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T 档案卡标题：【CDT报告汇】Anthropic报告：中国相关行动者利用AI监控维吾尔人、异议人士及海外宗教群体（外二篇）作者：中国数字时代发表日期：2026.9.26主题归类：CDT报告汇主题归类：中国数字极权主题归类：大外宣主题归类：性少数群体CDS收藏：公民馆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人权捍卫者网络 (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 CHRD)：是由中国及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组成的联盟。该网络致力于通过和平方式推动民主与法治改革，并加强中国的基层行动，以促进人权。CHRD致力于能力建设，通过组织有关国际人权文书及人权捍卫者保护机制的培训，为中国基层人权捍卫者提供倡导工具和技术支持。一、从维吾尔人到海外异议人士：Anthropic披露中国相关AI监控行动9月，人工智能公司Anthropic发布了最新一季的威胁情报报告，披露了多起中国相关行动者利用Claude开展监控、舆情分析和跨国镇压的案例。报告显示，被监控者包括维吾尔人、藏人、宗教人士、访民、维权人士、香港民主运动人士及海外异议人士。报告封面截图Anthropic称，今年1月至7月发现的AI监控行动出现一个共同趋势：AI不仅用于搜集资料，也开始被整合进国家安全机构的日常运营。“中国行动者让Claude按照政治敏感度对社交媒体内容和新闻报道进行评分，并标记可能需要被‘管控’的目标。”报告称，一家中国宗教事务情报单位过去需要多个分析团队完成的工作，如今可能由一个办公室借助AI完成，每月处理数千项调查。其中一起行动针对叙利亚维吾尔人及海外维吾尔社群。Anthropic称，“该行动者利用Claude，将从100多个受监控的WhatsApp群组和数十个Telegram频道中批量提取的聊天内容，转化为结构化的中文数据。其中包括为一些可能因经济压力、家庭分离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幻灭而容易成为目标的个人建立档案”。“该行动者还特别识别出那些仍有家人留在新疆的目标——这是一种可被利用的施压手段。”报告表示，现实中“要运用这种手段，只能通过与中国国内安全部门协调才能实现”。与此同时，行动者监控海外维吾尔记者，并计划针对维吾尔媒体Uyghur Post实施“协调式大规模举报”、削弱其可信度，以及利用机器人网络扩大相关信息。最终，Anthropic以“低置信度”判断，该行动者可能是替中国国家安全部门工作的承包商，而非安全机关直接行动。另一组账户则将监控范围扩展至宗教团体。Anthropic认为，这些账户与一个“以中国为基地、与中国政府立场一致的情报行动”有关，其目标包括亚洲天主教枢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领导层、西藏流亡行政机构和藏人倡议团体、法轮功人士和相关媒体，以及连接新加坡、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基督教传教网络。行动者利用Claude制作中文人物档案，搜集目标的出生日期、出生地点、移民时间和社交媒体账号，同时调查宗教活动场所的平面图、建筑外观和结构。“每一个模板都要求列出目标与中国有关的活动、负面情况以及可利用的‘抓手’。”报告指出，行动者还要求Claude“站在中方立场”，将西藏流亡行政机构描述为“非法分裂政权”，并按照中国官方用语称呼法轮功。监控范围同时覆盖微信、小红书、抖音、微博，以及LinkedIn、Instagram、Threads、X和Facebook。不仅如此，还有中国行动者将外国媒体和人权组织的报道按照“政治敏感度”分类，并利用AI生成供政府内部使用的“舆情简报”。报告披露了三组与中国地方公安及国家安全机构有关联的账户，利用Claude进行所谓“维稳”监控及跨国镇压。监控对象“从国内访民和维权人士，到香港知名民主人士、六四纪念活动组织者、维吾尔倡议组织以及西方人权机构”。其中，一支地方网警单位利用Claude Code运行舆情监控流程、查询政府监控数据库，并自动生成政治敏感事件的每日报告。另一名行动者则要求Claude针对10名中国公民提出具体“管控”方案，包括截访、“谈话”，以及密切监控其行动和通讯。Anthropic称，Claude最初拒绝生成一份“维稳”周报，但行动者改变提示词后成功绕过限制。海外监控则包括搜集温哥华一场民主游行的集合地点、路线及终点，土耳其维吾尔文化活动场地，以及奥斯陆自由论坛放映活动的信息。报告还特别指出，“李老师不是你老师”的X账号也是该行动监控的对象之一。此外，另一项中国行动则更直接涉及舆情监控和信息操纵。