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T编辑注：本文为节选。阅读原文请点击这里访问“缠夹二先生”微信公众号。文中提到的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著作“Ein Gewissen gegen die Gewalt”发表于1936年。1986年，三联书店根据英译版转译出版了《异端的权利》。2012年，三联书店出版舒昌善的德语译本，书名为《良知对抗暴力》。CDT 档案卡标题：茨威格：审查制度必然是独裁统治的姊妹作者：苏明明发表日期：2026.6.20来源：微信公众号“缠夹二先生”主题归类：审查制度CDS收藏：公民馆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本文内容摘自《异端的权利》，斯·茨威格著，赵台安、赵振尧译，上海三联书店，1986年12月第1版。引言● 他，虽身处危急存亡，但英勇顽强；他，虽命悬千钧一发，但忠于信念，毫不气馁。在从容就义时，以轻蔑和懔然的目光注视着敌人——他被击败了，但不是被什么人而是被命运；他被杀害了，但没有被征服。最勇敢者往往是最不幸者，成仁比成功更值得羡慕。——蒙田《关于人吃人》● 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他公开指控加尔文在基督教改革运动中受狂热的教义所煽动，杀害了一个人，从而屠杀了良知的自由。● 加尔文是一位组织艺术的大师，他能够使全城全国（他的众多的市民迄今为止仍是自由人）转化为严格顺从的机器；能够扑灭独立思想，下令禁止思想自由，而有利于他的全部教条。国家权力在他的至高无上的控制之下，各种权力机关——市行政会议和宗教法庭，大学和法院，甚至最秘密的窃窃私语，都听任他摆布。他的教条已成为法律，任何人胆敢怀疑，就要立刻受到教训——用压制讨论的辩论，用彻头彻尾精神暴虐的辩论，用监禁、流放或者火刑。这教训就是，在日内瓦只有一条真理是完全正确的：加尔文即先知。● 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他是一个穷学者，靠译书和担任家庭教师，所入不足以养活妻子儿女；他，一个在异国的难民，没有公民身份，甚至没有居住权；一个逃亡过两次以上的流亡者。在世界因盲信而疯狂的时代，人道主义者往往因没有力量而为争来斗去的狂热者所孤立。● 卡斯特利奥和加尔文两人进行的是一场虽看不见却是不可调和的战斗。……即什么对我们更为重要，是人类还是政治，是精神气质还是理性概念，是个人还是社会。● 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不得不多次确定自由和权力间的界标，因为如果缺乏权力，自由就会退化为放纵，混乱随之发生。另一方面，除非济以自由，权力就会成为暴政。● 事实上，大多数人在面对亟待解决的难题和生活所强加的责任时，出于惰性，渴望有一个明确而又普遍有效的、有秩序的世界性机构，省得他们去费心思索。● 无论谁，如能给予人们一种新的协调和纯洁的幻想，就立即能够激发人类最神圣的活力：自我牺牲和宗教狂热。成百万人像是中了邪一样准备投降，他们允许被蹂躏，甚至甘受强暴。这样的启示者或先知要求他们越多，他们越愿意奉献。自由，在昨天对他们好像还是最大的好事和快乐，而现在他们却愿意为了先知之故而将之抛弃掉。他们愿意毫不抗拒地追随这位领袖，实现默示的灵感“甘于奴役”。就这样，在整个历史进程中，人民只是为了希望保持团结一致，心甘情愿地让人在他们脖子上套上轭，并且还要亲吻那把枷锁强加于他们的手呢。● 不论支配思想是什么，一旦借助于恐怖统治作为工具，对不同的信仰强求一律，它所实行的就不复是理想主义，而是野蛮行为了。