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洲，仅仅搬运了无治小册子的人被判了30年。在亚洲，大批的被捕者是未成年人和根本没有参与行动的人，甚至有人只是偶然穿了黑色衣服就被指称为无政府主义者而获罪。一场黑色恐慌正弥漫世界，你并不需要真的是革命者、并不需要做任何政治立场方面的宣称，只要统治者想办你，就能给你扣上他们认为可以直接“办”你的帽子。既然不论如何都逃不出“激进派”的大帽子，那还不如就真正做个更专业更有水平的激进派，先学会该怎么保护自己。……执政党/秩序党的镇压部队并不是你们面对的最大威胁，更可怕的是，那些假装反对秩序党的嘴炮异议，他们一边利用秩序党的势力给你们泼脏水、报废你们，同时另一边掠夺你们的激进行动的政治成果，来建立他们自己的改良组织。🧬 iYouPort - Initiatives & Tactics 记忆总站《动荡时代的黑色恐慌，和无形‘党’》感恩相遇！iYouPort - Initiatives & Tactics 项目二期工程正在进行中，这是一份中文界前所未有的综合训练资源 …… 您可以通过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以便第一时间获得更新信息。2025年8月，一场强烈的起义席卷了印度尼西亚，并迅速蔓延至整个地区，继而催化了尼泊尔的革命。然而，尽管这股势头也激起了从菲律宾到摩洛哥的进一步爆发，但由于各国政府展开反击，专门针对无政府主义者进行镇压，这股势头在各地都碰了壁 —— 该地区的一些人将此称为“黑色恐慌”。在接下来的分析中，西蒙·马格萨林（Simoun Magsalin）结合菲律宾的事件，概述了当今革命者所面临的挑战，并探讨了如何才能克服这些挑战。您可以点击此处，阅读2025年9月21日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所发生冲突的完整记录。您可以通过 Durian Distro 支持在2025年9月21日在门迪奥拉被捕的菲律宾“黑色恐慌”被拘留者和被告，该组织正通过 Ko-Fi 处理国际捐款。请在留言中注明您的捐款是给“9/21囚犯”的。Salamat po（谢谢）！您还可以向 Serikat Tahanan 或 Serikat Napi Lintas-Lapas（跨监狱囚犯联盟）捐款，以支持印度尼西亚的囚犯。请使用他们网站上的“Donasi”（捐款）按钮。Terima kasih（谢谢）！这一探究方向在北美同样具有现实意义，因为无政府主义者正面临着从草原公园到明尼阿波利斯日益加剧的镇压。9/21 和“无治党”2025年9月21日，大批左翼人士、社会主义者和亲革命者在这一具有宿命色彩的地点举行了游行 —— 1896年12月30日，西班牙殖民政府正是在这里处决了何塞·黎刹（José Rizal）。黎刹因一项被诬陷的罪名而被处决，指控他参与了一场反殖民起义，尽管他与这场起义基本上没有任何关系，但起义军却将他尊为北极星。2025年，8万多名菲律宾人聚集在安葬他遗骸的纪念碑前举行游行，对一起巨大的腐败丑闻表达愤怒。该丑闻涉及贪污指定用于防洪基础设施项目的资金—— 正是因为欺诈性项目对这些资金的掠夺，导致无数人在多场热带台风中丧生。在游行前的几个月里，这种愤怒并没有带来任何结果。由于经历了多年的机会主义、镇压，以及前杜特尔特政府带来的家族王朝复辟，加上现任费迪南德·“小邦邦”·马科斯（Ferdinand “Bongbong” Marcos, Jr.）政府对“杜特尔特主义（Dutertismo）”的延续，菲律宾左翼正处于几乎是历史性的低谷。当时士气如此低落，以至于当左翼试图在一个面临拆迁的城市贫民社区组织一次大会时，几乎没人来参加。在一次工厂罢工中，工人甚至自我管理罢工纠察线，以限制和安抚自己的行动。然而，2025年8月底在印度尼西亚爆发的起义激励起菲律宾人的一些斗志。来自“国家民主（National Democracy）”的激进分子在9月初组织了有限的直接行动，包括公开的破坏和轻微的街头冲突。他们希望将“群众”从沉睡中唤醒，并主动跟进。遗憾的是，这种活力并没能出现 —— 至少起初没有。随后，尼泊尔的起义盛开继而凋谢，士气再次高涨。要知道，只要能证明权力在某处是脆弱的，那就意味着它在任何地方都是脆弱的。Photograph by Philippine Collegia一些团体宣布将在9月21日于黎刹公园（Luneta）和EDSA举行大规模动员活动。天主教会是组织这些动员行动的最大力量之一，紧随其后的是各种右翼团体、自由派团体、社民主义团体、国家民主派团体、以及社会主义团体。各种倾向的无政府主义者也以我们自己的方式参与其中。现场展示了各种各样的旗帜和横幅：国家民主群众组织（NDMOs）和人民爱国联盟阵营（Makabayan），“联合力量-人民力量党-菲律宾工人联合会-Oriang妇女运动”联盟，Akbayan，Kilusan，Kamanggagawa，Partido Sosyalista，斯巴达克派（Spartacists），Partido Manggagawa，Manibela 以及其他工人组织，还有大学兄弟会。右翼的“杜特尔特铁杆支持者”（DDS）也出现在现场。他们中一些人不断向军营方向喊着口号，试图以这种方式煽动军方将领发动“政变”（kudeta，他加禄语中意为“政变”），妄图推翻总统小费迪南德·马科斯（Bongbong Marcos），再将副总统莎拉·杜特尔特（Sara Duterte）推上最高职位，并且（不知为何？）还要求把前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从海牙捞出来重返菲律宾。在所有这些政党和政治力量的边缘，还存在着另一个“党派”：无政府的“党派”。【注】无政府主义不结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给它打了引号。本文使用“无治党”这一描述是为呈现两种意象：一是严重缺乏想象力的建制派秩序党镇压机器对无治主义的胡乱构陷，即“黑色恐慌”，以此提醒各地反抗者警惕；二是反向利用这一局势，以凝聚同道力量，效果比海贼王符号更具体。人民爱国联盟阵营（Makabayan）的抗议游行活动在前往门迪奥拉（Mendiola）的途中结束后，一群身穿黑衣的青年发动了暴力直接行动。他们试图点燃一辆被警方用作路障的货运卡车，随后向警察投掷石块。警方以投掷石块回应，结果使 Makabayan阵营的激进分子陷入双方交火的夹击之中。就在那时，“无治党派”的另一支力量显露出来，在菲律宾开启了一条新战线 —— 正如此前在印尼和尼泊尔发生的情况一样。代表《海贼王》草帽骷髅旗的同样标志再次飘扬起来，被那些身穿无政府主义黑群服饰的人举起。