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往生命中的哪个时刻，你曾感觉到真正完成了一次属于自己的“成长”？不是被外界所定义，而是全然与自己有关的一次转折。 当“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成为一代又一代父母的焦虑，当县域中学的孩子被反复告知“考出去”才是唯一的出路，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追问“我到底想要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都指向同一个被忽略的追问：真正的成长，究竟在哪里发生？ 近日，新京报书评周刊联合香港大学北京中心举办“成长的发生地——在环境、教育与心灵之间”对谈活动。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社会学与人口学讲座教授文鸣，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长聘副教授林小英，香港中文大学高级讲师、原清华大学积极心理学研究中心副主任赵昱鲲，分别从社会结构、教育制度与个体心灵三个维度出发，试图回答这个看似朴素却难以说清的问题。 活动现场，三位嘉宾的研究与思考恰好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追问链条。文鸣关注的是，一个积极发展的青少年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支持与家庭联结；林小英追问的是，在做教育决策越发困难的今天，我们如何保卫闲暇，又如何在错综复杂的选择中为自己寻找一个出路；赵昱鲲则回到个体内部，以一个理性主义者的心理成长过程为例，探寻人在环境与制度之间如何获得意义感。这场对谈没有给出标准答案，但它再度提醒我们认真想想：如何才能真正长成自己的模样？整理｜申璐活动现场。（从左至右依次为牟丹，文鸣，赵昱鲲，林小英）人的发展绝对不是一成不变的文鸣的研究专注于儿童与青少年发展。她的核心追问是：孩子要长成参天大树，需要何种土壤、联结与支持？作为最主要的成长环境，家庭与学校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人的发展轨迹。有趣的是，这并非她最初选定的研究方向。她的博士论文研究老年健康，直至长子十岁时，她才转向儿童发展研究。这次学术转向，让她获益至今。当聊到成长发生的场域，文鸣十分看重环境如何形塑一个人的成长。深耕儿童发展研究的她，对这场升学角逐别有一番感触。她在活动现场，讲述了一件当天早上才发生、令人扼腕的真实事件：“我同事的先生今早带六岁的孩子去一所香港名校参加小学首轮面试。一同应试的另一个家庭，因为迟到五分钟，被校方拒绝面试。那位爸爸当场下跪大哭，但学校职员最后还是没有让他们进场。” 这一幕，足以映照整个社会深陷教育竞争的狂热。文鸣。面对这样的社会氛围，文鸣在研究中不断追问：儿童早期发展的差异，是不是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显露出来？家庭资源会怎样落实到孩子每日的成长环境里？而家庭以外的环境，又在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多项实地研究的量化数据都证实，父母教育背景、家庭收入与地区资源，都会直接影响孩子的成长。随着孩子慢慢长大，陆续离开家庭进入校园，家庭对儿童发展的影响是否会随之减弱？以素有“儿童友好城市”美誉的杭州为例，相关数据显示当地幼儿入园率高达95%以上。我们或许会猜想，当前学前教育如此普及，由家庭因素造成的儿童发展不平等，是否就能有所缓解？然而研究发现，父母的教育水平与孩子就读幼儿园的质量呈正相关。随着孩子年龄增长，家庭的整体影响力虽会减弱，但家庭的社会经济资源与家庭关系氛围，依旧举足轻重。不过，这类原生环境带来的差距，可以通过后续资源支持得到一定 “补偿”。