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越来越多影视作品开始重新书写女性的代际关系。从《苦尽柑来遇见你》，到《还有明天》《好东西》，都在反复描摹几代女性之间跨越时空的托举。人们渐渐意识到，女性之间的隐秘传承，如同地底奔腾的细流，并不外显，却暗藏着孕育生命的力量。那些女性之间彼此照亮、彼此亏欠、彼此支撑的瞬间，往往比宏大的历史更能塑造一个人。陈冲的回忆录《猫鱼》，也写出了这种极其动人的女性力量。她写姥姥、母亲与自己，写战火、离散与真情，也写女性如何在时代缝隙中，把某种精神、勇气与生命力传递下去。很多人被陈冲细腻的文笔、极强的感受力和诚挚的表达感染，才后知后觉她并非大众想象中的女明星，是内娱极为稀缺的存在。今天的文章，将通过非虚构写作者杨素秋的视角，进入《猫鱼》的世界。讲述｜杨素秋来源｜看理想节目《我们的肉身与烦恼》01. 记忆真的分性别吗？《猫鱼》是一本女性回忆录，很多人认为，男性的记忆更倾向于宏大叙事，女性更倾向于家庭琐事。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美国学者贺萧经过扎实的田野调查，著成《记忆的性别》一书。她发现，中国农村女性讲述集体化的历史，与男性视角有明显差别。首先是关于时间的表述。男性对于时间的记忆，主要是用官方分期来界定的。他们会运用官方的口号和政治术语来谈论生活中的重大事件。而女性的时间以家庭和孩子为参照物，比如“我流产那一次”或者“我们家老小生病的那一年”。女性不依赖政治运动来纪年，而是用家事来标记时间。其次，男性和女性回忆的内容也不一样。男性对于政治运动本身的记忆非常完整，但不太愿意谈及自我，也很少谈及子女。可是女性，哪怕也经常参加公共劳动和社会运动，甚至有公开的职务，还是很愿意谈论自己的经历以及婚姻家庭琐事。以上，都说明了女性内心真正的重心在哪里。至于女性写作和男性写作有什么差异，《那不勒斯四部曲》的作者埃莱娜·费兰特，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也被问到这个问题。费兰特说她小时候仰慕男作家笔下那种壮阔，她觉得女作家做不到，自叹弗如。到了青年时期，费兰特的态度才转变过来，她发现，女性的叙事传统是不同的，要用一些工具去挖掘，可以到达新的丰富层次，并不会输给男作家。她后来发明出一种方法，由于她本人对政治和社会学比较排斥，她也让笔下的两个女主角如此，让她们感觉所有的历史文化社会都与自身无关，但是她们的话语和行动又都包含在历史之内。总之，费兰特要制造一种效果：历史是模糊的，但历史会冲击人物。这种写法，在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萨莉·鲁尼、韩江等这些年风行的女作家的作品中也能感受到。《我的天才女友》第三季陈冲在《猫鱼》里也是，她没有专门辟出笔墨去写时代的政治历史变迁，她写“一二八事变”，写抗战，写十年动乱，都只是写长辈们当时的反应和变化。有个趣事，这本书的编辑金宇澄曾经让陈冲多写片场导演和剧组的拍摄细节，陈冲写着写着就会拐回自己当年正在经历的爱情。编辑在意整个作品的谋篇布局，陈冲却要为自己内心最按捺不住的部分松绑。这本书有三十多万字，我能够感受到陈冲整个的创作状态，气息饱满，鼓动风帆，没有中断，简而言之：写的都是最想写的。在书中，陈冲回忆了大家庭许多亲人，她写女性写得尤其精彩。有一条明确的线，陈冲回忆母亲张安中，张安中回忆自己的母亲史伊凡，以及陈冲回忆姥姥史伊凡。