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T 档案卡标题：离开报社的年轻人作者：尹智昊发表日期：2026.8.4来源：水瓶纪元主题归类：新闻自由CDS收藏：公民馆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独立媒体“水瓶纪元”8月5日发表文章《离开报社的年轻人》，采访多位曾在南方日报、中国青年网、澎湃新闻、CGTN等媒体工作的年轻新闻从业者，记录他们怀抱新闻理想进入主流媒体，却在短短数月或数年后离开报社、甚至彻底告别新闻行业的经历。文章写道，在移动互联网冲击、经济下行和地方财政收缩的背景下，新闻寻租、政府购买宣传服务、流量考核和外宣任务日益占据采编工作的中心。而新闻原本应有的公共服务功能，以及记者从职业中获得的意义感与尊严则渐渐式微。在南方日报的地方分社，年轻记者明杉发现，上级领导眼中“可用”的年轻人并不能只是会做新闻，更要能够拉合作、谈项目，懂得在政府部门和企业之间经营关系。文章援引明杉的经历写道，基层单位以数十万元购买新闻服务，记者负责完成宣传稿、短视频和专版；谈成项目的人获得经营分成，执行采访写作的新人则获得“稿分”，即量化考核的分数。另一名记者张克柔形容自己的工作是“白天干报社的活，晚上干公务员的活”，除了承担政府外包的公众号运营和活动统筹，她还被要求参加酒局、向官员敬酒，甚至寻找机会送礼：”每次酒局之前，报社领导会根据到场官员的酒量、晋升阶段、爱好来提前安排记者们的座位。“比如‘这是G部门的xx，健身不喝酒，酒量不行的人就坐他旁边；这是Z部门的xx，他们部门最近在考核，我们不要给他塞东西或者倒酒’之类的。”第一次贿赂的时候，报社领导交代她，要小心翼翼地问对方要车钥匙，再以什么样的方式、塞到哪个座位上。克柔非常紧张，不知道怎么开口、对方会怎么看她，“会不会觉得，你一个读书人居然说出这种话来？”但事实是，对方十分干脆地把钥匙给了她，没有多问一句话。文章写道，当媒体越来越依赖政府与大型企业付费，记者也越来越像销售人员。为了完成经营和流量指标，他们需要招商、维护客户、转发客户端文章，甚至在老年人买菜群里发红包来换取点击量。中青网的年轻编辑阿尹从事采访、改稿、视频制作等多项工作，却因没有正式记者身份而不能署名，也无法获得稿分和项目提成。他将自己称为“影子记者”：与正式记者做着几乎相同的工作，却在人事关系、薪资和职业资格上始终处于体系之外：从人事关系上看，他挂靠在一个社会组织上——毕业后，临签试用合同时，他才被告知今年中青网没有多余名额。他想，只要签了合同，其实就等于入了中青的预备役，便入了职。前述部门领导实际管理着两个团队，分别是这个社会组织和中青网某部门，前者几乎等同于后者的“血包”，除了人事关系，双方的工作内容、同事、对接的甲方、以及对外声称的身份——记者，都高度重合。[…] 这带来的第一个差异是待遇。持证记者以外的十余位编辑，除了和持证记者的底薪不同外，他们在采编稿件里也没有署名权，更没有资格拿稿分或项目提成，前述待遇均被分配给持证记者。 第二个差异是名分。由于不在记者岗位，阿尹不能考记者证，领导曾以此为条件，希望将他调岗至边远省份，补偿是给他记者证。阿尹拒绝了。澎湃新闻资深记者钟越则被纳入所谓“人才库”。入库后，他仍然完成原岗位的工作，产出量甚至接近过去的两倍，工资和福利却被削减，绩效标准也始终处于黑箱之中。公司要求他以新的工作表现证明自己是“值得留下的人才”，但没有人能明确解释怎样才算合格。钟越认为，一些主流媒体改革的重点并不是解决真正的问题，而是“表现出来在变”。在CGTN工作的张闻海经历的则是另一种新闻异化。部门将自己形容为一支“打舆论仗的军队”，读者不再是新闻服务的对象，而是需要被“攻略”和“统战”的对象。在国际新闻报道中，当新闻专业判断与国际传播任务发生冲突，领导明确告诉他，后者应当优先。张闻海最终离开，是因为他仍然希望亲自采访、拍摄和获得一手信息，而不是日复一日地编译通讯社消息，为政治宣传包装媒体的专业形象：“读者是一个被攻略、被统战的对象。”他特意提到了一个业务安排上的新变化——部门内特意分了一个组去做美、日的批评性报道，其中，今年一轮的批日的报道在高市早苗发表涉台言论后开始推进，批美的报道则在爱泼斯坦案后形成一波高潮。在CGTN的国外社媒账号上，会出现很多基于新造词的话题标签。在CGTN的X（前推特）账号上，多个账号力推的话题标签，如宣传两会的“#ChinaAgenda2026”（#中国议程2026），或是用于抨击日本对华政策的“#JapanProvocation”（#日本挑衅），基本只有中国官媒账号在使用。“一般来说流行词的用法是自下而上产生的潮流，先有讨论再有创造，但我们的推文反过来，先带词条，希望有人可以进行使用和传播，但实际上没什么人当回事。这种策略有很强的主导性，因为国内的社媒平台能够无条件地把传播重心——热搜、话题分配给中央媒体，所以同样的模式在外媒照搬，就会显得很尴尬。”报道中的受访者最终都离开了原来的媒体机构。有人转入市场化媒体，有人彻底告别新闻业。对他们来说，离开不仅源于收入下降、考核苛刻和随时待命的工作状态，也源于一种更深的失落：琐碎的宣传任务占据了全部时间，让记者无法真正进入地方社会、理解普通人的生活，也无法实践他们当初选择新闻行业时所相信的公共价值。（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