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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卡标题：生活在北京的女权主义者：带着反叛与关怀持续行动作者：闾声笙发表日期：2025.6.6来源：微信公众号“女流之辈”主题归类：LGBTQCDS收藏：公民馆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文中人物及空间均使用化名）近几年来，中国女权主义者一直在复杂的境况中生存：一边是和权利直接相关的性别议题被以“煽动对立”的名义持续敏感化，另一边，对女性境遇的社会讨论空前高涨，为相应的文化活动又创造了机会和需求。作为文化中心，北京拥有活跃的青年女权主义社群。尽管如此，住在这里的许多女权主义者依然要在资源和社会空间相对匮乏的情况下，依靠个体的热情和投入才能维持对性别平等议题的关注。从个人到团体，从线上到线下，从街头到住所，女权活动空间在一处被关闭，就又在另一处开启。她们的行动，在艰难中得以存续。行动的起点2019年3月，中国政法大学的一位女生焚烧校园内的“女生节”横幅，以抗议对妇女节的污名化。秋水看到新闻，她希望“这把火烧得再大一点”。秋水正就读大学，交往当时的女朋友后，开始以女权主义者的身份积极加入左翼、酷儿等关心进步议题的群组。2020年的妇女节，她投入了高校学生的“反三七过三八”浪潮。媒体报道了她们的行动，秋水参与设计的海报和横幅在微博获得了上万赞，她感到“挺欣慰和开心的”。秋水参与制作的海报被张贴在校园内之后几年，她留意到社会风气有所转变。商家开始在妇女节这天宣扬“女性力量”，很多女性不再视妇女一词为羞耻，连妈妈都说“祝女儿妇女节快乐”，让她备受感动。但这次行动也令她感知到明显的“环境压力”，策划群很快被迫解散，她和大部分参与者的关系也仅仅维持在了朋友圈的点赞之交。2020至2021年，网络女权文化发展迅速，随之引发的是男权“大V”、社交平台和官方自媒体对女权主义者的全面围剿，包括斥之为“港独”、批量封锁女权账号。女权主义者的活动受到骚扰和举报，不得不从公开的、倡导式的行动转向以半开放式、提前招募并审核参与者的社群活动为主。新模式让女权社群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秋水认为，比起从前更为公开的互联网讨论氛围，人们变得更在意安全空间，如一些女权群规定仅限“女性和非二元性别”加入。但它也带来了积极的一面：这些群组因此更具备社群的支持性和凝聚力。她正是在其中一个群里认识了朋友筱凇。2021年6月，23岁的筱凇第一次参加女权活动。当时一位网名“韩是子”的在日中国留学生在疫情滞留期间自杀去世，此前她曾多次在网上为性别暴力及网暴当事人发声。一些女权主义者为这位素未谋面的伙伴举办了线上追悼会。一张张陌生的面孔在视频里哭泣，屏幕上播放着韩是子生前的留言：“她知道世界是宽阔的，也想珍惜小野草。”她们的生命因共同关注的议题而交汇，让筱凇感到亲切和怀念。结束后，她给活动组织者发信息：“姐姐，你可以拉我进一些性别相关的群吗？我很想参与。”筱凇从小是个“性格古怪”、充满正义感的孩子，宁愿自己被霸凌也要帮助受欺负的同学。她向大人宣布将来要做总统，“任命我妈为副总统，去改变这个世界，让世界充满爱”。上大学后，她走出小城，通过互联网接触到性别平等的理念，和许多年轻女性一样，以2018年的“米兔”运动爆发为契机，开始了对性别议题的公共表达。在生活中，她较为“社恐”，但对于关心的社会问题则表现得活跃而敢言。毕业那一阵，她在微博和朋友圈“女权出柜”，“激情开麦”，为各种事件呼吁，结果“喜提”同学的拉黑和辅导员的思想教育。研究生备考阶段，她染了发，马上就被老师提醒面试时要表现得“老实”一点，“头发不能是五颜六色的”。筱凇曾经设想自己会按部就班地升学，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一个男朋友。但随着她的视界变得越广阔，现实就越显得逼仄。她渐渐想要过一种反叛而非安稳的生活，同时强烈地渴望找到更多能够理解自己的人。很快，一位叫章丹的跨性别女性在微博私信她，表达对她观点的支持。两人年龄相仿，就此开始了持续数年的友谊。