来自香港的早期儿童发展追踪研究（HK-CHILD）数据显示，如果学前儿童参加三种或以上课外活动，受家庭背景影响的发展差距便会显著收窄。因此文鸣认为，人的发展并非一成不变。我们需要转换看待青少年的视角：过去谈及青少年，我们常常忧心忡忡，习惯以“病理” 的视角审视 —— 寻找问题、关注缺陷。但她提出，大多数青少年本身积极向上；即便出现一些问题行为，他们依旧具备很强的可塑性，蕴藏诸多内在资源，有机会成长为正向发展的个体。在她看来，能够实现积极发展的青少年，兼具能力、自我价值感与良好品格，并且能与家庭、学校、社区这些重要的社会场域建立良性联结。“环境既会延续差异、传递风险，也能够提供资源支持，带来补偿与改变的机会。所以希望我们这些成年人，都能更深入理解这段成长历程。”文鸣说。在今天做教育决策，是一个反向用力的过程“刚才听文鸣教授的发言特别有收获，但是也有很多害怕，在这个时代做教育决策确实相当不容易，它涉及家庭，甚至还不只是两代人一起来做决策的事儿。”林小英感慨，面对这个困境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在她看来这是一个“反向用力”的过程，我们需要更加重视保卫孩子们的自由闲暇时空。林小英。林小英从现在社会对教育的热望如何兴起说起。她提到，追求更高的受教育程度来彰显教育荣耀，这基本上是刻在国人文化基因中的。“受儒学文化传统的影响，科举公民进阶的次序，就是换算成今天我们去追求教育。一方面，我们仍然相信读书改变命运。然而另外一方面，当看到一部分企业家不是通过教育而成功的，‘读书无用论’也会上来。因此，‘读书改变命运’，与‘读书无用论’这种反智主义相互交替。家长的心也如钟摆一样来回摆荡。”这种趋势背后是几方合力的结果，父母拼尽各种资源督促子女学习，把他们送去更严苛的学校；老师拼命把学生的耐力激发到极限；多数学生拼尽努力，这些最终共同促成了这样一种体系的形成。“这就是我们感受到的一种集体竞争的社会事实。”当社会企业、政府、学校、家庭各方都对教育抱有希望，最后所有的压力就给到了学生，由此，学生们的学习时空安排表就变成了一个多方博弈的场合。在社会加速前，学习发生的时间和空间主要在学校和家庭，基本不存在课外培训机构。一天24小时中，孩子们在完成课业后，有相当一部分时间玩自己想玩的东西，在玩中增长的能力、获得的自信、承受的痛苦都变成了个人的决策能力和为自己负责的能力。然而当社会加速以后，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呢？学校提供的这些课程明显开始不够，与此同时教育改革又不可能那么快回应这个需求时，择校问题就出现了。除了在本市择校，还有到外地择校，特别是省会城市和其他生源供给校，甚至还有小留学等。那这些知识由谁来提供？这时，教培机构就全面发展起来。学生在学校的时间压缩，这段时间拱手就让给了教培机构。于是不难理解，当孩子们终于把一天的作业做完，这时候他可能已经筋疲力尽了，已经没有力气真正探索性地去“玩”。这时，大部分孩子可能就会投向不需要任何技巧和能力的玩具，也就是看手机。面临各种教育决策话语以及AI的冲击，林小英认为核心问题还是看“自己在不同的学制系统里，能不能保有纵横贯通的能力？也就是我读着读着万一不想读了，我有没有这样的底气和勇气去读职业教育？或者我读着读着职业教育，还能否敢于回来再读一个大学学历？而不是在这个事儿还没做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断掉了这个念想。”在林小英看来，如何在不同政策的呼吁与个体的理性选择当中为自己寻找一个出路，是需要做一个系统性思考的。在环境与教育的夹缝中，如何过一种有意义的人生那么在外部环境和各种教育挤压所剩下的缝隙中，一个人如何才能活得有劲？赵昱鲲从个人经历的几次转折出发，谈到今天的我们如何过一种有意义的人生。工科出身的他，曾在罗格斯大学拿了化学与计算机双硕士，也在纽约做过软件工程师，对本质的着迷促使他寻找一个人来到这世上的目的究竟是什么，随后他又转身去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了应用心理学，师从“积极心理学之父”马丁·塞利格曼。