这些回忆不完全是温情，也有痛苦，可能一生都无法化解。故事的开端，源于一张别人发来的照片。陈冲放大照片，仔细地看，才发现那个地方是她小时候趴过的那个窗口。随后她想起了这个地方的美妙的瞬间：她生病的时候，母亲给她手心里塞的一小块黏糊糊的酱芒果，父亲带回家的咸肉、火腿……以及她在晒台上吹肥皂泡。天气好的时候，母亲温柔地给她掏耳朵，晚上，母亲一边淋浴一边哼歌，那光洁圆润的身体，硼酸香皂的味道。她也想起了这个房间里狂躁的瞬间，十年动乱的时候，姥姥的卧室被陌生人占领，姥姥彻夜难眠，然后站在那家人的门口破口大骂。还有许多关于食物的、关于女性家务的瞬间。母亲教她，洗芹菜要洗完了再切，煮干豆不要加盐或者糖，洗脏衣服用水泡没什么效果，要重复地洗脏水、倒清水等等。在高考之前，姥姥要给陈冲做一个特别的状元蛋，鲜蛋、咸蛋和肉糜一起做。读到这里，可能大家会觉得，这就像是我们周围的长辈，可以唤醒我们与之共振。但其实不然，在普通的柴米油盐背后，这个家庭的三代女性，在20世纪是绝对稀有的存在。02. 闪亮的姥姥和母亲外祖母史伊凡，生于1908年。母亲张安中，生于1933年。陈冲本人生于1961年。她们三代女性恰好跨越了20世纪。1908年出生的女性，大概率会经历什么样的青年生活？可能是在无边无际的家务中挣扎，也可能是荣华富贵不出闺阁。而史伊凡，名门之后，少女时代就三次登报宣布跟父亲决裂，考上大学以后，曾在街头与后来的丈夫并肩抢救伤病员，婚后又在1930年代陪丈夫去伦敦留学。回国后她没有第一时间回到孩子身边，而是在战火中帮助医学院搬迁。后来，她又带着大女儿穿越重重关卡，从上海辗转到重庆歌乐山，做了医学杂志的编辑。她读《简·爱》，读契诃夫，在动乱年代偷偷藏下来禁书《哈姆雷特》。她的丈夫寡言但柔情，出差到长沙会特意去买她爱吃的豆豉。丈夫去世后，她屡屡回忆着丈夫笨拙羞涩的时刻，整洁的习惯，以及在工作间隙阅读古典小说的样子。《秘密日记》1933年出生的张安中，幼年因为父母留学和战乱而和他们分离过很久，造成心理创伤。她随后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在医学院读书时，八人一桌的晚自习，她和当时的恋人，也是后来的丈夫常常坐在桌角，低声说话。不久，恋人被人诬陷，要求交代。人们都孤立这个男生，张安中走过去跟他说：“不要交代了，你放心，不管他们把你打成什么，我只嫁给你。”两人当时在图书馆，哭声抑制不住，旁边同学默默看着他们。1979年，她出国留学，回国之后在药理学领域深耕，成就突出。晚年，她重病弥留之际，身为医院院长的丈夫不愿相信事实，每天疯狂地寻找各种各样的科研资料，分发给护士和医生，想要徒劳地挽留住她。陈冲的姥姥和母亲那个时代的女性，拥有这样的爱情和事业，绝对罕见。为了深入地理解这一点，需要分析中国传统家庭中女性的生存逻辑。我小时候总是不太明白，为什么我的爷爷和奶奶之间，外公和外婆之间，尽管说话，但总是没有那么亲密。那时候我寒暑假会回到农村去玩耍。在整个乡间的道路上，决然不会看到老大爷和老大娘拉着手走路，连并肩走的都少，总是一前一后。城里面，偶尔有并肩走的老两口，但也不会拉手。那种亲密相拥的老年人，好像只能在国外的影视作品里见到，我一直不知道是为什么。后来读了一些社会学的书，我才知道，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父与子的关系是一切的核心，其他的只能是从属，如果夫妻之间表现过为亲密的话，会被众人排斥。