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袁长庚并不是一位以“工作研究”著称的学者，他对工作的关注，起源于近几年校园里反复出现的一种状态：在就业前景并不算差的条件下，许多年轻人却对进入职场缺乏期待，甚至提前表现出回避与倦怠。与他的成长经验不同，工作不再被普遍视为人生向前的重要一步，而更像一个需要被推迟、被切割的阶段。从这些观察出发，袁长庚将“工作”重新放回人的生命史与意义体系中加以考察，并尝试回应一个困扰每一个职场人的问题：当工作难以承载稳定的人生意义时，我们应该如何与之相处？记者 | 魏倩三联生活周刊：您2022年在“看理想”平台上发布的“工作与人生”的共读课程很受欢迎，您当时为什么突然对研究工作产生了兴趣？袁长庚：2022年前后，我开始研究工作和生活的话题。当时我博士毕业不久，刚刚教书三四年，我供职的高校又是一所以理工科出名的学校，学生们的整体就业出路很不错，但我发现，他们对工作的热情整体上是比较低的。工作一段时间后，他们对薪酬、工作环境等都常常充满怨言，这让我感觉有点意外。因为在我们成长的年代，无论就业时的行业是否符合最初预期，走向工作岗位本身还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情，大家普遍认为这意味着人生是在向前迈进了。但对于我的学生而言，从他们的反馈来看，好像没有人会为此感到满足、快乐，也没有人会对此有成就感，在校园里，大家也能拖一天是一天，不愿去求职，也不想进入这个职业阶段。“人在现代性状态”下的各种表现，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作为研究者，我意识到，学生在校园环境中的变化，以及他们走出校园后在职场中态度的改变，把这个问题给具象化了。我非常关心我们之间这种意义体系的变化，在和学生们聊工作价值、工作意义等问题时，也直接感受到了学生们的无力感。同时，我自己也读了很多相关的作品，希望能通过阅读的方式去理解工作在历史上究竟是怎么回事，也是通过这次梳理和研究，我更加意识到，工作其实是在人的整个生命意义体系里被赋予价值的，人不可能单独地对工作的意义做出论证。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袁长庚（受访者供图）三联生活周刊：您当时是从哪些方面展开阅读和研究的？在人类历史上，工作的意义发生过哪些转变呢？袁长庚：当时我选取了10本与工作相关的书进行分析，将它们主要分成两类，一类是描述“现代工作出现了什么问题”，一类是教我们“重新审视工作”。前者包括当时讨论度很高的大卫·格雷伯的《毫无意义的工作》，还有讲述高度自动化、由算法驱动的数字世界中，人类劳动被系统化掩藏的《销声匿迹》等作品；后者则包括《工作的意义》《人的境况》等经典的简史和思想史类的著作。其中对我蛮有启发的是《工作的意义》这本书，作者詹姆斯·苏兹曼是剑桥大学的一位人类学家，他将“现代工作观”放在整个人类历史的坐标系中进行考察，发现我们今天对工作的很多流行的看法都是值得商榷的。他通过大量的民族志资料，把智人在地球生活的30万年历史简单分为三个阶段，即狩猎采集社会、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第一阶段，人们并没有“工作”的概念，人们过着狩猎和采集的生活，生存成本低，工作和生活高度融合。这个阶段就占到了历史95%以上的时间。而到了第二个阶段，也就是农业社会，人类第一次进入“长期高强度劳动”的状态，农业生产的时令和组织要求，需要人们在劳动中遵从时间纪律，也出现了组织的等级分化，劳动开始成为一种常态。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宗教和道德开始“神圣化劳动”，勤于劳动逐渐被视为美德。而到了第三个阶段，工业革命后，工作时间被严格分割，劳动和生活彻底分离，工作也真正成为人的身份来源和社会秩序的基础，人越来越离不开工作，并由此产生了很多关于工作的新观念。