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攀登，不只是一个人站在山顶。文｜王泓鑫上个月底，52岁的夏尔巴向导，在珠峰南坡失踪了。等了快一周，家人们都没有等到他的消息，只能绝望地为他准备葬礼。然而，就在6月4日清晨，一支垃圾清理队伍遇见了他。他正独自一人，一寸一寸地朝着大本营爬行。原来，在海拔7200米的地方，他随身携带的氧气耗尽了，跌入了冰缝。渴了就嚼冰块，饿了就吃口袋里仅剩的一点巧克力，就这样，他往下挪了将近2000米，撑到了这一刻。夏尔巴向导被发现和救援（来源：喜马拉雅时报）这个“奇迹生还”的消息传开后，许多人才第一次好奇：这个在海拔7200米生存下来的人，到底是谁？夏尔巴人，在每年珠峰登山季的新闻里，这个身份常常被一带而过。就在刚刚结束的2026春季登山季，尼泊尔发放了495张珠峰攀登许可，超过1000人成功登顶，创下单季历史新高。珠峰从遥远的传奇，变成越来越多普通人“人生清单”里的一项。而在这股登山热的背后，是夏尔巴登山向导们在海拔8000米以上架设路绳、背负物资，他们承受着10倍于普通登山者的死亡率，名字却往往只出现在报道末尾的“感谢”里。海拔4600米的安纳普尔纳峰，索隆费迪64名背夫，背着2.4吨钢索运往山上（来源：尼泊尔夏尔巴高山徒步探险公司）在大家的认知中，他们做这份工作，大多是为了生计。这当然没错，但他们的故事里不只有“穷苦山村”与“拼命赚钱”的标签。达瓦·扬祖姆·夏尔巴（Dawa Yangzum Sherpa）就是一个例子。她说过一句很戳我的话：“小时候，山是墙，长大后，山是门。”对于这个住在尼泊尔小山村的女性来说，成为登山向导，是她去往外面的世界的通道。在今天，世界似乎越来越封闭了，人们也越来越想缩回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一个追问变得格外迫切：还有什么力量能让人愿意走向未知、向外联结？达瓦的经历，或许就是一种答案。01 13岁赚了20美元后，她把山从墙走成“门” 在跟攀登珠峰有关的新闻中，夏尔巴人似乎生来就是登山者们的“服务者”。他们有着“三个肺”的超凡体力和耐力，能帮助有梦想的人们站上世界之巅，也以此来赚钱维持自己与家人的生计。但在达瓦·扬祖姆·夏尔巴眼中，“攀登”这件事却有着不太一样的面貌。这位1990年出生的女性，来自在海拔4200米的罗瓦林山谷的纳村。这是尼泊尔最偏远的村落之一，没有自来水和电力，四面被山包围着。罗瓦林山谷的乡村房屋在纳村，每个家里几乎都有一个登山的男人。他们在春天和秋天离开村子，到珠峰当几个月的背夫。女孩们则留在家里，种土豆、捡柴火、收集牛粪，日复一日。但达瓦从童年开始，就对“外面的世界”有着别样的兴趣。她至今仍记得童年时看到的那些徒步者：他们穿着材质奇特的衣服，讲着自己听不懂的语言。她也记得那些外出回家的男人们，带着外国的装备，腰包上挂着亮晶晶的冰镐。登山与徒步对这个小女孩来说，不只是赚钱的营生，更是向往的、但却无法到达的地方。“在这里长大，我开始变得讨厌山。”四周的山就像一堵墙，把她困在了村子里，困在了家务活里，阻挡着她走向远方。她不想这样被困住。13岁那年，一支徒步队刚好经过达瓦的家乡，前往昆布山区，他们需要一个背夫。她瞒着家人，独自离开了家乡，跟着这支徒步队，翻越了5700米的塔希拉普察山口。那是达瓦第一次离开村庄——离开一座山，是为了走向更高的山。达瓦很年轻，也很强壮，在山村里干了许多年重体力的农活，让她有了天然的训练。但是，在5000多米的高山长时间徒步，绝不是简单的事情。当时，她背着三十斤的行李，还患上了轻微的高原反应，走了六天，终于挣到了她人生中的第一笔钱，20美元。达瓦后来说，“那不仅仅是一次徒步，它改变了我整个人生。”成年后的达瓦在登山徒步达瓦再也无法回到村庄了。20美元足够她买一张飞到加德满都的机票，找到哥哥和表姐妹们。她慢慢遇见了许多喜欢徒步和登山的人们，成为登山向导的种子在她心里萌芽。在后来的几年里，为了凑够专业攀登训练的路费，达瓦做过徒步背夫，带过商业徒步团。没有系统的学习，她就靠自己反复摸索、向邻村的向导请教，积累在高山行走的经验。2010年，她终于攒够了去KCC（昆布攀登中心）参加培训的费用，那是她第一次接受正规的攀冰和攀岩的训练。两年后，21岁的达瓦站在了珠峰峰顶上。但真正的攀登才刚刚开始。