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某些原因，在2023年中旬，有了这么一篇未刊发的稿子。和朋友聊起生育话题后，把它翻了出来。」文｜P“早上好，各位邻居。今天在社区办有老中医坐诊（可把喜脉）。”“今天母亲节，祝各位母亲永远靓丽。有孩子的家庭可以派代表来社区领鲜花。”为了完成“劝生”的工作任务，绍兴嵊州的社区计生专干张欣从2022年开始便每周要在社区群里带头吆喝。她今年25岁，2018年从宁波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毕业后，放弃了药房药剂师的工作，转身投向父母眼中更为稳定的街道社区，却没曾想工作的开展并非易事。CDT 档案卡标题：从计生到劝生，一场人口、生育“保卫战”作者：P发表日期：2026.9.16来源：微信公众号“后叙”主题归类：计划生育CDS收藏：公民馆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发进群内的消息大多回应寥寥。除此之外，张欣现在的工作是：宣传三胎、孕检和生育津贴统计。这让她感到头疼，尤其是电话随访。她有一份记载着社区内适孕女性的名册，她需要挨个电话沟通，一方面劝说对方参与孕检，另一方面劝说对方考虑生育。工作中，抗拒是日常。张欣有时觉得自己像个“电话销售”，不停地提起电话，说几句又被挂断。可工作还得继续，她形容自己“像颗牛皮糖”一样，只要接触到社区内的适孕女性，立马拉入群聊，增加自己完成指标的可能性。她曾在电话里和一对丁克夫妻发生对话。对方觉得张欣是个小女孩，反驳她不理解成年人的需求，有了孩子之后：生活品质、经济都会受到影响。张欣不服，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反击。她在毕业的当年便通过相亲结识了比她年长的同乡。第二年，俩人的女儿出生，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在她的印象里，女儿的笑容足以抵消一切生活中的琐碎压力。“为什么不生呢？”张欣无法理解。“我们就是不想生啊，想好了。”电话被挂断。01 计生之难人类不太想生孩子，尤其是中国人成为全世界最不想生孩子的群体了——中国人口经济学和创业创新研究专家梁建章在《人口战略》一书中如是写道。实际的数据也佐证了梁建章的判断。即便是“计划生育”政策取消，生育开放。但在全面二孩政策首次实施的2016年，全国出生人口1786万人。到2017年，全年出生人口下降到1723万人。出生率、自然增长率均开始下滑。几年后，全面三孩新政下的生育率持续无增。国家统计局数字显示，2022年中国出生人口仅为956万人。30岁的沈承在浙江杭州下沙柠檬社区负责计生工作接近5年。据她回忆，2022年度她所管辖的万人社区内，新生儿约为20余人。2023年至今，新生儿数量只有8人。不过，基层计生干部的工作仍要继续，在上级的安排下，他们需要用尽方法试图解救低生育率的现状，并将细节工作拆分、量化。孕检是关乎生育的风向标，大部分做了孕检的家庭后续便会进入备孕生子阶段。沈承所在的社区每年度都会有需要完成的孕检人数，指标通常为上年度新生儿的两倍以上，且与星级社区与先进个人的评选相关。为了完成孕检指标，沈承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开展工作。普通的适孕家庭电话随访，新婚家庭重点紧盯，上门拜访，承诺对方价值880元的孕检全部免费。拿了孕检体检卡后，临时变卦的有不少，面对推说工作忙、有事的家庭，沈承只好一个个电话催着对方尽快去卫生院完成检查。张欣参加的培训小区内的广场也成为宣传的战场。