、宗室贵族都被明军俘虏。而这其中还有一个名叫“封绩”的汉人。根据封绩后来的口供，他本是元朝在河南的地方官。明朝建立之后，封绩为胡惟庸所招揽，往来于北元与南京之间，为胡惟庸的篡权谋国充当密使。而胡惟庸倒台之后，此人便滞留在了北元王庭之中，直至此次被蓝玉所俘虏。抓住封绩，本是蓝玉与胡惟庸集团划清界限的千载良机，但蓝玉却听从了李善长的意见，配合隐瞒了此事。但十几万大军之中哪有什么“不透风的墙”，当年五月封绩便被锦衣卫拿捕，并成为朱元璋清算李善长及胡惟庸余党的有力证人。上文提到的“平凉侯”费聚，便是在此时被正式归入胡惟庸一党，而被除爵问斩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明实录》中虽未明确蓝玉参与了胡惟庸的谋反阴谋，但其出于某种目的，试图庇护胡惟庸一案的相关人却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跋扈将军的“作死”之路蓝玉的第二项罪名，是“广蓄假子，擅挞官吏”，其实作为一支由农民起义军发展而来的武装力量，明军将领把骁勇的兵卒收为“义子”也是司空见惯。朱元璋本人便曾收养了义子二十余人。但这种风气在朱元璋定鼎中原之后便逐渐消失了，甚至朱元璋本人也刻意疏远了这些义子，通过收回赐姓、限制兵权，将“父子亲情”转化为“君臣秩序”，典型如沐英虽受重用却被十二道敕谕警告“勿专权”。但作为明军后起之秀的蓝玉却显然没有意识到今时不同往日，依旧延续着过去的做派。蓝玉的义子们仗着蓝玉的势力在外胡作非为，其中就有义子强占了东昌的民田，当地百姓敢怒不敢言，只好向御史告状。御史接到诉状后，依法对这件事展开调查。然而，蓝玉得知此事后，不仅不配合调查，还派人将御史赶走，公然践踏法律的尊严。这种目无法纪的行为，引起了朝野内外的强烈不满。蓝玉的第三项罪名“贪匿财货，纵兵毁关”，说的是其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北伐凯旋之时，夜至喜峰口，按照规定，夜间关隘城门紧闭，不得随意开启。守关的官吏接到蓝玉的叫关请求后，因为需要按照程序进行查验，所以开门稍有迟缓。蓝玉却因此大发雷霆，认为自己战功赫赫，守关官吏竟敢如此怠慢他。他不顾朝廷的规矩，下令士兵强行毁关，带领军队破门而入。朱元璋对此事非常不满，但碍于蓝玉此时刚刚大破北元残余势力，因此也不过是将原本授予他的“梁国公”爵位改为“凉国公”而已。至于蓝玉“私幸元帝妃嫔”一事，固然存在着政治上的僭越，但中国自古以来不乏将敌国女性视为战利品的先例，南宋名将孟拱在攻破金国最后的都城蔡州后，据说也曾霸占金哀宗的后妃，此事后来甚至还一度被引为美谈。如果蓝玉只是一时兴起，那么至多是私节有亏，但结合其大量收编蒙古降卒为其所用的行径来看，便带着些不寻常的政治意味了。毕竟，自古以来，通过迎娶贵族寡妇进而收编其家族势力的案例不胜枚举。如汉末曹操曾将多位敌将之妻收为己有，进而笼络其家族，其子曹丕则在攻破邺城后，也强娶了袁熙的妻子甄氏，以获得河北豪族甄家的支持。蓝玉的第五项罪状“御前无礼”，说的其实是蓝玉和太子朱标的一次私下接触。洪武二十一年（1388），蓝玉班师回朝曾面见朱标，他对太子说：“我观察燕王朱棣在他的封地，一举一动与皇帝一模一样。燕王不是一般人，迟早是要造反的，我找过人望他的气，有天子气象，你一定要小心！”朱标则回答蓝玉：“燕王对待我非常恭敬，绝不会有这种事情。”蓝玉向朱标解释：“我受到太子您的优待，所以秘密告诉您这件事的厉害，希望我的话不会灵验，更不被我说中。”蓝玉的本意或许是为了表现自己对太子朱标的忠诚，但是这种公然挑拨储君与藩王兄弟感情的行径，却是历代君王的大忌。军事能力的滑坡和政治上的幼稚病如果说蓝玉此前的种种“作死”行径，朱元璋还能念在其非凡的军事能力网开一面的话。那么，其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西征”过程中的拙劣表现，便可谓朱元璋对其彻底失望的开始。自蓝玉率领明军取得捕鱼儿海大捷后，残存的北元势力已经成为惊弓之鸟，再难对明朝的北方边境造成大的祸患隐患，明朝的国防重心也由北方转移到西北，桀骜不驯的哈密国成为朱元璋的下一个目标。但由于秦王朱樉在陕西的倒行逆施，朱元璋派太子朱标打着考察新都的旗号安抚民心。