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T 档案卡标题：【CDT报告汇】“警察暴力，牢头狱霸，无法见律师和非人道待遇”：从2009年“躲猫猫案”到现在，中国看守所问题依旧（外二篇）作者：中国数字时代发表日期：2026.6.21主题归类：CDT报告汇主题归类：躲猫猫主题归类：电诈主题归类：新闻自由CDS收藏：公民馆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保护卫士 (Safeguard Defenders)：是一家致力于中国人权的非政府组织。其官网介绍为“保护卫士非政府组织成立于2016年，致力于在亚洲一些最恶劣的人权环境国家从事并支持当地实地活动，以促进保障基本人权和法治，并提高当地公民社会和人权捍卫者的能力”。保护卫士因其关注中国维权律师、人权活动家和政法系统的镇压行为等议题而为人所知。一、保护卫士调查报告：中国看守所普遍存在虐待问题2009年，云南看守所的“躲猫猫案”曾轰动全国。当时，“一名24岁的男子李荞明在云南省某看守所内死亡”，警方的解释称其当时在“玩躲猫猫”。然而，真相却是“李荞明是被一名充当‘牢头狱霸’的同监室在押人员殴打致死”。此案不仅引爆了愤怒的舆论，同时也引发了全国对看守所内骇人虐待行为的关注，包括刑讯逼供、看守玩忽职守，以及利用在押人员等级制度代为施暴等问题，而这些现象在全国各地的看守所中普遍存在。然而，6月16日，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发布的调查报告却发现，虽然“躲猫猫案”已经过去约17年，但中国看守所内的人权状况却并没有改善。报告封面这份名为《铁窗之后：中国看守所状况调查》的报告，通过法律文件梳理、公开资料分析以及对84名曾被羁押者的匿名问卷调查，还原了中国看守所内部状况。报告指出，“在中国看守所中，遭受警务人员酷刑、同仓人员施暴、律师会见受阻、监室过度拥挤以及几乎没有户外活动时间，早已成为在押人员的普遍遭遇”。据悉，受访的84名中国公民与外籍人士曾被关押于19个省或直辖市、至少58处场所。调查发现：73%的受访者表示曾被阻止会见律师76%的受访者表示曾遭受暴力对待（施暴者包括警察、管教及其他在押人员）76%的受访者表示曾与牢头狱霸同仓——即以恐吓或肢体暴力支配监室的在押人员60%的受访者反映监室过度拥挤64%的受访者反映曾经历医疗照护不足的问题24%的受访者表示，在被关押的数月甚至数年期间，从未获得户外活动时间或户外活动时间极为有限调查结果显示，“警方在各类案件中普遍存在阻挠律师会见的行为。在部分案例中，警方会向当事人施压，迫使其解聘自行委任的独立律师，转而接受对当局言听计从的值班律师。此外，更有律师因警方刻意以虚假姓名登记信息而无法得知当事人下落。”其中，“受访者指控，在押期间曾遭警察、管教及牢头狱霸施以酷刑与羞辱。其中，牢头狱霸现象普遍存在，且受到管教的纵容，甚至被其利用来恐吓和惩罚其他在押人员。这类暴力行为会对被羁押者造成身心创伤”。此外，多名受访者反映监室极度拥挤，有些人甚至不得不睡在地板上。一名受访者忆述其发起绝食以抗议自身处境时所遭遇的虐待：“被大字型扣在铺板上⋯⋯强制灌食⋯⋯强行撬开牙齿，插入塑料管子⋯⋯因使用开口器导致两颗门牙被撬掉”。保护卫士采访了曾被关押的澳洲商人马修·拉达尔（Matthew Radalj）。2020年至2021年间，他在北京第三看守所被羁押近18个月。“他回忆说，在最初被捕后的两天里，他在派出所遭到暴力殴打，直到2020年11月开庭当天才第一次见到律师。”马修表示：“整个过程中完全没有任何公义可言。”