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 ～ 2009 ～ ……🧬 下载打印版海报：https://mega.nz/file/agpDlB4Q#Br81YsXBIgo0K_Dg2jwALawCyyGJBh2b-jVlt7J5ULg🧬源： iYouPort - Initiatives & Tactics 记忆总站 · 教师节2026《从海盗到朋克摇滚：起义与革命的教育学：乌托邦的统一》吴稚晖：教育即革命 (1905)传统政治革命的本质是夺权和割裂它将“国家主权”当作道德高地。如果你身边有人对“革命”这个词感觉一言难尽，别担心，一定程度上并没错，因为那种传统政治革命很容易沦为暴民狂欢。内斗和杀戮革命者起初合力把君主拉下马，随后便为了权力互相倾轧、无差别的杀戮。他们唯一不敢公开违背的，只有“国家”和“主权”这块幌子。情绪和工具化革命倡议者把“权利”当成煽动大众情绪的工具，让权利与真正的公德走向对立。革命和教育割裂在他们眼里，革命和教育完全是两码事，导致结果必然恶劣。他们喊的“立宪”更是可笑，即便拿下了政权，有压迫性的皇室依然换汤不换药地存在。无政府主义革命：核心是唤醒公德和全员教育无政府主义革命完全是另一种逻辑。它的目标是唤醒社会公德，关注个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教育才是根本：这本质上是教育，而非暴力颠覆。当教育普及开来，每个人都主动抛弃旧习俗、开启新生活，革命只是这种社会转变的自然结果。在革命前推行革命教育、为社会转型铺路，完全是顺理成章的。教育即革命：没有终点线的持续进阶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教育就是革命，日常的教育就是日常的革命：小革命：教育带来的微小改变，让社会风俗一点点向好。大革命：教育积累到一定程度，整个社会的旧习俗迎来爆发式的突变。真正的革命永远没有“完结”的那一天。真理和正义每天都在进步，只要教育不停息，革命就永远在路上。真正的教育只干两件事真正的教育只包含两个核心：道德：源于真理和公德的博爱、自由、自治等价值观。知识：源于真理和公德的实学，如实验科学。除了这两样，其他的所谓教育全都是糟粕。为什么传统革命最终沦为“无脑造反”？很多人把“教育”和“革命”割裂开了：革命变成了带节奏 —— 他们的革命只是情绪癫狂的叛乱。教育变成奴化的工具 —— 他们心里的教育，不过是学校高墙里那些教条学者施行的低劣奴化填鸭。他们口口声声说要“改造思想、培养公德”，结果越培养越偏离目标。公德没建起来，短暂的革命也彻底沦落为了新权势的跳板。他们从没搞懂：教育本身就是革命，而通常意义上的革命只是公德的自然展现。唯有进步的无政府主义教育家，才能透彻理解“公德即革命”的真谛。感恩相遇！IYP 新项目正在进行中，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您将第一时间收到更新消息。阅读当然至关重要，但是，如果你想要真正“学到”，就必需亲自去玩。去玩自己想玩的，而不是玩“主流”强塞给你的。我们每个人内心的不羁本性自会引领我们走向更光明的未来。解放教育101:如何培育潜在的同道被压迫者的教育学“我们无法像其他人那样生活，七大洋摧毁了我们。”—— 杜安·彼得斯和洪斯乐队，2000年，专辑《联合》（Unite），单曲《交叉骨》（“Crossbones”）传奇朋克摇滚乐手兼滑板手杜安·彼得斯（Duane Peters）在朋克摇滚海盗酒馆圣歌《交叉骨》中咆哮着唱出上述歌词，犹如一位憋屈的铁锤工强行磨损着一辆二十多年车龄、没有消音器的肌肉车的齿轮，挣扎着轰油门硬撑前行。他借助海盗的意象，在我看来，象征着一种心理层面的隐喻：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作为地下朋克摇滚图腾和滑板手在社会边缘巡演，开启了一段终身旅程；正是通过这种摆脱资本主义工资劳动异化感的体验，让人得以尝到自由的滋味并产生深远的心理影响。换言之，一个人一旦体验过通过非异化劳动来自主决定自身命运的自由（哪怕这种自由只是局部的），就几乎不可能再回到那个“种植园”了，不再能回到工资奴隶制，去为了远低于自身劳动所创造价值的报酬，苦苦承受按照他人的意志打造世界的苦工了。将朋克摇滚文化实践视为在主流社会边界之外创造非异化劳动空间的一个范例，其分析借鉴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理论。例如，本文所采用的无政府主义传统上被称为无政府工团主义（anarcho-syndicalism）。正如乔姆斯基（Chomsky, 2005）所言：“……将无政府主义思想视为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最恰当的组织模式。而无政府主义中的这一流派，与各种左翼马克思主义融为一体，或者至少有着极其密切的内在联系——比如在罗莎·卢森堡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委员会共产主义者（Council Communists）那里所见到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第136页）哈基姆·贝（Hakim Bey）提出的“临时自治区”（Temporary Autonomous Zone，简称 TAZ）概念，与乔姆斯基（2005）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构想契合得尤为完美。这一概念在实践中确立了关于解放和斗争的哲学构想，对于解释当今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全球新世界秩序中许多受社会主义和/或无政府主义启发以及自发兴起的起义（insurrections），具有极强的解释力。该论点的核心在于：在寻求意义以及成为自身身心唯一主宰的自由过程中，人类一再寻找未被察觉的空间。在这些空间里，存在着创造非异化劳动和自由文化的临时契机。随着基本权力结构（即资本主义）出于对利润永不满足的渴望，日益侵蚀社会生活的更多层面（如性欲、教育、和娱乐），这些契机也以愈发复杂和矛盾的方式展现出来（McLaren, 2005; McLaren & Farahmandpur, 2005）。该观点进一步认为，正如贝（Bey, 2003）所指出的，这类临时自治空间犹如美国中西部夏夜里在田野间闪烁隐现的萤火虫微光，在社会景观中交替点亮和消逝。