Anthropic称，该行动者要求Claude扮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服务的高级应急舆情分析师”，每天自动处理来自微博、X、YouTube、Telegram和Facebook等平台的15至30多篇报道，并制作供官员阅读的“舆情简报”。这些简报会按照政治敏感程度为内容评分，将国内网络批评归类为“负面舆情”，把劳工和学生抗议描述为“恶意炒作”，并将维吾尔人、藏人、法轮功人士、海外异议人士、民主及人权组织和外国媒体列为监控对象。系统还按照预先设定的政治语言重新处理报道，例如将“台湾政府”改成“台湾当局”，并在“侵犯人权”等词语上加引号。对于这些“舆情行动”，Anthropic以“中等置信度”判断，这些行动由替中国政府客户工作的商业承包商实施，其客户可能与国家安全、统战或宣传系统有关。报告认为，其值得注意之处并非AI产生了全新的监控方式，而在于AI被嵌入既有官僚流程：从搜集新闻和社交媒体信息、识别异议人士，到敏感度评级、重新包装叙事，再到自动生成标准化政府报告，整个过程都可以大幅减少人工参与。最后，Anthropic表示，已经封禁上述行动涉及的账户，并“还在梳理与该基础设施相关的更大范围账户网络”。虽然报告同时承认，其安全机制并非始终有效，部分请求能通过重新提示绕过限制，但他们已经“部署了相应的检测机制，以防止该行动者今后再次滥用该公司的服务”。二、中国在世界各地的“权力杠杆”有多大？韩国居首、美国第四，欧洲高于全球平均值9月23日，柏林智库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 (GPPi) 发布了一份“中国暴露指数”报告（China Exposure Index, CEI），对2013年至2025年全球184个国家面对中国权力的“暴露程度”进行量化。研究发现，受中国“权力杠杆”影响的国家主要分布于欧美和亚太地区。其中，韩国在全球中国暴露指数中排名第一，俄罗斯第二、德国第三、美国第四、澳大利亚第五。该报告重点关注欧洲地区。报告封面截图据悉，报告所说的“暴露程度”不同于已经发生的影响力，是指“一方影响另一方的潜在能力”。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通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各国对华出口、中国军事力量覆盖范围以及孔子学院数量等公开数据，衡量北京实施经济笼络、外交和强制性国家行为的潜在能力。报告特别强调：“至关重要的是，CEI报告衡量的是中国的权力，而不是北京的影响力，也不是各国与北京的一致程度。”一个国家即使高度暴露于中国权力，也可能拒绝北京的政策偏好；反之，与北京高度一致的国家，暴露指数未必很高。在排名上，前十名的国家还包括法国、英国、日本、马来西亚和印尼。报告认为，这一结果挑战了“中国影响力主要集中于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印象。欧洲与中国相隔遥远，中国军事力量在欧洲的直接覆盖也相对有限，但经济联系和公共外交仍使欧洲成为中国权力高度集中的地区。另一个出乎研究者预期的结果是，暴露程度最高的国家绝大多数为民主国家。全球排名前15位的国家中，14个是民主国家，俄罗斯是唯一的例外。报告提出两种可能同时成立的解释：一方面，许多民主国家拥有发达经济体，并主动寻求与中国建立贸易和金融关系，从而为北京创造潜在杠杆；另一方面，“中国也可能系统性地将民主国家作为目标，恰恰因为它们的价值观和政策与北京存在分歧”。不过，报告强调，第二种解释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已经得到证实的因果结论。在欧洲，中国权力进入不同国家的渠道并不相同。俄罗斯主要表现为贸易依赖：俄罗斯对华出口占其GDP的比例从2013年的1.6%上升至2023年的5.4%，2025年虽降至4.2%，仍为欧洲最高。相比之下，法国和英国的暴露程度更多体现了中国公共外交的作用，两国拥有的孔子学院数量在全球位居前列。报告指出，孔子学院“官方定位是推广中国语言和文化”，但也长期受到争议，被指涉及监控海外中国学生，并向大学施压，要求其避免讨论台湾等政治敏感议题。由于担忧孔子学院可能扩大中国政府影响力，欧洲多个国家近年来关闭了部分相关机构。西班牙（排名第十二）则同时体现贸易、投资和孔子学院三种渠道：2013年以来，其中国进口占GDP的比例接近翻倍，中国直接投资从8亿美元增加约九倍至73亿美元，孔子学院也由6所增加至10所。不过，欧洲面对中国权力的暴露并非持续上升。报告显示，欧洲整体暴露程度从2013年持续增加至2020年，此后开始下降。报告将这一转折与多个事件联系起来，包括欧盟2019年将中国定义为“制度性对手”、新冠疫情、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欧洲对战略依赖风险的警觉，以及欧盟正式采取对华“去风险”政策。