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希望摆脱“浮士德”的叙事，创造一个真正属于美国的神话故事，然而，他最后依然需要面对一个浮士德式的问题，即奥本海默到底有没有将自己的灵魂交给梅菲斯托。2023年10月16日，西班牙巴塞罗那，美国作曲家兼指挥家约翰·亚当斯出席了歌剧《安东尼与克莉奥帕特拉》的发布会（视觉中国 供图）2023年，诺兰执导的最新影片《奥本海默》一经上映就在全球掀起了一股狂潮，可以想见的是，该片一定会成为今年奥斯卡颁奖礼上最大的赢家。诺兰这位以拍摄烧脑科幻电影成名的导演，这次根据真实的科学历史，进行了创作。片中奥本海默默念了《薄伽梵歌》中的那句话：“现在我变成了死神，世界的摧毁者。”无疑这句话也是诺兰最为重要的创作动力，因为核战争和人类毁灭是他从小最大的恐惧。不过，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他反复强调奥本海默是最重要的人。因为，他提供了毁灭世界的“按钮”，并且也让泰勒去研究氢弹。他能有效地调动各种力量。诺兰伴随着西方的各种反核运动成长，因此，他一直预备拍摄一部相关的电影，直到他读到了舍温（Martin J. Sherwin）和博德（Kai Bird）共同写作的《奥本海默传记》。这也为他的剧本和电影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不过，诺兰也非常清楚他面对了众多的竞争对手，因为“奥本海默”早已是文化领域极为热门的创作对象了，其中有曾获“普利策奖”“美国国家图书奖”等众多大奖的非虚构类图书《原子弹秘史》（The Making of the Atomic Bomb），有BBC制作的7集电视连续剧《奥本海默》，有纽曼（Paul Newman）主演的电影《胖子与男孩》（Fat Man and Little Boy），当然，还有本文的“主角”——由美国作曲家亚当斯（John Adams）创作的歌剧《原子博士》（Doctor Atomic）。英国国家歌剧院与美国大都会歌剧院联合制作的约翰·亚当斯歌剧《原子博士》演出剧照（视觉中国 供图）1《浮士德》vs美国神话亚当斯（John Adams）在当今古典乐界算得上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他与塞拉斯（Peter Sellars）和古德曼（Alice Goodman）构成的创作铁三角已经给世人带来了众多的“惊喜”。他们总是将歌剧创作的题材聚焦于当下历史中发生的重要事件。这是对以往歌剧中经常用神话和爱情故事为主题的传统的背离，它是对近代歌剧向当下政治相关主题靠拢趋势的传承。塞拉斯认为，“我们看到歌剧正在从富人的装饰元素转变为社会参与，它积极参与了我们社会的建构”。上世纪80年代，亚当斯创作了关于中美外交历史时刻的现代歌剧。与排山倒海的负面评论相反，该剧获得了拉特（Simon Rattle）在内的业界人士的好评。尤其是在欧洲，现在它正在被极其频繁地上演。十年之后，他们又将目光转向了中东。1985年，巴勒斯坦解放阵线成员劫持了阿基莱·劳伦号游轮，杀死了其中的一名乘客克林霍夫（Leon Klinghoffer），并将他的尸体扔进了海中。1992年，《克林霍夫之死》（The Death of Klinghoffer）被搬上了旧金山歌剧院的舞台。不过，该剧敏感的话题使其在上演后就饱受批评。洛杉矶歌剧院取消了原计划的演出，至此该剧就在美国的歌剧舞台上消失了。此后，亚当斯也抱怨过，他并不喜欢歌剧创作，认为他的歌剧生涯已经结束了。1999年，时任旧金山歌剧院的总监罗森博格（Pamela Rosenberg）又一次找到了他，希望他创作一部美国版的“浮士德”式的歌剧。在历史上，各种形式的对浮士德的演绎总是“用知识或权力换取灵魂”这一主题的变奏。对于这样的邀请，亚当斯唯一的问题就是如何礼貌地拒绝它。