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为你带来的，是罗振宇老师主理的《文明之旅》节目。《文明之旅》是罗振宇老师主理的历史文化节目，每周三0点在得到App更新，从公元1000年开始讲述，计划持续更新20年。今天，《文明之旅》公元1108年的节目，从宦官童贯的崛起，来重新理解一个古今皆有的难题：为什么那些“特别好用”的人，最后常常也会变得特别危险？以下是节目文稿精编版，enjoy：（全文稿及视频节目，可在得到App内免费观看）来源：文明之旅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108年，大宋大观二年，大辽乾统八年。前年，天上出现了彗星，按照当时的理解，这是老天爷不满意了，给皇帝脸色看了。那宋徽宗怎么办？只能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啊。比如上朝的时候也不敢坐到正殿里了，吃饭的时候减两个菜了，派人去把元祐党人碑给砸了，再把年号从崇宁改成大观了，等等。那这么改正错误有效果吗？必须得有。这一年，先是大年初一，徽宗隆重地举行仪式，受“八宝”。说白了，就是皇帝给自己新刻了一套玉玺，不是一个，是八个。于是乎，又是大赦天下，又是给文武百官升职，这是当重大祥瑞办了。还是这一年，有地方官报上来说：不得了了，我们这儿黄河居然变清了。中国有句古话叫“圣人出，黄河清”，黄河水变清，那不就是说当今皇上是顶级圣人吗？是一个重大祥瑞。但是，玉玺，那是您自个儿刻的；黄河变清，这事在徽宗朝发生的频率格外高，地方官有没有虚报，也不好说。把这两条当成绩，说实话，有点勉强。但是这一年，大宋朝还真是有一件邦邦硬的成绩，军队在西北又打胜仗了。中原王朝从唐朝就丢掉的积石军，就是今天青海贵德一带，被收回来了。这一仗其实赢得不容易。我们对宋朝军队的印象，往往是装备一流，而战斗力拉垮。但你看这一仗，战场是在青藏高原的边缘，从今天甘肃岷县往西，一直打到青海贵德，海拔大概是两千到三千米，后勤难度可想而知。大宋军队翻山越岭、跟熟悉当地地形的吐蕃人打，居然还能打赢，是不是还可以？捷报传到开封，宋徽宗大喜过望。因为从政治上讲，这可不是一场普通的边境战争啊，而是又收回来一块汉唐故土，太给宋徽宗长脸了。来啊，赏！赏谁啊？受赏最多的，是这一仗的最高负责人，宦官童贯。没听错，就是那个和奸臣宰相蔡京并称“六贼”之一的，宦官童贯。是不是有点意外？这一年，童贯已经被破格封为节度使了。北宋开国一百多年来，从来没一个宦官在生前拿到过节度使的头衔。现在徽宗一高兴，为童贯把规矩给破了。但是这还没完。5月初，因为打下了洮州，再给童贯加官；到了5月底，因为收复积石军，再给童贯加官。到最后，徽宗居然大笔一挥，要给童贯加一个“开府仪同三司”。这就有点过分了。啥叫“开府仪同三司”？简单说，就是虽然你不是宰相，给你一个宰相的待遇，当时人也称之为“使相”。到了这一步，连宰相蔡京都看不下去了，出来拦了一回：不带这么干的，使相这种称号，怎么能给宦官呢？这道圣旨恕我不能接啊。这就有意思了。别忘了，蔡京和童贯，这两个人本来是一条线上的蚂蚱。当年，蔡京之所以能当上宰相，就是因为走童贯的路子，给宋徽宗送字画。所以，当时有人管蔡京叫“公相”，童贯叫“媪相”。“媪”就是老太太的意思，童贯是宦官嘛，不男不女，所以叫媪相。在大家看来，你俩就是一对儿啊。连蔡京都觉得给童贯封使相不行，你就想这事儿有多过分吧？但是，这才哪儿到哪儿啊？童贯后面还要活18年，直到靖康年间才被宋钦宗砍了头。这18年间：先是三年之后，他居然代表国家出使辽朝；再后来，他不仅当上了“开府仪同三司”，而且居然被封为广阳郡王，成了宋代唯一一个被正式册封王爵的宦官，这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非常罕见。