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T 档案卡标题：人头税与生育率作者：言九林发表日期：2026.6.4来源：微信公众号-史料搬运工主题归类：生育率CDS收藏：公民馆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我们思考人口史的时候，容易有一种误区，觉得中国古代没有节制生育的理念，官府也不搞计划生育，普通百姓脑子里多子多福观念根深蒂固，只要还有一口吃的，就会使劲生。这种想法有偏差，跟历史事实对不上。我们在秦、汉、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都能看到百姓主动杀害自己孩子的记载。这不是一例两例，而是一种绵延不绝的社会现象，它有个专用词叫“不举子”。注意了，不同于明清时代杀害女婴的社会现象，“不举子”是不分男女无差别抛弃或杀害婴儿。这是民众对家庭人口实施调节的残忍手段。从秦汉时代开始直到南宋，这一千多年里，“不举子”作为一种严重的社会现象，始终是朝廷高层关注和讨论的重要政治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头税。秦代有句话，叫做「秦赋箕敛，百姓贺死吊生」。箕敛，官府派人拿着簸箕上门收钱，指的就是人头税。秦帝国人头税重，家里多一口人就多一份负担。于是百姓们听闻邻居家有人过世就去祝贺，好啊你们家税负减轻了；有孩子出生就去吊问，真可怜你们家以后要交更多人头税。汉代也是这样。汉元帝的御史大夫贡禹上奏说，自汉武帝将「口钱」降低到三岁起征后，汉帝国的百姓就不肯养育后代了，他们选择了「生子不举」，生了孩子不养活。「口钱」就是专门针对孩子的人头税。南宋建政后，「丁税」很重，浙江、福建一带的百姓普遍「不举子」，让担心「人矿」萎缩的宋高宗、宋孝宗极为头疼，多次下旨要地方官想办法扭转这种社会风气。当然了，他们既要又要，既希望「人矿」壮大，又不愿取消「丁税」。人头税的范畴很广。凡官府按人头摊派下来的负担，不管是收钱、收粮还是征发劳动力，也不管是用税务机关直接征收，还是用所谓「官营」「国有」之类手段间接谋取，都可以归入广义的人头税。一个孩子要交一份「口钱」，一个成年人要交一份「算钱」，这是最显而易见的人头税。成年男丁每年要给官府服几个月劳役，要给朝廷服多少天兵役，也是人头税。是人就得吃盐，就得住房子，官府搞食盐官营，搞建房用地官营，强迫百姓吃高价盐、住高价房，这食盐消费和住房消费，同样属于人头税。西汉建政初期人口稀少，惠帝和吕后为鼓励生育，拿出来的最有效手段是「复」，就是免劳役和兵役。女性怀孕了，丈夫可以「享受」一年或者两年免劳役兵役的待遇。这对普遍属于四口之家或五口之家的汉朝百姓来说，简直是天大利好。这类高度原子化的小家庭里，通常只有一个成年男丁。男丁被征召去服劳役兵役，耕作就得落在成年女性身上。如果女性怀孕生产，就没法正常下地劳作，家庭经济状况就会急转直下。劳役兵役的存在，让怀孕生产对汉朝百姓来说成了一件成本很高的事情。不但惠帝与吕后，许多政权在战乱后选择以「复」为奖赏来提升生育率，原因便在这里。「复」的本质，就是暂时免除部分人头税，以换取百姓提升生育意愿。农耕时代中国百姓的税赋负担包括人头税和田亩税两部分。在汉代，人头税在总税负中的占比超过九成。在唐代前半期，人头税的占比超过了七成。与此同时，自秦汉到隋唐，中国长期实施「土地官有制度」和「官府授田制度」。理想状态下，每个人头下面都应该对应足量由官府授予的土地，以确保该人头能够承担官府摊派的税负。遗憾的是，这种理想状态往往只存在于政权建立初期。因战乱的缘故，一方面是人口锐减，一方面是有大量荒地等待开垦。这个时期朝廷掌握着大量土地，可以保证每个新生人口都获授足额耕地。如果朝廷再出台一些类似「复」这样的免人头税政策，百姓就会很愿意生育孩子，毕竟增加人丁便等于增加家庭的耕地数量，且不会造成人头税负担加重。然而，到了王朝中后期（前提是这个王朝不短命，国祚至少能有个一百来年），理想状态就很难维持了。此时，人口增长，加上官僚土地主的兼并——没错，只能是有官权力背景的「官僚土地主」，没有官权力背景的平民在中国古代是没有土地兼并能力的——让朝廷手里已经没有了可供分配的荒地。新增人口找官府要求授田，经常无法足额。像唐代中期的敦煌地区，新增人口运气好能拿到法定额度十分之一二的土地，运气不好半分土地也拿不到。正常来说，得不到足额耕地，就不应该缴纳足额人头税。可官府绝不可能有这样的觉悟。他们没动力解决授田不足的问题，却有足够的压力去确保人头税一分钱都不能少。