赵昱鲲谈到，其实人生意义这个词在历史上很长时间里是不存在的，直到1796年，德国大文豪歌德“造”出了这个词。他在给他的好友席勒的一封信里面使用了这个词，叫做人生意义。可是在1796年之前，难道人类就没有人生意义问题吗？“其实有的，我们仍然受困于意义感的来源，但这个问题被解决了。我们都知道西方世界对宗教的热望，对吧？但在宗教出现之前，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这些人难道人生就没有意义吗？孔子、释迦牟尼，他们的人生难道就是浑浑噩噩地度过的吗？他们显然都度过了非常精彩的一生，那么他们的人生意义是怎么来的呢？”赵昱鲲继续分析说，其中的卡点在于它其实是一个伪问题，我们很可能被“人生意义”这个词本身给束缚住了。其实我们根本不需要知道人生意义是什么，仍然能够活得有人生意义感。归根结底，心理学不解释什么是人生意义，它回应的是一个人如何能感到某种“意义感”，也就是为自己的人生赋予意义。为什么这样做是必要的？在赵昱鲲看来，这背后是结果导向驱动的，因为找到人生的底层规律，可以减轻认知负担。一个有意义感的人，他的人生更加有目标，可以带来行动动力。那么什么东西能给人带来意义感？也许每个人都可以从这三个问题入手：最喜欢做什么事情？什么让我感觉人生没有虚度？什么事情让我最有动力？赵昱鲲。作为一个“理性主义者”，赵昱鲲分享了心理学对自己最大的影响是他开始意识到感性的重要性，“我们的价值和动机其实是基于感性而不是理性的”。“我们做决定的过程，其实是我们对于各种情况做一个衡量，这背后最根本的动力是我们从感性上想要什么，而不是我们在理性上进行计算和推导。”在赵昱鲲看来，我们需要练习的是同时接纳感性和理性，摆脱那些概念的束缚，然后用情感指引人生，做热爱并且有价值的事情。那样人生就会重新有魅力，这就是有意义并且蓬勃的人生。成长的发生地还能在哪里？当三位嘉宾都被问及在今天，如果一个人同时在环境和教育都感到受局限的时候，还能做些什么？林小英再次重申了对自己建立认知的重要性。“就像刚才赵老师提出的那几个问题——你最喜欢做的事儿是什么？我在底下想了很久，其实我不怕承认，我特别喜欢做饭。对我来说，吃喝玩乐一直很重要。其实工作之余或是我在电脑前干久了，我就喜欢去切菜、洗菜、听水流的声音，感受水流的触感，我觉得人活着的那种感觉特别重要。当然，学校永远不会考我的烹饪能力，对吧？学校考的和纳入的都是制度性的和理性化的知识。”在文鸣看来，这其实对家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家长们能否有一颗更宽广的心，能够意识到人生是个马拉松，并以此养育自己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孩子有一个幸福美好的人生。那么达到这个目的不仅仅是靠奥数，更多的时候不是靠奥数，也不是靠独木桥。在我们没有找到那个公式之前，或者说看不到小孩最适合走的路是什么的时候，先让他多读读书，这是受益终生的。”从心理学角度，赵昱鲲谈到了一些感受层面的看法。他笑称：“其实如果环境很糟糕，你也不一定要得劲，你就‘躺平’也没有关系。因为‘躺平’是一种策略，当环境很糟糕的时候，这是一种适应。它就在放出一个信号，这时候可能再努力也没有用了，那么在某些情况下，这确实是成立的，那通过‘躺平’来适应一下也是没有问题的。”对此，林小英也谈到所谓成长的发生地，重要的不仅是物理上的空间，还包括时间，每个孩子“开花”的花期是不一样的。“真正的蜕变往往是在离开校园的那一刻。在那之前，我们需要稍微脱离一下你自身的那个‘小我’，尽量去看看这个广博的世界。”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整理：申璐；编辑：刘亚光；校对：张彦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点击阅读原文购买《新京报·书评周刊》合订本 阅读原文 文章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