https://t.me/iyouport/146409月21日（或称“9·21”）的自发性运动其实并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政党”，尽管我们或许希望它是如此。它同样也不是自我认同为国家民主派、毛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的运动 —— 当然，它更不是法西斯，尽管法西斯分子试图挪用“9·21事件”的象征意义和政治影响。🏴 所谓的“无治党派”并不是某种特定的组织形式，而是在我们的阶级处于高昂士气的时段，自发涌现并逐渐形成的一种力量。正如在印尼和尼泊尔发生的那样，它出现在通常被称为“左翼”的政治环境之外。然而，自称左派的人们如何与这个“无治党”发生关系，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一些左派如此迅速地试图将这些行动者斥责为“无政府主义者”、法西斯分子、杜特尔特主义者（Dutertistas），甚至（中国派来的？）破坏者的情况下，这一点更为关键。黑色恐慌和秩序党在门迪奥拉战役中浮现的无治党派规模很小。在门迪奥拉被捕的（至少）277名被拘留者中，绝大多数人根本没有参与直接行动，或者他们本身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许多人只是无辜的旁观者，其中一些人是菲律宾民族国家内部被殖民的少数族裔，他们甚至不会说他加禄语，而且来马尼拉还不到一周。还有一名学生记者，他只是恰好穿了黑衣去参加抗议，却仅仅因为看起来“隐约像个无政府主义者”而被非法拘留。在门迪奥拉的被拘留者中，至少有约91人是法定的未成年人。所有人都在街头遭到殴打，随后受到系统性的酷刑（🔙身体暴力(含酷刑) ），被剥夺了法律代理权、食物和药物，并被禁止与家人接触。尽管他们根本不是“无治党人”，却被贴上了“无政府主义者”的红签（或者说黑签？）。到那时，这已经成了一种人们耳熟能详的陈词滥调。在此之前，印尼刚刚也发生了黑色恐慌，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延多下令公开搜捕无政府主义者；特朗普在美国签署了针对所谓“安提法（antifa）”的刑事定罪令；尼泊尔政客也指责无政府主义者“渗透”了当地的起义。2025年9月，安全部队凭空捏造出一个所谓的“无政府主义政党”，只为了解释世界各地发生的各种暴动和起义事件，每一个臆想出来的阴谋都比上一个更加荒诞。要是这些革命者真能像从宙斯脑袋里跳出来、全身披挂且随时准备战斗的十万个雅典娜那样凭空降世就好了！这种阴谋论式的攻击并非新鲜事。在2023年10月7日事件之后，世界各地都发现了成营成连的“哈马斯”。英国市中心的滑翔伞队员？——“是哈马斯”。占领校园抗议对加沙种族灭绝投资及占领巴勒斯坦的学生？——“是哈马斯”。反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也是哈马斯”。火车上那些看起来跟我不同且没有打扰任何人的陌生人？——“还是哈马斯”！与早年的抹红浪潮（red-baiting）一样，“哈马斯标签”和当前的黑色恐慌旨在使抗议和组织活动非法化、并将其定罪，无论这些活动是针对以色列在加沙对巴勒斯坦人进行的种族灭绝，还是针对亚洲及其他地区猖獗的腐败丑闻。我们已经看到，印尼、尼泊尔和菲律宾是如何运用黑色标签和黑色恐慌的，这与过去使用红色标签的方式如出一辙。不管你是无政府主义者还是社民主义者—— 你都会被贴上红色标签，并作为肮脏的、不信神的共产主义者被驱逐出境或投入监狱！包括自由派和黄色工会在内的非国家行为体，也一直在选举或工会领域利用红色标签来使他们的意识形态对手非法化。现在，以类似的方式，仅仅作为某种左翼、身穿黑衣或在特定时间出现在特定地点，就会让你被贴上无政府主义者的黑色标签，并面临颠覆罪的指控。我们在印尼、尼泊尔以及门迪奥拉再次看到了这种情况。秩序党以一种一贯且可预测的方式，利用黑色恐慌手段不仅镇压所谓的“无治党派”，还借此镇压所有批评现存秩序的人。那么，所谓的无治党究竟是什么？它并不是某种可以像建立正式政党那样去构建的东西。它是基于社会动乱、或者至少是动乱的开端而构成并凝聚起来的。正因如此，无治党不仅对秩序党的主导派系——“现存秩序核心” —— 构成威胁，也对其“嘴炮异议核心”构成威胁，后者在秩序党内部进行着两条路线的斗争，尽管仍然是其忠实的反对派。因此，在嘴炮异议核心如何利用它来针对无治党方面，黑色恐慌的运作方式与红色恐慌略有不同。在门迪奥拉遭到暴力镇压后，另一种平行的叙事开始形成。许多评论人士开始说，直接行动者和门迪奥拉的被拘留者是由外国特工或莎拉·杜特尔特资助的。自由派甚至左派，都在令人作呕地反复附和这一说法。嘴炮异议核心一直在不断向秩序党内部以及“重构常态”的更广泛努力妥协，以此博取自己的政治地位。这些嘴炮利用秩序党制造的“黑色恐慌”来瓦解无治党，以实现这一目的。美国人以前见过这路操作：例如，在2020年乔治·弗洛伊德反抗运动中，那些扮演“和平警察”的人将直接行动者烙上“挑衅特工”的标签，并将其移交给警方。🏴 通过此类行为，嘴炮异议将自己定位为现存秩序内合法、合规、且忠实的反对派。此外，嘴炮异议还利用黑色恐慌，以牺牲起义和无治党为代价，来使他们自己的激进活动和组织合法化。他们一边给无治党贴上“破坏分子”、“挑衅者”、伪装的杜特尔特分子等标签，另方面则掠夺无治党人和起义者的激进行动成果，然后用实用主义的和平主义和合法主义来建立他们改良范儿的组织。🏴 黑色恐慌代表着双重威胁：一种是来自秩序党中占主导地位的“现存秩序核心”那路显而易见的威胁，而同时，更危险的是另一种，即来自“嘴炮异议核心”的追加威胁。Photograph from the report “Mendiola, September 21, 2025,” written by Kenneth Roland Guda and published by AlterMidya.重构“常态”“常态”就是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东西 —— 工作、性别、金钱、资本、国家、种族主义的统治，不一而足。秩序党通过让我们这个阶级依赖于其运转，来强加并维持这种常态。如果真的如那啥宣言所宣称的那样，“全世界的工人失去的只有锁链”，那为什么人们还要如此死死地紧抱锁链不放？锁链松动的隐忧会将人暴露在巨大的风险之中，因为常态早已使你产生了依赖。如今每个人都在“维持常态”中拥有物质利益，且在常态破裂时有许多东西“可以失去”。这种对常态的依赖，阻止了许多人成为积极的亲革命者。