所谓“握兵二十年，权倾一时”。当然，最后也是这位童贯，参与主导了一系列的战略失误和战场挫败。北宋最后的灭亡，童贯可是重要责任人。而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这一年——1108年，宋徽宗开始破格封赏童贯。是他亲手打开了一个瓶子，放出了一个魔鬼，然后再也收不回去了。那我们就要追问了：东汉的宦官之祸、唐代的宦官之祸，都血淋淋地写在史书里，你宋徽宗没看见吗？宋朝的制度也是非常提防宦官的，但怎么到最后，还是搞出了童贯这么一个军权超级大、爵位超级高，最后还闯出了一个滔天大祸的大宦官呢？宋朝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呢？1童贯其人童贯是宦官。那我问你，你对宦官是什么印象？尖嘴猴腮？皮肤白净？嗓子尖尖的？阴柔谄媚？不学无术？反正，你要拿这些印象来对童贯，你会发现，一条都对不上。先说长相。童贯的身材高大魁梧，眼神锐利有神，下巴上居然还长着十几根胡子，皮肉硬得像铁。这男性荷尔蒙也是够强悍的。你想想这个画面——一个长着胡子、膀大腰圆、走路虎虎生风的人，走在街上，谁能认出来他是宦官？不仅如此，童贯还非常有胆色。几年前，童贯第一次跟着大将王厚出征。眼看就要开战了。京城的宫里突然失火，徽宗觉得——呀！兆头不好吧？赶紧，快马加鞭给前线下了一道亲笔诏书：千万别出兵啊。童贯是宦官嘛，是从皇帝身边派到前线的，所以这封诏书就先送到了童贯手里。童贯打开看了一眼，也不传给主将王厚，直接把诏书往靴子里一塞。王厚还问呢：“上面写的什么啊？”童贯说，“嗨，皇上就是催我们赶紧打赢。”然后大军就照常发动了，也果然就打赢了。你想想看，童贯当时的角色是什么？是监军啊，是在军队里代表皇帝看着将领的啊，他最应该坚决执行皇帝的意志。但他居然敢扣押皇帝手诏，强行把仗打了，说他个假传圣旨也不过分吧？请注意，这可不仅是个胆量问题。难就难在，童贯能判断：第一，这一仗必须打，机不可失；第二，这一仗能赢；第三，如果赢了，皇帝也不会因为我不听话而怪罪我。果然，徽宗后来听说前线打胜仗了，居然真的就没生气，反而给童贯升了官儿。什么叫胆色？有勇气，还要有智谋，还要有担当，童贯这表现，就是啊。童贯是真能打仗。1103年他和王厚一起收复河湟四州；1108年，他拿下积石军；从1114年到1119年，童贯又主持对西夏用兵，一直打到西夏求和；1121年他还成功镇压了方腊起义。这份儿军功，即使放在武将堆里，即使放在整个宋朝历史上，也是闪闪发光的。而且，童贯的性格应该也还不错。史书上记载的是这么六个字：“有度量，能疏财”，说白了，有点江湖义气，出手也大方。如果不是1122年之后，他联合金朝北伐辽朝，最后葬送了中原，如果1120年，童贯就死了，他留在历史上的印象，可能还真就不错。可问题来了：童贯有本事归有本事，但他终究是个宦官啊。让宦官带兵，这是徽宗的发明吗？不是。这是宋朝的传统。比如，宋太宗的时候，平定四川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就是大宦官王继恩领的兵；宋真宗的时候，名将当中有一位秦翰，也是宦官。到了宋神宗的时候，我们以前讲过的五路伐夏的主帅之一李宪，也是宦官。而童贯，就是出自李宪的门下。说来也是奇怪，宋代的皇帝怎么这么大胆子？敢用宦官掌握武装力量？唐朝的宦官之祸，就是这么来的。安史之乱之后，唐朝的皇帝不放心武将了，就把中央禁军——那个时候叫“神策军”的兵权交给了宦官。结果呢？结果中晚唐的时候，宦官渐渐得势，甚至掌握了皇帝的废立，甚至干脆就敢随意杀掉皇帝。