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详：iYouPort - Initiatives & Tactics 整体攻防训练营 · 反渗透和协作《“没有未来”的未来：沮丧，左派和心理健康的政治 - 心理安全S08E07》“如果你连床都爬不起来，还怎么上街起义？” 乔安娜·赫德瓦在《病弱女性理论》中提出的这个问题，在我心头萦绕许久挥之不去。为何？因为它指向我们中许多人都深谙的境况：一种绝望和抑郁交织的困境。一种你真的无法下床的境况。这种境况在多数情况下，还浸透着政治与经济的影响。与主流心理和精神医学话语相反，你“无法下床”的原因并非源于所谓的消极态度、负面思维，也并非是你“主动”选择了不幸；更非单纯的生化失衡 —— 无论是脑内化学物质紊乱、不幸的遗传倾向，还是血清素水平低下。更多时候，根源在于你身处的世界：那份令你厌恶的工作，或是刚刚失去的职位；来自未来的债务如幽灵般侵蚀当下；以及这个加速滑向深渊的世界。感恩相遇！iYouPort - Initiatives & Tactics 项目二期工程正在进行中，这是一份中文界前所未有的综合训练资源 …… 您可以通过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以便第一时间获得更新信息。本文基于一篇博士论文及个人经历 —— 我曾在2013/2014年经历过抑郁问题 —— 试图探讨抑郁症与政治的关系，思考当下时代的政治经济与心理病理学的关联。其立论根基在于一个事实、一项主张、和一次呼吁。首先是事实：正如丹麦心理健康基金会所揭示的，该国抑郁症确诊人数持续攀升。任何时刻都有4%至5%的人口处于抑郁状态，或更准确地说，被确诊为抑郁症。丹麦卫生管理局数据显示，2011年超过45万丹麦人购买抗抑郁药物，这一数字在过去十年间几乎翻倍。此类趋势在整个西方世界均有体现。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估计，7.1%的美国成年人口（1730万人）正遭受抑郁症困扰。另有数据显示，每五名美国人中就有一人受抑郁症影响。这些数字促使世界卫生组织得出结论：抑郁症是最常见的精神障碍，也是导致残疾和自杀的首要原因，全球约3.5亿人深受其害。因此，全球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SSRI类抗抑郁药）的消费量激增也就不足为奇了。据市场研究公司 alliedmarketresearch.com 的数据显示，该类药物年销售额现已逼近140亿美元。该公司还以相当笨拙的措辞指出：”导致抑郁症的因素众多，包括基因、压力及脑部化学物质等。”其次是主张：抑郁症以最极端病态的形式，昭示了当代主体的异化。因此，这种精神病理必须与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世界相关联 —— 正如撒切尔得意洋洋宣称的那样，这个世界确实“别无选择”，未来似乎已永远冻结。抑郁症恰好就成为了历史性资本主义未来危机的症候。正如雷蒙德·威廉姆斯所言，它是一种情感结构。因此，任何抑郁症的疗法都必须采取集体性、政治性的形式的；与其将精神疾病问题个体化，不如开始质疑将精神心理问题个体化的现象本身。正因如此，左翼必须严肃对待疾病和精神心理障碍问题。应对抑郁症及其他精神病理现象，不仅是当代解放事业的组成部分，更是其可能性的前提。在我们能够砸碎窗户之前，必须先学会从床上爬起来。抑郁症领域最杰出的政治思想家仍是已故的马克·费舍尔，他终生饱受抑郁症折磨，最终因病自尽。其全部著作都在持续探讨抑郁症作为个人体验与社会政治体验的双重维度。在2009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一书中，他将抑郁症与我此前所提到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相联系 —— 即”普遍认为资本主义不仅是唯一可行的政治经济体系，甚至已无法想象任何连贯的替代方案”的认知。