当人们的感官和认知在起义时刻通过开启感知之窗 —— 照亮未竟未来的可能性 —— 获得启蒙体验并被唤醒时，它们便提供了通过一个又一个成功的“临时自治区”去逐步改变基本权力结构的可能性。简而言之，临时解放的空间与其他策略相结合，可以为新社会的诞生提供以个体为单位的坚实基础。借用已故著名巴西批判教育学家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曾经使用的无治式倾向修辞来表述就是 —— 新社会的产生从本质上讲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反思和行动的过程。另一方面，包括保罗·弗莱雷（尤其是在其1998年的著作《被压迫者教育学》中）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则主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转型，这意味着与权力及特权卫士进行直接对的抗。然而在历史上，这种对抗往往演变为牺牲殉道，或是建立起一个新的国家机器；因此在许多无政府主义者看来，这构成了对起义阶段所实现的革命精神和自主性的即刻背叛。对于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而言，正是在这些起义的瞬间，人们得以窥见那个尚未实现的未来的一角。就我个人而言，我对“起义”给出了广义的定义，涵盖了从激进教师的社会实践到反霸权朋克摇滚手的所有社会运动。基于我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视角，滑板朋克（punk rock skateboarding）的激进潜能在于：其实践者 —— 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 —— 能够从中窥见一个新世界的曙光，并因此出于纯粹的兴奋和喜悦，受到鼓舞去与他人分享这一愿景。对于像哈基姆·贝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来说，这意味着无数次起义总能在国家机器察觉之前隐匿消失。而对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滑板朋克”蕴含的希望在于其革命潜能（Malott & Carroll-Miranda, 2003; Malott & Peña, 2004），即“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作为处于生成过程中的革命领导者的具体化身（Freire, 2005）。🔙 【原理和理论栏目】“学者”和“知识分子”不是同一种东西 - 激进知识分子的重构计划和战略性部署模版然而，无论从马克思主义还是无政府主义视角来看，这里的含意都不是指朋克摇滚海盗仅凭一己之力就能将人类从资本主义中解放出来。不，朋克们只能解放自己，或许还能激励其他人去发声，以对他们个人而言有意义的任何方式（无论是从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还是其他视角，抑或是作为嘻哈艺术家、教师、工会组织者、流动纠察队等）加入反抗压迫的行列。我将这种现象称为“自由病毒”。可以说，人类对这种病毒具有天生的亲和倾向，而这恰恰也是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激进分子（如生态捍卫者）之间的共同契合点。在漫长的人类生存史中，尽管统治阶级屡次试图建立诺姆·乔姆斯基（1999）所称的“主子们的乌托邦”（utopia of the masters），以此一劳永逸地扼杀这种倾向，但这种“自由病毒”（往往以“临时自治区”的形式）依然不断重新显现，致力于将人类从一切形式的压迫中彻底解放出来。20世纪70年代末，在美国，这种顽固病毒的一支“毒株”获得了生长的空间 —— 当时，一种将特技作为自身存在核心的交通工具 —— 滑板，与朋克摇滚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街头帮派政治和实践结合在了一起。当时频繁涌现的，往往是一群群四处游荡、由满腹牢骚的年轻人组成的“临时自治帮派”。他们接触到激进政治，以此来理解自身的生存境遇，而朋克摇滚的态度和风格也在滑板上得到了充分展现。虽然当时产生的一些事物带有自毁倾向，甚至最糟时充斥着性别歧视、恐同和种族主义，但是，其中根植下来的许多东西却带来了希望，直到今天依然发挥着灯塔般的指引作用（Malott & Carroll-Miranda, 2003; and Malott & Peña, 2004）。🧬 下载打印版海报：https://mega.nz/file/Tx5jlIyT#bOtRuXGHvlsEUuQzhjZnW2Dc_-2xIooKvgXeZCRSxjE无论政治倾向如何，在洛杉矶和纽约之外（在洛杉矶和纽约，滑板朋克圈子在其高光时刻曾以跨种族团结为特征），美国见证了该国白人工人阶级中显而易见（尽管规模尚小）的群体开始拒绝大量强加给他们的既定秩序 —— 而这一群体传统上一直是统治阶级支持的核心力量，除了工人运动偶有要求的体制内修修补补之外（关于白人身份作为维护阶级结构的意识形态工具的讨论，参见 McLaren & Farahmandpur, 2005）。这必然给当权者带来了相当大的恐慌，因为当权者传统上对于任何被认为对资本主义权力基本结构构成哪怕微小威胁的事物，往往都会做出歇斯底里的反应（Kaye, 1997; Zinn, 2000）。杜安·彼得斯在总结这一时期滑板朋克所处的政治氛围时指出，当你作为一名滑板朋克摇滚手踏出家门、踩上滑板时，你就会发现自己置身于主流社会向你以及你作为滑板朋克所代表的一切所发起的战争之中（Taylor, 2005）。对彼得斯的这一断言提供佐证的，是记录详实的所谓“青少年犯罪化”现象。20世纪80年代，尽管统计数据中的青少年犯罪率保持相对稳定，但媒体对青少年犯罪的报道却急剧飙升，这一现象在全国范围内引发广泛关注，同时也伴随着新型私营盈利性青少年拘留所和感化中心的爆炸式增长（Glassner, 1999）。这一行动的背景是工业生产的重组和大规模外移，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工人阶级的削弱（Albelda, et. al., 1988; Chomsky, 1999）。而在20世纪60和70年代的美国，工人阶级曾领导了激进的左翼社会运动，并有时与国家权力发生物理对抗（Abu-Jamal, 2000）。