每月社区都会在此举办惠民活动，如果遇到上月孕检未达标，沈承会和同事提起准备好易拉宝、宣传册，在活动现场穿着红色的社工小背心，在路过的社区居民当中进行三胎和孕检的宣传。今年5月29日是沈承最忙碌的日子——每年的这一天，是中国计生协会成立的43周年的纪念日，也被计生系统内部称为“会员活动日”。沈承所在的社区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准备了。当天，她和四位同事分别拿到一张密密麻麻的名单，她们即将带着礼品挨家走访，宣传新型生育文化、讲解婚育的认知行为理论。拆开礼品的时候，沈承笑了。与平日中扫楼宣传不一样，街道增加预算了。针对新婚以及重点家庭，礼品额度约为400-500元。她看到一个分装好的袋子里面包含购物卡、婴儿纸尿裤、洗脸巾、宣传海报等。社区的想法很简单，想通过提前发放幼儿用品来提醒新婚夫妻：到了该生孩子的时候了，东西都帮你们准备好了。计生干部的竞赛试卷有了礼品的诱惑，劝说去孕检的成功率至少高了一倍。沈承记得，借由“会员活动日”，社区促成了4对夫妻和1对刚订婚的情侣参与孕检。算是对工作有了交待。但达标仍是难事。可社区被下达的要求是“一定要达标”。沈承听说过有友邻社区为了达标，从就近工厂里拉人进行孕检，冲抵当年度指标，或是社区间相互补全孕检人数。“总之，不达标的社区自己会想办法达标”，沈承说。真正能够打动人的或许是生育津贴。据第一财经报导，2023年深圳市拟发生育补贴，若生育三孩，累计可领3.75万，国内其它省份也均有类似促进生育的相关政策，补贴标准不一。今年春节后，大约有10几户家庭到张欣所在社区登记，领取过万元的补贴。张欣听说，在嵊州的下属村镇，有家庭因补贴，做起了高龄产妇。可在浙江省杭州市下辖的县城，生育相关的补贴只有1000元现金红包和一对手镯。51岁的计生干部叶蔚觉得，有了更高的生育补贴才可以让她的工作好做很多，至少能激发大家配合街道工作的积极性。大约是2018年前后，当地开始使用新的信息采集系统。每月叶蔚都需要更新街道内的新婚夫妻名单，用于备案。走访住户的时候，叶蔚偶尔会被人问到补贴事项，宣称某某地区某某人刚生了孩子就拿了5万的补贴。可她只能苦笑着说：“我们（县）没有。”沈承能感受到，高房价和上涨的生活成本是低生育率的最大影响因素。不管父母如何催促，她至今未婚，看到身边朋友生孩子之后的生活和账单，她自感自己无法承受。曾几何时民间流传的是，“经济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但在现在的互联网上则有不少人改了词，换成“房价是最好的避孕药。”梁建章也在《人口战略》中提到，高养育成本、高房价、教育内卷是导致当下年轻人低生育意愿的一个重要原因。不仅如此，许多人连结婚的主动性也降低了，即便是张欣所在的社区时常安排相亲活动，最后能成的屈指可数。02 “月经警察”：姜还是老的辣年轻一辈的计生干部们工作开展不顺，老前辈们则“绕道而行”。和张欣在一起工作的前辈告诉她“劝生”是门学问，有时甚至需要些技巧。县城不大，大部分人的婚讯都会通过邻里传递出来，前辈建议张欣划出重点人员名单来进行“劝生”工作，并给出了实际案例。前辈工作方式是，从订婚宴开始密切观察。透过街坊邻居传递加快生子的讯息之后，她会加上家属的联系方式，成立微信群，每天在群里吆喝着：县里重点关注新婚夫妻，免费孕前体检，婚礼酒店推荐。她告诉张欣，还可以通过关注适孕女生的经期，来判断对方是否将要生育。至于如何获得正确的经期，一种是直截了当地问，成功率尽管不高，但还是能给到对方一定压力；另一种是旁敲侧击，当地的新婚夫妇度蜜月往往会选择海边，前辈会在群里以“何时回来”开场，如果对方回复，则会进一步关心蜜月的情况，继而引出如下对话：“你们在海边也要当心，经常下水对咱们女人身体不好，容易受凉，影响经期。”