《未生》剧照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到，其实工作的意义、表达和可能性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变化和流动的过程。不过我们现在可能是又一次面对新变化的第一代人，所以会有强烈的不适应。比如我的父辈是经历过那种集体主义时代的工厂和单位制度的一代人，他们的一切人生变迁、人际关系都在工厂里，工作对他们来说就是生活本身，但到我们的再下一代，他们已经变成20岁就想退休，每天都在试图和工作进行切割，哪怕有一个小的时间窗口也要飞奔离开工位。代际间的工作价值观变化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完成，所以互相理解就会变得有点困难。三联生活周刊：根据您对年轻一代的观察和与学生的交流，您认为他们对工作的认知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袁长庚：我发现，首先是学生们的期待和真实的职场环境发生了错位。在以往的学校教育中，学生会接受到一种“真实的挑战”，布置任务时，老师会更倾向于告诉他这件事的前途、预期和成长性，因此很多学生会习惯于将成长视为意义的一部分。但在职场环境中，他们这方面的意义认同会很容易被打散，一方面，“具体的事情”没有了，那些有明确过去、现在与未来，有完整周期的项目消失了，人进入了某种系统之中；另一方面，老板和同事也不太会对员工做出更多个人评价，人感觉不到和事本身的关系，个人成了高度可替代的个体。整个职场氛围里，大家在“专业”和“高效”的状态下展开工作，所以对于初入职场的年轻人而言，适应这一点尤其困难。当然，这和我们经济快速发展几十年以后，形成的现代性职场环境有关，现代性就意味着人不能在职场中太讲究个体的特殊性，大家都是系统里的“工具人”，各自要完成手头的工作。这就导致，虽然职场普遍强调热血、奉献，在职场里尤其是比较基层的员工，会逐渐回避宏大意义，也不太会觉得整个系统的发展和自己有多大的相关性。与此同时，这样的职场环境也会不断消解人的一些生存需求，工作变得越来越没办法回答个人的生活问题，所以大家开始拼命在工作之外寻找一种叫作“生活”的东西。但事实上，这种追寻又是很难实现的，即使我们每天工作八个小时，那上班的这几十年中就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办公室里，占据我们人生如此大份额的一件事，如果说它不那么重要，可以不在这里寄托意义，其实也很难。当然，又过了几年，更新的一代“00后”年轻人对意义本身的认知又一次发生变化，我现在教的本科生，他们变得更加不期待职场意义，似乎也不期待跟人有这种意义方面的交流，那他们就更沉默，甚至更虚无，觉得只要有份工作，能干就行。还有一个特别典型的“异化”的例子就是，学生们一边疯狂地卷“求职”，一方面在情感上已经和职场完全疏离了，他们甚至还没进入职场的时候，已经被教育说职场一定是糟糕的，职场环境已经是勾心斗角的，工作一定是无意义的。这都让人感觉非常割裂。《我的完美秘书》剧照三联生活周刊：怎么理解这种矛盾？在您的观察中，它们是在某个特定时期或阶段突然发生的吗，或者是否受到了哪些重大事件的影响？袁长庚：像疫情这样的大的社会结构事件当然会对人的价值观带来扰动，现在网上也很流行“疫情一代”的说法，认为在求学时的线上学习和封禁会对人造成影响。但我会比较警惕用这种方式做线性连接。我更倾向于认为，疫情的冲击让有些东西被放大了，或者让它以一种可能以前我们没想过的方式浮出水面，但总体而言，这种价值观的改变有点像水下的潜流，是缓缓发生的。比如说我现在教的大一的学生，他们的高中阶段并没有经历过疫情的封锁，但他们依然呈现出比较倦怠的特点。人类学和历史学最大的区别是，有时候历史上会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和节点，但它并不一定是个体或群体自身构建回忆的方式。但是我觉得整体上来看的话，这个状态或者这样一个趋向都是一步一步完成的。三联生活周刊：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哪些东西来构建自己在工作中的意义感？