在此期间建立的激进组织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有人认为，黑豹党领导了一场对美国内部基本权力结构构成实质性威胁的社会和文化革命（Cleaver & Katsiaficas, 2001）。简言之，青年人在历史上一直是工人阶级革命和起义中最具力量的领导者之一（例如，黑豹党芝加哥分部副主席弗雷德·汉普顿在被地方和联邦特工枪杀时年仅21岁；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在墨西哥结识菲德尔·卡斯特罗并加入古巴革命时年仅29岁）。因此，20世纪80年代对年轻人的“犯罪化”，是统治阶级试图重新控制那些他们赖以创造巨额财富的人（即每一个依靠工资生存的人）的努力的一部分。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主流政治和社会机器普遍倾向于将年轻人 —— 特别是那些游离于既定规范之外的群体，如有色人种青年以及属于“滑板朋克”等亚文化的群体 —— 刻画为一种潜在“威胁”，无论这种威胁是真实存在的还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对于我们当中许多在里根执政的保守80年代长大、且没有盲从那种颠倒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关系之霸权的人来说，我们通过切身体会深刻认识到了体制内部固有的不公：例如不择手段地试图控制和监管整个社会生存状态的企图、白人至上主义的制度化，以及通过剥削人类劳动力将人性商品化的做法——资本家们为了无休止地扩大利润空间，不断通过积攒无偿劳动时间来实现这一目的（Kelsh & Hill, 2006）。正因为我们掌控着创造财富的源泉 —— 我们自己的劳动力，我们才构成了资本最薄弱的环节（Rikowski, 2005），并始终对资本构成潜在威胁。也就是说，统治阶级依赖绝大多数人类（即工人阶级）的无偿劳动时间来实现剩余价值/利润/资本的积累。工人阶级生存并不需要老板，老板是累赘，阻碍了我们的生存，我们根本不需要他们。因此，正如凯尔什和希尔（Kelsh & Hill, 2006）所指出的那样：“……古典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内部只存在两个根本性的阶级，并且……这两个阶级都是在生产层面建构起来的，而不是在文化或政治层面”（第4页）。因此，我们的目标并非如某些马克思主义者过去所做的那样去美化劳动，而是通过对资本的根源 —— 即劳动（工人）与资本（老板）的关系 —— 发起正面进攻，摧毁阶级制度，从而彻底不再做劳工。正是那些数不胜数的、无名的“DIY”（自主）反叛（即自由）文化创造者 —— 比如老派的滑板朋克和嘻哈艺术家——通过“临时自治区”（TAZ）对资本统治构成了潜在威胁。因为当前的资本主义需要的是顺从且被动的劳动力，那种闷头干活不会去质疑现状的人“ …… 通过所有权所赋予的剥削，所有者依赖工人的劳动力为生：所有者的收入来源不是工资，而是利润，即被剥夺的他人劳动力”（Kelsh & Hill, 2006, p. 6）这一事实；而由于 TAZ 能够培养批判精神，这些反抗文化因此孕育着剧烈起义的潜能。许多体验过 TAZ 自由的朋克摇滚乐手无意再为了他人而活、无意按照他人的意志去塑造世界；相反，他们试图不断寻找新的方式为自己而活，基于“只要我的诉求不阻碍你的诉求，一切皆可行”这一无政府主义原则，按照自己的意志塑造世界。换句话说，只要我的自由感不威胁到你的自由，一切就都完满。资本主义无法契合这种正义感，因为资本主义建立在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基础之上。拉明·法拉曼普尔和彼得·麦克拉伦（Ramin Farahmandpur and Peter McLaren, 2005）在他们对后现代主义对解放运动之贡献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中，支持扩大这种针对压迫和剥削建立起来的反抗文化，他们指出：“……我们需要通过文化、语言和话语来扩大斗争，以此抗衡当代社会、经济和政治压迫的三位一体”（第87页）。许多人认为，正是杜安·彼得斯（Duane Peters）在很大程度上点燃了这一火花，引爆了这种以滑板朋克文化对抗压迫势力的潜在威胁；因此，他一直被同代人 —— 比如《生而摇滚：海量饮者与思考者：访谈和随笔集》（Born to Rock: Heavy Drinkers and Thinkers: A Collection of Interviews and Essays, 2004）的作者、摇滚乐评人托德·泰勒（Todd Taylor）等人 —— 视为最地道的“滑板朋克海盗”。也就是说，彼得斯被归功于将滑板运动与朋克摇滚融为一体，播下了整整一代滑板朋克的种子；这些滑板朋克在远离彼得斯以及滑板朋克发源地南加州数千英里的意想不到之处破土而出。用“创新者”和“灵感源泉”来形容这位所谓的“灾难大师”杜安·彼得斯绝非夸张之词。虽然朋克摇滚滑板手无疑构成了许多发达国家（尤其是北美地区）现实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但为了将我们的注意力重新聚焦于本文的核心主题之一，我们在殖民主义时代又能找到何种现实依据，来证明**具有民主意识的海盗的存在**呢？换个角度说，我们必须提出这个问题：16世纪的海盗现象与争取自由的斗争之间是否存在任何真实的联系，抑或只是对殖民主义时代一种想象出来的反帝浪漫化建构？在接下来的第一部分中，我将以坚定的声音说出：“是的，存在真实联系”。随后的下一部分将概述朋克摇滚运动中最具进步性的流派具体如何体现了我认为可以定义为“民主海盗教育学”的理念。在最后一部分中，我将论证增强希望和解放的“朋克摇滚海盗教育学”之起义/革命潜能的必要性。尽管本文并未对此展开探讨，但本文所阐述的思想得以更充分展现的主要阵地之一正是教育领域。在这项对未来的探索中，应当包括在当前这一特定历史时刻，我们集体的航船可以驶向何方，以及升起隐喻性“骷髅旗”的各种途径和深远意义。骷髅旗：海盗登场“这些人无法生活在正统社会中。他们太懒散、太唠叨、太冲动、太挥霍，且太不务正业，既无法积累财产，也无法塑造品格。”—— 蒂莫西·德怀特（Timothy Dwight, 1821/1969）流行传说试图误导人们相信，古代的海盗不过是一群野蛮的暴徒，他们奸淫、酷刑、恐吓，并抢劫勤劳的商人/殖民者和定居者。