例如，我自身的疾病将我与“常态”绑定在一起，迫使我在药品和医疗保健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中拥有物质利益。同样地，数以百万计的人及其家庭也拥有类似的物质利益，将他们与“常态”捆绑在一起。甚至像获取食物这类最基本的事情，也会因常态的中断而受到破坏。就是这种对常态的依赖，限制了我们所能做的事情。在这些条件下，我们可以尽情地谈论革命和起义，但对秩序党采取的任何暴力行动都意味着要冒着遭受严厉镇压的风险。那些固守非法性和隐蔽性的党人，在反叛的边缘地带找到了庇护所。在社会的边缘，他们无法介入白热化的阶级之战，只能在边缘地带为革命而奋斗。在反叛边缘之外、处于“常态”强加最为连贯之地域的人们，往往会发现，通过“合法主义”的框架他们仍然可以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合法主义将左派和无政府主义者推向了“实用主义的和平主义”。作为亲革命者，我们拒绝将和平主义奉为阶级抗争的原则，然而我们发现，在与暴力的关系上，甚至在公开支持暴力的程度上，我们必须保持实用主义。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游行时，无论有没有许可证，游行的领导者都必须与警方会面，以协商抗议的时间和空间。即使没有抗议许可证，警方也明白，从长远来看，对这种非法集会进行非正式的容忍是具有实用主义意义的。这种谈判是强加“常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不进行谈判，就会面临镇压的风险，这会耗尽本该用于支持囚犯的关键资源，赶走那些对风险承受力较低的人，并且（也许最重要的一点是）会在阶级抗争处于低潮和退却的时期被识别为“秩序的敌人”。这不是一种价值判断：这仅仅是常态的现实。在左派、激进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圈层之外，常态表现为大众在政治上的冷漠与被动。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会引用意识形态或霸权来解释这一点 —— 然而，除了商品关系模糊并割裂了我们阶级力量的源泉之外，本阶级既不是温顺的绵羊，也不是资产阶级（burgis）意识形态的被动接受者。这也不仅仅是对政治缺乏兴趣的问题。人们知道这个世界完蛋了。这种大众政治冷漠的状态不仅是意识形态上的，更是物质上的。置身政治之外与其说是一种选择，不如说是一种状态 —— 即“常态”在物质和意识形态上的强加。改良派、活动家、激进分子和亲革命者，正是通过克服这一状态所带来的特定物质和意识形态限制，才确立了自己的身份。但即便克服了这些限制，也并不一定意味着一个人能够克服常态本身 —— 因此，实用主义的和平主义才有了必要性。通过实用主义的和平主义，改良派和左派得以在常态和秩序党内部协商自己的位置。改革斗争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激励了许多人去克服他们的被动性。激进分子的圈子变成了运动，运动变成了政党和非政府组织，而政党竞选公职，非政府组织支持改良，并且 ——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 这些政党和非政府组织为其群众基础争取到了改良。这种改良的过程使这些左派合法化，并将其与统治秩序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了保持合法性，他们必须留在法律的边界之内，而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继续保持实用主义的和平主义。这就是合法的、正统的左派如何把自己确立为秩序党的嘴炮异议，即“被允许的左翼”和资本的左翼。而嘴炮异议们为了维持自己这一地位，声讨无治党并参与到“黑色恐慌”中往往就变得不可或缺了。Photograph from the report “Mendiola, September 21, 2025,” written by Kenneth Roland Guda and published by AlterMidya.有组织的无组织化在现代时期的几个世纪里，从宗教改革到英、美、法、俄、德、中等国的大革命，所谓的无治党已经多次自行确立。在过去十年中，众所周知它在法国的黄背心运动、香港、美国的乔治·弗洛伊德起义中浮现，而最近，则出现在孟加拉、印尼、尼泊尔、马达加斯加、以及菲律宾本土。然而，无治党却被教会、自由派、自封的先锋队、被允许的左派、社民主义、以及嘴炮异议核心内的其他派别所强加的“无组织化”所瓦解。在1986年的“人民力量革命”（二月革命）中，教会和自由派寡头引导菲律宾工人去支持库德塔（政变）的密谋者，并推举自由派寡头科里·阿基诺（Cory Aquino）担任总统。在1968年巴黎的“五月风暴”事件中，法国共产党和其它几个左翼机构遣散了工人和激进学生。在伊朗革命中，神职人员削弱了工人阶级的舒拉（shura）委员会，直到阿亚图拉得以巩固权力。在波兰，那些企图在波兰国家机器内部协商一席之地的自由派，削弱了团结工会（Solidarność）中工人的自我组织。在中国文革中，毛泽东本人也急于收编并遣散他自己释放出来的力量，以重新获得并保持对党和国家的控制。嘴炮异议核心害怕群众的自发性和自主活动，他们急于收编并遣散无治党，以便在其处于上升期的核心领导下恢复常态。政客们将矛头指向无治党，以便让嘴炮异议核心能够重新重组为新的“现存秩序核心”，并最终重建秩序党。这种有组织的无组织化逻辑，在于将合法性和正统性结晶为“程序正确”。Tamang proseso 的字面意思是“按规矩办事/正确程序”或“正当程序”，在菲律宾，它被援引为做事的“正确方式”或“合法途径”，通常是在与官僚机构或程序打交道的语境下。这种对合法性和正统性的肯定渗透到了“常态”下的一切事务中，甚至超出了国家法律、警察和法院的管辖范围。例如，伤害必须得到展示和证明，如果不是在法庭上，也必须通过同行的裁决。根据“按规矩办事”的信徒们的说法，“双方”的声音都必须被倾听 —— 而这掩盖了固有的权力关系，无论它是强奸文化中的性别动态，还是10月7日之前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对巴勒斯坦的霸权。即使在内战中，也必须有“按规矩办事/正确程序”，共产主义和邦萨摩洛（Bangsamoro）的游击队都向和平谈判桌的合法性和正统性低头。和平谈判桌上的谈判发挥了两个功能：首先，它们代表了一个派别在攀升进入秩序党的过程中，通过谈判达成的合并和合法化；其次起到了解除自身派别武装力量的作用，使任何拒绝接受妥协的斗争参与者失去合法性。