唐宪宗，就是那位搞过所谓“元和中兴”，把藩镇收拾得服服帖帖的皇帝，这么一位有为之君，最后糊里糊涂死在宦官手里。几年之后，唐敬宗，喝醉了酒，突然屋子里的蜡烛就灭了，然后一帮宦官一拥而上，就把皇帝杀了。唐敬宗这个时候才18岁。敬宗死了之后，唐文宗继位。有一次唐文宗跟手下的学士闲聊，就问：哎，你觉得，如果拿前代的皇帝打比方，我算是什么样的皇帝？学士当然得拍马屁啊，就说，那肯定得是尧舜这样的，才能比得上您啊。文宗叹了口气说，我哪儿敢比尧舜？我能比得上周赧王、汉献帝就不错了。学士大惊失色，别别别，那都是亡国之君，那怎么好跟您比？文宗说，周赧王和汉献帝不过是被诸侯欺负，我还不如他们呢，我是被自己家的家奴欺负。说完了，君臣二人是相对垂泪。我们现在讲的宋徽宗这一段，距离那次唐朝的君臣大哭，还不到300年，他怎么就不接受教训呢？宋朝士大夫对宦官掌兵的危害，其实认识得很清楚。刚才我们说到的李宪，算是名声比较好的宦官，宋神宗用他带兵，有士大夫就说了，“宦官带兵，打了败仗就算了，他要是打了胜仗，那闯的祸可就大了。”对啊，他要是打赢了，那宦官带兵就会越来越多，那对国家正式制度的破坏就会越来越严重啊。但是，宋神宗听不进去。为啥听不进去？主要两个原因。一是，他们实在是离不开宦官。满朝文武官员，都有可能结成网络，营私舞弊，直到犯上作乱。而用宦官的风险就要小很多。这个原因，我在公元1013年那期节目里分析过。简单说就是，宦官没有独立的社会网络。你想啊，即使同样是皇宫里的奴才——宫女——她们在家有父母兄弟姐妹，将来年纪大了，放出宫去，也会有丈夫孩子，她还是会在一个完整的社会网络里。但宦官不行，因为挨了那一刀，他们入不了宗祠，也没有子女，士大夫也看不起他们，他这一辈子就只能跟皇帝绑在一起。皇帝一句话，他可以富贵到极点；皇帝一句话，他也可以瞬间被扔到深渊。中间没有任何缓冲。所以，宦官只能是皇权的附庸，皇帝用起来相对放心。我说个场景你就懂了：一个武将如果立了很大的军功，皇帝其实就不怎么动得了他了。为啥？因为他长出了自己的社会网络。他会有死心塌地的部下，他还有普遍的社会声望。即使退休了，在门生故吏那里还是会保留相当大的影响力。但是一个宦官呢？甭管多能干，甭管在外面立了多大的功劳，皇帝二指宽的一张条子就能把他调回来，在宫里打回原形，让你去干嘛就干嘛。皇帝家奴嘛，别人管不着。如果你是皇帝，请问你愿意用哪种人？宋朝皇帝用宦官带兵，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宋朝的制度建设搞得不错，把宦官管得比较好。唐朝的宦官为什么能左右天子？根子不在于他们个人的品格有多坏，而是他们居然结成了一张网。对啊，我们刚才说了，宦官之所以要挨那一刀，本质上是为了让他们断绝跟正常社会的所有联系。这是宦官制度的逻辑起点。可是到了唐代，这个起点就被偷偷地拆掉了。比如，唐代的宦官普遍开始收养子。而且这个“收养子”，不是一个老宦官认个干儿子给自己养老送终那么简单——它本质上是宦官内部的师徒制。进了宫的小宦官，都要拜一个有头有脸的大宦官当养父，否则就没靠山。那他要做的呢？就是对养父终身效忠，甚至要改成养父的姓。比如大名鼎鼎的高力士，他本来不姓高，是大宦官高延福把他收为养子，他才姓了高。晚唐还有一些宦官家族，大到难以置信。比如杨复恭，在宦官里面有六百个养子，里面当到节度使的就有五个。而他们杨家几代宦官，靠着收养子代代相承，到杨复恭这里已经是第三代了。你品品，他们挨这一刀比不挨刀的还强呢，不挨刀的，还可能生不出儿子，而这些宦官靠收养子，那是想有多少儿子就有多少儿子，想要多大的家族就有多大的家族。还不止于此。唐代的大宦官，居然还普遍娶妻。而且娶的还不是平民，是可以娶官宦人家的姑娘。比如高力士，娶的是一个小官家的姑娘，结果这个小官很快就被提拔了。高力士丈母娘去世的时候，满朝送葬的队伍，从长安城的家里一直络绎不绝排到了墓地。