在这部著作中，抑郁症成为资本主义现实主义运作机制的典型范例，是我们受阻且黯淡的历史处境的一个症状。在2011年发表、后收录于2018年出版的《K-Punk：马克·费舍尔文集与未刊稿（2004-2016）》中的《压力的私有化》一文中， 费希尔指出悲伤与抑郁的区别在于：”悲伤自认是偶然且暂时的状态，而抑郁却呈现为必然性且永无止境的境况：在抑郁者的世界里冰川延伸至所有可想象的地平线。” 正因抑郁具有这种特殊属性，”抑郁者看似’现实主义’的极度降低预期，与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之间存在着奇异的共鸣。”而在2014年的《一无是处》一文中，费舍尔坦言自己的抑郁症始终伴随着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 —— 他确确实实“一无是处”。他写道，曝光自己精神痛苦的经历并非认为其有多特殊和独特，而是”为了佐证这样一种主张，即认为：许多抑郁症形态最适宜通过非个人化的、政治化的框架而非个人化的、’心理学化’的框架来理解 —— 并加以对抗。”对抑郁症达成一种政治性理解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如果读者只能从本文领悟一件事，请务必记住：抑郁症存在超越任何诊断手册的成因与具体语境，更超越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 —— 后者执着于主体而非结构、个人责任而非集体责任、化学反应而非资本。然而，通过政治框架来理解抑郁症，并不意味着抑郁症问题能立即通过政治手段得以解决。抑郁症蕴含着一种恐怖，无论我们怀有怎样的批判性与革命性愿望，都不能也不应将其过快地转化为政治议题。任何经历过抑郁 —— 或身边有人抑郁 —— 的人都深知，那简直是人间地狱。肉体痛苦令人窒息，身体沉重如铅，心智几乎完全停顿，你无法摆脱那种被困住、停滞不前的感觉，仿佛比赛已然结束，而当下 —— 这地狱般的现实 —— 既是全部，亦是未来唯一可想象的存在。如果轻描淡写地说，“这只是政治问题”，实属冒犯。同样地，我们也绝不该美化所谓的”抑郁现实主义”，**因为这种”现实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现实的附庸：宣称别无选择，宣称对现状束手无策。**这是我们必须认清的另一重真相。更不可忽视的是抑郁症是自杀死亡的主要诱因 —— 据世卫组织最新报告，全球每年自杀人数接近80万。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在于：书写抑郁症确实困难重重。此处所指不仅是书写自身抑郁的艰辛，更在于如何在描绘巨大痛苦的同时，既能确立自身立场，又能构建不致令人彻底绝望的抑郁症话语体系 ——尤其在马克·费舍尔不幸离世之后，这种困境尤为沉重。关于抑郁症，我们掌握大量事实，但这些事实本身并不能说明问题。抗抑郁药的销售量并不完全对应抑郁症的发病率，因为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SSRIs）不仅用于治疗抑郁症，还用于治疗多种其他精神疾病。诊断频率未必反映抑郁症的实际发生率，因此诊断数量的增长既可能表明抑郁人群增多，也可能反映出一种日益严重的病理化倾向 —— 即将悲伤等常见的”正常”情绪转化为抑郁症的诊断范畴（最新例证是《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和《国际疾病分类》等新版诊断手册将悲恸也纳入到抑郁症范畴）。我们还需思考：为何精神病诊断似乎能带来如此大的慰藉？因为抑郁症的诊断本身具有抚慰作用。原来这就是我感觉如此糟糕的原因！