在这种语境下，“按规矩办事”表明走向改革的道路只有两条：要么通过谈判整合进秩序党，要么为了通过谈判整合进秩序党而进行武装斗争。而社会动乱、破裂、革命的可能性 —— 更不用说无政府自治主义了 —— 则被完全排除在外。所谓的“按规矩办事”是进行抗议、组织和政治活动的“正确”且“合法”的方式。它是对能量的调解和管束，否则这些能量本可以凝聚成伟大的无治之党。不卷，不争，不等，不跪，尝试截然不同的活法儿 - 2026战术月议题九综述: 为现行系统的终结做准备在9/21事件发生后的那一周，前总统候选人、直言不讳的社会主义者卡·利奥迪·德·古兹曼（Ka Leody de Guzman）发表了一份声援声明，肯定了愤怒的合理性，但同时呼吁将心怀不满的城市贫民招募进他那一派的特定组织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声明暗示了“有组织”与“所谓的无组织”之间的对立—— 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他们的指挥下组织起来的人，与在他们指挥之外组织起来的人，之间的对立。且不论针对警察部队的直接行动是在合法左派政党的指挥之外发生的，而卢内塔和门迪奥拉的所有派别当时都没有介入，将这场暴动升级为一场起义。即使是菲律宾共产党-新人民军（CPP-NPA）的毛主义叛乱，也是在“按规矩办事”的框架内构建的，尽管他们的叛乱有着明显的非法性。在毛主义圈子里，mamundok（上山）加入游击队被视为“斗争的最高形式”。批评勇敢的游击队员就是懦弱 —— “你付出了什么牺牲，让你有权利去批评他们？” 如果他们在打游击战，那他们就一定是对的！且不论将坚定的激进分子输送到山上会抽干城市里的骨干力量，而这些人本可以介入阶级抗争（暂且撇开斯大林主义干预主义的问题不谈）。“诉诸游击队”或对游击队的呼吁，将意识形态问题框定为不容置疑，因为游击队正在做出高昂的、有时是终极的牺牲。这种行动崇拜理所当然地认为，一个战略的“正确性”可以通过戏剧性的行为和大规模的招募来证明。然而，像达伊沙（Daesh，即伊斯兰国）这样的保守势力也在打这样的游击战——难道因为他们成功建立了所谓的“伊斯兰国”，我们就要认为他们是正确的吗？“诉诸游击队”是实用主义和平主义的另一面：对“革命”暴力的盲目崇拜，正是对这种实用主义怯懦态度的必然反应。🏴 正是这种“诉诸游击队”，将那些渴望社会变革的人的选择，局限在改良主义与武装改良主义之间、社会民主主义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社会民主主义之间。因为只有这些选项被认为属于“按规矩办事”的边界之内。但是，当你仅仅把革命理解为一个机器对抗另一个机器时，为了消灭所有阶级而构成的阶级力量这一概念就消失了。因此，尽管菲律宾共产党承认门迪奥拉事件是合理的暴力（尽管渠道不妥），但他们呼吁将这些无治党人输送到其新人民军里去。同样地，合法的、正统的左翼也呼吁将愤怒的无治党人和起义者招募进他们的组织 —— 仅仅是为了增加他们的成员数量。那种认为解决我们苦难的办法是去“组织” —— 甚至去“上山（mamundok）”—— 的想法，不过是自由派那句“去投票”格言在稍微激进一点层面上的等价物。其结果是一样的：自治主义力量被瓦解并消散，以及其成员被顺从地归入嘴炮异议核心的某种机器之中 —— 即被调解、管理并整合进权谋政治生活。对抗“按规矩办事”的反政治政治生活及其关于合法性、正统性和“按规矩办事/正确程序”的概念，正是“常态”得以维系的命脉。针对如何改良或如何在“常态”等级制度中博取一席之地的谈判，都是由政治生活来管理和调解的。无治党作为一个置身于所有被体制吸纳的政治生活之外的派别，是坚决的“反政治（anti-political）”者。正因如此，无治党必须被贴上红标签、黑标签，并遭受最残酷的黑色恐慌。因为正是通过这种反政治的方式，无治党在合法性和正统性的边界之外采取行动，从而对“常态”构成了最大的威胁。社会的动荡和革命，废除了正统性这一属于等级制度和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黑色恐慌发生在三个层面上，所有这些层面都是为了瓦解无治党。此前已经讨论了前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压制性的，即利用暴力来镇压无治党，在某些情况下投机性地顺带镇压嘴炮异议；第二个层面是调解性的，即在瓦解无治党之后，将其成员纳入政治生活的总体管理之下，整合进嘴炮异议核心。而黑色恐慌的第三个层面是重新强加性的，即在旧的或新的秩序党领导下恢复、延续并重新强加“常态”。“黑色恐慌”的这一再强加层面最为阴险，因为它源于所谓的无治党自身对无政府状态的恐惧 —— 当该党派无法克服起义的局限性时，其内部凝聚力便会瓦解。压制性的黑色恐慌是秩序党的任务，具体由占主导地位的“现存秩序核心”来执行。调解性的黑色恐慌是嘴炮异议核心的任务，通过他们旨在成为主导核心的两条路线斗争来实现。而强加性的黑色恐慌则产生于无治党内部，这是起义所面临的现实物质和意识形态限制的后果 —— 如果起义者要将一场起义转化为席卷全球的社会革命，他们就必须克服这些限制。“按规矩办事”就是强加和重新强加“常态”的发动机。为了对抗重新强加性的黑色恐慌，起义者必须与这种使事物正统化的权力本身作斗争，发展出一种甚至（或尤其是）拒绝代议制形式及其所隐含的正统性和公民身份的反政治。除了针对本阶级和无治党部署的、显而易见的警察制度的镇压功能外，维持治安本身也是在为所谓的“按规矩办事”服务。菲律宾的防洪丑闻目前正由马科斯成立的“基础设施独立委员会（ICI）”进行调查。此类机制肯定了秩序党的合法性。国家惩治腐败的机器让公民确信体制在发挥作用。这就是国家管理阶级对立的方式。也是腐败话语的终极局限性 ——通过这种话语，臣民身份得以复制和巩固，带着代议统治所隐含的所有被动性。对正统和“按规矩办事/正确程序”的废除将始于这类话语的失效，其种子可能会蛰伏数十年之久；那种卑劣无耻的腐败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但其矛盾直到2025年9月才达到临界点。秩序党主动对政治生活进行调解和管理，以防止无治党凝聚起来。在资产阶级政治的关键转折点，如政治革命或大型选举期间，秩序党内部各核心和次要派别的重新分化组合，为调解和管理政治生活创造了新的途径。“人民力量革命”和“乙沙共和（EDSA Republic）”将菲律宾左翼的一部分人拉入了与执政的自由派寡头的交往中。