有的新婚夫妻觉得受到了关心，会毫无芥蒂地暴露自己的经期，而前辈则会暗自记下，在次月致电询问是否需要做彩超。女性的同理心和政策在此刻发生对冲。张欣最初听闻前辈通过“盯经期”来“劝生”的时候，直觉不适，觉得有些过分了。但前辈告诉她，计生干部就应该如此，紧跟政策，贴近群众。沈承也在见到老干部“劝生”的时候，感到不适。工作的这几年里，沈承不止一次见到老干部盯着社区内年轻人抓紧生育。每到这时，沈承总是不言语地站在一边，心里面有另一个声音在说，“屁嘞，谁家生不生孩子跟你有什么关系。”但在不少80、90年代的老式社区内，总会有老干部们愿意主动担当起劝生员的角色。来自上海徐汇社区内的徐春新虽已到了退休年龄，依然热衷于参与社区工作。三胎新政落地，她主动请缨绘制板报，摆在小区的中央花园。有关生育的宣传徐春新觉得新进到社区做计生的年轻人不够努力，对工作也不像她从前般上心，眼见着改变不了现状，她只好自己行动起来。作为老一批的社工，政策的指向意味着使命。很多时候，徐春新并不在意工作的内容，只对自己完成与否感到重要。类似的状态在一线城市相对普遍，变着花样“劝生”的往往都是老一辈的计生工作人员，他们比起年轻人善于打破人与人之间的边界，软磨硬泡来完成工作。与此同时，在全国各地，火热的宣传工作一轮接着一轮开始了。广东在各市不断开展婚育文化的特色活动，借由彩灯会举办相亲活动，通过宣传新婚育文化组织书法、美术作品的评选等；宁波也是，该市的计生协会创立了“新时代婚育文化”的微信表情包，动画人物形象往往以家庭形式出现，辅以“家庭幸福”、“孝老爱亲”的文字在微信聊天框内传递结婚与生育观念。北方地区的河北邯郸，紧随其后，当地建立起了婚俗文化馆，还腾出了公园作为新的婚姻登记中心，命名为：爱情广场。2023年5月，金华曾在全市开启最美孕妈、魅力奶爸、以及可爱萌娃的评选，用以宣传生育之美，加强对群众婚恋观家庭观。据媒体报导，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祝连庆提交《关于设立“生育文化节”、加强生育观念引导的建议》，建议在全国范围定期开展“新时代、新生育”宣传活动，设立“生育文化节”，弘扬“多子多福”“儿女绕膝”等正向生育观。祝连庆还建议，可以参照过去“独生子女家庭光荣证”的形式，在全国范围为三孩家庭颁发“三孩家庭光荣证”，不遗余力地推动生育这件事。03 轮回的计生与当下推动的生育截然相反。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出现了几大人口增长时期，1953年人口普查时，人口仅有5.83亿人，到了1981年却涨至10亿人。根据当时人口学家马寅初的预测，21世纪初中国人口数量将达到26亿人，随即便会面临人口爆炸。他觉得，节制生育不可避免。计划生育也应运而生。作为社区计生口的干部，张欣知道些“计划生育”年代所发生的故事，但大多是模糊的。她记得，在自家抽屉里看到过一本“独生子女光荣证”，那是个红色软皮的小册子。不过，张欣从未问过父母，册子背后意味着什么。可老一辈的干部们对当年的产物异常熟悉。1992年进入怀化市溆浦县计生委的韩生学当时觉得自己的工作很神圣。当年的计生工作是“国家大事”。他回忆，那时“县里几乎只有经济建设和计划生育两项工作”，调到这个举足轻重的部门，韩生学颇感自豪。他像是有用不完的干劲儿，每周有一半时间待在乡下宣传指导工作，他自感有种改造国家，造福社会的使命。当年，韩生学的工作任务是负责到各个乡镇检查“流产指标”和“结扎指标”的执行情况，要是碰到工作做得差的乡镇，他会忍不住指着镇计生专干的鼻子破口大骂。后来，韩生学发现基层干部的抱怨越来越多，“村妇联主任的庄稼刚种下，一夜之间被人砍光，鸡鸭也被人全部偷走”。最严重的一次，一个村干部的独生子被人报复杀害，而凶手的妻子曾经被这名村干部拉去强制引产。来自贵州的计生干部吴小珍今年60岁。