抑郁症！大脑化学物质失衡！这种诊断为无意义的痛苦赋予了短暂的意义。痛苦有了名称和成因：血清素缺乏。但这个成因本身另有根源—— 在诊断体系中，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里，这些根源始终没有被诊断也未被揭示。正如马克·费舍尔在《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中所写道的：毋庸置疑，所有精神疾病都具有神经学上的体现，但这并不能解释其成因。例如，如果抑郁症确由血清素水平低下引发，仍需阐明为何特定个体存在血清素缺乏。这需要社会政治层面的解释；如果左翼欲挑战资本主义现实主义，重塑精神疾病的政治属性便刻不容缓。但在探讨抑郁症成因之前，且容我先描述下围绕抑郁症的道德话语。以莱奥·古拉制作的自助视频《我为何抑郁》为例。根据其推特简介，这位”专业自我提升爱好者、生活教练人生导师、视频博主、企业家兼演讲者”致力于”帮助人们设计精彩人生”。古拉，这位留着山羊胡的光头男子，同时也是 actualized.org网站的创始人，在视频开头表示他想解答标题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我 —— 你[挑眉，同时双手在空中比划出括号状的手势，仿佛将这个词括起来] —— 会抑郁？” 他给的答案很简单：你抑郁是因为你的心理状态糟透了。值得注意的是，这恰恰是艺术家组合克莱尔·方丹某部视频作品的标题 —— 他们在2015年创作的现成品视频《无题（为何你的心理状态糟糕透顶）》中，一位非裔美国女演员几乎逐字复述了古拉的演讲，对新自由主义自助产业将抑郁症意识形态化、将主体普遍责任化的现象展开了尖锐而滑稽的批判。克莱尔·方丹是艺术界最专注且持续探讨抑郁症议题的创作者之一。在他们的创作中，抑郁始终具有政治属性，必须结合其真实根源 —— 资本主义债务经济与金融投机体系中的社会冲突 —— 来理解。回到原始视频，古拉的开场白之后，一连串闪烁的标语或关键词依次出现。按呈现顺序，这些词语是：“成功、幸福、自我实现、人生目标、动力、生产力、巅峰表现、创造性表达、财务自由、情商、积极心理学、意识、巅峰表现、个人力量、智慧”。（显然”巅峰表现”这个概念被认为至关重要，以至于必须重复强调。）随后古拉抛出核心观点，声称揭示惊人真相：”实话告诉你，说白了你抑郁的根源就是心理素质太差了。没错，你的心理状态一团糟，你丫情绪不稳定！我不是在责备你，只是陈述事实。” 他随即澄清，此处并非指”临床抑郁症”患者 —— 那些确诊为”真正抑郁症”的人群。他所指的是我们这些多数人——尽管他声称自己没有指责，但他确实是在指责。这段视频时长略超20分钟，其中莱奥·古拉直言不讳地宣称：”你的抑郁就是你自己造成的。” 你的心理认知机制出了问题，你的心理素质就是”垃圾”。别当受害者了，掌控自己的心理状态！追求巅峰表现！嘲笑这段视频并调侃其逻辑固然容易，但这种逻辑在当今世界占据主导地位 —— 即便有时以更温和的方式表达 —— 且具有实际影响。其核心逻辑是：人创造自己的现实。单凭思想就能改变事物。这意味着你亲手编织命运之线，“不存在”外部环境，更无任何借口可言。一位名字带有准皇家色彩的丹麦社会学家艾米莉亚·范·豪恩在其主页上表达了相同的逻辑：”幸福是一种选择 —— 你的选择”。同为丹麦人的治疗师伊娃·克里斯滕森也对此深表认同，她说：「幸福是个人责任。幸福不是你能指望从他人那里获得的东西。每个人都握有通往自身幸福的钥匙，因此也肩负着将钥匙插入正确锁孔的责任。幸福源于内心，让他人使我们幸福并非他们的责任，而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正如我们无法改变他人，只能改变自己。」如果个人要为自己的幸福负责，那么TA也必须为自己的不幸负责。既然“钥匙掌握在自己手里”，我们每个人几乎都要为所有事情承担个人责任。成败与否，健康与否，全凭主观意志、生活方式和个人选择决定。