比如宋代的李清照、赵明诚夫妇，清代的沈复、陈芸夫妇，都因为感情亲密而成为时代的异类，甚至会被故意拆散。许烺光在《祖荫下》这本书中，专门研究传统中国的亲属关系。其中举了一个例子，在一九四几年，云南大理喜洲镇这个地方，有一个青年出去读书以后回到家乡，有一天跟新娘手拉手在街上散步的时候，一个农民从背后浇了他们一身的大粪。这就是夫妻之爱，在那个时候的乡土中国，大概率会走向的命运。许烺光在调查中发现：传统中国家庭里，夫妻关系只能是父子关系的补充，要服从于父子关系。如果丈夫死了双亲，他必须表现得痛不欲生。但如果丈夫没了妻子，丈夫不能够太悲痛，因为他要时刻铭记自己对父母的孝心，一个男人为妻子过于悲痛是可耻的。在这种语境下，陈冲的长辈之间的爱情，显得非常先锋。不难从书中看出，姥姥和母亲对陈冲影响很大。可是，在古老的中国家庭中，女性对后代的影响力，一般不会太显著。许烺光认为，在传统中国家庭中，女性必须屈从于男性，女性互相之间的竞争也主要是家庭内部琐事，没有更广阔的社会空间里的事，所以她们对后代的影响远远不及丈夫和儿子对她们产生的反作用。《大红灯笼高高挂》也就是说，女性由于没有真正的事业，也就没有真正的影响力。体现在文学上就是，在整个世界的神话与传奇故事当中，女性自我成长、自我实现的故事都比较匮乏。中国的《封神演义》《水浒传》《白蛇传》，外国的《奥德赛》《埃涅阿斯记》，不外如是。英雄开疆拓土，英雄追逐女性和宝物。而女性要么是英雄道路上的障碍——反派妖女，要么是助手——红颜奖赏。女性很难拥有自己的成长弧光，她们终其一生，顶多成为男性功名的附属品。19世纪之后的文学中，女性的形象会丰富一些，但是一个姥姥和一个母亲在事业上的雄心，在自己热爱的疆域中的开拓，对后代影响之大，这方面的描述，在国内原创的女性回忆录中，我只见过这一部。潇洒的史伊凡女士，坚韧的张安中女士，都特别有智慧。1943年，姥姥带母亲从上海到重庆，路上换了好多交通工具。路过关卡，士兵要开箱检查，姥姥就很聪明，她总是提前把一个小皮球放在箱子的最上层，打开检查的时候，皮球噔噔噔滚出来，小孩子跑去捡，士兵一分心，可能箱子里的违禁品和贵重物品就过关了。而书中记载的陈冲母亲的灵机一动更让人佩服。曾经，她们在做实验时候急需一种阿片的试剂，当时中国没有，国外有。但阿片属于管制类毒品，不能通过海关入境。陈冲的母亲在报纸上看见，里根总统最近要访华，她就想，总统乘坐的专机是免海关检查的，可不可以让总统捎过来？一个普通的科研人员，就这样脑洞大开，后来这件事她真的办成了，整个科研团队产出了一连串的成果。这样的传奇应该被更多人知道。03. 友谊在家中流动我羡慕陈冲家里长辈晚辈之间的感情，除了自上而下的照顾之外，还有跨越年龄的友谊在流动。陈冲的母亲曾经承担接待外宾的任务，姥姥会在家里陪她排练见面和告别仪式。母亲问：外宾说“Thank you”的时候，我应该说“It's my pleasure”吧。姥姥说，你应该说“Oh, the pleasure is all mine”，这样更优雅，更热情。陈冲成名后，常有一些高干子弟来家里找她，姥姥让陈冲藏起来，自己在客厅和陌生人谈天说地，为陈冲挡去不必要的麻烦。在书中，姥姥对陈冲有两次重要帮助。一次报纸上批评陈冲崇洋媚外，姥姥挺身而出，发表文章给外孙女辩护。另一次是陈冲在某次婚姻中有一些迈不过去的坎，姥姥拿出来海苔饼干给她吃，然后非常平淡地说：“没事的，不用生孩子就行。”这句话给了陈冲实实在在的慰藉。《面子》姥姥的友人中既有同辈雅士，也有晚生后辈。