他称，“我收到了一份带有政府抬头的文件，上面写着：如果我对检察机关［书面］供词中的‘关键事实’提出异议，就会被认定为不配合。并且，我只有在认罪之后才能申请律师辩护。”对于监室环境，马修回忆：“一个房间有20人，虽然不舒服，但还算勉强能忍。随后，他们会把我们15个人塞到原本已有20人的房间里，瞬间就变成35人同住一室。”他称，每人实际空间“不足一平方米”，而监室内部则由被指定的“队长”管理，“结果形成了一整套由中国人操控的严密官僚体系来管理监室”。在报告中，保护卫士特别批评了“侦羁合一”的模式，即负责侦查的公安机关同时负责管理看守所，从而形成利益冲突。报告表示：“同一机关既负责逮捕和讯问，又管理关押嫌疑人的设施。这赋予了警察不受制约的权力，既可以逼取口供、阻止律师会见，并施行其他侵权行为，又几乎不需要为此承担任何责任。”保护卫士还指出，截至2026年，中国仍未出台专门的《看守所法》，现行制度主要依据1990年国务院发布的《看守所条例》。报告称，关于律师帮助、投诉机制以及独立监督等内容，“表述模糊、内容有限，甚至完全缺乏”。最后，报告呼吁中国建立独立监督机制、完善《看守所法》并提高透明度，同时建议国际社会持续关注中国羁押体系的人权状况。保护卫士认为，当前法规缺失与问责不足，使得许多侵权行为得以长期存在，而系统性的改革仍然迫在眉睫。二、大赦国际：柬埔寨高调打击诈骗园区一年后，仍有大量中国人和外国人被骗入园2025年7月，“柬埔寨政府启动大规模打击诈骗园区行动，总理洪玛奈 (Hun Manet) 要求各级执法机构全面整治网络诈骗产业。官方随后宣称已关闭250多个诈骗中心、调查逾千名嫌疑人，并驱逐超过1.3万名涉案外国人”。然而，6月8日，大赦国际 (又称国际特赦组织, Amnesty International) 发布了一份报告，质疑柬埔寨政府持续近一年的全国反诈骗行动成效有限，七成诈骗园区并未受到任何影响，仍有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大量受害者遭到人口贩运、酷刑和性暴力。报告封面截图大赦国际表示，在该组织发现的总计“86个园区中，仅有24个出现了政府采取行动的证据，另有7个园区出现了大规模人员获释或逃离的情况”。然而，他们表示，“即便出现政府行动，其成效往往也十分有限。有时甚至因园区管理者与警方疑似存在勾结而削弱了执法效果，或相关行动仅是在公众压力下作出的被动反应。”“在三起个别案例中，警方虽曾介入园区，但大赦国际采访到的受害者表示仍在这些地点遭受人权侵害。”国际特赦组织亚太区联合主任蒙瑟·费雷尔 (Montse Ferrer) 表示：“柬埔寨政府精心营造了其打击诈骗行动的对外形象，但在每一则有关突袭或逮捕的新闻背后，都有许多几乎得不到任何支持的奴役、酷刑和性侵幸存者。”此外，报告采访了来自16个国家的73名幸存者，所有受访者均表示自己是被虚假工作机会诱骗进入园区，并在拒绝实施诈骗后遭受暴力、拘禁或酷刑。多名受害者身上仍留有电击和殴打造成的伤痕。2018年，来自厄立特里亚的16岁女孩温塔（化名）在母亲去世后开始寻找工作。一名厄立特里亚男子向她和她的姐妹提供了一份在邮轮上工作的机会。她们登上船只后，被带到斯里兰卡，并在那里被告知自己将被出售。随后，她们又被贩运至缅甸和老挝，在当地被“中国籍黑帮分子”强迫在诈骗园区内从事诈骗活动。七年后，她最终来到柬埔寨，被困于一个先前已被国际特赦组织认定为诈骗园区的地点“CT01”。其中，6名女性表示曾遭性侵或其他虐待。5人称遭管理者或组长性侵，其中2人因此怀孕；另有来自巴西的女性塞西莉亚 (Cecilia，化名) 称，一名管理者曾邀请一群“业绩优秀”的诈骗人员对她实施性侵。她表示：“这就像是对‘表现好’的奖励。