授田不足是百姓不高兴，百姓不高兴只能憋着，不能拿官老爷怎么样。人头税收不足，上级衙门会不高兴，朝廷会不高兴，这些人不高兴了，官老爷的考核就不能合格，官运就不能亨通。于是，每每到了朝代中后期，「生子不举」的社会现象就要出现。西汉出现于汉武帝统治时期，东汉出现于汉灵帝统治时期。三国时期的魏蜀吴也都有「生子不举」的社会现象，且出现得很早。原因是争霸战争极大提升了官府对人头税的汲取力度，于是「生子不举」现象也就提前了。唐代百姓多了点人身自由，于是「生子不举」现象减弱，在武则天、唐玄宗统治时期出现了大规模人口逃亡。不给我足额耕地又要我足额缴纳人头税，那我就背井离乡让征税官找不到我，进深山老林，或者去求大户荫蔽做黑户。官府找不到逃亡者，又要完成征税任务，就把缺失税额平摊到没逃跑的百姓头上，当时有个专门的词语叫「摊逃」。 「摊逃」的本质是惩罚老实人。结果就是老实人被逼急了也纷纷跑路——北中国开发充分无计避秦，于是大量人口往南方跑。杜佑说，唐玄宗时代有大概四分之一的百姓选择了跑路。躲躲藏藏的跑路者，自然不会有太强烈的生育意愿。西汉的人口峰值是六千万，东汉的人口峰值——它的疆域比西汉略小——是五千八百多万，与西汉相差无几。再往下，唐代的人口峰值是七千万。从西汉到唐代，差不多一千年。这一千年的时间里，农具从木石变成了铁器，牛耕普及了，水利设施增加了，种植技术进步了，耕地总量提升了。可人口峰值居然原地踏步，只增加了区区一千万人。再往下，北宋的人口峰值过亿。宋徽宋年间人口是1.2个亿，把辽、西夏和大理都加上，总人口是1.4个亿。同等疆域下，唐朝人口最高峰只有7000万。从唐朝最高峰到宋朝最高峰，中间只有两三百年。两三百年的时间人口峰值翻了一倍。之前一千多年人口峰值仅从6000万增长到区区7000万。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就是人头税。我们经常讲唐宋之变，其实最大的变化，就是唐代百姓的税负仍然以人头税为主体，占到了总税负的七成以上；而宋代百姓的税负已转为以田亩税、资产税为主体，人头税在总税负中的占比已经下跌到了三四成。这个变化，发端于唐德宗时期搞的「两税法改革」。唐德宗之所以搞这个改革，是因为唐代百姓在人头税的压力下不断跑路，且经过安史之乱后百姓四散流离，朝廷原有的人口簿册已无法作为征税依据，按旧人口簿册根本找不到人，以人头为核心税基的征税模式已在事实上破产。没办法，唐德宗与他的宰相杨炎只好转变思路，改走以田亩为核心税基的新征税模式。「两税法改革」是中国税赋史上分水岭式的大事件，也是中国人口史上的大事件。唐朝后半期藩镇割据，中央到地方人头税与田亩税齐头并进，百姓苦不堪言；五代十国变本加厉，新的两税要收，旧的人头税一样不许少，「生子不举」现象遍地可见。等到北宋实现小统一，田亩税才终于正式取代人头税成为北宋百姓的主要负担。当然了，唐德宗也好，北宋的皇帝也好，他们选择以田亩税、资产税为主要征税模式，是因为他们发现这种办法更适合当前的环境，可以让官府获得更可观的财政收入。他们完全没有想过「人头税的减轻会增加民众生育意愿」这件事。北宋人口飙升破亿，完全是在皇帝和官府老爷们的意料之外。北宋的官老爷和读书人在吹嘘本朝人口繁盛时，也从来不提税收模式的变化，只歌颂皇帝圣明。禁军制度也提升了北宋百姓的生育意愿。我们知道北宋搞职业兵，禁军最多的时候有一百多万人。导致国家财政七成以上都用来养军队了。可养出来的又是战斗力非常低下的部队。为了养禁军，北宋官府疯狂搞税，以至于朱熹得出了「历代刻剥之法本朝皆备，所以有靖康之变」这样的总结。但禁军也并非全无好处。其最大好处，就是减轻了宋朝百姓的「人头税」——禁军的存在，让宋朝百姓不必定期去服兵役；地方官府有劳役要摊派，第一时间想到的也是驻扎在地方的厢军，很少再对普通百姓征召劳役。没有兵役与劳役，就等于免了一项极沉重的人头税。北宋女性可以放心怀孕生产，不必担忧丈夫被官府征召以致家庭丧失核心劳动力。当然了，这也是意料之外的效果。就我有限的资料阅读范围来看，北宋自皇帝而下的各级老爷们，无一人意识到禁军的存在可以降低人头税，可以提升百姓的生育率。用宋神宗的话来讲，北宋政府之所以搞这么大规模的职业兵，只是为了尽可能收容社会上的游民，以防止他们成为威胁政权的不安定因素。遗憾的是，南宋偏安，将许多五代十国时期流行的人头税名目又给复活了，于是南宋社会再次出现了严重的「生子不举」现象。民众生育意愿下降有两类成因。一类是社会转型与观念变革，可称之为「现代原因」。一类是人头税过重，可称之为「中世纪原因」。有时候，两类成因可以共存并彼此纠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