偶尔的时候，从前的场景会从她脑海中跳将出来——90年代潮热的夏季，不少适育女士站在贵阳小河第二高中卫生室门口。她们将挨个进入散着消毒水味道的房间，脱下鞋子，躺在一张简易床上。随着铁质风扇沙沙声响，医生拿起丁字形的节育环塞入她们的下体，整个过程不超过10分钟。“下一个”，坐在一旁观望的吴小珍拿起笔，按人名打上勾。这看似轻巧的工作，对吴小珍而言意义非凡。她是厂区计生服务站的计生标兵，单位里的宠儿，从坚信“劳动最光荣”到“少生快富”一路走来，她毫不动摇。在当年计生干部们齐心努力下，中国的人口增速得到了有效控制，每年新生儿数量从1990年的2800万，下降到1999年的1500万。韩生学虽然对基层计生工作的粗暴方式也有不满，他仍把众多屡见不鲜的干群冲突归咎为居民的愚昧。他始终想不明白，计划生育这么一个利国利民的政策，老百姓怎么就不能理解？韩生学的疑问，直到千禧年后才被揭开。彼时，他已升任怀化市计生办主任。除了计生之外，他接管了部分的信访工作。从那时起，他的办公室里开始陆续出现些失独父母。老许是给韩生学留下印象最深的人，他失去独生女不久，还要面对家中精神失常的妻子。他们逼着韩生学开始重新思考：“他们（失独家庭）承受着痛苦，这种痛苦与我的工作有关。”于是，韩生学开始在他的职权范围少做“计划生育”的相关宣传。他认为，计划生育这么搞下去，肯定会有开放的一天。2016年，韩生学等待的这一天到了。他在《新闻联播》中看到了二胎政策发布的消息。政策的转向无疑是件好事，但对彼时的计生干部们而言，感受是复杂的。吴小珍记得，二胎后自己的工作迅速发生变化。放置在社区内的计生柜有的被拆除，有的减少了避孕套的数量，转而加入了验孕试纸。46岁的徐明丽，如今在宁波市高新区某街道做着计生干部。过去的收缴超生罚款的风光不再，现在的她带着30岁的社工张静一起负责社区内的计生工作，除了重点关注社区内的新婚夫妻、帮扶失独老人之外，还兼着网格员的工作。操作电脑成了她至今无法逾越的难关，当地社区规定每次的走访都需要在系统内更新具体信息，有时候填错了一项全部就要重来，年轻干部做10几分钟就能完成的工作，她则需要花费超过几倍的时间。徐阿姨觉得自己是年纪大了，跟不上时代。1989年进入宜宾市计生委的邹为全觉得当下的计生工作像是在“擦屁股”。过去的“计划生育”因为在执行中有不少为人诟病的手段，到了政策转向之后，打开社交媒体都能看到对过去干部们的恶语相加。他觉得自己没做错什么，只是跟着时下的政策走，况且不管是过去或是现在，计生工作都处于不受待见的状态。老百姓抱怨，但上级却对工作指标考核严格。衡阳市发布的有关失独家庭的政策通知除了抱怨当年的计生工作手段粗暴、直接之外，计划生育时代被人不断拿出来讨论的原因是，许多一孩家庭在2000年后面临失独困扰，成了善后问题。2016年开放后，邹为全的工作便是安排如何从生活的各处照料这些失独老人，一是发放失独补贴，另一面则是上门慰问。沈承每月的周五都会有上门拜访失独老人的安排。在她的社区内，有一户老人在去年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后，时常以泪洗面。他后来了解到，老人儿子在世之时，每周五都会回到家里一起吃顿团圆饭。可失去了孩子之后，家里空荡荡的，只剩下他自己。沈承能做的不多，去一次就听一次重复的故事，老人话里话外总会不自主地谈及儿子如何优秀。04 生育保卫战老一辈的计生干部随着政策改变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可正如梁建章书中提到的那样，如果生育率依旧无法提振，中国可能是未来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梁建章还摆出一个与人口相关的算法公式：创新力=人口数量×人口能力×(内部交流量+外部交流量)他认为，国家的创新力以及未来发展都与人口紧密挂勾。