姥姥风趣幽默，吸引了众多忘年交，在1980年代，常常有青年朋友聚在这位老人的房间，听着唱片，聊着天，学讲纯正的英语。陈冲还特意去寻觅长辈的友人，搜索更多的故事。姥姥曾经和著名的物理学家吴健雄是同窗，她俩在苏州女子师范学校上学，那个地方管理森严，曾有一个女舍监捧着未婚夫姓名的牌位来完成结婚仪式。但在那样严厉的氛围中，姥姥和吴健雄总是结伴恶作剧，捉弄别人。还有陈冲母亲在少女时期就读过的圣光学校，即便那里的女孩子们已经离散超过半个世纪，她们还会继续通信，分享一本粒子物理学家的新作，或者谈论西方文明史。陈冲也因为一些散佚的照片和信件，扔出新的漂流瓶，去拜访母亲当年的老友。这里的动人之处，一是友谊的珍贵，二是陈冲的寻觅。陈冲和家人的友谊常常附着在书籍上。比如，陈冲的母亲在晚年读到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十分震动，和女儿分享她的感受，感慨人的欲望与悲剧。陈冲小时候做扁桃体手术，痛得难受，姥姥从箱子里面取出来《哈姆雷特》的连环画给她消遣。姥姥还会聊起自己和丈夫读契诃夫的往事。几十年过去，当陈冲又看到自己的女儿在读契诃夫的书，她会觉得这是一种隐秘的交流纽带。说到友谊，我想到有次我到闺蜜家去玩，我走了以后，她母亲跟她说：“我好羡慕你啊，你有朋友。我没有朋友。”她母亲是农民，平常的生活就是种小麦、种苹果这些。当她母亲说出那句话时，她当时就愣住了，她以前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她母亲没有朋友！她母亲生于一九五零年代。她们那一代的农村女性，童年有自己的玩伴，等到结婚嫁到一个新的村庄去以后，就很少有机会再见到自己的童年玩伴。在新的村里，她周围建立起来的关系主要就是婆媳关系、妯娌关系，不太会出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深入交谈的朋友。普通的女性朋友都没有，更不用说异性朋友或者忘年交了。乡村的保守空气，恐怕对后者的容纳有限。可是她的丈夫有朋友，跟村干部、乡镇上做生意的人等等，大事都是由她的丈夫去交接。她只读过几年书，这辈子基本围着土地和灶台打转，她周围年龄相仿的农村妇女也基本是这样的情况。社会关系里只有亲戚，没有朋友。听说了这些，我也才突然意识到，原来我们习以为常的“朋友”，也需要仰赖于社会的重大变革。当女性受教育程度全面提高，能够在家事之外发挥个体的潜能，友谊才更牢固。《黄金时代》女性与女性之间产生友谊，大概需要以下几个条件：你的主体不能依附于他人，你这一生不能只是全然为他人奉献。还有，你在家庭这个封闭的场域之外，得有公共活动空间，还要有闲暇时间和经济的自主，才能和人深度交往。女性的友谊不是天然的，它是个人自由的产物。没有独立自我，就不会有真正的朋友。这是我为许多老去的农村母亲，以及被家务淹没的母亲，感到遗憾的地方。所以，有时偶然某本书中出现老一辈女性对自我高度觉知，为自己争取命运的转向，就有加倍的感召力，这种感召也可以化为我们的行动。比如，我曾经看齐邦媛的《巨流河》，其中一个情节是，齐邦媛家务缠身，熬到四十多岁，几个孩子都大了，她独自去美国学习，通宵达旦，收获颇丰。我当时在长途大巴读到这段，想到自己在家务中抛扔的时光，合了书，靠在车窗上。我也要挣脱，等我孩子大了，我也要出国读书。后来，我每天晚上把孩子哄睡，开始学雅思。出国之后，我坐在图书馆的第一个下午，看向窗外的草坪，想起的人，就是齐邦媛女士。04.女性的诅咒与突围读《猫鱼》时，我常常在翻动的，多是陈冲母亲做科学研究的章节。