章丹出生于一个革命老区，就读部队周边的小学，唱着红歌长大。同时她也是个“二次元”，喜欢玩百合游戏，穿可爱的裙子和洛丽塔，自小就确定了自己的性别认同。大三通过司法考试后，她觉得时机已到，向家里出柜，差点被情绪激动的父母送进精神病院。父母让她喝中药，带她去佛寺。有一天在饭桌上，他们闲聊间向章丹讲了老家一个“人妖”的故事：这个人因为“有两套性器官”，被同乡人欺负至自杀身亡，没有人知道埋在哪，甚至“家里人都松了一口气”。章丹感到恐怖，她对父母说：“我好了。”当着家人的面，她开始扮演一个孝顺的儿子，同时暗下决心“逃出那个地方”。她自认不是学霸，因此加倍努力，一边勤工俭学挣生活费，一边考上了一所知名政法学校的研究生，最终顺利留在北京。至今她在亲戚眼里的形象依然是“学习好，人又乖”，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去了大城市之后开始留长头发”。刚上研一的时候，章丹出于一种朴素的理想主义，一心入党，希望付出努力“让这个社会更好”。为此她做了许多志愿工作，不幸跨性别的身份被同学曝光，受到排挤，入党申请自然也没通过。章丹很委屈，但更多是怨恨自己没有达到条件，还给同学发信息：“对不起，不能和你们一起建设社会主义了。”她自嘲是“跨性别和小粉红的缝合怪”，默默顺应院校“又红又专”的环境和网络上对女权充满偏见的论调，即使内心挣扎也不敢表达。研究生两年，她闷头打工和学习，在封闭中度过。直到2022年2月，“小花梅”事件在网络上引起轰动，遥远女性悲惨命运的曝光和随之而来的官方维稳，令章丹心里的高墙轰然崩塌，被宏大叙事所遮蔽的痛苦浮现出来。她决定去做自己真正认同的事。正值毕业季，章丹为了呼吁不让事件的热度消失，花了大量时间收集新闻事件和人口拐卖的资料，制作打印了一百多份宣传单，在图书馆门口独自站了一天，见人就发。有霸凌她的人路过出言讽刺，也有许多人接过传单，向她表达支持。北京的2月寒风刺骨，地上的雪还没化，但是天空特别蓝。她在阳光下堂堂正正地站着，“感觉像一个人”。2022年7月，一部倡导女性性自主权、反对性别暴力的话剧在北京公开招募演员，筱凇、章丹和秋水都加入剧组。她们在线下相遇了。在社群中相遇话剧排练场地在一个叫做“绿荫”的性别多元空间。走过一条狭窄的通道，一个四四方方、足以容纳二三十人的房间就在眼前敞开。在北京昂贵的地价和严格的管控之下，这里为女权主义者提供了可负担的、珍贵的聚集场所。章丹经朋友介绍参与到其中，比起对表演本身的兴趣，她更迫切想了解“女权主义到底是个什么”。最初的一两周，她就想过放弃。按照传统，剧中跨性别女性的角色应该由真实的跨性别者出演，但导演发出邀请后，章丹坚持拒绝了，因为不愿公开谈论自己的身份。为此她也产生了自我怀疑，觉得这是“不够女权”的表现。周围的伙伴都是“做事情的人”，充满自信，不惧世俗观念，不是在网上发声，就是在组织活动。她隔着一点距离注视着，觉得女权主义像一首诗，“写得很好，但是离生活很远”。排练每周末进行，持续了三个月，期间章丹也在绿荫参加过不同主题的活动。某天她参与了一场女权写作工作坊，房间里铺设着泡沫垫，十几人围成一圈，随意地席地而坐。协作者邀请每个人自我介绍：说一个自己“最不女权的地方”，而且要用一种有趣而非评判的形式。气氛活跃起来。听到有人说自己正在面对体貌焦虑的一瞬间，章丹产生了奇妙的感受，好像身边的人突然“活”了过来，由一个遥远的“行动者”变成了具体的人，像她一样会在生活中因为琐事而纠结。由此她得出答案：“女权主义讲述的是我们切切实实所经历的东西。”秋水每周的期待就是走进绿荫，那年生日也是在排练的房间里，和剧组的伙伴们一同庆祝的。晚上她借宿在空间，就在平时活动用的垫子上席地而卧。地面很硬，不算特别舒适，但她睡在朋友们中间，被安全感包裹。她据此给自己制定了之后的租房标准：一定要有宽敞的房间和一张大床，以便招待女性和性少数朋友们在家里聚会、留宿，或是办小型观影会，即使这意味着要负担高昂的房租。在剧组，剧本是根据成员们自己身为女性和性少数的经历改写的。创作的过程中，相互之间的交流和信任不断增加。不少人由此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也会一起参与到其他行动之中。2022年8月10日，一个周三上午，弦子诉朱军性骚扰案二审开庭。