虽然我们或许无法改变他人，甚至无法改变世界，但我们完全能够努力改变自己。结构性变革 —— 即制度变革 —— 就这样被摒弃了，取而代之的是主观性变革 —— 自我改造。无论社会、政治或经济层面的任何问题，皆被个人化甚至罪恶化：主体被要求为自身不幸负责，既要独自承受痛苦，又要因感到不快乐、未能成为“优秀公民”、拒绝上班、赖床不起而背负罪责。所谓的积极心理学与幸福至上主义所蕴含的个人化和责任化的这些过程是相辅相成的。马克·费舍尔敏锐洞察了这种逻辑，或者说意识形态。抑郁者被不断灌输这样的观念：他们的抑郁完全是自身过错。”个体宁可自责也不愿归咎社会结构 —— 毕竟他们已被诱导相信社会结构根本不存在。”他在《无用之人》中如此写道，此处暗指撒切尔夫人另一句名言：”社会并不存在”。抑郁症问题由此延伸为更普遍的困境：利奥·古拉在原始自助视频中倡导的主体性模型，与资本主义主体性的虚构 —— 即自主、自我决定、竞争性个体模型 —— 完全一致。在视频中，”观众” —— 即”你” —— 既是抑郁的根源，亦是唯一的解药。视频旨在教你如何”掌控心理”，最终将你带入”全然的幸福与喜悦”之境。这传递着深刻的道德论调：无法获得幸福即是不道德。如果你沦为如此不道德的糟糕之人以致陷入不快乐 —— 或抑郁 —— 那责任全在你自己身上。这正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归咎教条：你正在制造自己的抑郁 —— 即便事实显然并非如此。换言之，资本主义对抑郁症患者造成双重伤害。首先，它引发或加剧了抑郁状态；其次，它抹去任何形式的因果关系，将疾病个体化，使抑郁症看似个人问题（或个人财产）。某些情况下，它甚至被归咎于患者自身。倘若你曾活得更充实积极，做出不同选择，保持更乐观的心态等等，便不会陷入抑郁。这正是全球心理学家、教练和治疗师们反复唱响的调子：幸福是你的选择，你的责任。不幸与抑郁亦复如是。资本主义先让我们感到痛苦，继而雪上加霜地让我们自己去为这种痛苦感到愧疚。基于我自身抑郁症的经历 —— 尽管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个人经历” —— 以及就此主题撰写的博士论文，我认为毋庸置疑：我们需要对抑郁症进行新的分析，同时也需要另一种疗法。面对抑郁症的个人化倾向，必须以抑郁症的政治化来回应。在分析层面与社会成因层面，抑郁现象都应与劳动、工作及失业问题挂钩 —— 统计数据显示，失业者比在职者更易陷入抑郁，无论这些有工作的人多么讨厌自己的工作。抑郁症还应与残酷的新自由主义竞争文化（“饥饿游戏快乐，愿好运永远伴随你！”）及伴生的幸福意识形态挂钩 —— 这**种意识形态强迫人们永葆笑容、时刻快乐，即便正在彼此厮杀、为生计挣扎、勉强度日之时，**亦不例外。抑郁症更应与教育领域挂钩：在我任教的哥本哈根大学，众多学生饱受各类精神疾病困扰的现象已昭然若揭。我甚至不敢想象英国或美国的情况 —— 那里学生不像丹麦这样享有免费教育，反而被越推越深地卷入债务漩涡。无论目光投向何处，学生们都深陷抑郁、焦虑、压力与精疲力竭的泥沼。经济危机爆发后，大量研究开始关注债务对心理健康的影响。2012年，经济学家约翰·盖瑟古德发表的研究表明，深陷债务泥潭的人群普遍存在抑郁等多种心理问题。所有证据都表明，负债不仅会增加抑郁风险，更会显著提升自杀倾向。另一项研究发现，”在控制社会人口学、经济、社会及生活方式等因素后，负债者产生自杀念头的概率仍高出两倍”。而在《经济之躯：紧缩政策为何致命》一书中，大卫·史塔克勒和桑杰·巴苏通过流行病学研究揭示：相较于经济衰退本身，紧缩政策对公共与私人健康状况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更为严重。书中提及一项针对50岁以上美国人的研究发现：”2006至2008年间，房贷拖欠者出现抑郁症状的概率高出约九倍”。他们得出令人沮丧的结论：紧缩政策不仅造成伤害，更会夺人性命。