走出家门只是第一步，在探索外界的过程中，最难的不是决定推开门的瞬间，而是在门后的道路上，会一次又一次地被击退、被否定，即使这样，却还是选择往前走。在登顶之后，达瓦花了五年时间，参加IFMGA（国际高山向导联盟）的培训与考核。这在登山向导界相当于学术界的博士学位，全球只有大约7000人持有，其中，亚洲的常驻持证者不到200人，女性持证者不到1.5%。在此之前，整个亚洲更是没有一位女性拥有IFMGA认证的高山向导。达瓦回望过去经历的时候说：“我想打破那种西方人主导一切的旧叙事，证明向导不仅仅是辅助角色，我们也可以是主角。”然而，要拿下IFMGA认证，各种费用加起来就要花上3万美元。备考那几年，达瓦过得非常辛苦，她一边在雷尼尔山国家公园做向导，一边在丹佛做保姆，一赚到钱，就马上转手填补认证的花销。更难的还在训练场和考场上。在那五年里，达瓦常常是整个冰川上唯一参加考试的女性。在一场IFMGA预备课程考试中，她把冰镐忘在了山顶，因为这个小失误，她以微弱的差距没能通过，不得不重读整整一年，这让她非常沮丧。“孤独是真实的，自我怀疑也是，但后来我做到了，我突破了。”达瓦手持尼泊尔登山向导证书2017年，她终于通过了严苛的考核，成为亚洲第一位IFMGA认证的女性高山向导。后来，她又登顶了全部14座8000米级雪峰，成为第一位完成这一壮举的尼泊尔女性。小时候她厌烦的山，后来成了她走向世界的门，带她去到更远的地方。02 为她推开山门的人帮助达瓦推开山门的人里，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名字——康拉德·安克。他是世界顶级的登山家，先后三次登顶珠穆朗玛峰。1999年，他在珠峰北坡发现了失踪75年的传奇登山家乔治·马洛里的遗体，登山史上最著名的谜题被揭开了，他的名字也被刻进了历史中。纪录片《攀登梅鲁峰》中，康拉德一行三人在2011年完成了被誉为地球上难度最高的攀登线路之一，梅鲁峰“鲨鱼鳍”路线的首次登顶。康拉德完成了导师穆格斯·斯坦普（Mugs Stump）的遗愿，又在攀登的最后一段，把绳索传递给了更年轻的吉米·金（Jimmy Chin），让他领攀。然而，同一年，他的命运被彻底改写。在希夏邦马峰，他遇到了一场巨型雪崩。他的挚友和摄影师都被掩埋了，只有他活了下来。作为唯一活着离开的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又叠加着幸存者的负罪感，他感到非常沉重。“我当时不理解这些情绪，只觉得艰难。”他与挚友的遗孀珍妮弗互相安慰，在共同的悲伤中，慢慢走到了一起。他们结为夫妻，又一起抚养了挚友与珍妮弗的三个孩子。这些生死经历也让他不断思考：如果你是最后站着的人，你该做什么？另一件事情在他心里埋下了改变的种子。还是在1999年，在那支发现马洛里遗体的珠峰探险队里，康拉德结识了一批来自昆布山谷福尔策村的夏尔巴人。那一年，商业攀登正在快速膨胀，而尼泊尔本地的高海拔工作人员的伤亡率极高，原因却是一些极其基础的东西：有人不知道上升器该以什么方向挂在固定绳上，有人不会正确判断高海拔疾病……这让康拉德感到不安。2001年，著名的夏尔巴登山家巴布·奇里·夏尔巴因为掉入冰裂缝身亡。如果连他都会因为这样的失误丧命，那么，那些缺少正规训练的普通向导呢？康拉德说，“是这些本可避免的死亡，让我们想要去阻止。”向导们陪着一批又一批登山者走向顶峰，承担了所有风险，却没有相匹配的技术与回报。“这让我感觉不太对。”在经历过无数风险、失败和让人目眩的成功之后，康拉德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攀登这件事不止关于一个人如何征服山峰，更关乎如何让更多人拥有安全探索世界的能力。2003年，康拉德和妻子在珠峰脚下的昆布山谷创办了KCC（昆布攀登中心），一所专门为夏尔巴向导开设的技术培训学校。KCC开始系统教授一些真正能在高山上保命的技能：冰攀、岩攀、野外急救、绳索管理、风险判断……KCC赋予了他们专业的技能，也帮助他们获得了更高的收入。康拉德这样描述KCC发挥的作用：“我们打破了山脉是一个神秘、异国情调之地的神话。现在，全世界都可以真正看到这些专业守护者的工作——他们所需要的真实技能、真实牺牲和真实智慧。”KCC授课现场后来，KCC很快就不再是康拉德一个人的事了。