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约 4300 字阅 读 需 要 14 分 钟公元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应天府（今南京）祭告天地，正式即皇帝位，定国号为“大明”，建元洪武，史称明太祖。这位出身贫寒、曾为游方僧的农民起义领袖，创就了从“淮右布衣”到开国皇帝的传奇。此时，一切百废待兴，除安兵养民，重建国家制度外，朱元璋注意到，经历近百年元朝统治后，各地方言差异巨大，语音混乱，严重阻碍了政令的传达和文化的交流，便下诏编纂一部全新的韵书，以规范语音，纠正方音，统一全国的读音标准。这部书便是《洪武正韵》。然而，《洪武正韵》作为被寄予厚望的韵书，命运却颇为坎坷。朱元璋两次下令修订，仍不满意，甚至希望用另一本《韵会定正》取而代之。尽管《洪武正韵》最终保住了自己官方正统的地位，但更讽刺的是，被定为“科举标准”的它，被明代文人束之高阁，民间则依旧沿用元代旧书《中原音韵》。这部耗费朝廷大量心血编纂的官韵为何会遭遇如此境遇？《洪武正韵》的诞生朱元璋编撰韵书目的主要有二。其一是为了巩固新王朝的统治，展示自身的正统性。朱元璋在《即位诏》中，就已经明确提出要“制礼乐，定法制，改衣冠，别章服，正纲常，明上下，尽复先王之旧”，洪武元年（1368）二月壬子，朱元璋就曾颁布诏令，要求恢复唐代衣冠制度，同时明令禁止胡服、胡语及胡姓的使用。这一政策在《国榷》卷三中得到了明确记录：“（太祖洪武元年二月）壬子，诏复衣冠如唐制，禁胡服胡语胡姓名。”在传统中国，音韵之学从来就不只是单纯的语言问题，而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工程，重建汉文化体系的关键之一。而颁布新的官方正韵，也自然是明确正统地位的重要措施。正如宋濂序中所说：当今圣人在上，车同轨而书同文。凡礼乐文物咸遵往圣，赫然上继唐虞之治，至於韵书，亦人宸虑，下诏词臣，随音刊正，以洗千古之陋习，猗欤盛哉！朱元璋一心要恢复汉人传统的礼乐制度，重振纲纪，《洪武正韵》的诞生，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这种政治的需要。目的之二是为了规范语音，即“正音”。何为正音？“天地生人，即有声音，五方殊习，人人不同，鲜有能一之者……欲知何者为正声，五方之人皆能通释者，斯为正音也。”简单来说，正音就是颁布一套全国范围内通用的标准“普通话”。元朝初建时，忽必烈特曾命令国师八思巴创制的一种以藏文为基础的拼音文字，用来译写全国境内各民族语言，以方便各族人民之间相互交流。这种新的拼音文字称为巴思八文。之后，又以巴思八文拼写标注汉字，编写《蒙古字韵》一书，以统一全国文字。这就是元朝的官方“普通话”。而《蒙古字韵》作为前代官修韵书，以北方官话音系为基础，用巴思八文注音，在朱元璋看来，非汉人之传统，应该重新颁布新的官方韵书。此外，在中国境内，各方言混杂，旧存韵书已经落后于时代，不适宜作为“正音”的标准也是现实存在的问题。朱元璋“阅韵书，见其比类失伦，声音乖舛，召词臣谕之曰‘韵学起于江左，殊失正音……卿等当广询通音韵者，重新刊定之’”。由此，在朱元璋的诏令下，宋濂、乐韶凤、王僎、朱右等开始了新韵书的编纂，于洪武八年（1375）正式编成出版，计十六卷，七十六韵，赐名《洪武正韵》。这一最初版本被后人称为七十六韵本。两度重修，坎坷流传七十六韵本主要针对宋代通行的《礼部韵略》进行改革，其参考的文献体系相当完整。既吸收了黄公绍《古今韵会举要》的框架，又继承了毛晃、毛居正父子《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的注释体系，同时参考了刘渊的《壬子新刊礼部韵略》。在具体编纂过程中，编纂者以毛氏父子的《增韵》为底本，完整保留了原有的注释体系，但做了几项关键性革新：其一，恢复了宋代因避讳而删减的文字；其二，对汉字读音系统进行彻底重构，将传统《广韵》206韵大刀阔斧地合并为76部；其三，革新反切注音系统，摒弃唐宋时期繁复的旧反切，采用更符合当时实际语音的新反切注音法。但七十六韵本刊行后，朱元璋多有不满意，甚至于洪武十二年（1379）下令重修。