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约 4900 字阅 读 需 要 15 分 钟 毫无疑问，敦煌是与众不同的。道教思想曾经敦煌西传：贞观年间，东天竺童子王曾请唐朝翻译《道德经》为梵文，北天竺迦没路国亦向唐朝请老子像及《道德经》。源自中国本土的道教思想，曾经以敦煌为中心，辐射西域。然而今日的敦煌，却以“佛国”闻名于世。莫高窟中千佛不语，游人如织，那些曾经由此西去的道士足迹泯灭，那些曾经诵读《老子》的高功杳无音信，道教在这片土地上的痕迹，似乎都与黄沙一道，被掩埋在历史的深处。直到人们在敦煌遗书中，发现那些尘封千年的道经。《老子化胡经》重新现世从数量上看，敦煌所发现的道经并不算太多，一共不过800余件，其中格外值得注意的，当属《老子变化经》。这本书的抄写装帧都颇为讲究，看其内容，更可以说这是补完佛道相争的历史，理清道教理论流变的重要典籍。然而越是理论神妙、抄写工整、装帧精致，思索起来便越是令人心惊：这经书在敦煌出土之前不仅没有其他抄本流传，更未见于历代经录著述。换句话说，这部道经被人从历史上抹去了。大道之争，自古残酷。汉末黄巾道席卷天下，“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响彻中原，最终张角身死，太平道消；东晋时天师道孙恩、卢循作乱，血洗江东，最终引来陆修静改革江南天师道，天师道由此分裂。而跟这些比起来，信仰之间的互相攻讦，更加凶险而残酷：世俗的统治者倾向于摧毁反对者的肉体，而信仰上的敌人则会不择手段地毁掉对手的思想，谎言与诋毁有时甚至比刀剑更加好用：魏晋时佛道相争，佛家作《汉法本内传》，不仅吹嘘佛胜于道，更直接编造了奇妙的历史：汉明帝永平十四年（71），道士上表要求跟和尚们一决高下。道士们声称道经“逢火不焚”，信心满满地将道经丢入火中，结果一下被烧成灰烬，硬是将一个道士给气死了；而和尚们见状大笑，腾空而起“坐卧空中”，于是现场观众连同来斗法的道士们纷纷投入佛门，汉代佛法自此大兴。由于这经造得委实精彩，所以历来被佛教信众拿来作为佛胜于道的有力论据。只是明帝时早期道教尚未形成，哪里来的什么道士？这和尚又要修炼到什么地步，才能“坐卧空中”？只是这些问题并不是普通信众能想明白的——魏晋南北朝时纵然是道教高功也不敢说自己能完全厘清道教流变，而承认道教草创于汉末时节更是从气势上便矮了佛教一头。对于大部分底层信众来说，只要给他们提供了“赢”的感觉，这经就算大功告成。因此魏晋佛道相争最为激烈时，作为论战焦点的几部经书以今天的眼光看来都非常可笑：西晋天师道祭酒王浮为贬佛教作了《老子化胡经》，这经书的核心思想非常简单，就是老子西行出函谷关，化身为佛，是为“老子化胡”——换句话说，就是道先佛后，道本佛末。本来这场景像极了小学生吵架，都想在辈分上压对方一头，来证明自己更厉害。但偏偏佛教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历史包袱的：大乘佛教于公元1世纪末至2世纪初经克什米尔由新疆传入中国，最初颇受儒、道两家排斥，所以果断掺杂图谶、法术等种种方术进行了伪装，模糊自己的外来属性，久而久之竟然真的被当成是神仙崇拜的一种，连资深宗教人士也信了佛道本为一家：宋人叶梦得《石林燕语》称“佛教初行，未有僧称，通曰道士”；《高僧传》更是记载过“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的高僧道安被人盛赞为“非常道士”；将老子与佛陀混为一谈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曾向汉桓帝献《太平经》的于吉弟子襄楷，便在献书时提及“老子入夷狄为浮屠”的说法，说明老子化胡为佛之说至少在汉末便已出现，现代有学者认为这一说法最初乃是佛道两教“共同培植起来的神话”。只可惜时光荏苒，魏晋时西域高僧入华传教、翻译佛经的日渐增多，得到完整理论加持的佛教开始变得强势起来。佛道两教之间的关系逐渐转为互相斗争冲突，甚至是彼此攻讦谩骂。“老子化胡”之说自然成为双方互相攻讦的焦点，同时由于只要论证出老子出生在佛陀之后，“老子化胡”的观点便不攻自破，因此佛陀与老子谁先谁后这样无聊的问题也被大家翻来覆去论证了无数次。前面提到的《汉法本内传》中便有“聃（老子）乃周末始生，佛是周初前出”之说。在漫长的缠斗中，《老子化胡经》以及老子身世被不断升级改造，可问题在于传世文献中频频提及《老子化胡经》，却始终不见经书全貌！直到敦煌遗书中相继发现了两种版本的《老子化胡经》，大家才终于得以一窥经书内容。这两个版本一是S.2081《太上灵宝老子化胡妙经》残本，另一个则是十卷本《老子化胡经》中的五卷（S.1857等），这两部经书说的虽然都是老子化胡之事，却又各有侧重。