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下方卡片关注“有书”，加⭐星标⭐不迷路文 | 有书张文跃 · 主播 | 阿成1946年，在风沙弥漫的西部地区，有位年轻的画家站在莫高窟前，望着那古老斑驳的洞窟艺术，眼神中满是震撼与憧憬。而700多座洞窟，就像700多只眼睛，审视着他的到来。狂风吹过，九层塔的檐角下铜铃声响起，像是给他奏出一支《欢迎曲》。这位学者叫段文杰，曾担任敦煌研究院的院长。晚年在自传中，他记录了那个难忘的时刻，他说：“我真好像一头饿牛闯进了菜园子,饱餐了一顿。”当时的他并没意识到，在此后的岁月里，这只饿牛被锁在这片“菜园子”里，终生都没有走出与敦煌的羁绊。那么，他在敦煌究竟经历了什么？又创造了怎样的传奇？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敦煌研究院原院长段文杰的一生。像一头饿牛闯进了菜园子段文杰的故事，要从1944年的一次画展讲起。当时他正在重庆的国立艺专读书，师从潘天寿、林风眠、傅抱石、李可染等著名艺术家。他听说当时的知名画家张大千曾长途跋涉去敦煌临摹壁画，还把作品带回重庆进行展览，于是就买了一张票专门去参观。那些画大概有200幅，都用木框子装着，很壮观。画面大多是佛像、菩萨像以及供养人像，还有佛传故事画、本生故事画和因缘故事画等，还有少量的藻井图案。段文杰发现，这些作品色彩艳丽，构图饱满，线描修长优美，跟明清以来流行的人物画法大不相同。他还听到现场一些艺术界人士交流，说敦煌莫高窟有好几百个洞，壁画和彩塑数量众多，而张大千临摹的，不过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这引起了他的兴趣，张大千临摹的作品和原作之间会有什么不同呢？其他壁画和雕塑又是什么样子的呢？他想到敦煌跑一趟，亲眼看看这些艺术瑰宝。对此，老师们表示支持，尤其是林风眠老师，鼓励他即便学习的是西洋绘画，也不能丢掉中国的优秀传统，要大胆尝试，把中西方艺术融合在一起。潘天寿先生还提笔写下“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赠给他留作纪念。1945年7月，段文杰约了另外三位同学，带着借来的路费，踏上了前往敦煌的行程。当时四川和甘肃没通火车，汽车票也很难买。他们只能到一个地方，再想办法买下一站的票，甚至搭乘货车。因为时间紧迫，路过老家绵阳时，他都没法去和家人们做个告别。不巧的是，他们刚出发，天公就不作美，中途下起了大雨，他们的行李都被暴雨浇了个湿透，而潘天寿先生写的那幅字，也毁在了这场暴雨中。但这还不是最坏的情况，第二天他们乘的车竟然冲进稻田，翻了个底朝天，人虽然没受伤，却都裹上了层烂泥。就这样，四个刚毕业的学生断断续续地走了好几天，才抵达兰州。此时已是8月下旬，在这里段文杰听到了两个消息，第一个消息是抗战胜利了，全国一片欢庆！但第二个消息却很糟糕，有传言说，他们准备前去投奔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竟然被撤销了！不久，一些画家从敦煌返回，证实传闻是真的。他们给段文杰看临摹的敦煌壁画，还有他们受敦煌风格影响而创作的写生作品。最后画家们在兰州举办画展，筹措了一些路费就离开了。段文杰还见到了研究所的所长常书鸿，他说要到教育部斡旋，争取把研究所办下去。听到这个消息，其它同学都打退堂鼓离开了，最后只有他一个人留在了兰州，一边靠写文书维持生计，一边等着去敦煌的机会。一年后，他终于等到了折返的常书鸿。一辆破旧的卡车载着他们，沿着当年张骞、玄奘所走过的路，向着那些古老的石窟进发。终于，段文杰来到了敦煌莫高窟，亲眼看到了那些破败但绚丽精美的古代艺术作品。和这些艺术品相比，之前那些苦又算什么？他陶醉在这些壁画和塑像的海洋里，领略着千年来的奇迹。读世间好书，成为更好的自己点击⬇️关注有书，读历史好文~有书相伴，终身成长，点亮在看❤，与好文相遇莫高窟临摹史上第一人段文杰迫不及待地钻进每个洞窟，开始一场场极致的艺术之旅，沉迷到有时会忘记吃饭。但由于年代久远，这些洞窟遭受风吹沙打、日晒雨淋、鼠啮鸟啄以及一些人为因素的破坏，很多壁画已经脱落得残缺不全，而彩塑则断头、缺胳膊、少腿，内外伤极为严重。来敦煌之前，段文杰计划着只呆一年半载，就像张大千那样临摹、学习，然后就回家和家人团聚。但这座艺术宝库的精美与残破程度形成强烈的反差，让他暗下决心，要留下来，“不能让它再支离破碎了，不能让它再损毁失散了”。没想到，这一留就是一辈子。凭借扎实过硬的绘画功底，段文杰被常书鸿任命为研究所美术组的组长，负责壁画临摹工作。为了保护好这些珍贵而脆弱的文物，他立下了几条规矩，比如不能把梯子、画板等用具碰在洞壁上；还有在洗笔蘸色过程中，绝对不能把颜料甩到壁面上。更重要的是，他要求大家不能再采用传统的“印稿法”，而改为写生临摹。所谓印稿法，就是用透明的纸蒙在洞窟原作上进行临摹。