袁长庚：我认为首先是要找到人和具体的“事儿”之间的关联。在《工作的意义》那本书里就提到，其实在狩猎采集时代，人类对“工作”的态度是很正面的，因为那时候“工作”和生存意义上的活动，比如采集野果、打猎之类是有区别的，人一旦进入到所谓工作状态，就需要发挥想象力去改造工具，要去集体探险，要做很多准备，整个部落都会因此感到兴奋，我们就可以看出，对那时的人来讲，工作理应是有一些创造性的。与此同时，人最早的工作是与身体相关的，也有具体的劳动对象，就像大家现在会对一些烹饪类的综艺感兴趣，觉得他们的工作非常有美感，就是因为一个厨师团队里，每个人都在处理具体的食材，能和自己的工作对象和材料之间发生有机的联系。再一个就是这个过程里大家有合作、分工，有彼此的关系，有令人愉悦的氛围。但这两点可能对很多大公司里的人就会显得很奢侈，一个PPT或一个策划方案，它本身没有什么质感和纹理，也没有我们需要去具体尊重的物质性。大家在这样的工作过程当中，也不太能有一个人际关系的想象，比如想和自己的同事发展出一些类似于朋友或者伙伴之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在工作的氛围中看见具体的人，也不能意识到彼此间利益的不同面向，这些都会令人感到痛苦。像马克思这些经典的理论学家，会认为在现代性状态、资本主义的状态下的工作一定会特别地负面，他们认为人在工作中的状态一定是越来越差的，人在工作中就得不到自由。但我觉得从事实层面而言也不一定那么极端，我们人类学家也关注各种状态下的职场环境和职工状态，在今天我们的视野范围之内，也不是只有写字楼上班或者政府单位上班这一条路，我们也很关注比如工人或是匠人等这些职业的业态，这些职业中，我们还是能看到人和人之间联结相对比较自然的状态。在大城市和大企业的“现代工作”场景之外，我们还应该有多元的工作想象。图为青海玉树一家陶器工艺厂内，匠人们用古老技法制作器皿（薛蒂 摄 / 视觉中国 供图）我始终比较相信，即使在工作中寻找意义是一种徒劳和困境，但我们依然有最低限度的可能去做出努力。比如在高校里，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既可以是就事论事的流水线式的关系，彼此之间各不干涉，也可以是一种互相影响、互相支持的关系，比如我们可以在读书会上聊一聊彼此的经历，谈谈大家为什么选择这门课程，学生为什么对某些话题感兴趣，等等。对我个人而言，教育工作中最有成就感的部分，就是看到我的工作引起另外一些生命状态的变化，它不只是读到过一本书，或者只是理解某种理论，而是看到学生开始用知识作为一种思考这个世界的起点，借着知识的契机，敢于面对自己以前的生活和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认为，其实我们的意义体系恰恰来自自己和其他一些具体生命之间的关系，包括在工作中体验到的自己的生命状态。很多人也许会说，现在谈这些虚的东西太奢侈了，但我的经验是，哪怕我们只是一群人在做一件机械、无聊的事，但如果大家在这个过程中还是有彼此观照的面向，它也会创造某种意义。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并不是由巨大的体系赋予的，而是发生在日常之中。三联生活周刊：您似乎非常强调在工作中的情感连接。在职场人普遍认为自己是“螺丝钉”的当下，为什么您认为会在工作里投入情感这么重要？袁长庚：其实倒不是说一定要和工作发生情感连接，但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当人投入到一件事情中时，主体就肯定会希望对这件事至少有表达空间，也要明确自身和它的关系，这是我们基本的心理需求，当一个人一生中有一半以上的时间被放置在某个空间里时，你当然不能想象到这个地方是意义或者情感状态的真空。在科幻电影里有这样的设定，说人只要进入公司大门打卡，一瞬间就调整到另外一个状态，即没有灵魂、没有情感、就事论事的状态，然后一出门我就活过来了，然后就有自己的生活。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人跟一件事情发生关系以后，就必然要去表达它、理解它、想象它，我们谁都不能用类似于机器人的状态生活在一个环境里面那么久。