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T 档案卡标题：湖南邵阳亿元“捕捞”案 为何如此恐怖？作者：许许宏宏发表日期：2026.9.22来源：知乎主题归类：远洋捕捞CDS收藏：公民馆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2024年1月8日，上海虹桥机场。上海麦丝科技公司实际控制人郑帅正在候机时，被湖南邵阳县警方直接带走。理由是：公司此前为境外客户开发的一款软件，具备“翻墙”（VPN）功能。几天后，在邵阳县的酒店房间和派出所里，办案人员给出的“处理方案”变得异常直接——交钱，放人。金额从最初的8000万，一路谈到1个亿。郑帅最终还是把钱交了，办案机关信守承诺，给郑帅办理了取保候审。短暂取保后，办案机关通知郑帅让其继续交钱，交钱后才会为同案人员办理取保候审，郑帅拒绝。紧接着，他又被重新羁押。至今，他已被关押近千天，案件已开庭但仍未宣判。邵阳检察院甚至两次就超期羁押问题向法院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2025年7月，邵阳县副县长、公安局局长尹向锋和副局长唐战雄被免职。据报道，至少有15名涉事办案人员受到追责。八桂知事：湖南邵阳亿元“捕捞”案：真正的恐怖，是每一个环节都“合法”先把事实摆在这里。2024年1月8日，上海麦丝科技实控人郑帅在虹桥机场被湖南邵阳县警方带走，理由是公司受境外委托开发了一款带VPN功能的软件。此后的剧本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办案人员轮番“谈钱”，金额从8000万一路涨到1亿；交钱承诺“构罪不诉”，钱到账后取保；再后来出尔反尔，再次批捕；至今羁押近千天，案件悬而未决。这件事让公众瑟瑟发抖的，是“一个亿”和“远洋捕捞”这两个词。但如果只看到这里，就看轻了它。这个案子最恐怖的地方，不在于有人胆大包天——敲诈勒索古已有之，抓起来法办就是。真正的恐怖在于：从头到尾，这台机器的每一个齿轮都转在“合法”的轨道上，没有一环需要违规操作。恐怖在于“构罪不诉”：罪名成了可以预售的商品监控视频里，副局长唐战雄说：“退赃，我绝对给你搞个构罪不诉。”请把这句话拆开读。一个人还没被定罪，“赃”从何来？“构罪”二字，意味着罪名不是由行为决定的，而是由交钱决定的——先把罪名造出来，作为筹码，再作为商品卖掉，最后以“不诉”的形式退货。主审权、起诉权、量刑权，在这个词里被折叠成了一次议价。经办警察何焘说得更直白：“你的自由掌握在太爷手里，只有舍得花钱买自由，才有出路。”刑事司法的终极威慑，是国家可以合法地剥夺一个人的自由。当这个威慑可以被个人“掌握”、被“卖”出去的时候，警察和绑匪的区别就只剩下一张执法证了。而绑匪拿了钱还讲信用放人——这个案子连这一点都没做到。恐怖在于收钱进财政：这不是个人贪腐，是制度在分账唐战雄还有一句话，比所有威胁都冷：“我们县里确实财政困难，有了这笔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你交钱跟我们没关系。”个人贪赃，打掉个人即可。而当办案收益直接流向县财政——据报道，1亿元中至少6480万元已转入邵阳县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作恶的主体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抽象的、无人负责的利益结构。公安出海捕鱼，财政负责收货，没有人觉得自己在犯罪，每个人都只是在“完成工作”。趋利性执法之所以打不绝，根子就在这里：只要罚没收入与地方财政之间的脐带没有剪断，“远洋捕捞”对任何财政困难县来说就不是违法冲动，而是经济理性。今天禁的是邵阳，明天换个港口，船照样出海。恐怖在于全流程无摩擦：监督不是缺席，是在睡觉看看这条流水线：警方在酒店“指居”郑帅，检察院讯问时按规定应两人以上，实际只有一人且无出示证件；进了看守所，从所长到辅警被指“全面参与洗脑”，限制律师会见；案件2024年8月受理后，两年不判，检察院两次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仍无结果。公检法三家的制度设计本来是互相咬住后腿的。可在这个案子里，它们咬合的方式不是制衡，而是接力。最讽刺的细节是：记录下全部勒索对话的监控，是警方自己装的。他们不怕留证据，因为他们真诚地相信，这就是正常工作。而所有监督机制的集体苏醒，靠的不是制度，是一段视频。2025年初，监控曝光、舆论哗然、部领导批示之后，追责才启动。一家运转良好的司法体系，不该靠自媒体视频来发现正在发生的亿元敲诈。恐怖在于管辖权成了“捕鱼许可证”辩方的观点值得所有人记住：涉案服务器在香港，主要人员在上海，不存在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邵阳至多有几个软件用户，而用户的法律地位顶多是证人——这撑不起一个刑事案件的管辖连接点。如果“本地有用户”就能管辖，那么中国任何一个县的公安局，都有权跨越两千公里去任何一个城市抓任何一个程序员。管辖权本来是防止权力任意扩张的栅栏，如今被改装成了捕鱼许可证——上面不限海域，不限鱼种。VPN是不是罪，构不构成“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可以讨论。但管辖权问题没有讨论余地：一个你从未踏足的地方，可以定义你的行为是犯罪，然后把你带走。这种不确定性的普遍化，才是悬在所有企业家头顶的东西。而根子上的恐怖是：处理已经有了，病灶还在尹向锋、唐战雄2025年7月被免职，15名办案人员被追责。但请注意，免职是职务调整，不是党纪政务处分，更不是刑事追究——以涉嫌敲诈勒索的案情论，这个处理力度与事情的严重性之间的落差，本身就是答案。更要问的是：钱退不退？县财政非税账户里那笔6480万，是在案件未判的情况下提前“处置”的，程序上该不该追缴回转？郑帅近千天的羁押如何国家赔偿？这些问题如果不回答，那么这次整治就仍然只是运动式的——风头一过，只要财政缺口还在，罚没分成还在，管辖的口子还开着，下一艘船只是换了船名。它捕的不是企业家，是所有人对规则的信任很多评论把这案子叫“远洋捕捞”，这个比喻妙，但还不够狠。渔民至少知道自己出海是为了什么，鱼卖给了谁。而这个案子里，出海的人真诚地认为自己在“解决县财政困难”，收货的人觉得这只是一笔非税收入，连受害者交钱时都被告知这是“退赃”——一笔敲诈，在三方各自的话语体系里都被命名为正当业务。这比暴力更可怕。暴力是对秩序的冒犯，而这是秩序内部的癌变。它不动用制度之外的力量，恰恰相反，它动用的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讯问笔录、退赃从宽、非税汇缴——每一个都有法条依据，每一个都盖着章。所以，这个案件真正需要回答的，不是“郑帅有没有罪”，而是：当每一个环节都合规，结果却是一亿元敲诈的时候，我们靠什么来称呼这种东西为非法？如果这个问题没有答案，那么今天被从虹桥机场带走的是一个郑帅，明天候机大厅里的任何人，都可能在某部地方法规的射程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