结果，在阿基诺政府（2010—2016年）期间，那些自称为“通俗民主派”的人为强占土地的行为洗地，招致群众的极大幻灭，从而推动了罗德里戈·杜特尔特在2016年的当选。在尼泊尔，普拉昌达（Prachanda）颁布法令解散了人民政府，他自己登上了尼泊尔总理之位，导致他以及尼泊尔的其他共产党被整合进了“现存秩序核心”，而官方的毛主义者则借此大发横财。在印尼，改革运动（Reformasi）遗留的矛盾和对立，最终因普拉博沃·苏比安托当选而让位于“新秩序”时期一位继承人的复辟。随着“按规矩办事”的悲惨失败变得越来越难以忽视，无治党凝聚了起来。越来越多的人陷入幻灭，不仅对秩序党的“按规矩办事”感到幻灭，也对其嘴炮异议感到幻灭。就像“无形教会”（只有真正信奉基督的人才知道的、由入选者或未来皈依者组成的教会）那样，无治党最初是以一个“无形党”的形式凝聚起来的。在激进分子之间形成了密切关系，他们认出彼此是天选之人，即便他们当时甚至还不知道彼此是斗争中的同志和伙伴。然后，压力最终冲垮了大坝。阿凡·库尼亚万（Affan Kurniawan）遭警察谋杀，引发了印尼8至9月的起义；尼泊尔禁用社交媒体（从而禁止了批评意见），引发了尼泊尔2025年9月的起义；而在菲律宾，对防洪丑闻长期积压的不满，结合看到别处起义而产生的高涨士气，激发了9月21日在门迪奥拉的战役。调解和管理的失败，让所有这些国家的无治党人走到了一起。游行克服了实用主义和平主义的限制，升级为个人的非法主义行动。个人的非法主义行动克服了阻碍通往集体非法主义行为的限制，而集体非法主义的暴动引发了群众性的非法主义，进而发展为起义、革命、互助共生、人的联合。每一次升级，都必须克服其特定的限制。从根本上说，起义和革命为超越我们目前所处世界的种种可能性打开了视野。一旦人们窥见了截然不同的可能性，还有什么理由留在原地呢？去重建那些已经被拆毁的东西吗？然而，我们的阶级并没有做出那样的选择；或者如果我们不得不做出选择，也是带着满心的悲伤做出的，因为起义的终极局限性最终冲散了无治党。“按规矩办事”对无治党的冲击反动是必然的，而革命却远非如此。随着无治党因现行政治的失败而凝聚起来，亲革命的基层力量努力围绕无治党重新调整自身。来自秩序党的镇压和来自嘴炮异议核心的调解，仍不是全部威胁；当起义者未能使起义中的社会生活实现互助共生，并且无法逐步升级以彻底变革大局时，“常态”的重新强加就会变得不可避免。起义不会像市场那样有一只“看不见的手” —— 或者至少，起义的初期不会有这种东西。市场力量是由资本的全盘化逻辑即那只看不见的手所驱动的。相比之下，起义的逻辑才刚刚萌芽，它就像是在整片敌对的生态环境中的一株幼苗。工人一旦成为起义者和无治党人、一旦与常态决裂，就将面临失去很多的危险。🏴 然而，在秩序破裂期间，我们通过这种起义逻辑所赢得的东西，能够重新组织社会生活。这种起义逻辑必须与资本的全盘化逻辑进行殊死搏斗，否则就会被反革命所扼杀。这正是亲革命者必须介入的地方 —— 去哺育、去培植无治起义逻辑的这株幼苗。这也正是“革命造就革命者”的真谛所在。印尼，起义导致大规模的哄抢以及对政府大楼的大规模纵火。亲革命者召集了“街头大会”，为起义者提供了谈论革命的空间。然而，他们在烧毁警察军火库之前，并没有夺取其中的武器。最终，起义者无法保护自己、无法保护他们的校园和家园免受秩序党暴徒或投机性抢劫犯和强奸犯的侵害。起义没有扩大到农村，亲革命者也未能将不同的起义地点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由于既没有自卫的手段，也没有养活自己的物资，散布在这座庞大群岛上的起义者们在极少协同的情况下，做出了相同的权衡：自我安抚、继续动员但采取“非暴力方式”、恳求与秩序党达成妥协。这种自我维稳是由对反动和反革命的恐惧所驱使的。然而，无论如何，反动似乎不可避免。正是普拉博沃的反动，成为了全球“黑色恐慌”的前锋。在印尼，许多未曾介入、或仅以防御姿态介入的人，发现自己陷入了对所谓“条件成熟”的苦苦等待中，等待着起义发展成为革命介入的切实可行之方案。这种“观望态度”不过是“按规矩办事”的另一种形式罢了—— 就像是在革命之前先巩固一个革命组织才是正确的操作顺序（拉倒吧）。永远都不会出现所谓的理想条件，存在的只有机遇，而且无论准备工作做得如何、组织水平有多高，革命的机遇始终都会出现。而阈值论的观望态度将亲革命者困在了一个无休止地等待“理想条件”的死循环中，无休止地去组织和建设运动 —— 陷入为了耐心而耐心的怪圈。但本阶级并非因为缺乏组织而软弱，而是因为软弱才缺乏组织。耐心和谨慎根本没有得到任何回报，因为一旦革命行动的窗口关闭，反动势头便不可避免。相比下，在尼泊尔，起义者在烧毁旧秩序的同时武装了自己。各种官方共产党几乎全然整合进了秩序党，这确保了实际上没有任何有组织的亲革命力量（或者至少是没有显性力量）介入起义。然而，起义者在烧毁政府的同时夺取了武器，克服了印尼起义者未能克服的一个关键限制。在尘埃落定之后，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许多媒体声称，是某个神秘的阴谋集团搞了这场大规模纵火。在政治革命中 —— 如1986年发生的那场革命 —— 最富有组织性且最连贯的政治力量，才拥有夺取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如果真的存在许多人暗示的那种规模的纵火阴谋，那么该阴谋集团的实力应该足以直接夺取国家政权。然而，并没有那样一场库德塔（政变）夺取政权，也没有任何由巴枯宁主义或提昆主义式的隐形集体专政去阻止“常态”的恢复。阿肖克·拉吉·西格德尔（Ashok Raj Sigdel）将军也没有利用这一时机像许多人担心的那样悍然实施武装统治或恢复君主制。在缺乏合法平民政府的情况下，西格德尔势力可以说根本没有阻力，就连没能克服特定局限且正处于退却中的无治党也对此无能为力。但是，尽管尼泊尔的无治党能够从个人的非法主义行为走向群众性的集体非法主义行为，然它却未能超越法律主义和正统性本身的限制。因此，当西格德尔和军队恢复了法律和秩序时，军队便主动提议赋予那场著名的Discord选举以合法性。与此同时，事实上的军政府利用黑色恐慌来镇压无治党，在街头枪杀无政府主义者。这场反政治的革命已变得极其难以为继。怎么可能不是这样呢？反政治或许可以烧毁毛主义者的议会和豪华府邸，但如果起义者连饭都吃不饱，又怎么可能烧毁整个国家机器呢？毕竟，抢劫只是暂时的权宜之计。不管是列宁还是克鲁泡特金都明白这个道理：革命要生存下去，就必须能养活自己，克服城市与乡村之间的隔阂。对列宁而言，解决方案是无产阶级（以及国家）与农民阶级的“大联盟”。对克鲁泡特金而言，解决方案是城市与农村工人之间的自由交换。当布尔什维克再也无法安抚和说服农民参与他们的阶级联盟时，他们便诉诸公开的强迫，从而引发了所谓“绿军”的无数次反抗。