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辽宁省纪委监委同时公布了两起典型的政绩工程案件。两个案例，一个在贵州，一个在辽宁，地理上相隔千里，但是决策逻辑却如出一辙。都是地方主政者为了“城市形象”或者“政绩”，绕过论证和集体决策，将产业园区和新城开发变成了个人意志的产物，最终留下一堆烂尾工程和沉重债务。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最具有警示作用。通报显示，黄桂林在担任福泉市委书记期间，为了快速出政绩，不顾福泉市区人口少和产业发展实际，在主城区上千亩土地长期闲置的情况下，另起炉灶打造东部新城，占地3000余亩，投资数十亿元。在主城区存量土地没有盘活的情况下，在远郊另建新城，这个逻辑本身就点明了“政绩工程”的本质。主城区闲置土地盘活难、见效慢，新城建设规模大、视觉冲击力强，所以“看得见的政绩”更明显。CDT 档案卡标题：千亩闲置，另建数十亿新城？书记的政绩正变成产业园的债务包袱作者：王玉发表日期：2026.10.3来源：微信公众号-方升研究主题归类：地方财政CDS收藏：公民馆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路灯。黄桂林安排道路两侧满足照明要求的普通双臂灯改为造型漂亮的华灯，造成路灯工程预算从原来的78万元增加到1400余万元，增长近17倍。从功能性主导变成了城市造景优先，从产业配套变成了形象工程，预算失控的背后是投资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偏移。代价是什么？根据福泉市财政局的数据，截止到2020年底，福泉市政府债务余额为42.2亿元，到2025年底增加到86.9亿元，5年间翻了一倍多。福泉市2025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17.91亿元，同比增长5.08%，但同期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高达38.84亿元，收支缺口超过20亿元。当地2025年度财政决算报告中坦承，“受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滑等影响，财政收支矛盾突出、防范化解债务风险依然严峻”。一个县级市，在五年时间内债务余额翻倍，新城建设的数十亿投资在其中起着怎样的作用，不言而喻。辽宁阜蒙县刘彦鸿案，属于另一种烂尾方式。2016年至2025年，刘彦鸿在担任阜蒙县委书记期间，罔顾本县财政极为困难的实际，没有经过前期论证和集体研究，就个人决定修建高标准、高规格沿河带状景观公园，在项目融资过程中违反规定变相融资，后面因为建设用地没有落实而停工，最后成为“半拉子工程”。阜蒙县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测数为8.83亿元，比上年度减少14.3%，财政处于紧平衡状态，历史债务化解难度高。在这样的财政状况下，上马大型景观项目，无异于雪上加霜。黄桂林、刘彦鸿的案例，与近些年产业园区专项债的快速扩张密切相关。据企业预警通数据统计，全国累计发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类专项债券项目已达2683个，总投资额达48028.06亿元，专项债券融资规模合计10217.60亿元。2021年有360个项目，总投资11570.19亿元，到2025年有1755个项目，总投资38079.53亿元。五年间项目数量增长近4倍，总投资额增长超过2倍。扩张的态势之下，潜藏着严重的结构性风险。产业园区项目的平均投资额是18亿元，发债额平均值是3.8亿元，其中约400个项目的投资额在50亿元以上，远超其他类型专项债券项目。更关键的是，专项债发行额度只能覆盖部分投资，计划发债额平均占总投资的47%左右，项目实际发行的债券资金更低，只占总投资的21.27%。这就意味着较大的资金缺口要依靠地方政府或者项目单位自行解决，但是大部分地方财政实力薄弱，部分项目因此陷入烂尾、施工企业垫资施工或者非法重复融资的困境。央视焦点访谈曝光的吉林辽源东丰县东丰·国际梅花鹿产业创投园，就是这一模式的典型失败案例。年财政收入不到4亿元的县城，盲目举债7.6亿元建设创投园，规划投资26亿元，实际投入16.85亿元，但由于招商乏力、产业基础薄弱，厂房闲置、博物馆搁置，目前每年实际要偿还的利息至少2000万元以上。更值得思考的是，该项目二期《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提到“利用项目收入偿还债券本息之后还有结余14066.33万元”，但是当期的专项债券资金绩效评价报告却直接指出“无意向租赁协议，还本付息问题存在隐患”。可行性报告和绩效评价报告之间存在矛盾，反映出的是项目论证阶段的形式主义。报告是为了“过关”而写的，而不是为了真实评价项目的可行性而写的。黄桂林、刘彦鸿的案例，以及东丰·国际梅花鹿产业创投园的困境，表面看是重建设、轻运营，更深一层的是某些地方长期把政绩与“开发”强绑定：卖了多少地、上了多少个项目、划了多少平方公里的新城、盖了多少栋厂房，似乎就是发展本身。在过去经济上行期，土地是稀缺资源，产业转移需求旺盛，只要园区建起来，不愁招租；填满园区、做活运营，并不是最紧迫的问题。那个阶段，开发能力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发展能力。但是今天，逻辑已经变了。土地财政退潮，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滑，企业投资更谨慎，地方财政吃紧。开发不再稀缺，产业才是稀缺；建园区不再难，把园区做活才难。如果继续用“开发量”衡量政绩，用专项债撬动新城和园区，就容易出现千亩闲置、新城空置、厂房闲置，最后利息照还、债务照背。老百姓看到的不是发展，而是花了钱没办成事；企业家看到的不是产业生态，而是没有配套、没有订单、没有工人的空壳。因此，必须扭转一个认知：土地财政退潮，卖地开发不等于政绩。一个地方主政者干得好不好，不能只看他起了多少栋楼、剪了多少次彩，而要看他把多少产业做起来了，把多少园区盘活了，把多少企业留住了，给当地带来多少税收和就业。产业做起来，政府才有稳定财源；就业多起来，老百姓才有真实获得感；产业链长起来，地方经济才有韧性。这才是新的政绩。产业园区不是不能建，而是不能脱离产业基础和财政承受能力去建。当“一把手拍板”取代集体论证，“形象导向”凌驾于“产业导向”之上，专项债由“发展工具”变成了“政绩杠杆”，产业园区就从“产业载体”变成了“债务包袱”。黄桂林和刘彦鸿的案例警示我们，政绩工程退出，运营逻辑才能上场；科学决策到位，债务风险才会离场。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