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不能做的事情有很多：打游戏有限制，直播有限制，不能单独住酒店，最低工作年龄也要16岁。既然这些都不能做，但却允许14岁发生性行为，这是对的吗？怀孕了怎么办?”6月9日，一个刚走出高考考场的女生，面对街采镜头，记者把话筒递过去，问她有什么愿望。她几乎没有迟疑，脱口而出：“我希望将性同意年龄可以提高到18周岁。”在这句真实的愿望里，她清醒地表达了对女性处境的关切，人们被她的勇敢所振动。但在另一方面，这句话背后掩藏着一种隐痛，女孩的身体边界和安全，仍未被得到充分地保护。CDT 档案卡标题：女孩，和她身后的千千万万个女孩作者：黄谣芷发表日期：2026.6.17来源：微信公众号“青年志Youthology”主题归类：女权主义CDS收藏：公民馆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紧接着，风向陡转：她的姓名、住址、家庭信息被逐一“开盒”。不到24小时，原始视频从网络消失；随后，这段视频经过打码处理后继续流传。“不要开盒了，那个高考女生就是我。”“是我。”“是我。”成千上万的网友开始冒名顶替那个高考女生，试图保护那个唯一的发声者。我向百余位自称“当事人”的网友发出私信，最终与七位即时回复的网友展开了对话。她们全是女性，年龄在17岁到27岁之间，身份分别是中职生、高考生、大一新生、职场白领。这些对话揭示了这场集体行动背后的深层逻辑：匿名认领既是对个体的保护策略，也是网民对”网暴开盒”的善意反叛，更是一个群体面对脆弱表达环境的自发行动。每一个打出“是我”的人，保护的不仅仅是那个“模糊”在像素里的女孩，也是在保护那个渴望发声的自己。文 | 黄谣芷编辑 | 卜桐意争议中的14岁七位受访者几乎不约而同地用“模糊”、“懵懂”、“朦胧”这样的词汇来描述自己的14岁。“我14岁才刚上初一，还跟小孩子一样。”17岁的中职生泡泡鱼细数着现实世界对未成年人的限制：打游戏有限制，直播有限制，不能单独住酒店，最低工作年龄也要16岁。“既然这些都不能做，但却允许和14岁女生发生性行为，这是对的吗？万一怀孕怎么办？”19岁的大一学生小随也不由地忧虑：“14岁太容易被诱导了。”她想到自己的妹妹，不希望她到了14岁还不知道什么叫性同意。同样刚刚结束高考的鸡蛋黄，在高考完第一天的晚上刷到了这条视频。她这样描述自己的14岁：“对于男女接触可能还是一些很朦胧的状态，也不了解性是什么，大部分家庭都是这样。”16岁那年，她通过一部言情小说的评论区，才真正理解了“性同意”的含义。那时流行“霸总”叙事，常有男主和女主强行发生关系的情节。评论区为此吵翻了天。有人觉得男主这种霸道行为很帅，有人认为女主明明不愿意，这是性强迫。她才知道，性行为需要双方都同意才能做，而不是由男性单方面决定。25岁的五味子认为，无论从生理还是心理发育来看，14岁的未成年人都无法对性行为可能造成的影响承担责任。“如今网络上，一些心怀歹意的人会通过引诱年轻女孩搞网恋，或是认‘亲爸爸’、‘哥哥’的方式，误导她们发生性关系。”她设想，假如一个16岁的男孩引诱了14岁的女孩发生性关系，法律既惩罚不了那个男孩，也无法保护女孩。同样是25岁的小美，在上班摸鱼时刷到那条视频。“那个女生在自己的人生高光时刻，说出了大家都没有机会说的真话。”小美说，“我们要保护这份勇敢。”小美第一次知道“性同意年龄”，是2020年在鲍毓明涉嫌性侵案件的媒体报道中。“当时我只是很心痛。这个年龄实在太小了，又容易被互联网误导。”