她在杜邦公司做药理实验时，为了操作更精确，有时在提纯过程中不戴手套接触同位素，双手的指甲都脱落了。她在事业上忘我而拼命。她对陈冲说：“你为两个孩子作出太大的牺牲，耽误了你的事业。”她的话让陈冲震惊。因为陈冲原本觉得，自己做演员，常常得和孩子分离，感到亏欠。这段话也让我感到讶异，陈冲的母亲就是由于童年被迫与父母分离，创伤始终没能愈合。1937年淞沪战争爆发以后，陈冲的姥姥把两个女儿留给亲戚，自己去伦敦陪读。后来她回国了，暂时不方便接女儿，又去帮助上医的校长几次迁校。那时候陈冲的母亲才几岁，日夜思念父母，有时候突然穿得齐齐整整说：“爸爸妈妈要来接我了。”几十年后，母亲和姥姥依然会为这件旧事吵架，母亲说：我小的时候被你丢在亲戚家，你在英国看莎士比亚，我的裤子上都是洞啊，我在课堂上想，怎么样子别人才看不到我屁股上的洞。而姥姥往往无言以对。她一直保存着女儿6岁时给她写往英国的信，发黄的小纸片，上面没有标点符号，全是女儿对母亲的思念。《秋日奏鸣曲》陈冲一再写到母亲和姥姥的这层积怨。无法化解的母女积怨，这是这个世界对于事业型女人的残忍之处。而这种怨怼，在陈冲和她的女儿身上复现。陈冲的女儿在中学寄宿时得了厌食症。心理医生聊到，这其实是陈冲女儿年幼的时候，陈冲外出工作给女儿带来的心理阴影。这个女儿三四岁时也给妈妈写了一张小纸片，画着两个小女孩互相吐口水，后面写了两行让陈冲难过的字，是：“科林妒忌我，因为我会写字。但是科林不懂，她没有一个不回家的妈咪。”这个纸条也像是女作家琼·狄迪恩的女儿对她的感受。女儿对她的印象就是，妈妈总在说：“刷牙、洗澡，嘘，妈妈在工作。”同样，这也让狄迪恩十分歉疚，想要施予孩子更多的宠溺。需要提醒的是，陈冲的外公当时也不在孩子身边，琼·狄迪恩的丈夫也是作家，也常常外出写作。为什么在这些故事里，孩子埋怨的都是妈妈，而不是爸爸？人们总是要求女性兼顾好社会的角色和家庭的角色。不仅外人这样要求，连孩子也这样要求，导致女性在和孩子分离时也有亏欠感。这当然不公平，如果男性能够更多地分担家务，这种情况会有所改善。但是，两性很难彻底扯平。很多女性似乎只能携带着性别的咒语，在进取中混合着歉疚，在弥补中表达着两难。最后，我想说一下《猫鱼》里比较苦涩的部分。姥姥在带母亲穿过整个日战区的时候，那里烽火连天，关卡重重，怎么过去？陈冲让母亲回忆，母亲就淡淡地说一句：他们会占姥姥的便宜。怎么占？她说：姥姥和他们睡觉。陈冲在惊颤之中，难免去想象当时的场景。我们在书中看到不同的版本，有疯狂撕裂的，也有化险为夷的。我读到那儿的时候，小心翼翼，呼吸不太顺畅。陈冲写到这儿，有可能也在迟疑，在停顿，但她还是展开了。她进入了姥姥的疼痛和屈辱，捏紧姥姥的双手，这可能是她最接近姥姥的时刻。陈冲的写法，有人说太生猛，什么都敢写。我觉得这是她作为创作者的专业性，也是心灵鸡汤和沉甸甸的家族纪实的区别。我们尊重事实本身，正是有了高光和阴影，才让事物的轮廓有了肌理和实感。陈冲在母亲去世后，狂热地寻找母亲曾经在世界上留下来的蛛丝马迹，以及别人和母亲交往的流光碎影。在美丽之外，她辨识着母亲的脆弱、失败和惶恐。母亲年轻时候信仰崩塌，差一点轻生。母亲在科研陷入困境之时，严重抑郁，失魂落魄地来找女儿。以及，外公含冤致死以后，母亲去研究外公没有研究完的问题，出国留学面试，面试官恰好是外公生前的好友。他们在交谈中触碰到那些科研名词，不愿提及已经逝去的人的姓名。那种欲说还休，让人心酸。《孤味》陈冲年轻的时候，并没有用力去编撰这所有的一切。可能人在年轻的时候，总觉得父母给予自我的都是如常的，重复的。