在过去至少一个世纪里，主流社会的好莱坞电影和流行图书出版物充当了重要推手，在当代公众心中重写了16世纪欧美海盗的历史，将其塑造为工人阶级堕落集大成的化身，同时却巧合般地遗忘了：海盗行径原本主要是法国人、 荷兰人和英国人旨在夺取西班牙帝国控制权的一种战术发明 ——该帝国正是建立在从美洲原住民手中掠夺的巨大财富之上的。正是那些在旧世界海军军舰上工作、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们，在忍受了残酷的生存条件和空前的剥削之后，将他们接受的海盗训练施加到了他们所深恶痛绝的祖国身上。从最早的默片《黑海盗》（The Black Pirate, 1926）和《挚爱浪子》（The Beloved Rogue, 1927），到50年代的电影如《黑胡子海盗》（Blackbeard the Pirate, 1952）、《海盗》（The Buccaneer），再到60和70年代的《黑鹰海盗》（Pirate of the Black Hawk, 1961）和《金银岛》（Treasure Island, 1972），以及80年代海盗电影爆发期的《海盗电影》（The Pirate Movie, 1982）、《彭赞斯的海盗》（The Pirates of Penzance, 1983）、《重返金银岛》（Return to Treasure Island, 1985）、《海盗夺金冠》（Pirates, 1986）等众多作品，一直延续到90年代和21世纪的《加勒比海盗》（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2003; 2006），海盗行径一直被描绘在这种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装束下。这既起到了为殖民主义强权开脱的作用（将其美化为除勤劳和智慧之外毫无恶行），又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就将绝大多数人类 —— 贫穷和无权无势者 ——提前犯罪化，从而为当今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现状洗地。例如，《加勒比海盗》（2003）中的海盗被塑造为不讲道德、酗酒且受到贪婪诅咒的暴徒；相反，殖民者则被描绘成代表善良和纯洁、面临着海盗恐怖袭击的威胁。这是一种常见的角色颠倒：压迫者变成了受害者，而被压迫者则变成了过于腐化而不遵纪守法、过于懒惰而不肯正当谋生的“恐怖分子”。殖民主义对世界上诸多民族施加的不公，从未被提及哪怕一次。这种信息对于意识形态控制至关重要，因为它假定：如果我们被听之任之，就必然会“重新”堕入堕落和退化的深渊（Chomsky, 1999, 2003; Wilson, 2003）。鉴于压迫者长久以来一直试图让被压迫者相信其生命本质就是“野蛮的”、“如果没有殖民者（压迫者）的启蒙就会立刻重蹈恶行”，主流媒体将海盗塑造为“恐怖分子”就不足为奇了。当被压迫者奋起反抗侵略者时——正如许多早期叛逆海盗所做的那样 —— 我们在欧洲殖民主义历史上（尤其是欧洲殖民史）所见到的回应，委婉地说，是极其残暴的，如下文所述。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 1963）在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地球上的受苦者》（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中，赤裸裸地揭露了欧洲殖民者通过殖民统治对其压迫对象（包括欧洲人、非洲人和美洲原住民，这些群体构成了早期叛逆海盗的队伍）所实施的心理战，他指出：“殖民主义绝不满足于仅将一个民族钳制在手掌之中、抽空原住民大脑中的一切形式和内容。凭借一种扭曲的逻辑，它转向被压迫民族的过去，对其进行改写、丑化和毁灭 …… 当我们审视[这些]企图时 …… 便会意识到，没有任何事情是出于偶然的，殖民统治所寻求的总结果，确实是要让原住民相信，“殖民主义的到来是为了照亮他们的黑暗”。殖民主义有意追求的效果，就是将这样一种观念强行灌输进原住民的脑海：如果定居者离开，他们就会立刻倒退回野蛮、堕落和兽性的状态。”（第210–211页）叛逆海盗文化中民主冲动的历史不仅被篡改为“如果没有聪明人（即统治阶级），我们（即其他所有人）被听之任之就会毁灭自身及途经的一切”的证据，而且海盗行径作为国家资助的针对竞争敌国的战争行为这一复杂历史，也被从正史中抹去；更有甚者还搞了一堆“证据”支持和法农（1963）所总结的官方话语截然相反的结论。例如，彼得·兰博恩·威尔逊（Peter Lamborn Wilson, 1993）在《卡利班的面具：殖民地美洲的精神无政府主义和野人》（“Caliban’s Masque: Spiritual Anarchy & The Wild Man in Colonial America”）一文中，重新审视了被带到美洲最早的英格兰定居点之一担任工人的那些人的下落。这些人被国家资助的投资者和贵族留下来耕种土地后，从他们的岛屿营地中消失了，除了在一棵树上刻着“去往克罗埃坦”（Gone to Croatan）的字样外，没有留下任何行踪线索。克罗埃坦人是当地的美洲原住民部落。他们的英格兰投资者在回到投资地并意识到不会有任何回报/利润后，声称他们的工人被“野蛮的印第安人”残忍屠杀，但却没有提供任何遗骸或搏斗的证据。事实证明，这些定居者与克罗埃坦人以及不满殖民统治压迫的非洲人融合在一起，在北卡罗来纳州深处的沼泽地建立了一个延续数百年的“三种族”共同体。直到今天，这个共同体的人们依然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谁，其中一些人甚至至今仍沿用着当年在那棵树上刻下“去往克罗埃坦”名言的英格兰祖先的姓氏。这个故事所彰显的事实是：人类不仅可以在没有少数统治精英存在的情况下生存，而且我们的生存或许恰恰依赖于此。进一步证明人类直觉上意识到了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关系的不健康本质，便是那些临时自主的“漂浮海盗乌托邦”区域的出现。17世纪欧洲商船上残酷的生存条件点燃了导火索，催生了一场几乎使殖民主义超级大国帝国瘫痪的海盗运动。欧洲商船的水手们 —— 他们身边往往伴随着被奴役的非洲人和美洲人（即原住民）—— 处于社会等级制度的最底层。工作条件极其残酷，远比早期工业工厂中最骇人听闻的状况还更加不人道。