按照朱元璋的既定计划，是打算让朱标坐镇陕西，蓝玉率部西出，进而以征服哈密作为朱标未来统治天下的政治资本。然而，朱标行至半路便身体不适，回到南京后不久便告病逝。朱元璋极度悲痛之下，自然也无心再去过问西征之事。仅仅是派“西宁侯”宋晟率先头部队对哈密王进行了一些惩戒性打击。西征哈密的计划暂时搁置，但急于谋取更大军功的蓝玉借着追击逃寇祁者孙的理由，进取拿下了西番的罕东等地。蓝玉在进抵罕东后，希望继续纵兵深入，却遭到了多名将佐的反对，他们认为西北地广人稀，叛军又是桀骜之辈，担心被叛军牵着鼻子走，蓝玉却固执己见，强令西宁侯宋晟出兵，结果一无所获。此时，为了防止蓝玉擅自扩大军事行动的规模，朱元璋以“建昌指挥使”月鲁帖木儿叛乱为由，要求转道建昌平叛，而就在“建昌平叛”的过程中，蓝玉与麾下将士产生了极大的分歧：“既而有诏命玉讨建昌叛酋月鲁帖木儿，玉又欲探入番地，取道松叠，以达建昌。 ”“又欲”二字， 道出了蓝玉的这个决策仍然是他的固执己见，甚至与诏书指示相悖。而事实也证明蓝玉的决策是错误的，在南下的过程中明军遭遇了数十天的暴雨，河水泛滥，这个时候蓝玉仍然强行驱使麾下渡河，致使手下士卒纷纷逃亡。而俞本的《皇明纪事录》则记录了更多细节：“江水汹涌，马步军俱不得渡，遂逃归，玉擒逃者，斩数百人，余皆刺面，军中谣曰：蓝玉有反心，祸伏于此矣。”蓝玉在违诏的前提下强行用铁血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威，以至于军中连蓝玉要造反这样的谣言都传出来了，可见军心之动荡。蓝玉在西征中表现出的军事能力的急速滑坡以及对军队管控能力的下降，令朱元璋极为失望，甚至将其视为政治负累。可惜，蓝玉本人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蓝玉西征返回后被封为太子太傅，他竟然还不满意，公然表示：“我难道不能做太师吗！”为什么蓝玉那么执着于“太师”这个虚衔，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此时急切地想要参与到大明的储君之争中去。太子朱标生前先后迎娶了常遇春与蓝玉姐姐所生的女儿常氏，以及文臣吕本之女，其中常氏生二子，即长子朱雄英和三子朱允熥，吕氏生三子，其中最为年长者即为次子朱允炆。按照常理来说，朱标死后理应成为“皇太孙”的乃是其嫡长子朱雄英，奈何朱雄英早夭，此后，太子正妃常氏也因病去世。随着吕氏被扶正，朱允炆便成为朱标的嫡长子，进而成了朱元璋钦定的皇位继承人。原本可以成为外戚首领的蓝玉对于这一安排自然颇为不爽，但还是想要通过成为“太子太师”来掌控朱允炆，只是他的这些浅薄伎俩显然逃不过朱元璋的眼睛。而随着自己仅被封为“太子太傅”，蓝玉似乎也认清了形势，开始谋划利用其与常遇春家族在军中的威望，冒险发动一场军事政变。根据下级军官王城父子的供述，身为“郑国公”的常昇，曾在蓝玉的授意下秘密前往陕西三山，并在此密谋，组织人马、收拾兵器，准备谋反。可惜，蓝玉此时在军中的影响力早已不复曾经的盛况，而在朱元璋所建立的军事体系下，他也没有大规模调动军队的权限。因此当朱元璋对其党羽展开逮捕行动之际，无论是蓝玉还是常昇，最终都只能束手就擒。 参考文献：1、《逆臣录》：[明]明太祖（敕录） ，译者王天有、张何清，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1月。2、《明实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11月3、《罪惟录》:[清]查继佐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1月*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赵恺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排版 | 徐沁（实习）校对 | 杏皮国历好物进击的士族旁落的皇权跨越五百年的权力对抗史国民历史读物《国家人文历史》专业团队最新力作展现士族潮起潮落的史诗级历史画卷点击下方封面，即可购买↓↓↓“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