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约 5300 字阅 读 需 要 16 分 钟 扑克牌是现代社会最常见的娱乐玩品之一，但你有了解过，牌面上那一张张造型独特的图像是怎么来的吗？比如，黑桃K的牌面上，就集合了王冠、竖琴、利剑等种种纹样，最终组合成了一位威严的君主。他到底是谁？偶像：英雄与神意利剑、王冠、竖琴，这是牌面黑桃K上最醒目的元素，最为通行的说法认为，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位人物原型，就是《圣经》中最受上帝青睐的国王——以色列“大卫王”。牌面上看似互不相关的纹样，反映的正是“大卫王”同时作为英雄、君主和信徒的身份特质。按照《圣经》的描述，“大卫王”最初是以英雄的姿态现身于以色列王国的。大卫出生于伯利恒，是耶西的第八个儿子。这位以牧羊为业的少年在以色列与非利士的战争中崭露头角。据《撒母耳记》记叙，战场曾出现一位非利士巨人歌利亚，身强力大，无人能敌，少年大卫却主动请缨出战。他拒绝穿戴铠甲，用投石机应战，竟然成功击杀歌利亚，斩下其头颅，帮助犹太人获得了战斗胜利。此战后，大卫成为百姓交口称赞的英雄，也正式开始了从牧童向国王的身份转变。在《圣经》中，这部分故事围绕着他和以色列国王扫罗的争斗展开，大卫蒸蒸日上的声誉让扫罗心生忌惮，在他的驱逐下，大卫开启了自己的流浪生涯还组建了自己的军队。扫罗战死后，大卫在希伯伦受膏（指将膏油——通常是特制的圣油，倒在或涂抹在某人的头上，表明此人是上帝亲自选定来担任某个重要职分的人）为犹大王，最终统一了全以色列，定都耶路撒冷。如果这一段传奇故事对应着大卫王形象中的利剑与王冠，那其衣袍上的竖琴图案，则提示着贯穿于他命运始末的神性主题。《撒母耳记》开篇便提到，由于扫罗的悖逆，大卫出生不久便被耶稣通过先知撒母耳选中，秘密膏立为以色列日后之王，而在其流亡途中，也是神的保护和看顾使其安然无恙。神意的出现不仅串联着大卫的生命起伏，也将其从牧童蜕变为君主的传奇彻底升华为神祇的显灵与作为，继而成为君王必须忠诚于耶和华的铁证。这样的暗示在《撒母耳记》中处处可见，甚至扫罗也曾因为大卫“被神膏立”的特殊身份而放弃对他的追杀与迫害。在这样的叙说下，大卫王不但有了坎坷离奇的生平，也在事实上成了最虔诚的信徒，甚至是神意福荫世间的符号。除了迎回约柜，着手修建圣殿外，竖琴也成为大卫祈祷神旨、传递神意最具代表性的媒介。典型的一幕发生在大卫适逢扫罗王的时期，彼时饱受恶魔困扰的扫罗王因大卫的一曲竖琴奏乐而获得救赎，根源在于“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大卫”，使得手中的竖琴为了神意奏响，以上帝的慈爱悲悯驱散了邪灵。竖琴乐音因而成为连接大卫与神的桥梁，据说大卫王曾多次用竖琴赞美上帝，甚至在迎约柜时（约柜即放置上帝与以色列人所立契约的柜子）还命人奏响竖琴等乐器来虔诚敬拜。回到现实来看，西方考古的进展曾证实，“大卫王”可能确有其人，活动于公元前10世纪的历史舞台，然而，《圣经》中提到的“定都耶路撒冷”等传奇经历却有着文学杜撰、美化之嫌。尽管如此，“大卫王”身为信徒榜样的地位却从未动摇，频频以救世主领袖、精通律法的学者等理想形象活跃在犹太历史与文化故事中。受此影响，身世神圣而享誉后世的大卫王成了扑克牌人头牌的取材原型，竖琴、利剑、王冠等鲜明的身份符号也被一同保留。然而，不管是大卫王还是其角色形象的故事，都没有结束。圣像：勇气与权欲世界著名雕塑家米开朗基罗曾留下一件旷世之作。这件人物雕像是由一块被称为“巨人”的大理石雕刻而成，其成品的人物形象体格健壮，面目俊美，肌肉线条饱满，神态坚毅。人物左手紧握的石块则证明，米开朗基罗意图塑造的，正是经典的以色列英雄“大卫王”。这件作品有着西方美术史上艺术成就最高的男性裸体塑像的美名。凭借巧夺天工的雕刻技艺，米开朗基罗成功还原了神话中大卫投石击杀歌利亚的场景，然而，人们细究发现，呈现在米开朗基罗手下的“大卫王”却和神话记载有着不小的出入。例如，《旧约》中创造奇迹的青年牧童，却成了雕塑中的俊美成人，故事中提及的石机也被“弱化”为了普通石头。这番米开朗其罗故意为之的艺术设计，揭开了“大卫王”从神台走向近代历史的演变端倪。问题的关键在于《大卫》的成型时间。1494年，在宗教人士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的领导下，人们揭竿而起推翻了曾统治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建立了佛罗伦萨第二共和国。