25岁的Perry看到视频的第一反应是：“还是年轻人，真的很敢说真话。高考生在那么繁忙的学习环境下，还能关注到这些，不像我们那个时候上学，只关注自己的学习。她记得自己14岁那年生病去医院挂号还是儿科。“认领帖”上百句“是我麦麦注意到视频里的细节。面对记者的提问，那个刚走出高考考场的女孩非常自信从容表达了自己的想法。画面左侧，女孩的母亲也在场。等她说完，母亲和女记者相视一笑。那一刻，没有任何违和感。麦麦不明白，“为什么后来的舆论会有这么大的恶意？”在她看来，只要是涉及女性权利的言论，在某些网暴者的逻辑里，就等于制造对立，“如果说话的是一个男高中生，风向绝对不一样。”最初，有人说“我就是那个女孩子”，她只是被评论区迷惑。接着，第二个、第十个、第一百个冒了出来。她也试着加入。网友发帖评论区里有人开始“反向开盒”，曝光疑似网暴者的个人信息。那条信息迅速蔓延在所有认领帖里。麦麦很纠结。理性上，她反对任何形式的隐私曝光，“当你站在一个有道理的位置，却用同样的手段，对方就可以反过来指责你”；情绪上，她又觉得那个人“应该受到惩罚”。最终，她没有删。五味子原本只是旁观者。她承认，如果是更年长的成年人，会权衡工作、职业风险，“但那个女孩的勇敢，让我看到了教育的一点点胜利。”在五味子的帖子下，有人留言：“只要不断有人认领，把水搅浑，那个女孩就不会被精准定位。”她是个靠绘画接单的小博主。一旦账号被封，无法对客户交代。她犹豫过。但当她看到越来越多人站出来，才决定跟帖，“你有本事冲我来，不要欺负小朋友。大不了赔客户钱。”她看到了女性之间的共情。当那个高考女生站在镜头前，她触动了同一种记忆：每个女孩都曾在某处被凝视、被侵犯、被噤声。这种女性团结，她觉得可贵。“我想保护具体的人。”五味子说。在她眼里，开盒本身就是违法，却能如此正大光明地被实施，说明太多人漠视后果。她不愿用犯罪打击犯罪，但也只能用这种方式“无奈地抵抗”。《女孩》17岁的泡泡鱼想不通禁忌在哪里：“开盒明明是违法的啊。”她设身处地地想，那个女孩现在一定在崩溃边缘。“她肯定也收到了这些消息，甚至可能影响后面的考试。”换作自己，她会一遍遍怀疑：“我做这件事到底对不对？”刚结束高考的鸡蛋黄，最怕的是余波。她害怕那个女孩以后再有发声的机会，会不敢再开口。她害怕这种恐惧会遗传下去。“大家之前都不知道性同意年龄是14岁。”她说，“是她让很多人完成了一次扫盲。”25岁的小美在发帖前，做了隐秘的安全评估：“当很多女生都站出来说的时候，相对安全，因为骂也不会只骂我一个。”她认同“认领”的动机：“我们不想再看见一个勇敢的人被网暴打击。“女孩们的隐痛在这场匿名认领的背后，是一个更大的疼痛网络。房思琪、林奕含、李星星、郑灵华……这些名字在评论区被重新提起。通过这个高考女生喊话的事件，她们被重新勾连，成为公共记忆的一次回溯。透过一个未成年的声音，人们重新看见了那些被掩埋的创伤。这些创伤，并不只在新闻里，也在她们身边。刚结束高考的鸡蛋黄，提起隔壁班那个女生的遭遇。那个女生和男生恋爱，又意外怀孕，去药店买药时正好被老师撞见，随后是整个校园的恶意揣测。她震惊，也困惑。“她还没有成年，就已经怀孕了，以后怎么办？”她理解那个女生，“我们学校的环境不太好，很多女孩子父母离异、疏于监管，内心缺爱。男生一提出性关系的要求，她们就同意了。”最终，那个男生退学了，女生留了下来，但一直被污名。学校的生理课很有限，讲得更多的是卫生巾的使用和生理卫生知识，很少涉及性教育。校园里都没有人去讨论性同意这个话题，也没有人敢说。鸡蛋黄16岁第一次来月经。