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接触过的学界前辈中，第一妙人是张五常老师。在未见面前，读他的《佃农理论》和《蜜蜂的神话》，每每为他的聪慧和洞见拍案不已。 我第一次见到张先生是2007年12月1日，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因为那天是他生日，一干杭州的朋友在西湖边的望湖楼为他庆生。席间，有人问他，平生最得意的功夫是什么？他答：拍照第一，书法第二，学问第三。 众人哈哈笑，那天他生日，所以他说什么都是对的。 酒过三巡，乘着先生兴致颇高，我请他题写一本新书的书名，他顺口就答应了。店家取来笔墨宣纸，他借着酒劲连写数遍，直至满意。这便是《激荡三十年》封面上那畅快淋漓的五个字。（题字就在评论区） 他问我，你今年多大了。我答，马上四十了。 他停顿片刻，然后幽幽地说，“人到四十，就不应该把时间浪费在不紧要的事情上了。” 张先生接下来讲的一段话，对我的一生影响至深。他说，四十岁的人，该炼的武功都炼成了，这时候最要紧的事情是跑到江湖之上，提刀去找那个最值得杀的高手。要么杀掉他，要么被他杀掉。一生功名，在此一举。 张先生四十三岁那年，正在芝加哥大学写论文当教授，有一天，在学校林间悠闲行走，他的老师罗纳德·科斯叫住他说，“Steven，你的国家即将展开一场伟大的经济变革，你不应该在这里跟我们鬼混了，你要回去，目睹它的发生。” 张五常因此回到香港。那年正是1978年。 当世华裔经济学家，公认最接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两个人，一是杨小凯，一是张五常，杨先生被上帝早早的接走了，张先生则被他的老师“赶”到回中国，成为了改革开放最重要的观察者之一。 张先生学问做得好，天资奇高是一部分，更难得的是注重实证调研。他教我说，“一地经济是不是向好，看什么？其他都是扯淡，就看两点，一是厂房租金，二是劳动力成本。“他还说，“如果99%的经济学论文没有发表，世界照样会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 那天，张先生酒兴大发，跟我们一群人阔聊到子夜，临分手时，醉态可掬的他很得意的说，“你们如果到了70岁还能跟我这般就很厉害了，有一群年轻人愿意跟你聊天到半夜，你的精力和脑力居然还拼得过他们。” 那个初冬的湖畔之夜，张先生对我洗脑成功。后来的七八年里，我坐冷板凳，专心于中国企业史的创作，大抵是得了他的教训。而最近十来年，我跑去做自媒体，浑浑噩噩到今天，不知道再见张先生，会不会遭他斥笑。 今天是频道生日，晚七点来直播间听我聊聊这些年发生的事。 文章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