这个“新生”的共和国，正是雕塑《大卫》的主要委托方，据说，佛罗伦萨的“共和国政府”认为，《圣经》中大卫击败巨人的事迹同此前爆发的革命相互呼应，大卫身上闪烁的自由、正义光辉，成为佛罗伦萨人民反抗专制统治的最好注脚。接受委托的米开朗基罗和美第奇家族渊源颇深，不过，尽管正是美第奇家族成员的资助让米开朗基罗有了学习和成长的机会，但他对美第奇家族的专制早有不满，1494年的革命无异于火上浇油，直接点燃了米开朗基罗对共和的青睐与渴望。据说，这位艺术家非常同情人民的反抗，面对此后美第奇家族复辟后的邀约也避之不及，甚至还曾亲身参与1529年的起义。政府委托和内心向往一拍而合，米开朗基罗开始潜心创作《大卫王》，一锤一刻下的也不单单只是神秘的偶像，而是米开朗基罗心中捍卫国家的勇士。因此，米开朗基罗放弃了对大卫割掉敌人头颅的胜利颂扬，转而仔细描刻其甩石的勇气与坚毅。在他的锤凿之下，大卫头部微俯，炯目而视，手中抓着投石带，仿佛下一瞬就将投掷巨石，驱逐强敌。雕像人物的蓄势待发与紧张神情，也被理解为米开朗基罗对世人的警策——不要忘记保护共和国的艰巨，如他自己所说，“领导人应当像大卫一样保卫祖国。”相较于米开朗基罗的直抒胸臆，大卫王留在另一件艺术作品中的形象则更加隐晦和复杂。这是一幅以裸体女性为主体的油画作品，由17世纪荷兰画家伦勃朗创作。画面中，身材略显臃肿的女性裸身而坐，手中无力地握着一封信笺，神情低沉而忧郁。画像中并未出现“大卫王”的身影，却影射了《圣经》传说中大卫王的另一段秘辛。撒母耳记记载，大卫称王之后曾偶见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沐浴，迷恋其美色，后来得知此女是其部下乌里亚的妻子拔士巴，为“抱得美人归”，他不仅送亲笔信求爱，还设计谋害乌里亚战死沙场，最终将拔士巴召入宫内占为己有。大卫王最终因此举遭遇神罚，落得惨淡结局，拔士巴的故事也传于后世。伦勃朗描画的正是拔士巴手握大卫王来信的情景，但不同于传说中的桃色绯闻，伦勃朗笔下的拔士巴没有倾城之色，反而只是一个平凡女子。刻画的重点也从情节本身变化为了拔士巴的神情面容，画面中她眉眼低垂，似乎身处两难，内心挣扎痛苦。后世研究发现，这些处理与矛盾反映出伦勃朗完全异于米开朗基罗的创作动机，更直白地说，在这位特别的画家笔下，同时身处“暗处”的拔士巴和大卫王，共同构成了伦勃朗的尖锐批判与现实反击。对抗首先来源于伦勃朗对“圣像”传统的坚守。17世纪的宗教改革深刻影响了荷兰社会，这也使得传统天主教奉行的圣像崇拜受到摒弃与抨击。然而，伦勃朗却不愿意放弃对《圣经》题材的创作，在他的心中，宗教圣像画并非神意外化，而是人性的容器，因此出自其画笔下的形象往往表现着鲜活的世俗与人格，抱负、斗争、梦想等活生生的生活与心声，被他如实展现在画布上。这样的坚守也被延续到了拔士巴的形象创作上，伦勃朗放弃了君主专制时期的社会审美，既延续“大卫王”的故事传统，用犀利笔触抨击了强权与暴君，又回到荷兰的艺术社会，以对真实肉体的描绘批判宫廷的虚伪，畅诉对主流的不屑。反击也夹杂着伦勃朗的自我言说。根据记录，创作拔士巴画像时的伦勃朗正处于人生的低谷，丧妻、破产、穷困等不幸将其拖入泥潭，雪上加霜的是，与模特情妇的未婚同居使其遭遇了教会的公开谴责，甚至一度被禁止领圣餐。在《圣经》故事中，拔士巴与大卫王的“绯闻”一直被批驳为道德败坏的标志，这也使得这段对拔士巴的“再创”被后世理解为一种无声的控诉，手握信笺无力抗衡命运的美妇照映出现实中情妇遭遇的社会压力与道德指摘，而伦勃朗选择正面一切，欲望、丑闻、道德枷锁，通通被公之于世。这种坦然和不屑在伦勃朗晚年的画像中被再度证实，画作中，垂垂老矣的伦勃朗完全无意掩盖自我的衰老和丑陋，他以真面目示人，也用真面目入画，只为留下自己作为“真实人物”而存在的容貌与形态，供世人观看、讨论乃至研究。在这种复杂再现下，《手持大卫王来信的拔士巴》不仅获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也作为“思想与社会转型”的灯塔伫立于荷兰王国的历史潮涌中，其间充盈着的传统变革、宗教超越和人性回归，一同融入了大卫王的故事序章，成为其身姿历经时代境迁而留下的悠长剪影。 牌像：虚幻与现实扑克牌的出现，是“大卫王”形象演变的另一处里程碑。1813年，法国政府曾颁布一个官方批准的扑克设计，并对其中每一张人头牌正式命名，此举确定了扑克牌中的“J、Q、K”，使其分别成为侍从、皇后、国王的缩写。神奇的是，除了名称的对应，十二张人头牌中不少的人物形象也和《圣经》等神话典籍有着密切联系。其中，作为《圣经》典型代表人物的“大卫王”为何会被扑克选中，虽然已经无法考证，但也有些因头可寻。首先可以证实的是，西方的扑克牌多少受到了埃及历史文化的影响。