彼得·兰伯恩·威尔逊（2003）在《海盗乌托邦：摩尔海盗与欧洲叛教者》一书中，将早期的反叛海盗现象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中进行探讨，他指出：……到17世纪，海洋世界已经显露出工业时代的一些特征，而工业时代正迫近未来的地平线。船只在某些方面就像是漂浮的工厂，而海员则构成了一种原初无产阶级。欧洲商船队的劳动条件，展现了新兴资本主义最恶劣的一面。……🧬 下载打印版海报：https://mega.nz/file/qtRBHCQQ#YWnBvT43n2TexXM6wZIax4AJ-gx5p5yjhbN0D07vOL8摘自《批判性教育政策研究杂志》，第4卷，第2期，作者 柯里·马洛特【转载】唐水恩:一个中国朋克的另类教育 (2006)如何才能够意识到自己被各种统治性力量放逐到了社会边缘？又如何才能够追溯时时刻刻感到的不适之根源？“边缘”这个词本身，很大程度上，从它所在的地理、政治以及经济具体情景中被抽离，它原本微碎的重要性与效力好像又被某一种发展的力量所试图填塞、加强。“边缘人”如何才能发现自己的位置已被划分？或者说被划定为各种“边缘”？对于一个经常问及此等问题的个体，首要的是寻找到一次认知的启示。此处我想到巴西激进教育家保罗·弗莱叶（Paul Freire）所揭示的“语言使人无能化”的事实：民众不过是发展的“客体”，我们并不在事物命名的主动过程中存在，而是在压迫者制造的教育和行动理论中存活，这造就了人民的“沉默文化”。除了沉默，这个过程还培养了身在边缘、心向主流，为“无所不能”以及“行动主义”所激励的“大众”，这种激励自从Nike的“Just Do It”以来，已涌出了多种变体，比如营销领域的各个角落。另一方面，社会运动的行动者则试图复苏大众积极的社会参与意识，但它要直面这样一种阻力：“消费文化”与“沉默文化”的现实交合。不仅如此，还要避免踯躅于历史、左派、“乌托邦”们所留下的暴力与极权的阴影，相对于扮演着能够帮助个人实现物质利益之救世主的政治精英和消费主义而言，这种阴影通常更令人恐惧，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家长式教育的传统更坚定了“莫谈国事”训诫的原因之一。这些现象有助于分析行动主义者们的行动僵局。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后现代的行动者”，要从西雅图和热那亚等等大事件的狂热中冷静下来，重捡弗莱叶的《被压迫者教育》进行阅读，并开始尝试发动一场更基础的行动：激进教育。被压迫者的自我教育又该如何呢？本文并不尝试对激进教育的学说进行整理，倒是想讲讲我自己身边的故事，作为一个“小朋克”， 如何进行了一次在课堂里不可能发生的另类教育，而这种启示性（并非真理性）的教育正是一个尝试行动的普通人的动力来源。虽然这样的故事不具普遍性，它却也能够为其他与我类似的普通人的自我改变提供一种可能性参考。需要说明的是，直到入大学我才来到武汉这个从未让我产生热爱情感的城市，才接触到朋克乐、互联网和图书馆—尽管在中文世界里，这些渠道对另类异见总是遮遮掩掩。在此之前，我一直在家乡的丘陵地里陶醉于大自然，听老人讲《三国演义》与“文革”的故事，巧遇喇叭裤被红袖章狂剪，听到《一无所有》，并对一个美好的未来充满了乡愁。对于行动者来说，当下最矛盾的，正如左派学者汉娜·阿伦特所说， “知易行难”，她下此结论的前提是专制主义自下而上贯穿了权力的金字塔。作为一个理性的知识分子，她推崇“公民反抗”，但又担心乌托邦反抗堕入暴力的深渊，堆积起另一尊威仪极权。是否有第三条道路可以改变世界？墨西哥普埃布拉自治大学（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Puebla）人类社会学教授约翰·霍洛维（John Holloway） 2002年出版了《无需夺权便可改变世界》（Change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提出我们需要反思并抵制意在夺权、而非反对权力本身的革命。传统的改良和革命经验说明，依赖权力与政府只会将革命导入另一套偶像崇拜的程序，浇铸出另一种僵化与偶像化的社会关系的形式。新的社会抵抗运动，不该再重走老路，而应将重点着眼于尝试建立一种开放的、有责任感的社区／社会关系。霍洛维身在墨西哥，与东南丛林里的萨帕塔（Zapatista）运动过从甚密。为抵抗新自由主义的“恐怖主义”侵略，卡帕斯的玛雅原住民在其“翻译者”—外乡人—马科斯带动下，发动了一场非常诗意的“后现代的革命”、“符号学游击战”与“赛伯空间游击战”（《蒙面骑士》，戴锦华、刘健芝），拥戴者众多，遍布世界各地。想必萨帕塔的新革命连同后来的诸如“反G8”等不断更新的社会抵抗运动给了霍洛维很多新启示。对于僵化与偶像化危险的提醒，我想这不仅是针对马科斯，更是向其众多支持者与效仿者说的。事实上，此时马科斯已经开始被人当作“格瓦纳第二”加以玩味了。虽然此前已略有所闻，但我近距离接触萨帕塔的支持者，是2004年的事。我与乐队去欧洲巡演，40天35个演出场地，几乎全部是安那其朋克盘踞下来的空房子或者郊区空地，后来我才知道，我们进入了欧洲著名的占屋者的“社会”之中。与萨帕塔抵抗运动有关的海报书刊与其它诸如“反G8”、“无国界”、“女权／LGBT”、“反种族主义”以及自治社区等运动的信息和出版物被整齐地摆在他们的信息商店里，供人翻阅，或交换、捐卖。与此同时，他们／她们通过表演募款支援，并秉持“公平贸易”道德，直接购买卡帕斯印第安土著种出来的咖啡豆，以避免代理商等中间流通环节的利润盘剥。盘踞的朋克们在占来的屋子里，与那些曾被或正被殖民的南美原住民们进行了“团结”（solidarity）,试图创造一种另类的交往网络。这些富有政治色彩的盘踞地或者“占屋运动”，早就开始尝试探索一种另类的社会关系网络。从伯明翰到巴塞罗那，从哥本哈根到布拉格，曾几何时，它们就像安那其朋克们的社会预警与行动呼唤的烽火台，密布于欧洲大陆的大城市和小村镇，成为社会抵抗力量的重要策源地之一。“盘踞”在欧洲尤其在英国素有传统（据称，54％的英国居民都是盘踞者的后代），他们／她们祖上的理由是，将共享之土地变作商品，不符合自然生存法则，而朋克们占据闲置不用的房屋本身就是与土地／空间的分配不公关联甚深的抵抗行动。在这个空间里尝试以平等参与的方式重新组织私人与公共生活的过程，同样也是一种不断否定的启发过程：同时对“已经在此”的既有的旧乌托邦与从总是处在“即将到来”阶段的新“乌托邦”进行否定与超越。从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挑衅者” 所发动的对既有体制进行干预的“城市权力”运动，到法国五月风暴中的占领工厂与“让想象力夺权”，到意大利工人自治运动，到“重夺街道”、占领马路与森林等临时自治空间，最后再回到占屋（地）运动，他们／她们尝试在体制之外创造新的（政治经济与个人的）自治社区与交往网络，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断得到“实验”。