法院附近的三条街道早早拉起了警戒线，令支持者们无法聚集。和一审相比，前去现场的人数大幅下降，但还是有“弦子的朋友们”顶住压力来到附近等候。秋水原本有出行计划，碰巧航班延误，她立刻抓紧时间赶来，短暂地和其他人相会。三次开庭，她一次不落地前往。第一次到得太晚，错过了和众多支持者相聚的机会，第二次和伙伴被执法人员冲散了，所以这次非常渴望和其他人的情感联系。离开前她和在场的人一一拥抱，浑身颤抖。章丹为了不被定位，没带手机就出门，到了现场“傻乎乎地找不到组织”。她四处张望，远远地看见一个“戴彩虹口罩的红发女子”，认出那是剧组的伙伴，于是招了招手。对方飞奔过来，和她抱在一起。庭审开始后，支持者们为了不被调查和驱逐，低调地分散开来。筱凇走遍了附近的快餐店和咖啡厅，一家店一家店地搜寻，鼓起勇气和人打招呼，目的是和其他人取得联系，以便第一时间相互传递信息。晚上6点，庭审结束，人们从不同方向奔跑向同一个地点，同走出法院的弦子汇合，在泪水和祝福中告别。10月底，话剧正式演出，几乎每场爆满。最后一场在绿荫举行，室内挤了二十多名演职人员和五十多名观众，最前排的观众席和演员几乎只隔一人距离，后来的人干脆坐在楼梯上。筱凇在最后一幕《米兔》中饰演一位性暴力幸存者，从遭受侵害后的自我否认中走出来，联合其他当事人勇敢发声，大声说出：“我们是美丽的、有价值的、不可侵犯的、不可被否认的。”独白结束，演员们在一片黑暗中走上台，随后灯光开启，照亮每个人的脸和她们交握的手，台上台下都有人在流泪。观众坐在楼梯上观看演出（照片经过处理）筱凇演出后发布的朋友圈这一年，筱凇收获了许多“莫名其妙的信任”：被刚认识的朋友们邀请参加小组活动，加入反家暴志愿工作，或者仅仅是一起去公园滑冰。她想要为社群“做一些事”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当向更有经验的组织者请教如何开展活动时，对方建议她不要想得太复杂，先“找个地方”“写写文案”，招募参与者，从实践中学习。为了免费的场地，她去一家咖啡店打工，很快便组织了一场观影会。大部分参与者对于表达观点都十分害羞，筱凇自己其实在别人的活动上也是如此，不过此时，她的身份转换，自然地承担了鼓励他人的责任。活动顺利进行，她和其中一些人也由此建立了长期的联系。之后筱凇独立做了几十场线上和线下活动，包括在“唐山暴力事件”等性别热点事件发生后迅速组织讨论会。公众号第一次被封时，筱凇非常受打击，后来“炸多了就好了”。为了把理想践行下去，如何与审查共处是她必须学习的经验。2022年10月至12月，北京在短短两个月间经历强化隔离、民间反弹，到断崖式全面解封，作为关心社会的年轻人，筱凇和朋友们的生活也因此充满动荡。出于对官方压力的规避和对社群伙伴实际需求的考量，她的活动逐渐从讨论具体社会事件转向社群疗愈。“爱与抗争”的延续成盛在2023春天参加了筱凇举办的女性户外植物疗愈活动，原本她以为就是逛逛植物园，没想到最后还“升华”了一下。筱凇说，人和植物一年四季都有自己的生长规律，因此要像照顾植物一样自我关怀。这些话语治愈了成盛。成盛这年24岁，在一所985高校就读研二。她成长于重男轻女的家庭，被“打到21岁”，因此患上抑郁症。了解女权主义之后，她开始用性别视角解读自己过去的经历，意识到即使在家庭内部发生的暴力也和社会结构有关。但在她身处的学术环境里，自称女权主义者意味着认领了一个“危险”的标签，容易被视作“厌男”。她的研究主题是国内女性公共空间。2023年9月，她走进绿荫，参与“女权主义咖啡馆（注：世界咖啡馆，一种分组式的讨论活动）”，并在那里寻找访谈对象。开始她有点拘谨，不过很快发现，许多人其实像她一样不擅长交际，只是为了和其他人对话，强装“社牛”。大家表现出的“笨拙的真诚”让她有种安全感。在活动中，成盛听到了各种观点的激烈交锋，比如有人坚持“6B4T”，也有人持质疑态度。而线下空间的优势在于，人们“能看见彼此，所以会更具有善意地讨论”。一位参与者告诉她，正是因为存在绿荫这样的地方，这种深度交流才具备可能。她顺利找到了二十多位受访者，大家的表达十分真诚。有一次，当被问及行动中的创伤经历，章丹在她面前哭了，说：“我记不住。”这个场景给成盛带来极大的冲击。她努力从自身经验出发对其他人产生共情，自己的抑郁反而因此加重了：“一直说要看见具体的人，看见之后觉得好痛苦。”