即使是最纯洁的真理，当强加于持不同意见者时，就构成对圣灵的犯罪了。● 卡斯特利奥……他坚信没有人应屈从于武力，只因为他们对宇宙的性质持有这样或那样的观点。他宣称，没有尘世的力量有资格对一个人的良心施加权威。因为他不是以宗派的名义发表这些议论，而是一种发自对人类不朽精神的表现，所以他的思想，和他的许多言辞一样，能够永不磨灭。● 一种教条，一旦控制了国家机关，国家就会成为镇压的工具，并迅即建立恐怖统治。任何言论，只要是向无限权力挑战的，都必须予以镇压，还要扼住那持异议的言者和作者的脖子。● 在教科书里，我们依然会读到那些错误，说洛克和休姆是宗教宽容的倡导人。这一错误再三出现，不被人注意，就好像卡斯特利奥从来没有写过和出版过《论异端》一样。● 从此以后，我们一定要永远不停止去提醒整个世界：它眼里只有战胜者的丰碑，而我们人类真正的英雄，不是那些通过屠刀下的尸体才达到昙花一现统治的人们，而是那些没有抵抗力量、被优胜者暴力压倒的人们。正如卡斯特利奥在他为精神上的自由、为最后在地球上建立人道主义王国的斗争中，被加尔文所压倒一样。第一章 加尔文的攫取权力● 在胜利的日子里，法里尔却明显地暴露了他是一个很典型的没有创造性的革命家。他凭冲动和狂热能够推翻旧秩序，却没有能力带来一个有生命的新秩序。他是一个辱骂的好手，但缺乏组织才干。他是一个破坏者，不是一个建设者。……一旦破坏结束，他的工作也随之结束，必须由另一个人接过他的工作，开始重建工作。● 在日内瓦，当法里尔凝视着旧秩序的废墟时，他束手无策。这真是典型的悲剧：一个人接受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却承担不了那强加于他的职责应接受的后果。● 加尔文是主教税吏和公证人的儿子，生于皮卡第的诺锡，在蒙田学院受过严格的教规教育（像伊拉兹马斯和洛约拉一样）。他早年打算当传教士，后来又想当律师。约翰·加尔文（或者叫沙文）在24岁时，因提倡路德教义而从法国亡命到巴塞尔。▲加尔文（1509-1564）● 在巴塞尔，欧洲的两条主要道路彼此相交，各种形式的新教教义彼此相遇又相争。加尔文具有洞巨大的洞察力。作为一个渊博的逻辑学者，他认识到这一时刻的重要意义。……自信受到先知的感召，这个25岁的人立即认准应采取什么步骤去阻止改革后信仰的分裂。当那些公认的领导人继续就细节问题争论不休时，他坚定地着眼全面，在一年之内写出了《基督教原理》（1535年）。这是第一部包含了福音教义原理的书，因此成为新教的主要指导书和经典著作。●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原理》可列为世界上决定历史进程、改变欧洲面貌十到二十部书中间的一部。他是自路德翻译《圣经》后最重要的宗教改革实绩。此书不可曲解的逻辑性和坚定的建设性立即影响了加尔文的当代人。此书的质量使得它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如同《拿破仑法典》完成了法国革命一样，《原理》完成了宗教革命。两者都总结了过去，决定性地为革命划定了最后界限。两者都为一场暴风骤雨般的运动盖上法律形式和稳定的印记，使其开始时如火如荼的动力失去势头。……从那以后，天主教教会作为宗教上唯一的和世界范围的实体，必须同占据相同地位的新教教会相对峙。● 加尔文非凡的力量表现在，他从来不削减或修改他第一次所严密阐述的内容。他的书几次再版，但内容只有增添，他第一次决定性的认识，从未做过任何修改。如同马克思或叔本华，年方25岁的他在获得任何经验前，就对他的哲学思想进行了合乎逻辑的、细心的考虑并得出了结论。● 人民对于他们生息于此的整个历史时代，知之甚少。那些极端重要的喧嚷，并不引起他们的注意。