2014年10月17日，《克林霍夫之死》在美国纽约林肯中心大都会歌剧院上演（视觉中国 供图）亚当斯对于创作一个关于美国式的“浮士德”并不感兴趣，他认为虽然“浮士德”是一个具有全球意义的神话，但是，它毕竟是一个德国神话，而美国人需要属于自己的独立神话，“我们可以回应伟大的神话或歌德之类的东西，我们也有葛底斯堡、玛丽莲·梦露、肯尼迪遇刺、硫磺岛和林德伯格跨大西洋飞行，当然还有原子弹……它们是事件，它们是我们文化中的人物，它们已经上升到神话的水平，成为了神话”。最终，为美国人创作一个属于自己的“神话符号”的诱惑，促使亚当斯去阅读了一本书，观看了一部电影。这本书就是上文所提到的《原子弹秘史》。亚当斯认为，该书将是数以千计介绍核物理历史的书籍中为数不多可以传世的。这本书的书名“原子弹”过小了，因为它不仅讲述了从中子的发现到战争的整部核物理的历史，它同时揭示了人性、科学和政治的元素。此外，亚当斯还观看了埃尔斯（John Else）的电影《三位一体过后》（The Day After Trinity），导演是作曲家非常亲密的朋友。电影中阿拉莫戈多（Alamogordo）沙漠若隐若现的景象、空气中的颗粒感、天空未经校正的超现实色彩，还有“三位一体”原子弹被吊起的场景，都让亚当斯觉得这是最好的歌剧题材。当然，通过奥本海默的兄弟弗兰克的长篇回忆，电影为物理学家唱响了一曲富有人性的挽歌。与此相反，在重重复杂的张力之间，亚当斯要通过奥本海默建立一个新的神话形象——原子弹是属于美国的真正神话，“我所说的‘神话’是指一个单一的图像、一个故事，或一个单一的主题，它构成了我们作为美国人的一系列印象或意识。我认为，原子弹是美国的终极神话。首先，因为它太迷人了。它在视觉上很吸引人。谁没有看过原子弹爆炸的图像？它们很漂亮，以一种令人敬畏的方式。它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表达了某种既有意识又无意识的东西。我认为，如果在意识和无意识层面上都有某种能力触动你，那么它就是一种神话”。2诗歌，女性和歌剧1962年，奥本海默在一封给曼哈顿计划负责人格洛夫斯（Leslie Groves）将军的信中写道：“我为什么选择这个名字尚不清楚，但我知道我脑子里的想法。多恩（John Donne）在去世前写了一首诗，我了解这首诗并且喜欢她。”信中提到的多恩是奥本海默最喜欢的诗人，那首诗是《病中赞歌》（Hymn to God, My God, in My Sickness），诗的开头“三位一体的上帝击打我”（Batter my heart, three person’d God）。“三位一体”（trinity）这个基督教特有的教义成为了由奥本海默在新墨西哥州所领导的核爆炸试验的代号。电影《奥本海默》(2023)剧照奥本海默是一位伟大的核物理学家，不过，他同样也是一位诗人。还是一名哈佛大学的学生时，他就将写诗作为一种放松方式。在大学期间，写诗并与朋友交流十四行诗使他成为了校园中的“风云人物”。不过，他并没有十分出众的写作才能，至今只有一首发表在哈佛学生刊物上的诗歌值得注意。根据歌剧的词作者塞拉斯的研究，奥本海默和他的妻子凯特（Kitty Oppenheimer）都对实验室所要求的严格保密性感到沮丧，他们经常通过在物理公式中插入波德莱尔的诗歌进行交流。因此，亚当斯和塞拉斯都认为，由于奥本海默的诗人特质，应该将诗歌纳入歌剧的剧本。在整部歌剧中，他们引用大量的歌词作为剧本中的唱词。波德莱尔的诗歌被用来刻画奥本海默夫妇之间的爱情，凯特通过鲁凯瑟（Muriel Rukeyser）的诗歌唱出了那个时代女性的觉醒。鲁凯瑟是一位充满激情、具有社会意识的诗人，也是奥本海默的同代人。当然，该剧中最为著名的场景引用了上文所提到的那首多恩的诗歌。第一幕的最后一个场景，奥本海默在“三位一体”试爆的前夜演唱了多恩的《赞美主，我病中的主》。亚当斯和塞拉斯在创作《原子博士》的时候，还一同看过关于曼哈顿计划的纪录片。不过，他们发现这部纪录片表现出了白人男性的偏见。