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T 档案卡标题：【CDT报告汇】寒冬：中国学者研究发现“地下宗教”成为最难以镇压的“反抗力量”（外二篇）作者：中国数字时代发表日期：2026.8.29主题归类：CDT报告汇主题归类：宗教自由主题归类：维吾尔人主题归类：户口CDS收藏：公民馆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寒冬：一本关于中国宗教自由及人权状况的杂志，其英文版仍在运行。中文版在2018年至2020年期间，发布了2000多篇关于中国宗教自由和人权状况的文章。一、寒冬：中国官方学者承认“地下宗教”在持续打压下仍能生存8月18日，专注中国宗教自由与人权的网络杂志《寒冬》刊发了一篇研究文章。文章指出，香港中文大学学者陈曦与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徐晶在有关中国“邪教”治理的研究中承认，在中国共产党 (CCP) 的“政治威胁等级体系”中，“邪教”的排名“远高于包括民间社会组织和维权律师在内的绝大多数其他群体”，但是中国当局的打击却“收效甚微”。这项发表于《共产主义与后共产主义研究》的论文题为《国家强制力与中国的反邪教战争》。两名学者分析了中国裁判文书网5852份涉及“邪教”的司法判决，共涉及8785名被告，并在湖南一座中等城市展开田野调查，试图解释为何中国政府长期投入大量资源打击所谓“邪教”，却始终未能将这些宗教团体彻底消除。报告封面截图据悉，受机构身份限制，两位作者使用了英语术语“cults”（邪教）。对此，中国数字时代尽量采取中立的称呼“地下宗教”。然而，虽然他们没有从宗教自由的角度进行批判性分析，但他们还是引入了一个在内地学术界鲜少使用的概念：将“对宗教自由的偏好”视为中国部分人群中一种可量化的态度。《寒冬》表示，在中国大陆学术研究中，能够将这一变量纳入研究，这一点本身就值得关注。两名学者将“邪教”长期存在的原因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企改革联系起来。他们发现，国企裁员越严重的地区，涉及被禁宗教团体的司法案件也越多，其中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河南、四川和云南尤为集中。研究还提到两个具有象征性的案例：“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和全能神教会主要行政领导人赵维山都曾是国有企业员工”。他们发现，“被裁的国有企业员工往往比普通中国公民更重视宗教自由”。《寒冬》表示，这在中国学术界实属罕见，“因为研究承认中国社会存在对宗教自由的需求，而且这种需求是可以衡量的”。该论文模型运用定量数据，通过控制分析和阶级分析进行论证。文章解释称，过去的国有企业并不仅是工作场所，还是国家深入个人日常生活的基层治理机构。随着国企衰落、单位制瓦解，这套控制网络也出现缺口。研究认为：“中共能够对国企职工实施日常控制，但这种控制无法同等延伸至非国企职工、自雇者或失业者。”与此同时，大批失去工作的原国企职工形成新的社会群体，他们“对政权更加持批评态度，也更有兴趣寻找官方意识形态之外的替代选择，包括‘邪教’”。两名学者在湖南的田野调查进一步发现，一家因改革而导致行政能力削弱的工厂，已难以维持过去严密的监控。当地管理人员缺少足够的人手和资源监察居民，为法轮功、全能神教会等被禁止团体留下活动空间。由此，他们提出，国家的强制能力不仅取决于警察、法院等机构，也取决于居委会、工作单位和地方行政体系能否深入基层社会。此外，近年来推行的网格化管理和低保制度，也被研究者放入这一脉络中理解。网格化管理将城乡划分成更小的单位，由专人负责监察，其中包括负责“反邪教”的人员；低保则在向失业和低收入居民提供经济援助的同时，被研究者视为国家重新加强基层社会控制的工具之一。然而，意大利宗教社会学家马西莫·英特罗维吉 (Massimo Introvigne) 则认为，这项研究受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影响，过于强调经济因素。他指出，国企改革并非这些宗教团体扩张的唯一原因，该研究低估了精神需求，以及部分中国人试图在官方意识形态之外寻找人生意义的愿望。不过，他认为，这项研究仍揭示了一个重要现象：国家针对被禁宗教团体的镇压效果，与基层治理机构的强弱密切相关；经济改革一旦削弱这些机构，也可能同时削弱国家实施镇压的能力。编者注：类似的研究实际上在东欧非常丰富。许多学者将国有企业改革和工人下岗视作近年来东欧宗教保守势力和极右翼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中国的相关研究则凤毛麟角。因此，正如《寒冬》所评论的，这篇论文受限于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实际上存在一定局限性，但是相关选题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突破性意义。二、Global Voices：新疆棉花新规加强对维吾尔农民土地与劳动力的控制8月28日，网络杂志全球之声 (Global Voices) 发表了维吾尔作家Asiye Uyghur的文章，对今年7月1日起中国实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棉花质量促进条例》进行了评论。文章指出，“虽然新条例实现了棉花供应链的可追溯性，但并未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强迫采棉现象。正如联合国人权专家警告的那样，支撑棉花和农业自动化产业的强制性土地和劳动力转移制度可能会对维吾尔族和其他土著民族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文章封面截图根据新规，生产者和经营者必须保存棉花质量追溯记录至少五年，其中包括种植者、地块、棉花品种以及收购和加工的数量、日期等资料，每包棉花还须附有对应品种、等级、数量和加工记录的条码。作者表示，“在这一制度下，每一包棉花不再只是一件商品，它同时成为一个数据单元，与一名农民、一块土地、一家加工企业以及国家控制的监管体系连接起来。”文章特别回溯了2018年新疆推行的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政策。