● 在1536年9月5日日内瓦市行政会的会议记录中，我们读到法里尔建议任命加尔文为“圣经宣讲员”……● 那些尊贵的市行政委员们不学无术。在业余时间，他们不读神学书。我们不能设想他们中间有任何人翻过加尔文的《基督教原理》。如果他们是学者，肯定会警觉到他们已把教会内部的全部权力让给“那高卢人”，那个法国传教士了。● 加尔文具有不可抵抗的能量，他将抓紧权力的缰绳，无情地实行他极权主义的野心。就这样，他将一个民主的共和国转变成为神权的专政。▲1559年版《基督教原理》封面● 加尔文是一个天生的组织者，厌恶混乱。他的天性像数学那样精确，他憎恶任何不规则和无系统。● 加尔文从来不是一个在原则问题或者日常生活方面能够容忍自由的人。在宗教和精神事物方面，他丝毫不能容忍别人与他平等地交换意见；在个人信仰方面决不同人休战。他认为教会不仅有权力，而且有责任要求所有的人服从，必要时可使用武力，并像惩罚公开的反抗一样，野蛮地惩罚那些持冷漠态度的人。● 加尔文的教义问答手册不仅为真正的信徒奠定了指导的路线，而且有系统地阐明了自治城的法律。他要求市行政会强迫日内瓦城的自由市民逐个宣誓，公开接受这一忏悔书。他们被几十个人一组带到长老之前，就好像将小学生带到老师之前一样。● 没有武力，独裁就不能想象，也站不住脚。无论谁要保持权力，一定要把权力的工具掌握在手中；想要统治，一定要有用刑的权力。● 加尔文生来是一个独裁主义者，他立即着手使市行政会成为只执行他的命令和法令的机构。● 无论是谁，如果公开同加尔文持有不同意见，他虽生之日，犹死之年。● 他们（公众）强烈反对把他们像犯人一样地在城里赶来赶去，强烈反对强迫他们到教堂向加尔文老爷颁发的每条法令宣誓效忠。他们不赞成严格的道德改革，因为他们发现自己有可能被剥夺公民权、被流放，而这些仅仅只是因为喝了一杯酒后情绪高涨唱歌取乐；或者只是因为穿的衣服看上去色彩太鲜艳，而被加尔文老爷或法里尔老爷认为太奢侈了。● 后来，下面这句话就成了格言：加尔文的职责是教育，而其他人的职责是学习。● 不同的见解使加尔文的神经突然发病。他精神上的敏感影响了身体的机能。当他受挫折时，就倒胃口，还呕吐胆汁。● 就加尔文而论，他所争论的焦点是其他宗派必须认错并转到加尔文一边来。加尔文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敏锐的见解，但终这个人的一生，在下面这个问题上却一直深信不疑：只有他一个人有资格解释上帝的语言，只有他一个人掌握了真理。● 公民大会在1538年4月23日召开，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免去那些造反的传教士们的职务，并限令他们在三天之内离开本城。在过去的18个月中，加尔文曾咒骂过如此之多的日内瓦自由市民，驱逐他们，判决他们流放，而现在却轮到他自己了。● 一个被群众偶像化了的人，首先得是一个受难者。受到可恶制度的迫害，就能为人民的领袖造成心理上的先决条件，随之而来的是群众全心全意的支持。想要成为领袖者所受到的考验越多，大众就越有可能把他当做具有象征意义的领袖。● 正是在流亡中，许多杰出之士才赢得了权威。● 那曾经由加尔文有力推动过的日内瓦的宗教改革立即陷于停滞。自由市民们在信仰方面混乱不堪……被禁止的天主教会的成员重新慢慢恢复勇气，而且努力通过精明的中间人，重新为罗马天主教征服日内瓦。● 在（1541年？）9月13日，一辆旅行四轮马车开到科纳文门。群众聚集起来以盛会迎接这归来的流亡者，在欢迎声中，加尔文进了城。第二章 “教规”● 这是欧洲第一次尝试：以一种思想的名义，把一致服从强加于全民。加尔文开始有条不紊地致力于实现他的计划：把日内瓦改造成尘世上第一个上帝的王国。● 《圣经》作为一部书，体现了全部的智慧、全部的正义、全部的真理。对加尔文来说，《圣经》就是始终，就是首尾。对所有事物的所有决定，必须以《圣经》的内容为根据。