而无治党 —— 其主要武器不是枪支和武装力量，而是通过对自身作为公民、工人、或“男人”等身份的“自杀式”拒绝，从而颠覆社会的 —— 他们并没有这样一支军队去强行征收食物。许多无政府主义者指出，革命只有在具备国际性特征时才能成功。他们是对的 —— 但如果革命连眼前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割阂都无法克服，又如何走向国际化呢？因此，尽管“常态”被中断了，但由于起义未能维持并在社会层面上复制自身，起义者发现自己几乎别无选择，只能在恢复秩序党的过程中寻求政治层面的解决方案。西格德尔和军队作为法律和正统性的堡垒在发挥作用，优雅地将合法性赋予了这个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Discord 投票。起义者发现自己满足于“重新做回臣民”，常态随之恢复，同时恢复的还有那套常态所蕴含的所有社会再生产。在尼泊尔起义中逃跑的许多囚犯，在发现自己那肮脏的牢房被烧成灰烬后，又顺从地去往别处其它肮脏的牢房里报到，因为在牢房内的合法性，比起在秩序党的重压下过亡命天涯的生活更易于被接受。监狱 —— 包括今天构成整个社会的那个巨大监狱 —— 只有在法律和正统性被废除的情况下才可能被消灭。如果没有这些，回监狱报到这种事怎么可能在脑海中形成？又怎么可能去恢复代议制以及它所维系的统治秩序？相比于最严酷的反动，“常态”将更易于被接受；相比于不确定性，臣民身份将更易于被接受。而且，恰恰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强迫，是给人“要么工作要么挨饿”的“自由”（而不是要么奴隶制要么死亡那种赤裸裸的强迫），因此给这场史上最大规模的 Discord 选举赐予正统性的体面做法，是一个完全可以理解的选择。因为无产者要么是具有革命性的，要么什么都不是，而当他们将自己作为工人、作为无产阶级、作为资本的阶级进行自我再生产，被说服继续当秩序党的忠实公民时，他们恰恰是不具有革命性的。如果不克服这些特定的限制 —— 即克服重新强加性的黑色恐慌、克服被强行重新确认的“按规矩办事/正确程序”—— 事情就绝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结果。仅仅烧毁政府物理象征的所谓“巨大秘密阴谋”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国家，就像资本、父权制和其他所有等级制度一样，不是凝聚在特定的地点，而是凝聚在社会关系之中。烧毁一座议会大楼也许没那么难，但这栋大楼所承载的正统性将在烈火中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在被重新构建为“臣民”之后，昔日的起义者们在 Discord 上重建了议会。 当时，在尼泊尔武装部队的严密监视下，这一选择不言而喻。如果我们面临同样的选择，我们会像在西班牙革命失败后继续反对佛朗哥的游击队那样吗？会像萨巴特兄弟那样吗，躲进森林和山峦，尽管西班牙法西斯主义取得了胜利并得以巩固，依然坚持斗争？个人的行动、甚至是小规模的集体激进行动 —— 尤其是那些在边缘地带采取的行动——极少能对“常态”构成足够的挑战，极少能激发出印尼和尼泊尔那种群众性集体的反叛大爆发。不可避免地，“常态”被重新强加。这就是制约起义成长并扼杀了其萌芽逻辑的物质和意识形态限制所导致的后果。“按规矩办事”重蹈覆辙 ，连同它所体现的所有合法性和正统性也全部照旧了。黑色恐慌登场，当初的起义者变成了顺服的臣民、囚犯、逃犯、或游击队员 —— 只要秩序党至高无上地统治着，变成哪一种都没什么区别。嘴炮异议在新的常态中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被剥离了政治属性的人要么变得政治化，要么退回到冷漠状态中。“神安天国，歌舞升平” —— 起义失败、秩序重建后，统治阶级弹冠相庆、粉饰太平。capion...克服局限2025年9月21日门迪奥拉战役中无治党的浮现，暴露了菲律宾左翼和后左翼所有派别的无能（包括本文作者在内）。在背后没有任何政党的所谓阴谋的情况下，也丝毫没有影响城市贫民青年采取许多其他人无法采取的行动。最大的讽刺在于，那些参与了“政党阴谋”（其中一些还拥有武装分支）的人，却依然局限于反叛的边缘地带或实用主义的和平主义。来自“国家民主”的激进分子和骨干在9月初曾参与了局部范围的破坏行为以及同警方的轻微冲突，但直到几周后的9/21，所谓的无组织群体才真正实现了自主行动。在9月初到9/21之间的这几个星期里，“被允许的左派”从原本就有限的暴力转向了更加屈服的实用主义和平主义，而直接行动者则从政治上的默默无闻转向了公开显性的暴力。对于去年九月出现在卢内塔和门迪奥拉的人，简单地要求他们投身于暴动的混战中以将其升级为一场起义，这并不现实。与其去问那天现场的人本可以做出什么不同的选择，**不如去问 —— 需要具备怎样的条件，才能创造出一种让他们“不得不那样做”的局面？**换言：是怎样的制约塑造了他们所能采取的行动？又是怎样的物质和意识形态限制，阻碍了他们去介入并促使暴动超越自身的局限？“国家民主”在9月4日发动的冲突和破坏行为，其中的激进分子是了解风险并甘愿承担的。而在9月21日的事件中，门迪奥拉和卢内塔集会人群的成分则有所不同。许多人对风险的承受力较低，而且事实上，召集游行的人当时也向他们下达了疏散的命令。合法性自有其用处。那些高举“马卡巴扬”联盟旗帜游行的全国民主党人，扮演了“被允许的左翼”角色。倘若他们决定加入门迪奥拉的骚乱，他们可能就会失去在国会的席位。合法性自有其用途。那些高举“爱国联盟（Makabayan）”旗帜游行的国家民主主义者，扮演的是“被允许的左派”的角色。如果他们当时决定加入门迪奥拉的暴动，他们在国会中的席位就可能付诸东流。失去他们在“常态”内部的位置，就意味着要放弃他们规划中的改良。同样，这不一定是要对他们的不作为进行评判，也不是要质疑他们的社会主义资质，而是要认识到“常态”强加给我们所有人的限制，并认清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被捆绑在维护“常态”的战车之上了。指认出心魔，是驱逐心魔的第一步。如果物质和意识形态的局限性没有被清楚命名并被真正认识到，就无法克服它们。通过研究起义为何失败，我们可以用“应当避免什么”的知识来武装自己。没有认知，自觉性就无从谈起。