《我的解放日志》剧照当然，我们不一定是要去倡导恢复那种传统的工作形式，包括一些纠缠不清的人际关系，但在能够允许的空间里，我们还是应该试图重塑人在职场状态当中的想象，而不是陷入非此即彼的两极陷阱中。三联生活周刊：除了年轻人，其实现在在职场中工作很久的人也在试图寻找一些工作中新的可能性，这是否也意味着在人的一生中，工作是一个需要被不停思考和安放的问题？袁长庚：很多事情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都有很长的轨迹，比如说我们对职场中自我的某种理想状态的想象。我认为讨论工作的意义一定要引入时间这个维度。人是会成长和发展的，一个人从年轻的时候进到一个单位，随着自身变化，他的生理状态、情感状态、生活方式和生活重心都会发生改变。他从一个人独立地在一个城市生活，到慢慢需要承担更多责任，就好像一棵树在一个地方扎根，向周围伸展，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生活的逻辑。但在私有制时代里，时间的维度越来越被人忽略，我们不再期待工作环境对这方面负责任，也不考虑在时间线上人的状态的变化，快节奏的职场生活会要求人永远像一个特种兵战士一样投入工作，于是会出现“35岁优化”这样的话题。这种“点状”的视角也会反过来影响个体，大家逐渐对那种一生待在一个地方，从事一份职业的选择越来越怀疑，好像那就意味着你没有去拼搏，没有去尝试新鲜的东西。为了给员工创造更好的工作环境，上海一家宠物用品商店鼓励员工带宠物上班（IC photo供图）但人从20岁到30岁，从30岁到40岁，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工作跟生活相关，在不同的阶段相关性也不同，所以这个过程中，重要的不是确定工作对人生的具体价值是什么，而是要看到我们这个意义的价值体系是流动的，是生长的。三联生活周刊：现在的年轻人会特别流行一种“回到生活”的观念，认为要在工作之外寻找自己的空间，过好自己的日子，这是不是您所说的那种“日常”呢？袁长庚：既是也不是。我能理解人们努力去找回“生活”，其实也是对现代工作环境的一种抵抗，既然工作注定是一件糟糕的事情，那么不如从外部的角度去找到这个突破问题的可能性，但是有些时候我觉得真正的反抗也可以发生在内部，我们不能因为某件事被影响了，被“污染”了，就马上将它彻底放弃，将自己切割。至少我们应该做一些尝试，看看自己至少能在可控的部分把它重建，或者从他人手中夺回意义的掌控权。否则，对于工作这件如此占据生活的事情，将它全盘放弃，也是很可惜的事情。我最近看过一些国外的尝试，有很多国家在建设新型工作社区，也包括推广四天工作制，可能这是一个全世界范围内大家都意识到，并且想要去解决的问题。虽然大家没有一个完整的答案，但是你想与不想，你做与不做，可能还是有所区别。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大厂，大量的人其实还是处于一些比较小型的环境里面。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和年轻人对职场环境态度的改变，我们也希望这些尝试能影响雇主的行为，比如如果实在给不了绝对收入上的诱惑，至少可以让我们的工作环境和职场氛围变得稍微好一点。福利抽奖「三联生活小物接龙群」小范围邀请试运营啦！🌟订阅读者专属福利加入社群，接龙好物抽奖不停抽奖：接龙社群内大家共同认证的口碑好物~在这里，我们也会聚集一群同频共振、热爱生活的伙伴，一起接龙、一起种草、一起交流，做大家生活的共同陪伴者。添加微信，发送凭证，获邀入群“点赞”“在看”，让更多人看到 排版：刘桢/审核：小风招聘｜撰稿人详细岗位要求点击跳转：《三联生活周刊》招撰稿人本文为原创内容，版权归「三联生活周刊」所有。欢迎文末分享、点赞、在看三连！未经许可，严禁复制、转载、篡改或再发布。大家都在看“点赞”“在看”，让更多人看到 文章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