还是那个问题啊，让宦官挨那一刀的目的，可不仅是不让皇帝戴绿帽子，更重要的是，断绝他们的社会关系网。而唐朝的宦官能收养子，他们就有了在宦官系统内部的纵向网络；他们还能娶妻，那就还能通过姻亲网络，把关系延伸到外朝的士大夫那里。到此为止，唐代宦官挨那一刀的意义就所剩无几了。唐朝的宦官之祸之所以严重，根子就在这里。那宋代怎么办？宋代的祖宗家法盯住的，就是这一条：可以用宦官，但是坚决不让宦官形成自己的网络。宋太祖的时候，就下了一道严令：宦官只有30岁以上，才允许收养一个儿子。宦官也是人，老了也希望有人送终，这个朝廷可以体谅，所以，当你到了30岁以上，开始考虑这事儿了，可以，收养儿子，但是只允许有一个。过了几年，宋太祖又加了两条规定，宦官收养孩子，条件不仅要30岁以上，而且是自己没有养父在世的，才能收养子。而且，必须把这个养子的名字上报朝廷登记。上面这几条，违反了就杀头。请注意这条规定的精妙之处——它不是禁止宦官收养子，而是让宦官无法形成庞大的家族势力。除此之外，还出了很多制约宦官的措施：比如不准结交大臣，不准和宗室结亲等等。所有这些措施都指向同一个目标：不能让宦官形成社会网络。所以，唐朝的宦官是一个集团，而宋朝的宦官则是一堆零件：单独使用，事毕回收，不许结党，不许串联。那宦官就成了皇帝手里的纯粹的工具人：“我是大宋一块砖，哪里有用哪里搬。”这就是宋朝一百多年来，虽然用宦官领兵，却从来没有出过唐朝那样的阉宦之祸的原因。这应该也是宋徽宗大胆起用童贯，甚至敢破格封赏他的原因。那问题又来了：如果宋徽宗完全控制得住童贯，那为什么童贯后来又闯出那么大的祸，成为北宋灭亡的责任人之一呢？2利刃出鞘要想理解宋徽宗和童贯之间的关系，我们得把视野放大一点，看到整个中国宦官制度的演化。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东汉、唐朝、明代都有很严重的宦官问题。宋代的这个问题虽然不严重，但因为今天我们讲到了童贯，所以也把他算进来——那么请问，这四个朝代的阉宦之祸，是一回事吗？其实大不一样。这里面有一个演化过程。先看东汉。东汉后期的皇帝普遍是小娃娃登基，那当然掌权的就是太后，以及太后父兄，外戚一手遮天。皇帝长大之后想夺回权力，唯一能用的人就是身边的宦官。可夺权成功之后呢？宦官们就成了新的权臣。但是请注意，东汉的宦官对于皇帝，也就是仅止于控制、操弄和裹挟。还没有发展到唐朝那种肆意废立皇帝的程度。所以，东汉宦官之祸的本质，是皇帝想借宦官这把刀杀人，但是刀法不熟练，结果被划了一道口子。唐代的情况，我们前面讲过了。皇帝也是想借宦官这把刀控制军队，刀是舞得虎虎生风，但是这把刀自己成了精，拥有了自我意志，从皇帝的角度看，这就是养虎为患，挥刀自残。所以，唐代是宋以前中国宦官之祸的最高峰。到了宋代，皇帝认真总结教训，找到了约束宦官的关键方法，不让他们结成网络。这一招非常奏效：宋代的宦官干的活儿可多了，在内藏库管钱，在皇城司当皇帝的耳目，还有一个职务叫“走马承受”，也经常用宦官，到处监督官员，还有，就是像童贯这样的，还能当监军或者干脆当军队的主帅。但是，甭管宦官干什么，自始至终都没有脱出皇权的掌控。宋代的皇帝算是第一次真正把宦官这把刀驯服了。那到了明代呢？为什么明代的宦官之祸又变得严重了？还出现了刘瑾、魏忠贤这样的臭名昭著的大太监？其实，明朝恰恰不是问题的回潮，而是从宋朝开始的这个趋势的延伸。明朝的宦官甭管多么凶恶，他们没有一个能对皇权产生威胁。比如像刘瑾，专权五年之久，但只要有人到皇帝那儿告他一状，明武宗当时都喝醉了酒，糊里糊涂说，哦，这么说，刘瑾对不住我啊，那抓了吧，就抓了，后来说剐了吧，就剐了。魏忠贤也是，号称“九千岁”，权倾天下，又怎么样呢？崇祯皇帝继位之后，一道诏书就把他拿下了。