据翰林待制吴沉所作重修本序文记载：（皇上）以其中尚有未谐协者，乃于洪武十二年秋，复敕中书右丞相江广洋总裁其事，中书舍人臣朱孟辩、臣宋燧、臣桂慎、翰林典籍臣刘仲质，重加校正，补前书之未备而益详焉。凡声相谐、韵相协皆并而合之一。四方之声而悉归华音之正。有趣的是，朱元璋之所以不满意初刊本，很有可能与他亲自选定的编者们有关。参与《洪武正韵》七十六韵本编撰者、修订者，连同审定作序的前后共计有15人。其中有籍贯可考者有14人。主编乐韶凤，字舜仪，全椒人；宋濂，字景濂，祖籍金华潜溪，后迁居金华浦江，均非中原人。而余下12人中，除王僎、李叔允出身河南，答禄与权为蒙古人外，其余皆为“江左”人士。俗话说，乡音难改，让江左人用中原雅音去校正江左旧韵，实非易事。即使诸位编者“复恐拘于方言，无以达于上下”，极力避免南方方言的杂糅，但七十六韵本仍杂有南方发音，与朱元璋理想中的韵书相差甚远。新的修订对《洪武正韵》初刊本进行了重大调整，新增平声“微”韵、上声“尾”韵、去声“未”韵及入声“术”韵四韵，使总韵数增至八十韵。从音韵学角度看，八十韵本较原先的七十六韵本更贴近实际语音系统。然而现存版本仍以七十六韵本为主流，背后原因据后人揣测，可能与明初大案“胡蓝党”有着隐秘的联系。八十韵本吴沉序作于洪武十二年（1379）十一月二十日，次月，八十韵本总裁汪广洋就被以“刘基为胡惟庸毒死，广洋宜知状”为理由被诛。次年正月胡惟庸伏诛，四月乙丑“降翰林院侍制吴沉为编修”，八月主编宋璲和宋慎坐胡惟庸案相继去世。受此影响，八十韵本不如刊行已有四年的七十六韵本流传广泛，也在情理之中。事实上，洪武二十三年（1390），朱元璋仍觉得重刊的《洪武正韵》有多处字义音切不够恰当，于是又下令命词臣再加以校补，更名为《韵会定正》，又名《洪武通韵》。但《洪武通韵》刊行量少，不久失传。在这么多版本中，官方地位最稳定的，始终还是初版七十六韵《洪武正韵》。《洪武正韵》的推广与传播为了推广《洪武正韵》，明朝官方也是不遗余力。朱元璋在建国后，十分重视印刷术的作用，他宣布免除书籍税，要求将有利于维护其统治的书籍大量刊行，“颁行天下”。借这股东风，《洪武正韵》得以刊行各地，通过中央朝廷首刊后，又经地方政府、藩王府邸及各地儒学机构层层翻刻，从国都南京到江南富庶之地，乃至山西、四川、甘肃等边远省份都有刻本流传。明廷还采取了颇具巧思的推行策略。据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记载，明初文人顾禄因创作宫词而遭人举报，朝廷本欲治罪，后发现其诗作严格遵循《洪武正韵》的用韵规范，最终予以宽宥。李东阳认为，顾禄身为朱元璋宠臣，这显然是君臣双方共演的一出好戏，乃“时此书初出，急欲行之故也”。《洪武正韵》也享有被作为公文写作规范参考正式写入法典的待遇，如《明会典》卷七十四里记录，“正统间奏准凡表笺字画俱用《洪武正韵》写进”即为一例。如果官员在奏本中没有按照《正韵》的标准写作，甚至会有遭受刑罚的后果。但，尽管官方极力推广，《洪武正韵》在应用中，并没有形成一家独大的格局。自明永乐年间，明代的文教政策发生了改变，放弃诗赋转而开始重视八股取士，韵书在科举中的重要性降低。强制遵从《洪武正韵》的政策也较之明初的高压有所缓和，因此，士人们也失去了遵行《洪武正韵》的强大动力，其官韵地位遭到削弱。更重要的是，《洪武正韵》刻意追求恢复“中原雅音”，而实际语音已发生显著变化。其音系设计存在明显的复古倾向，如保留全浊声母、入声韵等中古音特征，这与明代实际口语严重脱节。文人虽在科举答卷中勉强遵从，私下创作却多采用更贴近时音的《中原音韵》。一般的老百姓更是难以接触到韵书一类的文化知识，日常发音基本使用方言。如明代冯梦龙的笔记小说里就有所记载：江南人多乡谈，不能为正音。至都下，急行大市中，偶遗袖中帕，沿街寻叫，逢人辄问曰：“你见我帕么？”遇一粗暴军人，闻其问，发狂大怒曰：“我见千见万，如何见你怕？”由此可见，在交通落后、生产力不够发达的古代社会，修韵书以“正音”的实践效果往往受限。墙里开花墙外香尽管《洪武正韵》的主流地位多有波折，但作为正式的官修韵书，其对后世的影响仍然不可小觑。