假期，她独自在家，上厕所时发现内裤上有血，以为自己生病了，蹲在厕所里慌张地想哭，再一细想，才明白是月经。泡泡鱼就读的中职校园里，性已经不是禁忌。校园里有开始恋爱的情侣，“平时老师也不会怎么想管，只要不被抓到就好了。”有些同学已经和男生发生性关系，有的羞于开口，还有些反而会言语炫耀。她想起一个好友。好友的家庭关系十分冷漠，经常和父母吵架，整个人也慢慢变得易怒又沉默。后来好友辍了学，删掉了她所有的联系方式。初三，她再打听到好友的消息，听说她去卖淫了。这样的事情在她的学校并非孤例。这些女孩走入歧途的路径几乎一致：被社会青年接近，之后“恋爱”。她们基本都是留守儿童，家庭无力监管。前不久，班里有对情侣分手。课间，那个男生和几个朋友在校园里扎堆议论分手的女孩，造她的黄谣：“她第一次都不给我，现在都不知道和人发生过多少次了。”泡泡鱼震惊，“这个造黄谣的男生太下头了。也许他跟那个女孩说喜欢她，要和她发生关系，然后她就接受了。”泡泡鱼担心这些行为的后果：“如果意外怀孕，是流产还是生下来，怎么承担这个后果？不只是怀孕，还有很多性病都会传染。”学校的生理课上，涉及到性器官、性行为的内容，老师总是含糊其辞，学生理解起来也是一知半解。大多数人都没有认真听，只顾着和旁人聊天。他们总有一种羞耻的感觉，“认真听了，会被一些同学误以为你很想发生性关系。”《世界的主人》Perry提起一段实习经历。那时，她刚从师范院校毕业，去了一所市区周边乡镇的公办初中当实习老师。一次周一升旗仪式上，校长在国旗下讲话，他提到近期发生了一起恶性事件：一个女生因为结交了校外的不良青年，遭遇了“不好的事情”，借此警告女生们要保护好自己，远离社会青年。后来她才知道，那名受害女生才上小学六年级，被校外社会青年轮奸了。站在队伍里，听着校长的声音在操场上回荡，Perry感到震惊：“这个事件中没有人去在意施暴方，他们觉得是因为这个女生认识了不良的人、外出才会发生，把责任推到受害者身上。一个教育工作者怎么可以有这样的观念？”另外一次，她在办公室听到一位老师分别训话男生和女生。那位老师对男生说：“你要好好学习，不像你们班某个女生，她以后找个好男人嫁了就行，但你不一样。”话语间一直在贬低女生。更多的，是她听到男生在楼道里用生殖器名词互骂。有一回，她叫停了他们，试图用科学的态度跟他们科普性知识。结果，这些学生觉得她“很开放”，其他老师也把她视为异类。小随也提起高中的一段经历。有个同学被传言，她在其他城市去做陪酒服务，还和男生发生性关系。听到这样的流言，她特别诧异，为这个女孩辩解：“她不可能是这种人。”但身边的人都坚持流言是真的。再后来，这个女孩退学了。五味子在县城读完中学，“回想起来，我居然还能安全长大，真是庆幸。”去书店看书，总有男性凑过来摸她的手、拉着她讲话。上学路上遇到过露阴癖者。“怕死了，只敢赶紧拉着旁边的学妹撒腿就跑。”她没跟任何人说过，不管是家长还是老师，都会让她觉得，遭受了这种事，很丢脸，反而让自己羞愧。大学毕业后第一份工作，麦麦就遭遇了职场性骚扰。对方是直属领导，利用上下属关系，打着“师傅带徒弟”的幌子，在日常相处中一步步越过她的边界。起初她没反应过来，过了一段时间才觉得不对劲。她告诉身边同事，想确认“是不是自己想多了”。消息很快在公司传开，她以为矛头会指向那个男领导，但现实却相反，她被污名化。公司没对领导做任何处理，她只能离职。看着视频里的高考女孩，麦麦觉出“年轻人”身上的勇敢，“但事情如果还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会再次担心对自己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不再敢说出去。”