这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与其说是如何定义（如果定义是可能的），毋宁说是对一个已经在此的“自我”进行“去蔽”，追溯这个或者那个可以最大程度地从压制的创伤中恢复另一种潜能的自我。我们无法说清楚这种潜能的具体内容，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冲突过程中，比如，自治的个体再次被形式化为新的景观，正如“挑衅者”所介入过的阿姆斯特丹现在成了旅游经济的模范，原东西两个柏林的边境地带生机盎然的占屋运动，其部分创造被当作“创意文化”的先锋元素收纳入士绅化的城市文化，另一部分，占屋者个人则被（政治）污名化，并被以法律的符码与暴力从这个场所驱逐。有媒体曾报道过这种对抗，只不过以一组图片新闻简单地将它形容为“警察镇压镇暴乱青年”。这组图片所遮蔽的是，这些“暴乱青年”本是抵制暴力者，例如在维也纳，一群安那其人占领了奥地利共产党准备出售的房产，在那里，他们／她们收留并保护那些试图在一个普世自由价值观训导的世界里进行自由流动（逃脱控制）、却被其目的地的政府排斥或驱逐的“非法”移民，我曾亲历了他们／她们如何为隐藏并保护那些来自异乡的飘零人，构筑工事，预防警察的突袭。无论怎样，于我，这实在是新鲜事—理直气壮地盘踞在被长久空置的房屋，将它变成网络中的阻点，在此讨论、反思各种问题，并付之行动，追求开放而且平等的人际关系，整个场景生机勃勃。自英国和平安那其朋克乐队Crass通过Do It Yourself文化介入音乐与社会严肃议题如反战、反核、反威权，并与占屋者Zig Zag合作建立自治空间，开拓了不同于Sex Pistols“文化震惊”之嬉闹的另一种场景，这种朋克反文化的自治场景就在欧洲以及后来的东南亚“遍地开花”了。尽管他们／她们对诸如和平或暴力，以及如何在日常生活细节中进行革命等等争论不绝，总体而言，和平行动主义者已在极具活力地推动着音乐抵抗和社会抵抗的深层联姻。在中国内地，DIY文化已被宜家家居、电脑代理商等工业部门剔除了其美学／社会抵抗意义，令它沦为广告促销手段。对于一个从这样的环境中出来的小朋克，欧洲的朋克DIY文化无疑在此刻才真正为我打开认知的窗户，令我认识到，朋克不仅仅是噪音，还交织着深厚的另类社会学和哲学纹理。此窗一开，各种行动主义的社会抵抗观念便汹涌而至：反威权，直接民主，直接行动，反消费主义，反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反“驱逐”， “人人皆媒体”。在地理上，我的认识也从欧洲、南美洲与东南亚连接到了文化上一衣带水的香港与台湾，开始了解他们／她们过去以及现在正进行的社会运动。更重要的是，此前几乎被家长制和社会等级制所剿灭的个人能量又复活了，我开始相信通过日常生活的改变，或称之为革命，我们可以改变生活，至少在学习中改变自己，使自己从“现代奴隶”恢复成为一个具有自觉人格的社会人。这并非幻想，实际上，它已经在我们身边发生，只是我们未曾充分意识到它的动力学能量。作为舶来品的朋克音乐，与它（所谓的）“宣泄”的噪音形式一同引入的，还有对它的评判：或者被当作过剩的荷尔蒙的出口，被激情化；或者被宣判其命运，被政治经济所收编。这或许是事实，但我们忽视了它的另外一面，中国的朋克乐（比如我更为熟悉的武汉朋克场景）曾经如此鲜明地制造了断裂，以不服从、自己干的伦理，努力地开拓了自己的空间，并趋向长久以来被扼制的个体的自主性。李巨川1998年给武汉朋克所绘的一幅情境主义式的海报《武汉朋克暴乱图》，在武汉地图上标注了朋克乐队对大学校园（主要是“大学生俱乐部”）的入侵，将这个规训集中营暂时变成一个新的反抗场所。我们可以称之为“临时的占领”，或者“异轨”，或者“挪用”。如今，武汉的朋克场景的确已近乎销声匿迹，但是这远不是那个通常的判断—朋克已死，相反，朋克已经借此捕捉到一种本不“存在”的可能性，在体制的缝隙里创造“自由”，并从这一时刻起，朋克开始了在中国（或者说身边的环境）的具体情境里行进的逃逸之路，并且其方向与距离既不可预设，也不可丈量。至少可以通过DIY杂志纸上谈兵。朋克乐不仅让“荷尔蒙”（或者，力比多）得到“发泄”，而且也能够让我们同时意识到两种力量：个体能够对既定语法进行抵制与破坏的力量（比如咒语般的噪音和歌词），以及个体试图制造空间对（至少是）新的语汇的接纳与辨别力。其中政治性朋克的世界主义的团结网络，让各种行动主义的抵抗观念在其特殊的流通网络上奔流、交接、认同、甚至争吵。诸如“直接民主”、“自治”等等的“新想法”，和平安那其人的社会主张，让“i”从等级结构中走出，为实践提供了诸多参考。这里，必须再一次强调中国的具体情景，假如说中国有公共领域，那么我们目睹了其在两种极端之间的转换：从文革式的大字报墙的“揭露”到消费空间的霓虹招牌的“公共化”。我们需要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找到一个地方，作为一个遇合与中介空间，流通我们的信息，讨论我们所接触到的那些行动“符码”，将之与我们自身的处境相连，进行解释，并尝试力所能及的行动。这个地方当然不是政府修建的“青少年宫”，也不是商人投资的酒吧或者咖啡馆；盘踞要想成为现实，必须先要准备好如何应对暴力。也许，我们可以参考欧洲的一些占屋者在遭到暴力驱逐后所采取的新的应对方法：租屋，或者更具探索性地组织住屋合作社。这是万般禁锢中的一疏，留下了另外一个它无法顾全的间隙—私人空间。要想找到一个能够完全由自己掌控的地方，只有租。很幸运，我们在武汉一个较为僻静的城郊找到了一座因为破败无墙、环境恶劣而无人理睬的房子，用相对来说非常便宜的价钱租了下来。此屋虽然老旧，但环绕着的景致却颇具自然美，让人有一股子清凉的干劲。立马清扫尘埃，斩除野草，给房子分配功能：信息商店，提供我们所能收集到的社运情报和另类著述；会议室，此后一系列工作坊、讨论会、放映会都在此处进行；舞台，设在院子里，为摇滚、实验、街头流浪艺人提供场地；客房，为有所需要的人提供免费的床铺；院子，提供篝火供朋友聚会。然后，在外墙的柱子上镶上一颗半红半黑的五角星，取一个名号—“我们家青年自治中心”。只要出力，物质空间就来得颇为容易，改造也颇为顺手，但超乎预料的是， “自治”招牌甫一挂出，社会关系就需要立马重建，此刻破与立的冲撞就显出其厉害来了。新的关系还未有“蓝图”，我们已发现自己被卷入一系列的冲突当中，譬如如何处理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关系。