希腊老人迪米特里斯·克里斯托拉斯的悲剧便是明证——2012年4月4日，他在希腊议会大厦前”将枪抵住头部宣告：’这不是自杀，是他们杀了我。’随后扣动了扳机。”这些状况真实存在，其因果关联同样真实。显然，成因众多且复杂。但抑郁的症状也映射着其他问题的症结。事实是，债务经济体系正引发深重痛苦——负债者（无论是学生还是其他群体）被迫典当自己的未来。然而精神病学界与公共话语仍执意将抑郁症视为脱离背景的个人问题。这种倾向在诊断手册的论述中尤为明显 —— 这种话语正日益主导公众认知 —— 其中精神疾病仅被视为症状集合，完全忽视患者所处的历史、社会与经济背景。因此，左翼对当下现实的分析不仅要坚持强调背景因素，更要与赫德瓦共同主张：“正是这个世界本身使我们生病并持续折磨着我们。” 这里的世界并非抽象概念，而是我们身处其中、艰难跋涉的具体资本主义世界。这正是我们中许多人卧床不起辗转反侧的原因。正如酷儿理论家安·茨维特科维奇在其著作《抑郁症：一种公共情绪》中所论述的：抑郁症的流行现象既可视为长期暴力历史的症状，亦可被其掩盖 —— 这种暴力历史在日常情感体验层面持续产生影响。[…] 在家庭领域被称为抑郁症的，正是这些社会问题的情感表征之一，它常使人陷入沉默、疲惫与麻木，以致于无法真正察觉自身不幸的根源（即便勉强察觉，也往往处于低水平的慢性悲伤状态 —— 或另一种抑郁形态）。抑郁症的历史即是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历史 —— 用茨维特科维奇的话说，亦是暴力的历史：有色人种、LGBT群体或寻求庇护者每天所承受的暴力，既是肉体上的，也是精神上的。相关数据再次令人震撼，仅举数例：据索菲·刘易斯《全面代孕》指出，”38%的低收入母亲及有色人种母亲会患上产后抑郁症”； 半数LGBT群体在过去一年经历抑郁；在丹麦的收容被拒庇护申请者的监狱式营地”舍尔斯马克出境中心”里，61%的儿童符合精神病学诊断标准。在诸多案例中，抑郁症正是这种暴力与脆弱性的印记，更令人痛心的是，它并非唯一的心理健康危机。目前为止我尚未提及气候危机，但根据此前所述证据，生态与心理健康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 —— 此言绝非危言耸听。这并非忽视物质现实，而是暗示生态损失与全球变暖对心理造成的深远影响。再次值得提及的是当今被称为”被毁掉的一代”的年轻群体（菲尔·尼尔在其杰作《腹地》中称其为”没有未来者大游行中的第一代”）。他们生活在一个明天很可能比今天更糟的世界，一个真正没有选择余地、没有未来可言的世界 ——气候危机正以最直观的方式摧毁着未来本身。谁又能怪他们抑郁呢？这一切都在说明，当前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态危机，本质上也都是精神健康危机。资本主义永动机式的运转及其对资源的榨取，同样消耗着精神资源。经济与心理似乎已难以区分，正如”抑郁”一词的双重含义所暗示的。当然，我们并非同舟共济，亦非同病相怜。我们并非全都陷入抑郁（而那些抑郁者也未必以相同方式或因相同缘由承受痛苦）。我们遭遇的困境程度各异。某些社会阶层能以他人无法企及的方式触及未来，某些群体承受着更沉重的负担，某些人则比他人更早消逝。欧元危机中的希腊民众，或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学生，其负债与抑郁的形态截然不同。如前所述，暴力与社会苦难沿着阶级、性别与种族的维度差异化分布；气候危机亦然 —— 哥本哈根的市民感受到的破坏性压力不如吉大港的居民。坚持探讨疾病、心理健康与抑郁症的政治性时，必须时刻铭记这些地域性与全球性的差异。然而这不应演变为社会痛苦的竞争（“我最惨”） —— 竞争恰恰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所在，它不断加剧这种竞争，使我们在承受痛苦的同时，又在彼此的痛苦中相互争斗。