十卷本《老子化胡经》，全称《老子西升化胡经》，其中卷一详细讲述了老子四次化胡的经过：老子于殷商时“寄胎为人”，降生则老，“须发皓白”，然后辅周康王直至西出函谷关，留下《道德经》等文字后西行教化胡人。最让人拍案叫绝的地方乃是胡人“好行杀害，唯食血肉”，所以老子让他们吃斋；胡人“头发卷曲、梳洗困难”，所以老子让他们剃发修行，最后“以神力化为佛形”，面向东方以示不忘根本。后人考证，敦煌出土的这部《老子化胡经》大概成书于北魏太武帝灭佛之后，整体逻辑已相当自洽，对佛教的攻击也十分到位：剃发修行是因为你们胡人难以清洗；吃斋食素是因为你们胡人总要杀生——而潜台词则是佛教到中土之后还要剃发吃斋根本就是错的，因为中原人没有那些问题啊！不过只是如此却显示不出诸位道教高功的本领，这经中绝妙之处在于老子虽然西行化身佛形，又教化诸胡，但所立之教乃是“浮屠教”，释迦牟尼却是数百年后老子之徒尹西降生天竺，投胎为乔达摩·悉达多后修炼而成——这样一来，佛教始祖便低了老子一个辈分。此后再过数百年，老子最后一次化身“出家修道，号为摩尼”，所以《老子化胡经》第一卷最后得出结论，那便是“三教混齐，同归于我”，而我等道士作为最原汁原味的老子思想继承人，自然要“总摄一切法门”。这种攻击背后，其实是道教与佛教之间“夷夏之辨”。道教试图通过老子“化胡为佛”来强调自己的主体地位，证明只有自己才是土生土长的本土宗教，佛教只是老子用来教化胡人的另类产物。可在生产力并不发达、传播手段还很落后的时代，这般神妙的经书和犀利的思想又要如何传播出去呢？第十卷中给出了答案：这卷所载均为歌谣，分别是《尹喜哀欢五首》《太上皇老君哀歌七首》和《老君十六变词》。内容简单易懂，歌词朗朗上口，比如老子西出函谷关时便是：“吾知喜心至，遗喜五千文。欲得求长生，读之易精神。”显然，道士们深谙抓住下沉市场的诀窍，那便是用通俗文化包装深奥教义。这些歌谣不仅方便记忆，更易于口耳相传，在识字率不高的古代社会，堪称最有效的传播方式之一。只是道教如此诋毁佛教，自然要引来佛教反击，最绝的是因为老子在正史中乃是有迹可查之人，因此诸位高僧一度化身考据狂，连他的归宿之地都考证了出来，只为证明他“是人而不是神”——相比之下印度没有史学传统，倒是让佛陀逃过一劫。同时针对“老子化胡”之说，佛教还针锋相对地提出“三圣化现说”，就是佛祖派座下三位菩萨前往东方弘教，“迦叶（菩萨）为老子，儒童（菩萨）为孔子，光净（菩萨）为颜回”，主打把水搅混。南北朝时双方的官司有时甚至会打到中央：北魏孝明帝正光年间，昙谟最与道士姜斌专论老子化胡之说真伪，结果双方各自拿出伪经辩论——自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后崇佛的孝明帝当场拍板，表示姜斌以伪经欺君理应处以极刑，反而是和尚们苦苦哀求才给姜斌留了一命。当大量道经化为灰烬其实“和尚救道士”，又或者是“道士救和尚”这种戏码，在南北朝时也算常见：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乃是赫赫有名的“三武灭佛”中之第一“武”，而出山辅佐他的正是天师道寇谦之。寇谦之效仿老子“为帝王师”之举，授太武帝“太平真君”之号，使得天师道一度成为北魏的官方宗教。可当太武帝想要灭佛，甚至要诛杀僧众时寇谦之却明确表达了反对意见——其实原因非常简单，在黄巾道等宗教势力失败后，无论佛道都必须依附统治阶级才能生存，那么人间帝王今日信佛、明日崇道，你若是趁着自己得势赶尽杀绝，又如何确保未来在对手的反扑下侥幸得活呢？这种帝王喜好影响两教论战的直接产物，当数敦煌遗书S.2081《太上灵宝老子化胡妙经》残本。这残经中佛祖跟天尊竟同时出现，而且并肩教化胡人，使之皈依。只是在《太上灵宝老子化胡妙经》中，胡人依然凶顽不灵，竟然在看到道教天尊“以金槌打地，五方饮食，种种无数，一时来下”后动了歹念，要把这两位给烧死！最终两位大能动用神通显现种种神异，以威服胡人，使之皈依。显然，佛道两教的神仙同时教化胡人，这思路必然不是两教中人自己能想出来的：学界考证这经成书于唐高宗末到武周时期，此时正是李唐王朝女主当政之时。众所周知，李唐王朝为自抬身价，始终标榜老子乃是其始祖。高祖、太宗两朝先后下诏，规定道教地位高于佛、儒；道士女冠地位高于僧尼。因此唐代前期不仅有大量内地道经写本流入敦煌，在敦煌一地更有龙兴观、灵图观、冲虚观等6座道观。前文所提到的《老子变化经》装帧精良，乃是隋代官方写本，上书有“秘书省”字样，可以推测是随着唐初道教大兴流入敦煌的。