越来越多的顶级登山者加入教学，将他们探索世界时用到的技术，传授给山里的向导们。二十多年过去，KCC已经培训了近千名尼泊尔向导，学生也从第一次课程的34人，发展到现在，每年冬季都有数百人参加。最初由西方教练主导的课程，如今主要由尼泊尔向导自己执教，他们在雪山下被点燃，又回到雪山上为更多人带去火种。其中，就有一位名叫达瓦·扬祖姆·夏尔巴的姑娘。康拉德从导师那里接过火种，又把火种传递给了达瓦和后辈们。每年，达瓦都会回到KCC，为尼泊尔女性开设专属的攀冰课程。面对着一群同样从深山里走出来的女性们，教她们握冰镐、上冰壁。课堂上有年轻女孩，也有寡妇、单身母亲，她们从一开始的害羞，到变得自信，彼此成为好朋友。在登山这条路上，康拉德与达瓦，都不再只是那个独行探索的“我”，而是连接着越来越多的人，慢慢走成了“我们”。03 比登顶更重要的，是让更多人上路今年国际珠峰日，康拉德和达瓦相聚在尼泊尔的山地探索分享会上，讲起他们爬过的山、走过的路。康拉德说：“在高处，你会感到谦卑，了解责任真正意味着什么。”达瓦和康拉德，同为户外品牌北面（The North Face）的签约运动员，一个从山里走向世界，一个从世界走进山里，在KCC相遇，又把各自学到的东西，回馈给身后的社群。这正是北面想传递的精神——对于山脉的探索，不只属于站在山顶上的人，也属于那些让登顶成为可能的夏尔巴向导们，属于所有互相托举的人们。在大家越来越缩回自己世界的当下，依然拥有向外走，与别人连接的冲动，本身就是一种稀缺的力量。今年的国际珠峰日，“北面徒步”系列活动在尼泊尔举办。它既是为了纪念70多年前人类首次登顶珠峰，也为了致敬每一位登山者、夏尔巴人、向导和所有参与高海拔探险的人们，关注喜马拉雅地区的文化与环境。北面尼泊尔ABC徒步活动同时，北面也在加德满都组织了一场夜间越野跑活动，还向尼泊尔国家登山向导协会捐赠了一批装备。对于常年奔波在8000米以上、风险极高的高山向导们来说，一套可靠的装备，意味着在极端环境中多了一道安全防线。一件合身的冲锋衣、一双抓得住冰的手套，关键时刻真的能“保命”。北面的巅峰系列（Summit Series），在2000年诞生，专门为8000米级高海拔攀登而设计。25年来，这个系列的核心理念从未变过，“Athlete Tested，Expedition Proven”（经专业运动员测试，在真实探索中验证）。这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北面一直在实践的事情。达瓦和北面团队一起研发的女装喜马拉雅连体衣（Women’s Himalayan Suit），正是最好的例子。在此之前，女性攀登者只能穿为男性设计的连体服，肩膀太宽、裤腿太长、拉链位置不顺手……在海拔8000米以上的地方，低温和稀薄的氧气已经让每一个动作都变得极其困难，一件不合身的装备，带来的不只是不方便，还可能直接导致冻伤，增加遇险的概率。为了准确地改进这些细节，达瓦穿着测试版的原型套装，爬了五次8000米级山峰，每次下来都给研发团队提供详细的反馈。达瓦穿着原型套装测试性能2023年，连体服正式发布。2024年，她穿着这套连体服站在希夏邦马峰顶，完成了个人第14座8000米级雪山，成为第一位完成这一壮举的尼泊尔女性。“装备平权”落到现实里，就是让更多的登山者拥有一件合身的衣服。北面在做的，就是这件事。在北面的分享会上，康拉德说：重要的不是登顶多少次，而是“喜马拉雅山脉如何改变了你的生活”。康拉德在北面分享会对他而言，“世界越走越大”的真正含义，不是一个人独自攀得多高、走得多远，而是在接力互助中，让更多人敢于上路。正如1953年5月29日，希拉里与丹携手，在人类史上第一次站上珠峰这个世界之巅，那一刻的登顶，不是一个人的征服之旅，而是源于人与人之间的彼此托举。让“我”汇聚成“我们”，这正是北面的品牌精神“Never Stop Exploring”，在今天最珍贵的回响。北面徒步队伍今日互动你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次“探索”经历是什么？它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 文章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