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类书——《永乐大典》，由解缙、姚广孝等奉旨纂修于永乐元年（1408），其凡例云：“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其中的分韵就是按照《洪武正韵》七十六韵分类编排。章黼所编的《韵学集成》也是遵循《洪武正韵》体制而成的，此外还有明代吕维祺《音韵日月灯》、袁子让的《字学元元》、明叶秉敬的《韵表》、明吕坤的《交泰韵》、濮阳涞的《韵法直图》等，均参照《洪武正韵》编就。作为明代官方钦定韵书，《洪武正韵》的影响也波及整个东亚文化圈。受《洪武正韵》的影响，朝鲜在1447年编成《东国正韵》，同时，还于1455年编成《洪武正韵译训》，将《洪武正韵》的反切上下字整理成31声母和76韵母音，在每小韵首字前，用韩文标出正音。此外，学者申叔舟于同年编成《四声通考》。崔世珍于1517年编成《四声通解》。《通解》中有“正音”“俗音”“今俗音”之别，“正音”即《洪武正韵》的音，“俗音”指中国15世纪的北方语音，“今俗音”是作者观察的16世纪的北方音。《洪武正韵》被认为是学习汉语的规范。日本室町至江户时代的学者同样重视《洪武正韵》。由于明代中日贸易往来频繁，大量汉籍东传，其中就包括官刻的《洪武正韵》。日本汉学家在研究中国音韵学时，常以此书为基准，对日本汉字音的整理工作有很大影响。此外，日本藩校（地方官学）在教授汉文时，也参考《洪武正韵》的体系，以校正发音和用字。历代统治者都深谙“书同文”的重要性，却始终难以实现“语同音”的理想。《洪武正韵》的命运折射出语言规范与现实之间的冲突，也反映出时代的局限性。有趣的是，历史发展到今天，“语同音”已经成为大势所趋，方言的衰弱与消亡又成为新的热议话题。《洪武正韵》推行受阻，正是因为其试图规范活的语言，而今我们面临的挑战，则是如何在语言统一的大潮中，守护方言所承载的文化多样性。从《洪武正韵》的教训到当代的语言保护，历史似乎完成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轮回。参考资料：[1] （明）乐韶凤，宋濂等：《洪武正韵》，《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39 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72.[2] （清）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3] 朱永锴，谭成珠：《近代汉语语音史》，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4] [日]平田昌司：《胡蓝党案、靖难之变与》，《南大语言学》第二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5] 张志云.《洪武正韵》在明代的传播及其效用[J].中国文化研究,2006,(02):133-143.[6] 邓强.《韵会定正》的韵类特点——兼与《古今韵会举要》和《洪武正韵》比较[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1(05):26-32+64.[7] 张辉,郭璇璇.《洪武正韵》在朝鲜朝汉语官话“正音”教学中的地位及影响[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4,64(02):88-99+238.[8] 高龙奎.《洪武正韵》及相关韵书研究[D].苏州大学,2007.*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李宁馨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排版 | 曲晨溪（实习）校对 | 张斌 杏皮国历好物进击的士族旁落的皇权跨越五百年的权力对抗史国民历史读物《国家人文历史》专业团队最新力作展现士族潮起潮落的史诗级历史画卷点击下方封面，即可购买↓↓↓“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