这么大的宦官，在皇权面前，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所以，明朝的宦官之祸，本质上不是宦官的失控，而是皇权失控的结果。皇帝拿着这把越来越好用的刀，闭着眼睛胡砍，才造成的悲剧。你看，从东汉到明朝，我们可以粗略地拉出一根线条：虽然宦官的危害程度和方式各有不同，但是有一个总的趋势没有变，那就是：皇权对宦官控制得越来越好，对于皇权本身来说，宦官越来越没有威胁。明白了这个发展过程，我们再回头来看宋徽宗的童贯。你会发现，哦，原来他们俩就处在中国宦官发展史的那个关键节点上：皇帝已经驯化了宦官，可以放手使用了。那为什么童贯后来能闯那么大的祸呢？简单说就是：因为太好用，所以就用顺手了。事情是怎么发展到那一步的？我们一层层地来看。首先一个问题：皇帝放着那么多知书达理的士大夫不用，为什么非要用个宦官去统兵呢？首先当然因为是身边的自己人，既熟悉又放心。但更重要的是，用宦官方便啊。如果用个士大夫文官去统兵，当他的想法和皇帝不一样的时候，宋朝士大夫是真敢跟皇帝硬扛的。而用童贯，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童贯是宦官，宦官是家奴啊，那就可以指哪儿打哪儿，如臂使指。在这个方面，想得比较透彻的是宋仁宗。有一次，有人对仁宗说，您呐，应该把权力都收到自己的手里，别让大臣作威作福的。仁宗就问啊，那怎么收权呢？那位说了，那还不简单？凡事您自己定夺不就完了？仁宗说了一段特别有水平的话，他说，“你这个道理虽然不错。可是天下大事，恰恰不应该凡事先由我来定。如果我定的全都对，那当然好；可万一不对呢？就改不了了。我是皇帝嘛。所以，办事呢，不如先让大伙儿商量，让宰相去执行。执行之后如果天下人觉得不行，台谏能指出问题，我再出手去改，这样改起来就容易了。”这段话真是说出了宋朝祖宗家法的精髓。国家建设了那么多正式制度，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在皇权上面加一道刹车。想干一件大事，宰相要按照流程去审议；想任命一个主帅，监察御史都盯着呢。这套刹车系统让决策变慢、让皇帝感觉不痛快，但它的价值在于，能过滤掉皇帝个人的轻率冲动。可是，咱们现在这位徽宗皇帝不想要刹车，就是想痛痛快快地飙车。所以他要用童贯。那用上童贯的后果呢？第一个后果就是，诚如徽宗所愿，刹车彻底没了。不仅刹车没了，连反馈系统都没了。比如，后来徽宗联合金朝北伐辽国，这是导致北宋灭亡的一个关键决策。前线大将种师道明确反对。种师道是谁？《水浒传》里，鲁智深说的“老种经略相公”就是他。你要是看过我们1083年讲“种家将”那一期节目就知道，种家几代人都是大宋名将。这样的主将如果反对一项军事决策，不管怎样，皇帝都应该听听对吧？但是童贯跟种师道说，嗨，这个事儿啊，皇上都定了。就是要借你的威名一用，让全军将士有个主心骨而已。你啊，就干好自己的事儿。如果战略上出了错，这也不怪你啊，最后不会让你背锅的。你看，这是皇帝写给我的条子，能不能不要再反对了？你听童贯说的这几句话，其实也入情入理，是他这个宦官该说的话——我是皇帝的家奴啊，我就是要贯彻皇帝的意志啊。没毛病。但是结果呢？他不仅帮忙拆掉了大宋朝的刹车片，还顺便把宋徽宗的耳朵给捂上了，领兵大将的话，咱们不听不听就不听。结果就是徽宗“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往绝路上狂奔而去。这是用童贯的一个后果。还有一个后果——童贯领兵，本身就是对军队战斗力的损害。你想，一个名将应该什么样？中国自古以来，几乎所有的名将，都有一个特点：能和部下同甘共苦。什么吴起给士兵吸脓疮、李广和士兵同吃同住、岳飞给士兵调药，等等，史不绝书。为啥要这么干？