武则天临朝登基后为解决自身执政合法性问题，一直大肆鼓吹弥勒信仰，并下《佛道并重敕》——有趣的是这道敕书正是因为僧惠澄上言请求毁《老子化胡经》才颁下的，在《佛道并重敕》中武则天声称“化胡是真，作佛非谬，道能方便设教，佛本因道而生，老释既自元同，道佛亦合齐重”，做了一回和事佬，因此《太上灵宝老子化胡妙经》这种成经于武周时代的经书自然也要投桃报李，主动调和佛道矛盾了。只是天有不测风云，安史之乱爆发后大唐王朝对河西走廊的控制力度陡然降低，道教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产物自然也大受冲击。乾元元年（758），沙州所呈报的P.4072《新度僧尼道士度牒状》中道士加上女冠不过170人，而僧尼合计却有近500人，道消佛涨已成定局。从敦煌所发现的道教相关写本来看，安史之乱前后完全就是两个模样：安史之乱前的种种写本约有700余件，其中不少都是抄写精良，楷书正字，不乏《道德经》《灵宝经》《太玄真一本际经》这样的“正经”道经；而安史之乱爆发后直到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大家发现的写本不过70余件，大多是木笔草书，字迹歪扭，讹漏错倒更屡见不鲜，内容上则更“接地气”一些，许多都是符图、占卜乃至镇宅祈愿文。更残酷的真相还在后面：如果继续细细分辨安史之乱后这70余件写本的成文年代，会发现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晚唐归义军时期留下的。换言之就是从吐蕃占据河西之后的几十年里，这里的道教传承几近断绝——吐蕃国崇信佛教，兴佛灭道正是应有之意。等到张氏归义军重新夺回河西时，再度成长起来的道士们几乎已经忘记了昔日那些繁复经书的写法，他们只能在困境中自谋生计，仰仗占卜、超度、镇宅这样的小手段以谋生求财。从残存的写本纸张墨迹看，这段时期留下的写本大多纸张劣薄，字迹黯淡，说明道士们想要承担笔墨纸砚的开销已是力有不逮了。但无论如何，能被保存下来已经谢天谢地了：唐玄宗崇道，开元时曾下令集结天下道经编修《道藏》，并下令各地转写。然而后来先有安史之乱，再有黄巢起义、五代乱世，长安、洛阳两京屡遭劫难，北宋稍稍安定下来整理遗存《道藏》，结果到了元代，一场泼天富贵引发的泼天大灾来了！元太祖十七年（1222）四月，丘处机远赴西域觐见成吉思汗，于是全真教大兴于世，顺便占据了不少战乱中被废弃的寺院，结果没几年成吉思汗与丘处机双双病故，佛教卷土重来。元宪宗时僧人以《老子化胡经》抑佛扬道为由，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佛道之辩。宪宗时的两次佛道之辩均以道教的惨败而告终，尤其是第二次佛道之辩时，来自藏传佛教的八思巴等高僧怒战以全真教张志敬为首的二百道士，最终辩得诸道士哑口无言。17名道士被送入龙光寺削发为僧，道教焚烧“伪经”并退还强占寺院两百余处。不过最要命的是，这次辩论，元宪宗蒙哥汗所指派的组织者正是后来的元世祖忽必烈。忽必烈深感八思巴佛法精深，在登基后授其“帝师”之号，佛教势力大大超过了道教。终于在至元十八年（1281），佛道第三次激辩再度以道教失败而告终，忽必烈下诏焚毁了相当数量的道经。也正因如此，敦煌遗书中所发现的道经便显得格外重要：这些道经虽然只有170余种，但其中竟然有80多种是《正统道藏》所未曾收录的。敦煌宛若一个巨大的时间胶囊，将千年之前的道教历史轻轻包裹起来，静静等待着开启它的人到来。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5年4月下，原标题为《佛教洞窟为何藏有道经？包裹道教千年史的时间胶囊》，有删节，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刘志斌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编辑 | 曾亦嘉（实习）校对 | 火炬 李栋 张斌 推荐 1900年6月22日看守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无意间叩开一扇尘封千年的洞门“遗世独立”的藏经洞宛若一个巨大的时间胶囊包裹着6万余件敦煌遗书编织出一部跨越宗教、文学、艺术与科技的精神史诗在20世纪学术舞台上绽放出震撼世界的光芒千年风沙未能湮没一个文明永续的生命力正如敦煌学泰斗季羡林所言敦煌文化的灿烂，正是世界各族文化精粹的融合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源远流长不断融会贯通的典范本期，就让我们一同打开尘封的文书走进那个流光溢彩的中古世界点击下方封面，即可购买↓↓↓“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