发帖之前，麦麦正在重读《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第一次读是高一，现在再读像一本新书。她一边读一边共情，每读到房思琪对自己说“我是爱他的，我是自愿的”，才能逃避被性侵的痛苦，她都会应激，“暴力对女生的伤害非常漫长，余生都要伴随这个痛苦。”小时候，麦麦活在家暴的阴影下。父亲常常对她动手，直到她去外地上大学，才彻底从那个黑洞里逃出来。她发现自己失去了愤怒的能力。面对父亲的拳脚，她不敢反抗，甚至不敢哭。她怕招致更多的怒火，怕给自己带来更大的伤害。“我觉得恐惧是很多女孩子在外面不敢愤怒的原因。” 她说。看到那个高考女生被开盒，她的愤怒被激起来了，“小时候被压抑太久，长大了之后反而有一种迟到的叛逆心理。”声音重新长出来当愤怒无力向外释放时，麦麦把它写进日记。纸页不会反驳，也不用担心后果。她在日记里复盘：如果再经历一次，该怎么做才能让结果有一点点改善。这种书写像一种隐秘的训练。大学毕业后，她感觉自己一年比一年勇敢。在公共场所，看到有人不顾旁人吸烟，她会直接上前制止，不再像从前那样低头绕开。发帖之后，麦麦去找身边的男性朋友聊。对方直言没看过这则新闻，反问她：“你为什么每天都要刷这种事情？又有什么好看的？你去发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甚至说她在蹭流量。“在他们眼里，这个事情就是很小的事情，女性之间的事情，跟他们没有关系。”麦麦说，“这就不是一个社会问题，这就是女性问题。”她总是能听到这样的声音。麦麦觉得，从小到大，她几乎无法和身边的男性谈论性别，每次开口总是吵架收场。“男性在这些话题上总是容易破防。”她说。即便有男性私下赞同，也要掂量是否适宜公开表态，“他们也会害怕成为男性群体的众矢之的。”她想起电影里一句台词：哪怕一开始只有一两个人，但只要你做了，你身边的人也做了，再带动他们身边的人，从一二十个到一两百个，再到更多，这件事终将成功。《女孩》高考完第二天，鸡蛋黄在公交车站被骚扰了。一个骑电动车的男人路过，刻意放慢速度，越靠越近。她以为他要问路，直到对方死死盯着她，抛出那句话：“你看你长得白嫩嫩的。”那一瞬间，她脑子一片空白，又猛地跳出自己发的那条帖子，心想“凭什么被他这样对待？” 她想起那个高考女生，突然有了力气。她不再假装没听见、加快脚步离开。她指着对方破口大骂：“滚！”她的声音响亮，身体却止不住地颤抖。“受那个女生的影响，我越挫越勇，”她为自己的勇敢感到自豪，“在这个信息时代，只要想找，总能找到发声的地方。他们急得跳脚，说明这件事真的刺痛了他们。“她的同学们看到了她的小红书帖子。虽然被限流，浏览量惨淡，但他们给她点赞，说她胆子大、厉害，“同学们说，如果下次再遇到这种事，他们会站出来一起赶走那个男人，去报警抓他。”小美曾是一个习惯在挨骂后立刻自我检讨的人。从小，父亲对她最常用的指责，就是“不听话”，母亲对她的期望是做个文静的淑女。小学时喜欢男装，却被母亲疯狂制止；春游时拍集体合影，因为害羞低头，被老师当众吼道：“不想拍就滚出去。”她总是备受打击。《女孩》她害怕网暴，害怕反驳，总是小心翼翼地隐身发言，选择用最“中庸”的话语，收起锋芒。“我知道这需要练习，”慢慢地，即使在现实世界中还是会戴上“面具”，但在网络世界里，她不再隐藏自己的想法。“是互联网救了我。我在那些敢于发声的女孩身上看到了光，我开始学着说话。