▲《古腾堡圣经》，第一本印刷品型态的圣经● 人类有其不可接近的一面，而终加尔文的一生就由这一面守卫着。从青少年时代起，他就穿黑色的衣服，教士的四角帽也是黑的，一直盖住前额，这头戴介于修道士的头巾和兵士的头盔之间。除了这职务上的象征颜色外，加尔文从来没有以任何其他装束出现过，因为他希望让人望而生畏，他是穿了执勤长袍的上帝仆人的代表。他不希望别人像一个人和一个兄弟那样爱他。……他恪守最严格的教规。为了心灵之故，他只允许他的身体享受绝对的、最低限度的食物和休息，夜间只睡3小时，至多4小时，一天只进一顿节约餐，很快吃完，餐桌前还翻开着一本书。他不散步闲荡，没有任何娱乐，不寻求消遣，特别避开那些有可能使他真正欣赏的事物。他工作、思索、写作、辛勤劳作和战斗，卓越地献身于宗教，从来没有一小时的私生活。● 几乎在加尔文的每一封亲笔信里，都可察觉到一种由于不可思议的疾病所造成的、恶作剧似的奇袭。时而他提到偏头痛，那使他卧床几天；时而提到胃疼、头疼、痔疮发作、绞疼、重感冒、神经痉挛、出血、胆结石、痈疽、短时间发烧、寒战、风湿病、膀胱病，他得继续不断地看医生。……如果高烧使他无法缓步走向步道台，他会让人用担架抬到教堂布道。当他不能参加市行政会的会议时，他会召集那些成员在他家里开会。● 他管理从法国、苏格兰、英格兰和荷兰送来的教士们的报告，他指导对外宣传。通过印刷厂和销售者，他建立了一个秘密机构，把他的触手伸向全世界。● 无论是谁，全部放弃了个人享乐（即使是自愿放弃的），也必然会把放弃作为法律强加于人，而且将试图使用武力把对他是自然的，但对别人却是不自然的事物强加于人。以罗伯斯庇尔为例，我们可以看到禁欲主义者往往是那种最危险的暴君。一个人如不全面地愉快地分享他伙伴的生活乐趣，就必将对他们毫不宽容。● 清除教堂精心设计的礼仪，清除宗教寓言画和宗教仪式，停止喜庆和节日。加尔文一举消灭了日历上的全部节日。早期基督教徒在罗马的墓窖里就开始的复活节和圣诞节的宗教仪式，在日内瓦也被废除了。加尔文的上帝不要宗教仪式，甚至不要爱戴，只要敬畏。● 卫道的“肃异委员会”的成员们事事都要插手。他们触摸妇女的衣服，看她们的裙子是否太长或太短，衣服是否有多余的饰边或危险的开叉。警察仔细地检查发式，务使它不要做得太高；他们数受害人手指上有几个戒指，翻看柜里有几双鞋子。他们从卧室检查到厨房的餐桌，以查明饭食是否超过规定的一汤或一菜，是否藏有糖果和果浆。接着，虔诚的警察继续检查其余的房间。他窥探书架，巴不得有一本未经宗教法庭出版许可的书。他查看抽屉，希望寻出一张圣者的画像，或者一串念珠。仆人被查问有关他们主人们的行为，孩子被盘问有关他们父母亲的所作所为。当这一加尔文主义独裁者的奴才上街时，他一直竖起耳朵以查看是否有人在唱一支世俗的歌，或者奏乐，或者沉溺在恶魔般邪恶的欢乐之中。● 一旦一个国家开始实行恐怖统治时，志愿告密的毒草便会像可厌的种子那样萌发滋长。当原则上允许甚至希望告密时，其他正派人就会被恐惧所驱使，而扮演告密者的角色。● 加尔文统治的头五年期间，在这一人口比较少的城市里，绞死13人，斩首10人，烧死35人，76人被赶出家门——更不用说那些及时躲开恐怖手段而逃跑的人了。在“新耶路撒冷”，狱为之满，以至于监狱长通知行政长官，他无法再接纳更多的犯人了。……所以，还是巴尔扎克说得对，“加尔文的宗教恐怖统治比法国革命最坏的血洗还要可憎”。● 避免引起怀疑，保持被人遗忘。日内瓦人在加尔文统治的后期，尽可能坐在家里，因为在家里，他们屋子的墙壁，以及门鞘门栅可能在相当程度上防护他们免于窥探的眼睛和被人怀疑。● 甚至在加尔文死后两个世纪，这罗讷河畔的城市依然没有世界驰名的画家、没有音乐家、没有艺术家。……直到很久以后，一个艺术家在日内瓦诞生了，他的全部生命都献身于反抗对个性的束缚。