革命先辈为我们提供了识别各种局限的语言：城乡间的割裂；养育革命（或称《面包与自由》）；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决裂（无论这种意识形态是工人主义、对无产阶级身份的肯定、臣民身份、法律主义还是正统性）；保障医疗保健和药品的物流；克服各种分工（尤其是性别分工和社会再生产）；防御和军事问题；问责和安全；克服边缘化和革命孤立性；克服意识形态和宗派分裂；克服工人阶级内部的分离、身份认同和偏见；没收剥夺者的财产；应对国家；解决“革命领导权的危机”；…… 等等还有更多方面。秩序党的正统性，其物质基础在于“常态”的顺畅再生产：诸如食物和药品的物流、保障照明和医院开放、保护家园和面子免受侵犯等等简单的事。法律主义由此产生，“按规矩办事”又由法律主义衍生。在经历了破裂和起义的不安全感后，除了通过合法程序外人们哪还有其他精力去想象如何跟国家打交道？因此，与秩序党决裂，意味着去挑战其正统性和合法性的物质基础 —— 这就需要起义的逻辑去回答如何克服特定限制的硬核问题，将食物、安全和医疗照护用平等互助的新结构分享到位。在“常态”下，是的，我们是和平主义者，因为我们是实用主义者。但和平主义在什么情况下会不再具有实用性？当那一刻到来时，人们身上实用主义的和平主义是否已经根深蒂固，以至于它变得不再务实？我们是否会因为习惯于向局限性妥协，而错失了超越这些局限的机会？我们与实用主义的关系绝不能上升到原则的高度。实用主义绝不是一个需要去秉持或捍卫的“价值”，恰恰因为它仅仅是实用主义。从同义反复的逻辑来看，实用主义并非原则。在起义的过程中，实用主义本身就会演变成一种物质和意识形态的限制。以往的革命者曾把权宜之计奉为美德，并将实用主义的提议上升到了意识形态的领域。“基于权宜和实用，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变成了“基于原则，我们必须这样做”。这就是意识形态化。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秘密警察和集中营（无论是古拉格还是劳改营）在特定语境下都曾被辩证为是实用的，但现在的亲革命者却将这些意识形态化并上升为原则，辩称革命的镇压功能必然要带有监禁性质。类似的意识形态化例子还可以在爱德华·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一国社会主义”的庸俗化、以及民主集中制的条条框框中找到。意识形态化，本质上就是使权宜之计合法化并使其演变为“按规矩办事”的过程。🏴 同样，“革命”、“无政府主义”都不会自然而然地“解决”诸如女性解放之类的所有问题 —— 有些人直接宣称把解决这些问题推迟到夺取政权或击败资产阶级之后。这是因为资本主义是一个建立在人们自身异化能动性之上的异化系统。市场力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盘化逻辑，既塑造了人的能动性，又依赖于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不论是“革命”、“无政府主义”仍是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被构想的，被视为异化的能动性，而不是对我们每个人自身集体能动性的重构。这就是为什么革命不会自动“解决”任何问题，无政府和共产主义也不会直接“消除”统治，因为革命的方向是让每个人真正成为掌握自己命运的人。革命和无政府主义就是不再与我们相割裂的、真正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能动性。如果我们自己无法克服所面临的物质和意识形态限制，革命进程就必然失败。革命并不会顺带“解放”女性；女性以及所有被赋予性别身份的人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并废除性别分工和性别本身 —— 这是仅举一例 —— 否则革命就会退化。在革命中，真正清晰可见的将是我们自己的双手，而不是起义“那只看不见的手”。因此，我们必须对我们所面对的每一种限制的物质和意识形态运作机理有清醒的认识，这样我们才能去战胜并超越它们。人们常说“目标证明手段正确”。对此，借用厄休拉·勒古恩的话，我们的回答是：“但如果没有终点呢？我们所拥有的只有手段。”我们所渴望的终点是如此遥远 —— 那绝不少于全盘的社会变革，以及终结一切形式的统治 —— 而我们所对抗的势力的庞大超乎想象，这迫使我们不得不承认，至少在“常态”时期，“我们所拥有的只有手段”。如果智慧和手段是我们所拥有的全部，那么我们的手段就应当是具有“预示性”和生成性的，能够帮助我们发展出自主性、能动性以及开展自主激进行动的能力。这些任务并不是“革命”意义上的 —— 不是在“常态”时期凭空引发炸裂、起义或冲击的东西。相反，它们的革命性在于能够使我们去组织、反抗、战斗，并建立起在起义和革命局势中派得上用场的力量和能力。这些能力此前严重发育不良，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最近在印尼、尼泊尔、菲律宾和马达加斯加发生的起义，最终都以无治党的解体和“常态”的重新强加而告终。从这个意义上说，某些形式的实用主义—— 例如在9/21之后出现的向“体制内健康力量”低头恳求的实用主义 —— 是自我毁灭式的，因为它们会让我们习惯于俯首帖耳、压抑自身的渴望，向权力摇尾乞怜。🏴 为了我们想要的终点，坚持“极繁主义（maximalism）”是势在必行的—— 也就是为了一个“最高纲领”而战，为了最大程度的变革、为了无治和共享、以及终结一切形式的统治而战。极繁主义是一块我们需要不断练习使用的肌肉。作为手段，极繁主义允许我们强化超越当前时刻进行思考的能力。如果我们追求的终点不够宏大—— 如果仅仅呼吁改良（向谁要改良啊？）、呼吁问责（根据谁的标准的问责呢？）、或者与寡头集团内部的另一部分进行模糊的联合 —— 那么无论我们构建了怎样的手段，都无法超越当下。在“常态”时期，极繁主义是一种政治想象力的实践，它挑战我们去超越资本主义、国家、性别、父权制和所有形式的等级制度进行思考。当“常态”崩溃时，正是极繁主义的远见卓识，让亲革命者能够抵制常态的倒退。在这个意义上，极繁主义体现了1968年5月法国风暴中的一项诉求：“面对现实，求索那不可能之事。”在极繁主义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培养勇气。在本文所使用的语境中，勇气正是我们这个阶级能够参与起义和革命的手段。勇气是克服务实和平主义在物质和意识形态局限的动力，它能让无治党在一场单一的暴动之外凝聚力量，从而促成一场全社会的起义。