此时人的手和笔与原作只隔着一层薄薄的纸，在按压、点划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伤害到壁画。写生临摹保护性更好，但对技艺的要求更高。莫高窟的洞窟大部分为东向，人们可以借助上午的阳光进行临摹。但还有很多洞窟又高又深，光线进不去。段文杰想了个办法，把镜子放在洞外，将阳光反射到洞里的白纸板上来借光。比较麻烦的是，这需要有人跟随太阳的移动，同步移动镜子，以保证阳光能折射到位。还有一些洞窟用镜子也不行，那就只能用蜡烛来采光。高处看不清，就得架起人字梯，拿着蜡烛爬上去看，然后再下来画。有时为了画好一个局部，要反复上下好多次。而要画低处的局部，就得在地上铺上毡子或布，人趴在上面作画，不但费脑力还要费体力。一开始段文杰对自己的临摹作品并不满意。他难以抛弃惯用的现代绘画技巧，更重要的是，他无法表现出壁画中那种传神的韵味。究其原因，他认为是自己对佛教壁画的思想内容、内在结构及造型特征的认识还不够。所以后来他开始阅读佛经，去感受壁画背后的故事。比如在临摹《净土变》中的反弹琵琶舞乐图时，段文杰找来《净土经》进行研读，发现古代画师只是根据几句简短经文，并以现实宫廷乐舞为蓝本，就创造出幻想世界的乐舞图。他还了解了画中所奏乐器、所跳舞蹈的相关知识，此后临摹起来就做到了心中有数。从1946年开始，段文杰共临摹各洞窟不同时期的壁画三百多幅，面积达140多平方米。这一成绩在敦煌莫高窟个人临摹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此外，他还组织同事们对洞窟进行了一次全面编号，至今仍在沿用。读世间好书，成为更好的自己点击⬇️关注有书，读历史好文~有书相伴，终身成长，点亮在看❤，与好文相遇让敦煌学留在中国直到1955年，段文杰才回到四川，见到了分别十一年的妻子。他们上次见面时，儿子才两岁，此时已经长成了勃勃英姿的少年。并且在这一年，段文杰终于得到有关部门批准，把妻儿一起接到了敦煌。一家人终于团聚。然而，这种合家欢的幸福日子没过多久，更大的苦难就来了。“反右”运动以及接下来的三年困难时期，差一点就彻底摧毁了段文杰的健康。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和过度劳累，他患了肺病，浑身浮肿。后来一家人利用敦煌的野草养兔子，靠兔肉才熬过了饥荒。好在，他还可以临摹壁画。他看着那些微笑的、慈爱的、愤怒的、沉思的、哀愁的人像在笔下慢慢浮现，还有头顶上那些凌空飞舞的伎乐天向他飞来……艺术的魅力让他找到了心中的“净土世界”，忘记了现实的烦恼。这真是“一画入眼里，万事离心中”！此时，段文杰既临摹壁画，也开始对石窟艺术进行研究。1958年，敦煌壁画在日本展览期间，他结识了一位专门研究中国服饰发展史的日本专家。这位专家问他：“你们有这么丰富的资料，为什么不做研究？”这让段文杰很羞愧，因为当时国际上有种说法：敦煌在中国，但敦煌学不在。于是，他开始结合壁画，研究石窟考古、壁画线描等课题。不幸的是，1970年，段文杰和妻子被下放到附近的农村劳动。段文杰在农村呆了近两年，努力劳动，自食其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和莫高窟彻底绝缘了，哪怕是在田间地头，他眼前闪烁的仍然是莫高窟的壁画。那些色彩和图案，他早就烂熟于心。他开始思考宗教与艺术的关联，寻找莫高窟艺术的源流，留下了几大本笔记。1972年秋，段文杰被平反后再次回到敦煌。此后，除了壁画临摹，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敦煌学的研究上。1984年8月，敦煌研究院正式成立，段文杰担任院长。在他的带领下，中国的敦煌学研究开始走在世界前列，如他在一次演讲中所说：“敦煌学已经回归故里，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从1946年来敦煌，到2011年去世，段文杰为莫高窟坚守了60多年。他临摹的敦煌壁画幅，面积140多平方米，这一纪录至今无人打破。敦煌已经变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尽管晚年住在兰州，但每晚入梦后他都能听到九层楼飞檐下的铜铃叮当……作为一名艺术家，段文杰牺牲的不仅是青春和家庭，还有自己的艺术个性。要知道艺术家最看重个性的表达，而临摹却要求艺术家收敛起自己的个性，以谦卑心态尽可能还原千年前画师们落笔时的构思，以及情绪上的欢喜与忧愁。如果不是来到敦煌，如果只是在敦煌驻留一两载就离开，以段文杰的师承和才华，可能他在近现代艺术史上，会留下更多的作品，更大的名声。但他放弃了这一切，只为留下千年前那些动人心魄的美。或许这就是传承与守护的力量，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源泉。 文章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