只有借助于他，借助于这位让·雅克·卢梭，借助于日内瓦公民充分的独立性，日内瓦才能够从加尔文强加于它的囚服中解放它自己。第三章 卡斯特利奥出场● 日内瓦人开始怀疑宗教法庭的一贯正确是在大瘟疫期间（在1542年到1545年，大瘟疫使此城陷于荒芜）。● 市行政会下令逮捕了几个赤贫的人，拷打直到他们承认用魔鬼的粪便制成油膏涂抹在门闩上而把瘟疫带进了城市。加尔文非但不轻蔑地驳斥这一鬼话，而且表现了十足的顽固性，他衷心支持这一中世纪的骗局。他甚至干得更绝，公开宣称“瘟疫传播者”干尽了坏事。他在布道台上说，一个无神论者在光天化日之下，被魔鬼从床上拖出来，投入罗讷河。加尔文注意到他的众多信徒甚至不想掩饰他们的讪笑。在他的经历里，这是第一次得忍受这样的羞辱。无论如何，对加尔文一贯正确的信念（这一信念是每个独裁者维护权力的必需的哲学组成部分），在瘟疫流行期间已基本消失了。他回日内瓦时所受到的由衷欢迎，也已消失了。● 反对派虽然在数量上较多（由最高贵和最卑贱的分子所组成），但只要对政治现状不满的人，未能集结力量去追求一个理想，他们只能徒劳地抱怨，永远只是势能，而不能变为动能。● 加尔文，一个思路清晰而且时刻保持着警觉的思想家……他深深的害怕的唯一敌手，是那些在智力上和道德上能和他分庭抗礼的人。他特别害怕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此人以自由精神的热情反对那独裁者精神上的暴政，在智力上和道德上肯定超过了加尔文。● 卡斯特利奥……生于1515年，比加尔文晚6年，生于瑞士，法国，萨伏伊公国三国交界之处的多飞因。……在所有的学术领域里，他的热情和他的运用能力是这样的杰出，以致人道主义者和神学家们一致投票认为他是当时最有学问的人。音乐吸引着他，他就是靠教音乐课才开始挣得菲薄的收入的。之后，他写了大量拉丁文的诗歌和散文。……在1540年春季，就在看到几个早期的新教烈士被烧死后，他离开里昂，成为一个传教士，为新教做教育工作。● 卡斯特利奥给加尔文留下了相当深的印象……通过法里尔的推荐，毫无疑问也得到加尔文的完全同意，那年轻的法国或萨伏依公国的学者受聘成了日内瓦学院的教师。卡斯特利奥被授予的职位是院长……他的教学活动获得了了不起的成功。为了促进拉丁文学习，使之更有吸引力，卡斯特利奥用拉丁文和法文翻译并重写了《旧约》和《新约》最生动的段落。不久，一本原先是为日内瓦青年人编的《难题解答入门》的小册子，成为世界上很有名气的一本书。它在文学和教育学上的影响只有伊拉兹马斯的《谈话》才能比拟。几世纪来，小册子一版再版，至少印了47版。通过此书，许多学生学到了经典拉丁文的要素。● 审查制度必然是独裁统治的姊妹。● 卡斯特利奥的性格毫不自负……他坦率地承认他并不全部了解《圣经》的章节，因此提醒读者不要过分相信他（卡斯特利奥）的译本。《圣经》是一部晦涩难解的书，充满了矛盾。这新译本的作者所能提供的，不过是一种解释，而不是毫无疑义的事实。● 加尔文当然还是得到了胜利——从日内瓦勾销了那唯一能站出来反对他的人。但毋庸置疑，这胜利是付出极大代价才得到的。卡斯特利奥极孚人望，许多人把他的离去当做本城的一大损失。公众的舆论认为，“加尔文大大冤枉了卡斯特利奥老爷”。整个人道主义者世界普遍认为：加尔文在日内瓦谁也不容，只容得对他的所有意见唯唯诺诺的人。● 卡斯特利奥的离职决定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做出的。……他鲁莽的离职决定，使他处于赤贫状态。这一曾任日内瓦宗教改革学院院长的人被迫为乞讨口粮挨户奔走。● 这个被追猎的人仍可在巴塞尔的奥伯林印刷所当一个低级校对员，以挣得菲薄的收入。可是这职业并不是正式的，不足以养活妻子和孩子们，也不足以养活他自己。为了扶养一群赡养者（数目是六或八人），卡斯特利奥加班当私人教师。