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上方蓝字 关注我们资料图：贾平。与追逐名利的碌碌世人相比，贾平以毕生致力于艾滋病防治与公共卫生公平，点燃社区组织的希望火种，促成民间社会的觉醒，我们应珍视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文｜黄严忠（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全球健康高级研究员）得知贾平去世，是通过4月29日财新网的一则讣闻。起初以为只是同名同姓，直到看到照片，才确信是他。震惊与遗憾如潮水般涌来。近年来，我们虽有微信联系，却因彼此疏远而断了音讯。最后一次联络是2020年10月，他简短而疏离的回复让我心生隔阂。此后，我未再主动联系。疫情期间路过北京，也未像往昔般约他小聚。如今阴阳两隔，往事历历在目，唯余无尽怅惘。记忆中第一次见到他是2006年2月，在芝加哥一所大学举办的"传染病挑战与中国法律应对"研讨会上。彼时，他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担任访问学者。凭借名校法律专业毕业的背景，贾平已在当时最大的艾防民间组织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担任法律顾问和研究员。那是一个西风劲吹，“与国际接轨”的年代。从2003年开始，中国不仅大规模接受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全球基金”）的资助，也在疾病防治和治理理念上逐渐向西方世界看齐。全球基金倡导“公开透明、广泛参与、高效运作”的原则，要求每个受全球基金资助的国家设立一个体现这些理念的国家协调委员会（CCM），负责审查、批准和协调向基金提交的申请，并监督已批准项目的实施。同年，全球基金修订了协调委员会的指导方针，要求其中代表选举过程透明且有据可查。为顺应这一变革，中国国家协调委员会精简了成员数量，同时增加了社区组织及感染者的代表比例。这一制度变革，打破了此前完全由政府机构与全球基金主导的格局，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艾防领域中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模式。中国的艾滋病非政府组织由此进入快速增长期，从2006年到2012年，数量几乎翻倍，从约500个增至2012年的967个。这一改革也促成了2006年4月的以社区为基础的非政府组织代表选举，贾平在此次选举中脱颖而出，当选为代表。在中国国家协调委员会中拥有代表权，意味着这些组织首次在全球基金项目的申请与监督中拥有了真正发言权。全球基金与中国国家协调委员会设立的独立审查小组确认了选举结果，标志着对这一领域方兴未艾的民间社会的正式认可——尽管受制于政府法规，许多参与的基层组织仍未获得合法地位。然而，这一被贾平称为公卫治理领域“民主萌芽”的进程却是一波三折，他本人很快就面临来自民间组织的种种批评与质疑。贾平选择了退让与妥协，宣布不再寻求连任，并将自己一年的任期奉献于组织下一轮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的选举。2006年12月，110家艾滋病民间组织联合50余家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观察员，齐聚武汉开中国首届艾滋病非政府组织全国大会，一致通过了贾平协助起草的核心选举方案。次年，150家社区组织参与第二次选举，标志着民间社会自我组织的觉醒。……全文共3800字新会员订阅即读全文。已订阅会员直接读。往期精选推荐公立医院前所未有的艰难时刻上海北京消费逆势下跌 超一线城市卖不动了？高官夫妻双双落马的背后财新周刊｜黄金冲顶之后 阅读原文 今天看啥地址：http://www.jintiankansha.me/t/K5QiaX7p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