她修改了研究方向，从生命史的角度探寻这些人如何成为女权者，以及像绿荫这样的空间对她们有什么意义，并将其置于中国女权发展的历史脉络当中。论文的结尾，她写道：“对于中国女权主义者来说，最具挑战性的并不是爆发性的颠覆力量，而是如何持续性地存续生存力量……建立并维系以疗愈性为主的女权社群并不意味着对父权制的妥协与顺从，相反，是女权行动者在艰难困境中的一种生存智慧。”不久后，绿荫因多方压力暂时歇业。2024年初，筱凇的活动因不可抗力终止。2024年4月，成盛完成了她的论文，为了过审修改了不少敏感措辞，包括把“抗争”改成“参与”。答辩的时候，一位男老师质疑她的研究参杂过多个人情感，建议她“忘记自己是一个女性”。成盛忍不住翻了个白眼。在场一位女老师替她反问：“她做的就是女权研究，为什么要忘记自己的女性身份？她已经改成这样了，不能再改了。”绿荫的空间关闭后，一些组织者选择主要在网络上继续活动，如举办线上女权辩论会。辩题主要围绕女权主义者的生活方式和网络文化，比如：如何看待对“服美役”和“娇妻”的批评。与传统辩论赛不同，比起立场针锋，参与者的自我表达在这里更受鼓励。9月，还是高三学生的陈琪琪出于兴趣，作为志愿者加入辩论会小组，她是其中最年轻的成员，比其他大部分人小了十几岁。陈琪琪高一时在微博见证了为妇女节正名的倡议行动，发现对性别问题的反思不是自己作为女性个人的感受，而是一个“群体性的时刻”，并由此开始了长久的学习。她所在的高中国际部拥有相对自由的文化氛围和优厚的条件，让她早早拥有组织、演讲的经验，曾经和同学们在校内开展女权分享会，讨论偶像文化和荡妇羞辱等话题。但相较校内的“自娱自乐”，她感到参与社会活动更能带来人与人之间有温度的连接，以及智识的增长。在高中阶段，她建立了一个中国酷儿运动网络历史档案库。检索资料时，当发现2011年还有人穿着反歧视的文化衫途经天安门做倡导，她感到几乎难以想象。此后，每当陈琪琪路过长安街，就仿佛从一段社会运动的历史中穿行而过。一次她和辩论会的参与者聊天，对方曾是一家业已关停的同志NGO的部门负责人。陈琪琪有点感慨，她做着历史相关的调研，却缺少了解性少数组织和行动者当下处境的机会。对方也很惊讶，短短几年时间，那些实实在在发生过的行动和参与其中的鲜活的人，对年轻人而言已经成了遥远的过去。通过开展活动、创造对话，她们之间被审查制造的“记忆的真空”得以填补。2024年在美国参加夏校，恰逢骄傲游行，她目睹穿着“奇装异服”的队伍经过，人们在路边发出欢呼，彩虹旗在这里营造出欢乐而不是紧张的气氛。然而她并未产生归属感，反而更加强烈地意识到语言、种族和文化的差异。在她熟悉的环境里，人们正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爱与抗争”。今年妇女节，秋水邀请朋友们来家里。大家窝在床上，传递着零食，看纪录片《黑箱日记》。片中伊藤诗织说，支持者的存在仿佛为裸露的她裹上了毯子。秋水由衷地觉得，自己也曾是“被裹上毯子的人”，她希望将这份力量传递下去。2025年是秋水在北京的第九个年头，她打算给自己一个“间隔年”，去不同的地方走走，见一见近两年离开的女权伙伴，探索各个城市仍在蓬勃生长的性别和地下文化空间，希望自己能在整体消沉的环境下，保持行动的持续和专注。至于能够做什么，“只有上路才知道”。筱凇一直从事自由职业，最近她的兴趣转向女权、酷儿相关主题的艺术创作，同时不放弃寻找开展活动的机会。她和章丹居住在一起，在生活上相互关照。章丹不时会接到来自女性和性少数的法律咨询，尽可能提供低价甚至免费的服务。海棠作者被捕事件发生后，她花两天时间编写了一份应对手册，希望当事人知道自己面临传唤时拥有哪些权利，被广为传播。然而她自己却仍苦于跨性别的身份，难以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对她来说，在这片土地上身为女权主义者和跨性别，是一种“巨大的不幸”。但能够和女权伙伴建立真诚的关系，不被当作异类，拥有一段自然相处的时光，哪怕只是朋友在冬日的街头贴紧她的身体，或是自然地捡起她裙子上的碎发，她就觉得这份幸运抵得过所有痛苦。如果有机会选择，她还是愿意以同样的姿态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