因为军人不是一堆棋子，他们是活生生的人啊。将领跟士卒之间，必须得有感情、有羁绊、有同生共死的默契，关键时刻军队才听他的。而宦官领兵则不然了。他的根儿不在军队里。更要命的是，军队也知道他的根儿不在军队里。这有什么后果？我给你举个例子：十几年后，1125年的太原保卫战。那一年童贯刚刚封了王，当时是宣抚使，整个北方军务都归他管。眼瞅着金兵要围城，童贯拔腿就要走。当地守将说，你怎么能走呢？你一走，军心动摇，山西就要丢，山西一丢，河北就保不住了。童贯说：哎，你这话说得好没道理。我是宣抚使，又不是来守土有责的人。我要是留下，要你们这些有守土之责的帅臣干嘛用？你还别说，如果从制度上来讲，宣抚使是朝廷的临时钦差，方面大帅，代表天子来统筹军务的，确实没有守城的职责。童贯这话没毛病。但当时的情况谁都清楚，童贯一走，相当于主帅临阵抛下军队，军心就崩了。但是没办法，童贯的根儿不在军队，他内心里当然认为自己有理由走——“我得去守着皇上”啊。紧接着还有一幕，就更明显了。童贯回到开封，劝徽宗跑，等他护着徽宗上船的时候，留下来的卫士扒着浮桥在那儿哭。在童贯看来：哎，你们怎么能哭呢？这不是干扰太上皇走人的决心吗？我要控场。童贯说，来啊，给我开弓放箭。瞬间就射倒了上百个卫兵。这两个场景，你感受一下：童贯残忍吗？残忍。但是在他的理解中，也许这就是忠心啊。我生是皇上的人，死是皇上的死人。这一幕过去不久，他确实也就让宋钦宗给杀了。回头去看，这样的人——重要的不仅是他的能力、他的道德，而是他这样的心态、这样的身份——一个只代表皇帝意志的家奴，居然成了大宋朝战场上的主要指挥官，这本身就是宋军战斗力的灾难之源啊。3非正式制度今天我们聊童贯，目的不是为了批评他。他在宋朝的时候就已经是“六贼”之一了，已经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不缺我们上去再多加一根钉子。我想问的是：今天还有“童贯”吗？有啊。你看看我们周围，一个公司的老板，有没有一个特别能办事的司机？一个CEO身边，有没有一个不在组织架构图上，但说话比副总还管用的助理？一个一把手，在底下部门里有没有几个所谓的“自己人”？从某种角度说，他们都是童贯。童贯的本质不是宦官，而是一种关系。简单说就是，他和领导者的私人纽带大于他在组织里的正式身份。那这种关系该不该彻底消失呢？我的答案是，不该，也不能。说它不该，是因为任何组织都必须要有能力对抗僵化。如果一切都是正式制度，一切都要走规定的流程，那这个组织迅速就会官僚化，会丧失活力的。所以，很多重要的变革，就是需要领导者找几个自己信任的人，组成临时小组来完成。效率高嘛。这是正式制度的必要补充。就拿宋徽宗来说，他作为皇帝，驾驭那么大的帝国，如果没有自己独立的信息渠道，如果没有可以绕过文官系统的下指令的通道，帝国一样会失控。说它不能，是因为所有组织毕竟是由人构成的，别看表面上一切都是规矩，底下暗流涌动着的，其实很多都是晦暗不明、黏黏糊糊的复杂人性。这种现象，现代管理学一百年前就用一个有名的实验研究过了。那是上个世纪20年代，哈佛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去研究一个工厂，这就是著名的“霍桑实验”。他们有很多重要的发现。其中有一个实验是这样的：把14个工人放到一个房间里，说现在开始啊，咱们计件工资，干得多就挣得多。正常理解，工人应该玩命干对吧？但结果并不是。激励效果没有那么明显。为啥？原来，工人们形成了一个默契——大家就干这么多，任何人也别冒尖，任何人也别偷懒，大家都差不多得了。你看，设计制度的人想的是：工人都是为挣钱来的，那挣钱的诱惑越大，工人肯定使的劲儿就越大。这就把人想简单了啊。