首先便是关于规则的“书写”问题：在这个行动者与嬉皮混居的地方，是否需要“成文”的规章，完全借由自觉还是通过分配来合作，是否有“禁止”条文，如何施行一致决议等等。自治的特殊名义，刹那间就引来争论，甚至在一开始就差一点令它解体，且不说自治的具体方法，单就诸如“自治”与“集体”此类的名词，就已着实地触发了我们对历史的不良记忆，而老、庄的幽灵更是频繁地闪现在我们对未来的构想里。这才真正意识到，欧洲占屋运动对于我个人而言原来是一种脱离了情景的景观。一段时间之后，我知道，类似的冲突同样也是奔腾于它内部—我们常常无法“看见”—的潜流，同样地，它也要不停地调整逃离的方向，比如，是遁入山林，建立小型的原始主义的安那其部落，还是在一个“已经在此”的现实场所里面对“他者”，在自我与社会之间星丛般复杂的关系网络中进行自相矛盾的重构。这些冲突在我们身上重复，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究其原因，至少这块土地上的失败的历史，尤其是那一次以乌托邦面目出现、尔后演变成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对个体之间的关系造成了消极的破坏。但与此同时，这令我们意识到，自治，并非简单地意味着，将某一种预设的公正程序书写、建立并运行，问题便得到解决。因为这里的问题是，自治首先意味着，那些原本“不存在”的问题的浮现。首先便是与政治相关的“语言”。德国记者与文学教授科伦佩雷尔（Victor Klemperer）早在第三帝国时期就意识到了语言的政治工具性，他以日记的形式分析了语言是如何被国家社会主义纳粹缩略化、非人格化，使之成为“犯罪者，旁观者和受害者潜意识沟通之授权代码”的。无论是在第三帝国，还是在呈现着其它诸如民主或人民等名义的现代暴力国家，这种基于符码的治理技术非常受用。我们的父辈祖辈也饱受其苦，“文革”的“暴风骤雨”将所有与权力和政治有关的意义（当然也包括其它跟批判性思维相关的词汇）都灾难性地篡改了，而到了我们这一代，各种共识制造与意识控制不仅没有减轻，反而借由“政治化”所制造的恐惧，以及随之而来的“非政治化”选择，为国家资本主义的管制扫清了障碍，创造出一个理想的运行空间，“唯物主义”借此顺利地滑入了“物质主义”。所以，无论是在空间内部协商或者是与外部沟通时，我们都不得不花费气力重省这些意义不断被缩减、规整与重设的词汇。最严肃的如“政治”，它并非理所当然地指向哪一种政党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国家治理，比如法西斯极权，及其理所当然的“胜利”（因为它的力量过于强大），它本是“公民”（共同体成员）与“城邦”（共同体治理者）之间的互动，而在一个没有治理者的微小共同体中，或者我们所谓的非个人主义安那其社群中，政治将离开这一治理的等级结构，而指向共同体成员共同参与涉及到所有成员生活的公共事务的平等参与；最陌生的如“自治”，这里最为关键的问题，并非是自己管理自己，而是同时脱离（如果可能的话）“唯我”和“总体性”；最平常的则是“DIY”，显然，它并非是对异化的再次异化，以“创意”重构“工业”，而是背离结构性的生产与流通，指向在各个领域比如生产与话语等空间中一种新的互助与流通。在一个词语和语法的结构中，这一种重省，必然会引起后续的反应，因为它勾出了一系列相互针对（refer）或者重叠的词汇，如安那其、乌托邦、自由、民主、公共、社会、公民、一致决议、等级制、革命、互助、教育、消费等等，及其语法结构的安排。重省过程中所释放的，首先意味着发现这些处在幕后的语法结构，在国家守卫的历史城堡中，打开逃逸的出口。然而，如果要依赖“有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启蒙，我们将依然生活在词汇里，而日常生活（某种意义上各种偶然性的事件不停地与各种预设结构发生冲突）中的自治（令“自我”有意识地参与到这些关系事件中）— 似乎的确让某种被结构所力图隔离的否定的能量获得释放，至少在认知层面上是如此。显然，从旧的结构中出走，同时又避免新的结构出现，意味着可能会刻意地踯躅于某种“黑暗”中，同时也可能陷入一种“无知之幕”，或者“自然”的虚无之中。此外，“共识”更容易在一个抽象的领域里达成，尤其是那些所谓的“不存在”之物，比如“道法自然”。何谓“自然”？正如我们总是不得不面临的那个争论：安那其是绝对“私”（个人主义）还是需要以“共”（集体合作主义）为基础？这导致了对一个由个体组成的集群在具体理解上可能出现的分裂，因为它可能导向两种极端。因此，在具体事务上，即便一个松散集体拥有某种程度的共识，比如共同“出走”，并且强调解释与沟通之重要，但却同样也面临着一个关于“话语霸权”的问题，这并非源于权力 —— 恰是因为克制权力的“企图” —— 也就是说，到底什么是最能够使权力控制逐渐减少的方法？自治，至少在起初，不得不面临这样一种尴尬：“让想象力夺权”，当然是一个美丽的情景，但，想象力 —— 常常以“话语”呈现并如此依赖于所谓的“知识”和“经验”—— 的形式化，似乎常常产生某种“想象力”的话语霸权。自治小屋的内部，新的分割线（基于一系列一手与二手“自治”经验有无多寡）将那“某种程度的共识”（再次）割裂开来。或许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正需要找出这些分割线，才可能从不停变形并纠缠的“总体性”的幽灵中更远地逃离出来。语言和想象力霸权并非是第三条道路上的唯一阻碍，构成这个社会底纹的其他细密而且紧绷的经纬线都可能会弹射出或明或暗的利箭，穿透这些常常被批评幻想做“上帝”的安那其人，其中一种就是我们自身的社会性复制机制。譬如，当我们试图从个人父权体制化的思维中将基于父权的权力独断驱逐时，却遭遇到复辟。 在第一期“性自由”主题的工作坊中，同性恋人便让自以为自由的安那其人遭受到了一点小小的挫折。当时，有几个人认为有一部分女性同性恋人误将同性恋当作了一种时髦的亚文化加以追逐，且过分招摇，是中国个性价值观混乱的恶果之一。这立马遭到了主持人的愤怒反击：你有什么资格怀疑和批评他人的性取向？即便是假装，那也是她们的自由，一方面因为她们并没有妨碍你生活，另一方面她们定有自己的理由，更有可能是因为对自己的身份不确定。“过分招摇？假如我们不显示出我们的特殊取向，我们何以找到同类？”具有双性恋取向的主持人如此戏问。震惊与惭愧同时袭来，令我感到自己被自己嘲讽。然而，我必须得说，从自治的“自我再定位”来说，此类面对面的碰撞恰恰成了最典型的“激进教育”，也即保罗·弗莱叶所说的，“他愈激进，他就愈进入现实，以致他更加认识它，更好地改变它。