片中记录的都是白人男性的工作和起居生活，几乎没有提到女性和少数族裔。他们也出现在了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亚当斯说：“这个故事讲述了由男性组成的精英科学家团队和军队，轻易地遗忘了女性。”为了颠覆这种叙事，他们在歌剧中加入了两个女性和少数族裔的角色，即凯特（奥本海默的妻子）和帕斯夸利塔（Pasqualita）。后者是印第安人的后裔，是奥本海默家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女佣。虽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奥本海默家当时有这样的一位女仆，不过，当时有很多普韦布洛（Pueblo，印第安部落）的妇女在洛斯阿拉莫斯从事家政工作。剧中的这一“虚构”的角色是这个群体的代表。在“三位一体”试爆前夜，帕斯夸利塔演唱着传统的特瓦（Tewa）摇篮曲哄婴儿入睡。亚当斯和塞拉斯通过这两个角色的植入完成了对先前叙事的颠覆——对男性中心叙事的挑战，通过女性引入更深层次的反思。他们在凯特这个角色上投射了歌德式的“永恒的女性气质”（das Ewig-Weibliche），让她变成了一个卡桑德拉式的角色：一个在更直观的层面上理解正在发生之事对人类影响的人。由于关于凯特的言行只被记录了只言片语，所以两位艺术家通过女诗人鲁凯瑟重构了凯特这个角色。女诗人在二战时所创作的诗歌深刻地反映了人类意识的阴暗面，而这些矛盾和张力是处于原子弹试验前夕的凯特所感同身受的。此外，通过帕斯夸利塔这个印第安裔的角色，亚当斯和塞拉斯要引入另一套与西方中心不同的世界观。随着试爆的临近，随着歌剧的行将结束，科学家们在试验场上做着最后的调试；格洛夫斯在向天气预报员咆哮，在等待着天气的转好。另一边，在洛斯阿拉莫斯，凯特和她的女仆帕斯夸利塔正从远处观看着这一切的发生。无疑，他们知道这一事件的重要性。这一超级科学活动最终的目的是暴力。印第安原住民对此有截然不同的世界观。或者说，原子弹试验的暴力与当初美洲的征服者对印第安人的暴力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2008年10月9日，美国纽约林肯中心上演歌剧《原子博士》（视觉中国 供图）3浮士德式的交易？在诺兰的电影中，大家都十分关注导演如何表现原子弹爆炸的一刹那。他先是添加嘈杂的背景声，然后用了越来越急促的弦乐声。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爆炸发生的那一刻，一切都安静下来，只有人们粗重的喘息。格洛夫斯将军，也像中了弹一样，在爆炸的冲击中卧倒。亚当斯认为，表现原子弹爆炸是斯皮尔伯格的专长。对音乐家来说，这不免有些勉为其难。然而，他也非常清楚无法在他的创作中逃避这一场景。亚当斯通过他的才华让音乐完美地表现了原子弹的爆炸。亚当斯将整个管弦乐队变成了一架巨大的时钟。它开启了核试爆前的倒计时，不同的声部形成了不同的脉冲，直到它们聚拢到同一频率上，整个管弦乐团变成一个倒计时钟。在《原子弹秘史》中，作者罗兹（Richard Rhodes）曾经记录当时的试验人员的感受，“最后两分钟是我生命中最长的”。当然，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心理上的时间会远远慢于物理上的时间。亚当斯在他的音乐中就记录下了这样的过程，他将核试爆的2分钟倒计时拉长到了20分钟。在此，塞拉斯又加入了他天才的创意。当炸弹爆炸时，每个人都蜷缩在舞台上，灿烂的橙红色光芒淹没了整个歌剧院。所有的角色都抬头看向观众，观众变成了原子弹。最后，从遥远的广播里传来了一个日本妇女的声音：要水。那个女人一遍一遍地用平静的声音喊道“要水”。这是观众在整部歌剧中听到的最后的声音。虽然，我们不知道诺兰的创作有没有借鉴亚当斯的歌剧，但是，他们两位在描述核试爆场景时都使用了相似的艺术表现手法，即用急促的音乐烘托紧张的气氛，拉长了倒计时的时间，爆炸以后让一切归于平静。