在真实的人际环境里，一个销售冠军承受的人际压力是非常大的，一个冒头的人是不受欢迎的，说白了，这些基于人性的非正式制度才是一个组织的海面下的冰山——庞大，但是很难被看见。即使看见了，你也不可能把它彻底消除。你看，从远古到我们现在说的宋朝，又从宋朝到现在，只要人类社会还有科层制的组织，童贯现象，或者说非正式制度的用人现象就一直会有。不论是权力从上往下绕开流程，还是人群从下往上生成秩序，它们都不写在组织架构图和规章制度里，却真实地影响组织运行。那一个组织的领导人该做的是什么？是维持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平衡。宋徽宗的悲剧，不是用了童贯，而是让童贯彻底凌驾在了正式制度之上。一个好用的工具一旦越过了那个平衡点，蜜糖就会变成毒药。那怎么掌握这个平衡呢？这个没有标准答案。但是今天我们讲的童贯的故事，也许能给我们标出来三个危险的信号。第一个信号，叫“爽”。这是早期信号。当我发现，直接指挥“自己人”办事，一句话交代下去，不用走流程，不用开会讨论，不用听一堆反对意见，真是太方便了，太高效了，太爽了。这个时候就要警惕了。因为我已经有上瘾的症状。宋徽宗用童贯，就是从这种“爽”开始的。把身边的宦官派到战场上，刚开始是监军，看着职业军人打仗，赢了；那试试干脆就用宦官当主帅打仗？又赢了。那把宦官童贯换到别的战场上试试？又赢了。那还用什么士大夫和职业军人？直接就用童贯，甚至是只用童贯就完了。这种因为爽而产生的依赖，是病情的第一阶段。紧接着，还会有第二个信号，叫“解恨”。派非正式制度下的自己人去办事，那如果遇到正式制度的掣肘，或者所谓“专业人员”的反对的时候，这些人自然会上去压制。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童贯就压制了种师道的反对意见。那么请问领导者，你这个时候心里会怎么想？解恨？庆祝胜利？我的人赢了？那“祝贺”你，病情又进展了。那这个病还会进展吗？会。还有一个晚期的信号，就是对自己人开始“欣赏”。对非正式制度下的自己人用到最后，会有一个幻觉：这个人真能干啊，我起用他，大家都说好啊，这证明我有识人之明啊。到这一步，这病基本就是晚期了。大家都说他好，并不证明他深孚众望，只能证明大家已经敢怒不敢言。童贯就是这样：宋徽宗看到的是一个能征善战的奴才，听到的是身边所有人对他的赞扬。不仅是皇宫里啊，即使是外朝的士大夫也是这样。童贯即使打了败仗，还对徽宗说，赢了赢了，那百官们怎么表现？一边上书祝贺天子，一边底下骂，但是没有人敢公开说。所以，宋徽宗才会对童贯有无限的欣赏之情。要不然，一个宦官，何必封什么“开府仪同三司”，何必封什么“郡王”？用朝廷的正式名器封赏一个家奴，除了真心欣赏，我是想不出别的解释了。病情到了这一步，就不好治了。给你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小事吧。有一次，我们办线下活动，来了一个公司的大领导，还带着一个秘书和一个业务部门的主管。当时我在门口迎宾，看见那位领导，我就上去客气，“感谢您百忙之中还抽空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我话音刚落，那位秘书就说，“对呀，我们领导可忙了，像你们这种级别的活动，我们一般都是不参加的。”旁边那位业务部门的主管接话了，对，我们刘秘书最爱惜我们领导了，就怕领导累着了。我再转头去看那位领导，发现他是一脸的欣慰——下属真是懂我，爱护我啊。我心里感慨：晚期啊，真是晚期啊。悲剧不在于他的下属。他们在权力的压制下，这么表现可以理解。悲剧降临在那位领导本人身上：他已经没有办法看到环境的真实反馈了，只能坐着这辆“爽”字号快车直奔终点。我们今天讲童贯。讲到此刻，童贯已经不是什么宦官了。