等到与父母倒计时的时刻，往日的碎片又幻化出色彩。而且，她作为一个艺术家，在这种时候，会比我们普通人更加敏感多情。出演姜文的电影《太阳照常升起》时，陈冲四十五六岁，演一个疯疯癫癫神经质的花痴女人，诠释得非常好。她在银幕上说话，上气不接下气，我都感觉到她脸颊是滚烫的。同样，在她的书里，她也常常突然进入幻想，迷离而斑斓，让她的文字变得轻灵。母亲刚刚离世时，她很难接受母亲走了，庆幸人一生只有一个妈妈。她说，这种东西你怎么可能承受第二次第三次？后来她读到一本书里对死亡的阐释，才慢慢疏解。“在老妇人去世的几年后，地球上会有数百万含有她原子的孩子；再过几十年，那些孩子的孩子身上也将包含她的一部分原子，他们的思想将包含一部分她的思想……曾经暂时属于她的那些原子，将永远循环在风里水里土壤里，在世世代代的生命与思想里。他们能传承她的记忆，感受她经历的痛苦与欢乐吗？当然不能，但也许我们每个人，都积累和融汇了所有生命的记忆；也许我们所体验的无常，从来就是永恒。母亲将存在于万物中——这个想法给我带来安慰。”尾声.《猫鱼》里有相当的篇幅写陈冲的父亲、祖父、外祖父，还有陈冲作为导演和演员的职业生活。但这篇文章着重讲述了三代女性的情谊，我想让大家了解：一个拥有现代启蒙意识的母亲（或者姥姥），和女儿（或者外孙女）同样参与社会活动，在广阔的空间里行走，由此产生更深刻的精神相知。这个家族有着宝贵的传承，母亲继承了家风，常常在客厅里和朋友们学生们一起喝茶聊天，探讨科学动向，也曾接续外公戛然而止的论文断口，再次出发。陈冲遗传了姥姥和母亲的能量，第一次做导演就选择《天浴》那样挑战性的题材，后来又冒着风险去拍《英格力士》。她才不是那种花瓶，在裕如的生活之外依然伸手去抓锋利的东西，尽可能突破禁区。她身上这股劲儿，跟她母亲冒着放射性元素的风险做药理实验，跟她姥姥在战火中帮助搬迁学校，是相似的。《蒙特利尔，我的美人》我在五六岁的时候，就从家里攒的《大众电影》杂志上认识了陈冲，也听说了她遭遇的舆论风波。这么多年过去，那些老杂志上的面孔大多都隐退了，陈冲还在活跃着。她出演的电影《蜂蜜的针》刚刚在国内院线上映，她参演的《蒙特利尔，我的美人》《幸运有八只触手》等影视也在陆续面世。我们看到，她的艺术生命比她同期的许多女星都要丰沛，而且我们可以预言，她还能这样兴致勃勃地工作很多年。陈冲的人生，让我们体会到：如果一个家族里弥漫着对知识的热爱，并且对女性高度支持，那么当一个女性在爱中跌倒，在事业中遭遇挫折，在别人因为胆怯而求稳、因为衰老而退场的时候，那种代际的力量依然会穿透过来，与她拥抱。这让我想起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说的：“在一个女人身上，总保留着他者，尤其是另一个女人的生产力。在她身上呈矩阵分布的，是唱摇篮曲的给予者，她既是母亲也是女儿，既是自己的姐妹也是自己的女儿……当一个女性把女性交给另一个女性时，一切也会改变。她身上的潜能一直待命，那里有源头，有留给他者的位置。母亲因此是个隐喻，女性必须从另一个女性那里得到她自己最好的东西，这样她就会也才会自爱，并爱那由她‘生出来’的身体。”*本文整理自看理想音频节目《我们的肉身与烦恼：2016-2025十年之选书单特辑02》第4集，有编辑删减，完整内容请移步"看理想"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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