多年的匮乏使他心力交瘁，他不得不忍受着这一切，直到最后，巴塞尔大学给予这一有百科全书之称的人一个希腊文读经人的位置。但这一读经人的位置，荣誉性质大于挣钱，远远不能使卡斯特利奥从无休止的苦役中解放出来。年复一年，生命延续着，这伟大的学者（很多人视他为当时最伟大的学者）得做雇工的活，他在巴塞尔郊区用手铲土。因为他的日常工作，不足以糊口。……在艰苦的劳动中，卡斯特利奥从来没有忘记他真正的任务。他不屈不挠地继续他终身的事业：把《圣经》翻译成拉丁文和法文。一有空暇，他就组织争辩，写评论文章，交换意见。他没有一天、没有一夜不坚持艰苦的工作。[…]第七章 良心反对暴力● 良心上的不安使得他神经过敏，烦躁不安。因此，当加尔文一听到卡斯特利奥和巴塞尔的其他一些人准备驳斥他时，他就紧张了，惊慌失措了。……加尔文一听到来自巴塞尔的消息，还没有来得及读一读《论异端》这本书，就坐在写字台前写信，告诫瑞士各宗教会议禁止此书流通，特别是，再也不能允许讨论了。……1554年3月28日，他写信给布林格说，巴塞尔印了一本书，扉页上用的是一个假名字。在此书中，卡斯特利奥和柯利奥力图正明不应运用权力来清除异端。这样的一种教义绝对不能任其扩散……●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在信仰问题上，“比利斯主义者”就象征着宗教宽容的教义。这个词是根据书的署名作者马丁努斯·比利斯（卡斯特利奥的化名）创造出来的。● 卡斯特利奥暂时中断了学术研究，开始专心致志地起草他那个时期最重要的起诉书：控告约翰·加尔文以宗教的名义，把米圭尔·塞维特斯送到查佩尔处死。▲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Sebastian Castellio，1515-1563）● 像所有诉诸暴力的人一样，加尔文一再试图为使用暴力辩护，说那与一些超越个人的利益有关。现在，在最阴郁的世纪长夜里，犹如一道闪光，卡斯特里奥提出了不朽的名言：“把一个人活活烧死，不是保卫一个教义，而是屠杀一个人。我们不应用火烧别人来证明我们自己的信仰，只应为了我们的信仰，随时准备被烧死。”● 有自由思想的人必须反抗的不仅是独裁主义者、教条主义者、矫枉过正者和残忍的杀人狂，而且是任何求助于恐怖的思想。第八章 暴力干掉了道德● 卡斯特利奥的《答加尔文书》在当时被禁止复印。在加尔文的唆使下，这本书在向欧洲的良心发出呼吁之前，就被审查制度扼杀了。● 巴塞尔市精明的参议员们认为，与其碰得头破血流，还不如牺牲一个人。因此，他们下令禁止任何非严格正统的著作出版。这一法令使卡斯特利奥无法出版他的《答加尔文书》。……正向炽热的柴火消灭了塞维特斯的声音，现在卡斯特利奥的声音被审查制度消灭了。恐怖再次维护了权威。……几乎过了一个世纪，《答加尔文书》才得以出版。● 加尔文的驳斥文章《恶棍的谬论》不是一个神学者同另一个神学者合于礼仪的讨论，而是一种疯狂的发作。他使用了醉酒的烂水手所使用的肮脏语言，谩骂卡斯特利奥是小偷、流氓、渎神者。这位巴塞尔大学的教授被指责为光天化日盗窃木柴。这些野蛮的小品文一页比一页更为下流，结尾是“愿上帝消灭你，撒旦！”● 受这可怕的错误的想法所激起，打击了一个可尊敬的人，使巴塞尔大学的评议会因此受到了理性的震动。他们取消了以前禁止印行卡斯特利奥著作的决议。一所欧洲高标准的大学不能容忍他们领固定束修的教授之一员，在人道主义世界的前面被指责为小偷、无赖和流氓。因为很明显，那样的谴责和“教义”的讨论全然无关，它只是庸俗的诽谤。评议会明确授权卡斯特利奥做一次公开的反驳。● 真正的精神上的业绩不可能由狂热分子完成。业绩只听命于沉默、镇静、学会自制和温和的人。● 1563年11月，贝奇的书刚出版，就有一个全然没有资格、名叫亚当·冯·博登斯丁的人，以异端为借口，向巴塞尔当局用书面控告卡斯特利奥。