童贯代表了一种权力关系：当一个领导者发现，身边有一个人特别好用，能绕开流程，绕开反对意见，绕开正式制度，把自己的意志迅速变成行动，这个人就很容易被用成一件工具。关于工具，有一句话说得好：“手持利刃，杀心自起。”这正是趁手工具给我们带来的风险。那怎么避免？也许稍微调整一下就好：“手持利刃，用完放下。”好，这就是我为你讲的公元1108年，宦官童贯的故事。我们到下一年，公元1109年再见。【致敬】节目的最后，我想致敬一位2000多年前的古人，西周时期的邵公。面对要封住民众嘴，不让大家议论朝政的周厉王，邵公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不过，你可能不知道的是，这句话后面还有非常精彩的一段呢，我读给你听听——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你看，召公在这里给厉王拆解的，是一个理想的“听政”系统。既有最正式的公卿献诗、史官献书、少师谏言这是一套朝廷里的发言机制。也有盲人乐师献曲、献赋、献诵，这些是半正式宫廷岗位。再下沉，街头巷尾的闲话，身边人私下的提醒，家里人的指正，老人家的把关……这十几种渠道，正式的、半正式的、完全非正式的，才凑成了一个完备的信息收集系统。而且妙就妙在最后一句——“而后王斟酌焉”。所有这些信息渠道，都只是输入。最终的决断，还在领导者手里。邵公这段话，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也是最深刻的关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沟通”的论述，至今还能启发我们。致敬邵公，致敬懂得平衡正式与非正式的智慧。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特约合作伙伴往期精选为什么有人说王安石是完人，有人说他是罪人？以为穿越后就有诗和远方？你可能想多了说话的人和做事的人有何不同？参考文献：（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清）张廷玉等撰：《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宋）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华书局，2000年。（宋）杨时撰，林海权整理：《杨时集》，中华书局，2018年。（宋）徐梦莘著：《三朝北盟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宋）王称撰，孙言诚等点校：《东都事略》，齐鲁书社，2000年。（清）毕沅撰：《续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7年。余华清：《中国宦官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王守栋：《唐代宦官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何冠环：《拓地降敌：北宋中叶内臣名将李宪研究》，重庆出版社，2023年。黄楼：《神策军与中晚唐宦官政治》，中华书局，2024年。何冠环：《宫闱内外：宋代内臣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25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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