土地维持集体所有，农户保留承包权，但经营权可以流转给合作社、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当时的政策文件将南疆不足15%的土地流转率视为需要解决的问题，并推动土地股份合作、托管和规模化经营。作者认为，这使农民虽然名义上仍与土地保持联系，但实际的种植、机械、生产资料、加工和销售逐渐转移至合作社和企业手中。文章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五十一团四连的棉花项目为例。2018年的官方报道显示，当地超过95%的居民为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项目将科研机构、科技企业、合作社和农民纳入同一生产体系，土地以每亩650元的价格流转；农民流转土地后，还可以回到原来的土地上劳动，以获得额外收入。机械化则使一个人的管理面积从30至50亩提高至100至200亩。然而，作者指出，“农民把土地转入以企业为中心的生产链，失去对日常耕作的控制，之后可能需要以工资劳动者的身份重新回到同一块土地。”文章还援引2019年新疆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文件指出，“访惠聚”驻村工作队被要求把维护社会稳定作为核心任务，同时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强土地流转，并引导居民“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作者认为，这意味着土地流转并非单纯的农民与企业之间的商业安排，而是与扶贫、就业、政治教育和基层治理相互交织。文章也强调，这些文件本身不足以证明每一份土地流转合同都存在直接强迫，但农民所谓的“自愿”选择，是发生在土地、就业和社会稳定政策紧密结合的制度环境中。作者引用新华社2025年的数据称，新疆棉花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已达到97%。然而，作者认为，高度机械化依然不能回答农民是否拥有经济选择权的问题。最后，文章指出，新规建立的条码和追溯制度能够说明“一包棉花来自哪里”，却无法说明生产它的农民是否能够自由保留土地、拒绝土地流转或自主选择工作。对于当地维吾尔农民而言，更重要的问题因而不是棉花的质量等级，而是“谁控制土地、谁支配劳动力、谁拥有数据”，以及在这套覆盖棉花生产全过程的体系中，农民还能保留多少经济自主权。三、墨卡托研究所：中国户籍改革迎来历史性转向，促进公平正义与城市公共服务压力并存8月17日，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 (MERICS) 发表了一篇分析文章，指出中国的户籍制度正在进行重大改革：改革重点不再只是降低外来人口取得本地户籍的门槛，而是逐步解除基本公共服务与户籍身份之间的绑定，让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更多按照实际居住地提供。文章认为，这一变化可能有助于促进人口流动和居民消费，但也将给城市财政带来巨大挑战。文章封面截图文章作者、该机构分析师亚历山大·戴维 (Alexander Davey) 指出，中国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仅增长0.6%，家庭消费持续疲弱。在这一背景下，北京正试图处理一个长期制约内需的结构性问题——户籍制度。中国国务院5月22日公布的新措施提出，要“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其政策逻辑与过去十余年的户籍改革有所不同。作者称，“户籍制度迫使数以亿计的流动人口在城市工作，却无法平等享受公共服务，从而抑制了他们永久定居以及家庭消费的意愿。新的改革目标则是逐步消除基本公共服务与户籍身份之间的联系。这标志着一个重要转变：此前的改革主要试图让流动人口更容易获得当地户籍”，而现在则是给予他们本地公共服务。据悉，“目前有超过3.57亿中国人生活在户籍所在地之外。中国领导层试图缩小一个建立在人口流动之上的经济体系，与一个建立在固定身份之上的行政体系之间的错位。尽管一些分析人士批评，这项改革并没有解决城乡福利差距等更深层的问题，但它至少开始处理一个根本问题——让人们能够在实际生活和工作的地方获得基本公共服务。”然而，该机构认为，真正的难题在于地方政府能否落实。以福州为例，该市2021年已经取消大部分落户限制，但目前仍有超过100万常住人口没有福州户籍。按照新政策，福州有资格获得当地公共服务的人口将增加约六分之一；与此同时，该市2025年公共支出已经比地方财政收入高出约35亿欧元。作者称，“城市扩大学校、医院及其他公共服务的速度，不可能像流动人口增加得那么快，因此，获得公共服务的权利与城市实际承载能力之间的差距可能进一步扩大。”目前，福州已经要求学校主要依据居住证而非户籍招收流动儿童，并扩大公立学校容量；但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也要求学位紧张的地区加快学校建设，并对持续性的学位短缺提前发出预警。“这正体现了北京所面临的政策次序难题：中央政府正在扩大地方政府承担的义务，但相应基础设施需要时间才能跟上。”类似压力在其他大城市已经出现。文章指出，东莞约700万人，即三分之二的人口没有当地户籍；广州则有约800万人，约五分之二的人口没有本地户籍。广州、东莞、杭州和西安等城市均已警告，2026年符合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可能超过现有学位供给。随着流动儿童获得公办学校或由财政支持的民办学校学位，地方财政负担也将进一步增加。亚历山大·戴维认为，在财政压力和公共资源竞争之下，地方政府可能通过行政程序或积分制度继续设置隐性门槛，本地户籍居民也可能担忧新增人口争夺学校和医院资源。但文章指出，这轮改革仍改变了户籍制度的政治基线：“公共服务应当跟随居住和就业所在地，这使地方官员更难再为排斥流动人口进行辩护。”文章最后指出，改革能否以北京所设想的速度和规模落实，仍有待观察。然而，这项政策确实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公平正义”，让那些在城市居住和工作的“打工人”可以和本地人享有同样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