虽然根据研究，世界上最早的扑克牌应该出现在中国，以明朝时期的“叶子戏”为雏形，但需要承认的是，中国纸牌传向欧洲的过程，还是经历了地区之间的传递与过渡。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比博物馆的档案室中的一段记录证明了这段时期的存在，据其所言，1400年前的古埃及马穆鲁克王朝的遗物中含有52张牌，其组成和西式牌面组成非常相似，而这副牌的花色有硬币、剑、高脚杯、马球棍等，一些学者据此推测，这些纹样被相继保留、转化，先后被发展、丰富为意大利扑克牌中的马球棒、剑、高脚杯和硬币，最后被法国改造成了方便钢板印刷的简单图案“三叶草”“矛头”“阶砖”和“红心”，这些渊源与设计被悉数整合、杂糅，最后成了现代扑克牌中的四种样式：黑桃、梅花、方块和红心。相对于笼统的传统延续，更多的观点则倾向于历史的影响，即扑克牌背后存在的矛盾博弈和人头牌人物选择的相互关联。简单来说，扑克牌代表的娱乐与赌博，被基督教等众多教义视为罪孽，而对牌面图像的改进，则成了让扑克牌幸存于世的必然之举。其结果是扑克牌和宗教文化的结合，例如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年轻时，红衣主教就曾在扑克牌上绘制神话、寓言等故事，从而激起对方的学习兴趣。英国也曾如法炮制，在17世纪将扑克牌改造为教育的工具和媒介，通过牌面图案的修改来弱化其赌博属性。更有传言称，20世纪美国传教士以扑克牌解释教义，一度将这种娱乐卡片硬生生变成了“压缩版”《圣经》。“存世之道”外，宗教元素对牌面的影响也曾被解释为占卜的常态变形。这需要追溯到扑克牌和塔罗牌的历史纠缠，后者是一种流行于15世纪意大利的贵族纸牌游戏，后被发展出占卜用途。研究显示，扑克牌和塔罗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似性，这也使得“占卜通灵”成为娱乐之外始终伴随扑克牌发展而存在的功能。19世纪开始，有学者就曾在写作中提及纸牌占卜的现象，人们认为52张牌有着丰富的组合可能，占卜师可以借此做出非常多的预测与关系解读。在扑克牌的主要发明地法国，纸牌占卜更是非常流行的社会活动，很多记录显示，许多人曾以此预测个人的命运和走向。这也使得扑克牌天然被赋予了神秘的宗教性质，成为一种可触碰的灵性符号。例如印在17世纪英国特制扑克牌上的德文诗谶就写着：星辰轨迹昭示危机，逆风而行方得生机。如同这段诗文所描述的，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这种空灵缥缈和鲜活现实的碰撞总是很直白地存在于扑克牌穿梭的生活场景，也许这无法决定“大卫王”成为“黑桃K”的结局，却在冥冥之中勾勒着，岁月变迁中，神秘莫测的宗教形象，从神台典籍走向社会人间，重返人心与烟火的浪漫足迹。 参考文献：[1] 翁启宇著,全球史下看中国 从大河文明到地缘文明 约公元前2000年-前950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3.[2] [加]戈登・菲 [美]道格拉斯・斯图尔特，《圣经导读下按卷读经》，李瑞萍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3] 阮炜作,西方文明三千年 从希腊城邦到工业革命,东方出版中心,2023.[4] 张宝洲，赵蓓著,外国美术史,西北大学出版社,2008.[5] 龙迪勇，图像与文字的符号特性及其在叙事活动中的相互模仿，《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11期.[6] 顾卫民.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 [7] (英)詹姆斯·M.拉塞尔作；鲁晨鹏译,神奇的发明 古人比我们更超前,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2021.06,第40页.*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念缓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 | 曲晨溪（实习）校对 | 彦文国历好物进击的士族旁落的皇权跨越五百年的权力对抗史国民历史读物《国家人文历史》专业团队最新力作展现士族潮起潮落的史诗级历史画卷点击下方封面，即可购买↓↓↓“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