他不畏惧面对、聆听、观看他所接触的世界。” 起码，我们更明白了我们自身的缺陷，也获得了改善的机会。说到工作坊，人们或者担心招致政治祸端，或者斥其乱七八糟（读者在我们的活动介绍下面的留言），更多则是怀疑此类关注独立媒体、社会媒体、全球化、女权、农民工等等议题的工作坊只是“闹眼子”（武汉方言，即胡闹），不会带来任何实际变化。对于急着规划一幅未来蓝图的人来说，“讨论会”与“实验室” 的命名，并不（只）是语言文字的游戏，而是因为我们相信，自治首先基于认知，认知则以命名为基础。命名的改变，意味着对“定义”的否定。试图超越原有定义，即意味着接近所谓的激进的概念，引发出新的问题，使它偏离历史所预设的问题及答案选项，再转变成现实参照，而对于行动者来说，这有可能进一步转换成行动力量。另一方面，留言者的斥责和怀疑，正好将自治者的视角从反文化领域里的力量以及更多潜能引向经济与政治领域，因为这些是无法绕开的问题。比如，到底“经济全球化”与生活在中国的一个个体有着什么样的关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全球化”究竟是基于怎样一种“必然性”逻辑，以怎样一种“不可逆”的方式运行着，穿过全球、区域、国家、社区以及个人的亲密关系这五个层面影响着个人？以至于，我们甚至没有必要去“讨论”？第二期工作坊“莫恨媒体，成为媒体”，由来自热那亚的媒体行动者 Simone Pieranni 主持，他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有启发性的反思与值得借鉴的经验。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工作坊是分为两部分在两个地方举行的，第一次是在一所大学，第二次是在“我们家”。让“独立媒体”此类主流媒体的反抗者进入大学学术报告厅，目的在于让学生也尝试对教育进行某种程度的介入，这虽然很难，但并非没有可能。感谢秉持自由原则的教授以“左派媒体”为它换装，使它能够来到先前对此知之甚少的学生面前。回到工作坊本身，Simone们在意大利的独立媒体尝试并不太成功，可能因为历史上暴力派安那其人和热那亚死亡事件的双重影响，独立媒体不仅为政府所扫荡，也为普通群众所忌惮，逐渐沦为“自我指涉”。这使得他们／她们不得不改变策略，运用大家习惯的大众符号，重新给它排序，赋予（或者说，从主流媒体中夺回）它新的形象与意义。在宗教氛围浓厚的意大利，他们／她们先是虚拟了一位圣人San Precario，称其是不安定工人的保护者，然后将这些不安定者的生存困局与反抗形式代入十二星座的行运预测，制成塑像与卡片在超市等地方散发，它很成功地吸引了大量先前非政治化的普通人，将他们／她们引入现实分析。之后，他们／她们又虚拟了一位将社会抵抗运动的符号当作设计元素的英日混血时装设计师Serpica Naro（San Precario的错位排序），通过竞赛，成为2005年“米兰时装周”的参展者。与此同时，他们／她们发动一场针对Serpica Naro的抗议，指责时装设计师对弱势群体的利用与剥削。这种事件无疑是主流媒体喜欢的“料”，于是，从意大利到其他欧洲国家甚至加拿大、日本等主流媒体开始报道这一“戏剧性事件”，而在此过程中，主流媒体先前所漠视的不安定工人群体的问题被呈现在普通人的早餐桌上。别出心裁的文化行动主义，或者如意大利媒体行动者所称谓的“不安定工人的社会品牌传播策略”，除了巧妙利用主流媒体替它发声，同时也可以消弭与非政治化人之间的敌意与障碍，以日常生活的形式将问题展示出来。更为关键的是，通过这样的讨论，我们再次接近了自身的“真实”处境，或者从景观的弥彰中脱离：直到现在，中国媒体都尚未公开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随着生产方式从传统工业生产向“后福特生产方式”（中国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将它引入国内进行内化）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中国劳动者也正在变成临时的不安定工人，这在大学教育向“科学技术”与“扩大内需，拉动消费”转向，培养出大量智识工人，却无法提供足够的工作机会时，尤为明显。即便是（农民）移民工人，也同样处于不安定状态。这些移民者，不仅在通常是恶劣的工作环境下，作为廉价劳动力出卖体力，受到盘剥，甚至其家庭生活也被分割，被投入到一种所谓完美的、将“工区+休闲区”融在一起的工业区之中，直到其体力再跟不上生产的速度时，便被自动淘汰，返回家乡。另外一个例子，是传统工业向服务业的转型与“地产+旅游”经济开发的关联，在这一过程中，公共权力不仅强行征收土地，更隐秘地通过制造景观使其“发展”策略合法化。我们更可以窥见，智识工人包括艺术家在其中担当了开路者和装修者的角色，而这些试图创造另类空间的艺术家往往也成了受害者而不自知。实验室自身也在做这方面的尝试，虽然方向不太相同，但也力图通过文化行动主义来传达一些观念，反转我们先前的一些刻板意见。比如，将舞台去除华丽的电子色彩，把它设置在院子里、树荫下、菜地边，除了贴近土地，它也能说明并非所有的艺术活动都需要商业资本介入，我们可以组织我们自己的社区活动 —— 尝试在音乐会之前安排讨论，独立音乐家与观众一起讨论音乐及其社会意义。以上所述这些意义重构，或者说反转策略，是我们尝试行动的第一步，也是无法绕开的第一步。无论是对我们自己，还是饶有兴趣但尚在徘徊的人，它是生成新的某种个体同时也是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未来的共同体意识的促进并不能只是通过直接行动来“动员”，同样重要的是反转旧词汇或者旧习惯的旧意义，这似乎已成为全球创新社会运动参与者的共识，所以弗莱叶的“激进教育”，反转Nike等大商标的符码意义，生成新的理解便成了一种新策略。而我们自己也该从单纯“他者”的经验背书中转向自己的现实，具体而言是从自己所生活的土地上发生的各种事件，探索自身行动背后的动力来源和权力陷阱。正是这一种对“已经在此”的出离和去蔽，才成为自治。在最近的一次的工作坊中，一位从来只听摇滚乐，不问世事的年轻人走过来，他与我当初一样，感到不适，但不确定是为什么。我们放了《洞爷外传之祝君安好》的纪录片，开始讨论，他突然提问，看起来有点不好意思，也有点愤怒，与我当初一样：“可是为什么反对全球化？”……为什么呢？《一个朋克的基础另类教育》，唐水恩，《Chutzpah!》 2009年；《天南》第6期，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