● 在大学里，在书斋里，他一直继续斗争。最后他被迫卧床。他得了不能控制的呕吐症，直到他负荷过重的心脏停止跳动为止。1563年12月29日，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逝世，卒年48岁。……他的死结束了那场诽谤的战役。第九章 两极相通● 那老一代人经常痛苦地把现存政权的暴力，和他们记忆中很久以前较为好过的日子进行比较。过了一阵子，他们都死去了。青年一代人没有那样的回忆，在他们认为当然的新的传统中成长。在一代的过程中，他们被一种思想决定性地限制着。● 经过20年加尔文的僧侣政治，产生了这样的情况：独裁者的新十诫，从神学概念发展到形成实体。客观地说，我们得承认这位组织者非凡的能力，他深思熟虑，从一开始取得胜利以后便着手工作，使它的体系渐渐发展成为世界范围的。他建立了钢铁般的秩序，而使日内瓦成为行为方面的典范。宗教改革的成员们从西方世界各地到“新教的罗马”朝圣，他们对如此可钦佩的神学统治样板赞美不已。● 僵死的教规和斯巴达式的坚韧业已建立并推向全面，即使它的代价是单调代替了生气勃勃和多样化，毋庸置疑的精确代替了快乐也罢。但是作为回报，教育在人文学科中被提高到一个合适的地位，学校、大学和福利机构办得无与伦比，科学也得到了精心的栽培。随着学院的创建，加尔文不仅带来了第一个新教文化中心，同时也建立了一个类似“耶稣会”（由他以前的学生洛约拉创办）的团体，实行同样的逻辑教规，同样的钢铁意志。● 直到今日，在那些加尔文主义曾占优势的城市里，过客在大街上还能认出它持久的影响，诸如表现在举止方面的克制，在衣饰上的不修边幅，行为上的不拘小节，以至在建筑风格方面的庄重。加尔文主义煞费苦心，在影响所及之处，抑制个人主义冲动的要求，加强对权力的控制，使每个人成为典型的好仆人，成为持久从属于社会的人——一言以蔽之，成为最正式、最理想、最完美无瑕的中产阶级典型的一员。● 因为加尔文主义对青年反复灌输是诸如宗教责任，毫不迟疑地接受平均思想和机械化。切勿忘记，一个国家总是通过决心组织其臣民才能增强其军事力量的。那些艰苦卓绝、坚韧顽强的航海家和殖民主义者们，先是荷兰人，接着是英国人，征服并开拓新大陆的主要都是清教徒出身。这些世代的清教徒帮助塑造了北美洲的特性。因此，美国和加拿大的巨大成功，应主要归功于从毕伽来的教条主义传教士们教育的影响。● 由于仇视美、快乐以及生命本身，加尔文主义者对光辉浩瀚的生命和艺术上豪华的挥霍大发脾气。他们的制度苛刻而有秩序，对创造性的表演设置禁令，对彩色的火焰覆以柩衣。……如果他们达到了目的，这世界将变得何等的稀奇古怪。● 僵化的加尔文主义只在欧洲的一小部分取得胜利，而且，即使在那儿也很快地让出了位置。● 通过奇妙的修改，加尔文主义却由于其要阻碍个人自由的狂热决心，产生了政治自由的思想。荷兰，克伦威尔统治的英国和美国，这三国是近代自由主义的雏形，给国家的自由和民主思想带来宽广的视野。近代最重要的一份文件，美国独立宣言，就是由清教徒精神所产生，而这一宣言反过来又对法国人权宣言的形成施加了决定性的影响。两极相通是最奇特的转化的景象。最彻底的浸透了不宽容的国土，成为欧洲宽容的中心。正是那些加尔文宗教统治过的地方，卡斯特利奥的理想后来实现了。● 库恩赫茨和其他自由派新教徒发掘出了卡斯特利奥的著作，从1603年起开始重印著作的原版和荷兰文翻译本。它们获得了普遍的注意，并引起了读者日益增长的钦佩。● 热衷于宗教宽容者并不满足于重印大师的著作，他们还遣使到巴塞尔把遗留下来的手稿弄到手。这些著作被带回荷兰，出版了原著和翻译本。这样，在卡斯特利奥死后半个世纪，荷兰豪达出版了他的选集（1612年）。复活了的卡斯特利奥随即成为争议的中心，并第一次有了一大堆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