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是美国作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生于1897年9月25日（卒于1962年7月6日），被认为是美国南方文学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其最代表性的作品有《喧哗与骚动》《押沙龙！押沙龙！》等。1949年，福克纳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原因为“因为他对当代美国小说做出了强有力的和艺术上无与伦比的贡献”。他曾说过，真正的真理来自人的内心。任何一个不能用一句话或至少一段话来讲述的故事，不值得写下来。福克纳一生中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美国国家图书奖、普利策小说奖，可是，这位大师却连高中都没有毕业，虽然选修了一些大学课程，但实际上也没有获得大学毕业证书。虽说没有取得正式教育，福克纳一直孜孜不倦地阅读。正如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所说，作家不会出自没有书的房子里。看来大师们一生坚持做的事情，就是不停阅读，不停学习。给爱丽丝的玫瑰点击进入阅读我们再一次见到爱米丽小姐的时候，她已经发胖了，头发也变得灰白。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她的头发越来越灰，直到变成了胡椒盐的那种铁灰色，颜色就不再变了。直到她在七十四岁去世之日为止，她的头发依然是顽强的铁灰色，像一个仍然活跃的男人的头发。从那时候起，她的前门就再也没有打开过，除了她四十岁左右有那么六七年的光景，她打开门教授陶瓷彩绘。在楼下的一个房间里，她布置了一个画室，萨托里斯上校同代人的女儿、孙女儿会被送到她那里，风雨不改，仿佛周日带着25美分去教堂募捐那样肃穆。那时，她的税仍然是被豁免了的。后来，新的一代成为了小镇的主心骨，那些学画的学生长大成人、逐渐离开，并没有让她们的孩子带着颜料盒、枯燥的画笔和从女性杂志上剪下的图片到爱米丽小姐那儿去学画画。前门再一次地关上，并且永远地关上。小镇实行免费的邮递制度了，唯独爱米丽小姐拒绝让他们把金属门牌号和邮箱钉在自己的房屋上。她也懒得听他们解释。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我们眼看着黑人的头发变白了，背也驼了，还照样提着菜篮子进进出出。每逢12月，我们给她寄去一张税务通知单，但一个星期后又被邮局退还，无人认领。我们偶尔还能在楼下的一个窗户旁边见到她的身影——很显然她把楼上封了起来。她坐在那儿，仿佛神龛中的一副雕塑，是不是在看着我们，我们也说不准。她就这样经历了一代又一代——高贵漠然、安宁乖张，让人无处闪躲。她就这样与世长辞了。在这尘埃满布、阴影遮目的大屋里病倒了，身边只有一个蹒跚羸弱的黑人在伺候。我们甚至不知道她病倒了，因为我们很早以前就不再从黑人那里打听她的消息。他从不和任何人说话，恐怕对她也是如此。他的嗓子也因为长期不吭一声而嘶哑锈蚀了。她死在楼下的一个房间里，在一张挂着床帏的笨重的胡桃木床上，她满是银灰色头发的头枕着一个霉得发黄的枕头，那时因为经年累月的用着，却又晒不着一丝阳光。黑人在前门接待了最先来到的那批妇女，把她们领进了屋。妇女们悄声细语，好奇的目光快速打量着屋子。黑人随即消失了。他穿过屋子，走出后门，从此不见了踪影。两位堂姐妹也同时赶来了。葬礼在第二天举行，全镇的人都赶来看爱米丽小姐那覆盖在鲜花底下的遗体。棺材上方挂着爱米丽小姐父亲的炭笔画像，他看上去一脸深思；妇女们在叽叽喳喳地讨论着死亡的恐怖；那些年长的男人呢——有一些穿上了刷得干净笔直的南方同盟军制服——站在长廊或草地上，谈论着爱米丽小姐，好像她是他们的同代人，还认定自己曾经跟她跳过舞或者追求过她；就像所有老人家一样，他们已经记不清时间先后顺序了；对于他们来说，过去并非一条越走越窄的路，而是一片没有冬季的草地，只是最近的十年像窄小的瓶颈把他们与过去隔绝了。我们很久以前就知道楼上有一个房间，在这四十年里谁也没有见过，要进去就得撬门了。等到爱米丽小姐入土为安以后，他们才去把门打开。猛地打开门，整个房间被震得灰尘弥漫。这间布置得像新房一样的房间，却处处笼罩着坟墓般淡淡的凄惨的阴森：褪色的玫瑰色窗帘，玫瑰色灯罩，梳妆台，一排精致的水晶工艺品和银白色衬底的男士盥洗用具，但那银白色已失去光泽，刻在上面的字母也难以辨认。杂物之间有一条硬领和领带，仿佛才刚从身上取下来，拿起来之后，在铺满尘埃的台面上留下浅浅的月牙印子。椅子上放着一套西装，叠得一丝不苟；衣服下面是两只寂寞无声的鞋子和一双丢弃了的袜子。床上躺着一个男人。我们在那儿怔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俯视着那张枯瘦无肉的脸上所露出的深奥莫测的咧嘴笑容。看起来这个尸体曾经是个与人拥抱的姿势，但长眠比爱情更久远，甚至战胜了爱情苦痛，彻底地驯服了他。他所剩下的躯体已在那套睡衣底下腐烂了，跟他身下的床黏在一起，难以分解；他身上以及在他身旁的枕头上，均匀地铺盖了一层长年累月积下来的尘埃。后来，我们注意到旁边的枕头上有被人头压过的痕迹。有人从上面拈起了什么东西，凑近一看，一股淡淡的、看不见的干燥异味钻进鼻孔——我们看到了一丝长长的铁灰色头发。 文章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