但这应当促使我们认识到：批判资本主义必须兼顾抑郁症及其他精神疾病的语境化心理病理学。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窥见可能的”疗愈”路径 —— 我们需要做什么，如何从床上爬起来/走出困境（抑或，为何我们渴望走出困境）。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对抑郁症及其背景的充分诊断本身并不足够。然而众所周知，诊断并不必然意味着治愈。仅仅知道问题所在，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能解决它。相反，抑郁症的主要症状之一在于：你需要做的事情恰恰是你无法做到的事情 —— 至少无法独自做到。正如安·茨维特科维奇直白所言："指出资本主义（或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是症结所在，并不能帮我有力气从床上爬起来。"同样，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废除私有制或实现全球性债务彻底清零就能像施展魔法般瞬间缓解抑郁者的痛苦。然而，在某种思辨中，我忍不住想说：革命是世上最有效的抗抑郁剂，它能创造更美好的世界，带来真正的幸福。但唉！要进行革命，我们必须先爬出被窝。这正是抑郁症的辩证悖论——真正的两难困境。这种集体性的解放性“疗法”可能呈现何种形态？我们拥有一个涵盖女性主义与艺术实践的档案库，其中收录了从奥德丽·洛德到克莱尔·方丹，乃至近期丹麦艺术家兼活动家雅各布·雅各布森的艺术关怀、自我关怀与集体关怀项目 —— 后者在经历严重抑郁症及数月住院治疗后，创立了“自我治疗医院”。我们需要一种语言，既能将这份档案汇入运动洪流，又能将其与制度化精神病学、新自由主义疗法及资本主义的利润追逐割裂开来。这种关怀超越了医院、诊所、家庭、国家、保险公司乃至资本本身（即便一个人根本无法接触这些机构）。这种关怀基于对精神疾病的政治化理解，超越了商品化与资本主义形态的关怀。当身体相互照拂，当责任重新分配，当个体崩溃转化为集体亲密，未来便能以互助、共享与可持续之名被（重新）构筑。这或许是构想抑郁症”疗法”的一种方式，既不强化顺从也不固守现状。可以肯定的是，任何名副其实的左翼政治都必须超越”资本主义是问题根源”的论断（尽管它确实如此），直面如何从床上爬起来的问题。这个命题既充满现实性，又具有革命性。当然，有时躺平本身就是一种革命行为，一种罢工，在日益围绕着强调积极肯定的”我能”运转的世界里，它化身为精疲力竭的消极否定——”不，我不能”。但总有人在探索新的起床之道：我仅顺带提及一个鼓舞人心的迹象 —— 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宏大建筑已现裂痕，可惜马克·费舍尔未能亲眼见证这一刻。无论如何，重点显然不是摆脱抑郁以便重返最初导致抑郁的工作岗位。重点必须在于摧毁使我们生病的物质条件 —— 摧毁人们生活的资本主义制度，摧毁那些致命的不平等。由此，我们共同创造另一个世界。但要实现这一目标，要让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需要的不是病患间的相互竞争，而是建立关怀联盟，让人们不再感到孤立无援，不再为自身病痛背负道德负担。通过彼此结盟，人们终将能够有力气爬起来上街战斗。改编自《Going Nowhere, Slow》一书，Zero Books出版社，2019年11月29日出版。🧬 详：iYouPort - Initiatives & Tactics 整体攻防训练营 · 反渗透和协作《“没有未来”的未来：沮丧，左派和心理健康的政治 - 心理安全S08E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