在起义中，安全显然是一种幻觉 —— 毕竟，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就像请客吃饭一样，起义必须成为一个让我们最终做回自己的时间和空间—— 也就是重新野性化，作为被无产阶级化、被异化、被赋予性别、被割裂的生命形态的自我消亡。从物质上来说，“常态”是通过人们对它再生产的集体依赖而获得合法性的。在意识形态上，这表现为大众在政治上的冷漠和被动。被允许的左翼和嘴炮异议通过培养人们作为阶级成员的勇气来使他们具有政治属性，但最终只是将这种勇气引导去谋求微小的改良。勇气使我们这个阶级能够向秩序党索求得越来越多。在升级局势时勇气同样必不可少，能让我们这个阶级同秩序党及常态的强加彻底决裂。在烧毁警察局之前袭击军火库，可能会带来比纵火 罪更严厉的惩罚。在那样的一个时刻，需要怎样的勇气才能拿起武器，而不是像在印尼那样仅仅沉溺于单纯的破坏之中？而当反动不可避免地到来时，又需要怎样的勇气，才能让我们这个处于消亡中的阶级始终对准投机分子和暴徒高举武器，而不是像以前尼泊尔的党人那样向秩序党缴械投降？正是本阶级所遭受的摧残，促使本阶级去渴望重新强加“常态”，以获得某种虚假的安全感。培养勇气同样意味着，在保护自己免受投机分子和反动派侵害的同时，保持食物供应和医疗保健的公开可用。不可避免地，起义者还必须找到彻底放弃金钱和分工的勇气。这种勇气必须在“常态”下进行培养。在常态下，对勇气最普遍的一种制约便是强奸文化，它迫使无数女性和酷儿群体退出了运动。健全主义（ableism）和偏见同样在推开人们，并瓦解了产生更多勇气所必需的团结。如果在我们的起义中、在释放我们能动性的过程中，不能包含我们身在其中的翩翩起舞，那这还能算是“我们的起义”吗？同样地，当激进分子和起义者卷入压制性的“黑色恐慌”中时，对他们进行支持是至关重要的。否则，如果反动到来时我们自己得不到支持，所有人的勇气都会受到抑制。以及，废除监禁制度、削减警察资金、释放囚犯的斗争，对于培养本阶级的勇气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在食物和商品方面，同样需要类似的勇气储备。显而易见，声援经济和替代性制度安排（即所谓的双重权力）不能也无法挑战“常态”，更无法克服资本的全盘化逻辑。但是，这些替代性生活方式的局部尝试，依然能够为我们在革命下的全面推广提供勇气和基础。因此，在这些事务中的自觉性要求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在“常态”下所能做的事情的局限。起义会再次到来，正如它甚至在宗教改革之前就已经在不断地潮起潮落。为了下一次起义的到来，自觉性、极繁主义以及勇气，将必不可少。caption...正在到来的黑色恐慌这个世界正处于一场世界大战之中 —— 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到以色列在加沙的种族灭绝以及在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种族清洗，从美以对伊朗的战争、波斯湾和非洲之角冲突，到萨赫勒地区的冲突、缅甸和西巴布亚的内战，以及对台湾和东南亚海域的战争威胁。在所有这些冲突中，所有的敌对阵营在“黑色恐慌”上都是完全一致的。在对伊朗的战争中，帝国主义对反叛的镇压呈现出一种新模式，即帝国主义者先发制人地轰炸伊朗的革命者，以确保一场革命运动无法凝聚。世界大战预示着未来的两种可能性：要么是破裂和起义的契机，要么是在全球范围内对“常态”进行更加暴力的重新强加。所有的政府都属于同一个秩序党，尽管它们是相互竞争甚至对抗的派系和核心。唯本阶级在秩序党之外；我们的“党派”，是即将到来的无治党。当秩序党的党人们组织国际性的“反反法西斯（anti-antifa）”会议并加剧黑色恐慌时，我们作为亲革命者的任务，就是认清我们在未来斗争中的角色。尽管军事类比有其局限性，但有一个参照或许仍然有用：在军事理论中，“前锋”并不是战场上军队的指挥官，而是先行侦察、迎击敌人、迟滞敌方行动并为大部队推进奠定基础的单位。在这个类比中，无治党就是那支大部队，但我们可以通过隐喻式的地形侦察来为此开辟道路。奠定基础，意味着去培养我们所有人所需的勇气。但阶级抗争并不是阵线或机器之间的战争，它是无产阶级为了废除自身作为无产者、作为“男人”或“女人”、以及“常态”强加给我们的任何身份，而进行的抵抗。随着当前世界大战的加剧，国际主义正变得至关重要。然而，正如2025年的起义所表明的那样，如果起义者和亲革命者连城乡之间的斗争都无法串联 —— 甚至连养活自己都做不到 —— 还想在法理边界和国家之间串联斗争，那该有多么困难？🏴 正是在“常态”时期去弥合并部分联合这些不同的割裂与边缘地带，亲革命者才能发挥最大的效能。—— “不该由反叛者去学习如何说无政府主义的语言，而是该由无政府主义者去学会言说不同群体的语言。”我们的任务就是去讲各种不同斗争的语言，并将它们互相翻译。正是在彼此串联的斗争中，通过在起义前和起义期间锻造的团结，无治党才得以凝聚。不同边缘地带的宏大统一无法在“常态”下完成，但只要我们不屈服于观望态度，为之铺平道路的自觉性和勇气就完全有可能实现。在菲律宾本土，局势正处于关键时刻。今年夏天，国家电网中经济产出最高的部分可能面临电力不足的困境。由于正值厄尔尼诺季节，预计夏天将格外残酷，干旱、作物绝收和中暑可能会非常普遍。再加上化肥和燃料油危机，即将到来的危机可能预示着一场比COVID-19大流行规模更大的“常态”崩溃。针对9/21事件而引发的黑色恐慌仍在持续，当天被捕的许多人依然面临着指控。然而，无治党仍有可能再次凝聚。如果答案依然充满不确定性，我们现在至少可以确定必须提出哪些问题。我不能妄图去规定一种组织模式（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以满足在起义点凝聚无治党的任务。认为我们必须理解黑色恐慌以及其他物质和意识形态限制，并不必然意味着要去倡导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模型。本文仅仅是审视一下去克服我们所遭遇的特定限制需要具备什么。如何建立一个既能履行这些任务，又不会再次被“常态”所吞噬的组织，将取决于即将到来的起义。克服局限的任务，是所有亲革命者作为“无形党”自觉天选之人所必须承担的。无论我们将目光投向何处，都能看到这个无形党，这个即将到来的无治党 —— 在吉普尼司机、农民、无家可归者组织成员、工人、妇女、酷儿群体、以及同志伙伴的身上。天下大乱，形势大好，正宜无治。🏴🧬 iYouPort - Initiatives & Tactics 记忆总站《动荡时代的黑色恐慌，和无形‘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