他说我就像一件‘礼物’。”塞西莉亚还展示了身上的严重瘀伤，她称这些伤是因为一名管理者发现她的父亲联系了警方后，用球棒殴打她所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赦国际批评柬埔寨警方严重失职，并可能存在“警匪勾结”的问题。比如，部分园区管理者可能提前获得消息，从而将受害者转移至其他地点，以规避执法。一些幸存者还表示，警方抵达后并未提供协助，反而威胁将他们送回园区。此外，在接受采访的73名幸存者中，没有任何一人被柬埔寨政府正式认定为人口贩运受害者，也没有人获得国家直接提供的援助。许多人只能依靠当地居民、民间组织或慈善机构提供食物和住宿。报告指出，柬埔寨政府未能履行其国际法义务。即使部分园区被关闭，诈骗产业仍在不断转移和重组。大赦国际呼吁柬埔寨政府对所有已知园区展开独立调查，建立受害者保护机制，并追究涉嫌包庇或破坏执法行动人员的责任。最后，费雷尔再次表示：“政府完全缺乏透明度，使外界无法核实其说法，也削弱了公众对整个行动的信任。”三、加拿大学者：北京“红线”正悄然影响全球新闻报道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政治学教授雷扎·哈斯马特 (Reza Hasmath) 近日在学术媒体《对话》(The Conversation) 撰文指出，中国政府虽然无法直接控制海外媒体，但通过市场准入、记者签证、商业利益等方式，正在促使国际新闻机构形成一种“预先自我审查”的机制，北京划定的“红线”也因此开始潜移默化地影响全球新闻报道的内容与措辞。文章封面截图哈斯马特写道，新闻工作的使命本应是“描述世界本来的样子，而非权力希望它呈现的样子”。然而，在涉及中国议题时，越来越多媒体开始在“新闻真实性”和“维持在华业务”之间进行权衡。文章回顾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2013年，彭博社原计划刊发有关中国权贵家族财富的调查，但时任总编辑马修·温克勒最终叫停报道，并警告记者，如果报道刊出，“将会摧毁我们多年来建立的一切”。哈斯马特认为，十多年过去，这种“以报道换取准入”的取舍已经逐渐固化为一种行业惯性。他指出，中国并不需要频繁公开施压，因为媒体机构早已了解哪些议题会触碰北京的敏感神经。新疆人权、西藏、台湾主权、中共高层财富以及政治异议人士等内容，都可能引发签证受阻、采访渠道关闭或商业利益受损等后果。文章还提到，好莱坞、大学和企业界近年来都曾出现类似现象，但新闻机构面临的问题尤其严重。因为记者一旦失去驻华资格，不仅意味着无法进入中国采访，也可能影响整个机构在中国市场的发展。哈斯马特认为，这种压力的危险之处在于，它往往不是通过明确命令实现，而是通过“预期中的惩罚”促使媒体主动调整报道方式。结果是，一些敏感议题被弱化、措辞被修改，甚至部分报道在进入编辑流程之前就已经被放弃。他写道，这种现象“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审查，而是一种更隐蔽、更难察觉的影响机制”。由于各家媒体往往单独面对压力，因此容易被逐个击破。对此，哈斯马特呼吁国际新闻机构建立共同标准，并在遭遇政治压力时采取集体回应。他强调，如果媒体彼此竞争、各自妥协，那么自我审查最终会被正常化，而公众获得真实信息的能力也将持续削弱。最后，文章指出，新闻自由的价值不在于报道安全或便利的话题，而在于能够持续报道那些掌权者不愿被看见的事实。“新闻存在的意义，是记录现实，而不是迎合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