虽然，歌剧在这一“动”一“静”、洛斯阿拉莫斯与广岛之间的张力中落下了帷幕，不过，奥本海默内心的张力随着歌剧的结束才正式开始。亚当斯希望摆脱“浮士德”的叙事，创造一个真正属于美国的神话故事，然而，他最后依然需要面对一个浮士德式的问题，即奥本海默到底有没有将自己的灵魂交给梅菲斯托。他在电影和歌剧中都念叨过的，“现在我变成了死神，世界的摧毁者”。在当时的实验基地有不少青年科学家写信给奥本海默，希望阻止这样的试验。比如，“我们能够在没有这种风险的情况下发出我们的声音，即使我们可能会招致在场负责人的不满。美国人民不知道我们面临的选择，这只会增加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责任”。奥本海默对此的回答是：“我认为科学家利用自己的声望作为发表政治声明的平台是不恰当的。国家的命运应该掌握在华盛顿最优秀的人手中，像马歇尔将军这样具有伟大人性和智慧的人。他们拥有我们没有的信息。这是由他们决定的，而不是由我们决定的。”剧中的另一个角色，氢弹之父泰勒（Edward Teller），在学生时代曾经拜师于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泰勒曾经问过海森堡如何解决科学和政治之间的张力。海森堡回答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美的？什么是真的？如果由适当的人处理，每个问题都能得到最好的解答。政治家的任务是回答什么是好的，艺术家回答关于美的问题，真是科学家研究的对象。无论是否道德，科学家应该继续研究，然后政治家应该决定如何应用它。”我们可以看到，奥本海默的回答选择了与海森堡相同的策略，即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不过，奥本海默的内心世界是否如他的回答那般的平静呢？答案可能已经隐藏在了那首他为整个试验命名的诗中了。这首诗反映了他灵魂所遭受的巨大折磨：他既是一位站在科学最前沿的上帝，又是致命战争武器的提供者。奥本海默觉得他的灵魂被黑暗的力量篡夺了，就像一座被邪恶入侵者占领的城市。他恳求上帝来击打他，将他打翻在地，“三位一体的上帝击打我”。他希望上帝将他杀死，以使他获得新生。当然，奥本海默不是《薄伽梵歌》中的死神，罗兹在他的书中写道：“奥本海默不是克里希纳/毗湿奴（Krishna/ Vishnu），不是可怕的神，不是‘世界的毁灭者’——他是人类王子阿周那（Arjuna）！他不想杀死他的兄弟和同胞。但是，他被比他自己更强大的力量，即物理学、裂变、原子弹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等推着去战斗，只有当它真正显示其威力的时候，奥本海默才完全明白为什么一个讨厌战争的人会被迫去战斗。这是要摧毁一切的炸弹。他只是目睹了这一切。”是否现实真如海森堡所想的那样，有政治家能完美地决定什么是好的？他们真的能决定如何使用原子弹这样的武器？这个世界又能简单地划分成艺术家、科学家和政治家这三类人？奥本海默给出了最简单的回答。点击订阅⬇️⬇️⬇️《爱乐》2026年第6期「《帕那索斯山》：巅峰上的阿波罗和拉斐尔」前奏｜给耳朵的十分钟假期华彩｜《帕纳索斯山》：巅峰上的阿波罗与拉斐尔变奏｜学术研究型演奏的典范——以约尔格·哈卢贝克演绎《哥德堡变奏曲》为例 幕间｜施雷克尔歌剧《被标记的人》 追光｜音乐教育：YMCG 的十年再现｜一个美国人在奥地利：在斯科达之后重新理解贝多芬安可｜勋伯格的音乐为何如此难以理解？专栏｜袁乐— 月桂谷传奇专栏｜静默— 千年流变——早期拉丁语世俗歌曲与《剑桥歌曲集》点击订阅⬇️⬇️⬇️《爱乐》2026全年纸刊优惠进行中！！ 文章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