意大利2023年12月退出“一带一路”倡议，则成为这一阶段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但研究指出，“欧洲的退却幅度有限”，目前的暴露程度仍明显高于2013年。此外，各国的变化也并不一致。2013年至2025年，波黑、捷克和爱尔兰是欧洲暴露程度上升最明显的三个国家。爱尔兰尤其受到报告关注：中国对爱尔兰直接投资在2013年几乎可以忽略，到2020年已经相当于该国GDP的4.6%，2025年仍占2.7%，约194亿美元。中国科技和制药企业也将爱尔兰作为进入欧洲市场的基地。与之相反，瑞典是欧洲暴露程度下降幅度最大的国家，全球排名从第38位降至159位。报告将这一变化与中瑞外交关系恶化联系起来，其中包括瑞典籍香港出版商桂民海被中国拘押引发的争议。到2020年，瑞典关闭了所有孔子学院，成为欧洲第一个完全关闭孔子学院的国家。摩尔多瓦、挪威、瑞士和英国的暴露程度也出现明显下降。研究同时以塞尔维亚说明“暴露”与“亲中”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尽管塞尔维亚通常被视为中国在欧洲最密切的伙伴之一，并且是欧洲第一个支持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家，但其中国暴露指数仅排名欧洲第15、全球第42。报告解释，如果一国的政策偏好本来就与北京一致，中国便没有同等程度建立影响杠杆的需要。最后，报告再次强调，该指数试图衡量的并非“中国控制了哪些国家”，而是北京在需要时拥有多大的潜在能力影响另一国。报告以该指数提醒各国，当一个国家对中国权力的暴露程度较高，但政策偏好又与北京存在明显距离时，它面对的政策压力也会更加突出。三、《自然》研究：逾九成中国LGBTQ+受访者曾经历创伤，身份相关逆境尤为普遍7月16日，学术期刊《自然》发表了一项针对中国LGBTQ+群体的大规模研究报告。结果发现，“在一项包含8384名中国LGBTQ+人群的调查中，创伤经历（尤其是与LGBTQ+身份相关的不利经历）非常普遍，并且与抑郁症状存在显著统计关联”。报告封面截图调查统计发现，92.7%的受访者至少经历过一种心理创伤，87.3%的人曾经历过与LGBTQ+身份相关的逆境，约三成参与者曾出现抑郁症状。研究发现，创伤经历与抑郁症状之间存在显著关联，而且一个人经历的创伤类型越多，出现抑郁症状的可能性也越高。据悉，论文使用成都TREASURE队列的基线数据，是截至发表时少有的以大规模中国LGBTQ+人群数据为基础、讨论创伤与精神健康关系的研究。作者指出，以往相关研究主要来自欧美国家，对于中国等非西方社会中LGBTQ+群体面对的创伤及其后果，长期缺乏大规模数据。研究将创伤分为童年不良经历、成年后遭遇的创伤事件，以及与LGBTQ+身份有关的不利经历。结果显示，最后一种逆境尤其普遍。论文指出，遭遇这些经历的主要原因是中国LGBTQ+群体面对的污名化、歧视及社会压力。研究指出，中国LGBTQ+群体除了面对一般性的生活压力，还可能承受来自家庭和社会的身份压力。既有研究显示，中国社会对于婚姻、生育和家庭责任的期待，以及“面子”等文化因素，可能影响LGBTQ+人士公开身份和寻求社会支持。一些人可能面对家庭不接受、需要隐藏性倾向或性别身份，以及因为身份而遭受区别对待等问题。这些经历与精神健康之间呈现明显关联。研究发现，30.2%的参与者存在抑郁症状，而经历过创伤的人出现抑郁症状的可能性显著更高。创伤还呈现累积效应：“每增加一种创伤经历，都与更严重的抑郁风险相关。”研究同时发现，社会支持不足和消极应对方式可能进一步加剧这种关联。因此，论文强调，改善LGBTQ+群体的精神健康，不能只着眼于个人层面的心理治疗，也需要关注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研究认为，减少身份相关的歧视和污名、增加来自家庭和社会网络的支持，以及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服务，都可能具有重要意义。不过，论文也指出其研究的局限性，92.7%和87.3%这两个数字并不意味着相同比例的全中国LGBTQ+人口都有类似经历。研究样本来自TREASURE队列，并非全国随机抽取的代表性样本；数据也主要来自参与者自我报告。因此，论文能够显示创伤与抑郁症状之间存在显著统计关联，但不能据此证明前者直接导致后者。最后，尽管该论文存在局限性，但在针对中国LGBTQ+群体的大规模研究仍然有限的背景下，超过8000人的调查仍提供了一组罕见的数据。研究最突出的发现是：对于这批受访者而言，创伤并非少数人的偶发经历，与LGBTQ+身份有关的不利经历尤其普遍，而这些经历又与抑郁症状密切相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