当国家跌入这个低生育率的俱乐部后，将会导致国力的衰退，经济陷于停止。因此，“劝生”成了一件急需推进的工作。但在基层干部眼中，如今的计生工作早就不是昔日模样。在全国各地，相关的计生科室面临撤销或合并，计生在实际生活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另一方面，不少计生干部开始转型，有的转至毫不相关的科室，有的分配至社区，还有的成为幼儿早教的养育师。留在计生口的人员，在工作职能上，与此前大相径庭，不再严防死守各地的生育指标，转而重点关心适龄女性，做起了妇联的工作。韩生学记得，在陕西省等偏远地区，当年有部分计生干部转型为针对于0-3岁幼儿进行早教的“养育师”，原本隔三差五上门围追堵截“大肚子”，现在光景变了，上门是为孩子和孩子的父母上课。另一种转型发生在城市。2016年，计生与卫生系统合并后，有部分干部进入疾病预防科，从事艾滋病等疾病宣传工作。2018年，在办公室的吴小珍签完一份计生用品的采购清单后，正式退休，告别计生工作。对徐明丽而言，社区的计生工作只是个落脚点。她的丈夫是隔壁街道的科长，她没什么新想法，就跟着上面的方针走，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当然，抱怨工作繁重、工资低是少不了的。她从90年代尾进入社区，现在的工资却和自己的徒弟齐平。作为老资格，她觉得不公平，却又无可奈何。入行之初，沈承没想过自己会分配到计生岗位，她是杭州下沙的拆迁户，辞去之前广告公司的执行岗位，考入社工只是因为这份工作离家近、稳定。但稳定的代价是——一张不超过6000元工资条。她不是没想过辞职，重返职场她觉得太过辛苦，考公又难了些。只好看着身边更年轻的同事们接连离开。2023年过半，她已经吃了两位同事的散伙饭。席间聊起工作，大家都觉得工作 “难干”。有同事在饭桌上说，自己原本填报的是一个人口管理类的窗口工作人员，结果因为分数原因被分到计生岗位。同事干了没多久，就开始找下家，“总要想办法去其他地方吧。”沈承这才意识到，原来大家都将这份工作当做一个“中转站”，只有自己一直停在原地。韩生学直到现在还在持续呼吁生育。一方面，他觉得中国与西方社会结构不同，无法达到完善的社会养老制度，依靠的依旧是家庭养老，也就是俗称的“养儿防老。”他和梁建章的想法颇为相同，觉得应该用尽一切办法提振生育率。比如，各地正在推行的现金和税收补贴，新婚家庭的购房补贴与增加托儿所数量。退休前的韩生学曾通过讲课来宣传新的生育政策，教基层干部们如何结合养老、经济，人口红利等方式进行“劝生”，可收效甚微。他自己心里也犯嘀咕，之前计划生育时代都说经济是生育最好的风向标，如今大家的条件好了起来，生孩子却成了难题。他也问过普通群众，到底为什么不生。人家回答他，“我不想生不是很正常嘛，没什么原因。这是我的权利。”听到这样的回答，韩生学的嘴被堵住了。从计划生育到开放二胎、三胎，他觉得像是一个轮回。而不论是新老计生干部，他们的工作仍在继续。（文中沈承、张欣、徐春新、徐明丽、吴小珍、张静、叶蔚为化名）关于我们做记者以来，我们一直在追寻当下事实的真相。人和事在偶然间会变成一个个职业生涯的节点，巨浪无情，潮涨潮落，我们有时会被熔流冲散。某个午后，三位年轻记者突然想做点什么，梳理那些不长的职业经历中的未竟之事，就像被白色修正带覆盖过的文字，等待被重新阅读和倾听。于是，后叙来了。Chat GPT狂飙迭代，人类将被颠覆？我们想不了那么遥远，希望回头往后看看，用声音/文字/图片的形式去呈现一些过去的人和事，他们被蒙上了灰尘，但绝对值得铭记。当然希望我们仨，也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