后来我发现，那些试图击垮你的评论，往往根本经不起推敲。”前两年，毕业找工作时，父亲再次骂她“不听话”，她只是平静地对他说了声’谢谢’。从那刻起，她不在乎父亲再说什么。“改变叙事是第一要务。”她开始关注语言中的权力结构，“我们先要改变的是说什么、怎么说。比如消灭那些女字旁的恶意词汇，要用’忮忌’代替’嫉妒’，不再说’处女座’。如果不学会怎么说，权利永远不会自己长脚跑过来。说出来，慢慢这个力量就聚拢起来了。“Perry在评论区里，看到了更赤裸的恶意。一些极端男性在用最肮脏的词汇对那个高考女生进行荡妇羞辱。她愤怒，但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视频也下架了，大家还能说什么呢？连说都没办法说。”她担心，等这阵热度过去，就再也不会有人谈论这件事了。“但这个话题，本来就是大部分人的内心独白。”她说，“大家都想说，只是不敢当着镜头说出来。”“绝大多数女性都不同程度地经历过性侵或性骚扰。”她深知女性恐慌的来源，来自男性凝视中那种让女性被审视、被剥光衣服的目光。它渗透在空气里，附着在每一个熟识或不熟识的女性身上，“所以大家才恐慌”。前段时间，她与几位关系不错的男性朋友聊起这个话题。出乎意料，他们坦言，在被同性骚扰时，同样会感到恐惧。“是啊，”她回答，“因为那一刻，你们被置于了女性的位置。刀扎在谁身上谁才会疼。”当女性试图陈述这种痛感时，往往瞬间被推至对立面。听众不在乎逻辑，只在乎阵营，“只要你不在我的战壕里，你就是敌人”。女性要在公共空间表达一些主张的时候，总是遭遇一种无差别的、充满恶意的谩骂。她在思考一种发言策略。虽然大号不敢轻易发言，害怕被“开盒”、被围剿，但她依然会用小号小心翼翼地坚持，“如果不让我表达，就会很难受。”每次发言的顾虑在于，害怕因为语言的漏洞而被攻击，所以总是要掂量再三。她关注了很多发声的女孩，试图从她们的表达中摸索到那个平衡点：既能发出声音，又不至于被恶意吞没。Perry 构想着更理想的公共空间：在那个空间里，当女性表达愤怒、陈述切肤之痛时，没有人再笑。“每个人都可以是微小的火种。”她认为改变始于身边：给母亲科普，向朋友解释，甚至耐心地告诉身边的男性。她希望五年或十年后，自己不再只是偶尔发声的路人，而是一个有能力、有勇气的表达者。《女孩》这宏大的空间，终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正在经历风暴的个体组成的。在愿景之外，她们对那个具体的发声者，依然保有着最朴素的祝愿。“希望那个女孩可以像普通高考生一样，去享受那两个月肆无忌惮的假期。等她再长大一点，再回来面对这些风暴时，她会有更坚硬的铠甲。”五味子说道。小美给出了更笃定的期待。“她会活得很好。”她厌恶那种“被侵犯，这辈子就完了”的叙事诅咒，认为那是一种语言的暴力。“如果还不停重复强调’她们完了’，会让她们的未来继续被凝视。摆脱这样的叙事，我们就有机会重新长出枝丫。”有网友把高考出来被采访比喻成“许愿池的硬币”。看到那个高考女生发声，还有那么多人支持她，那一刻，鸡蛋黄感到一种世界美好的确信。她接过那枚硬币，许下了一个更具体的心愿——学医。她希望大学毕业之后，能够用自己的专业能力改善女性的医疗条件。这个夏天，她没有打算去旅行，要去面包店或者娃娃店打工。她说这是“最好的时候”：没有学业压力，只有轻盈的、对世界充满探索欲的翅膀。在她的愿景里，“世界本该就是如此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