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5月，你度过了怎样的阅读时光？时值芒种，气温也开始攀升。我们编辑部精选了16本好书，希望能陪读者朋友们一同迎接即将到来的夏天。胡安焉在《夜泳》中说：“写作对我来说有点儿像不断换着角度、变着法子地打量自己、认识自己、深入自己”。阅读，其实同样如此。读《里斯本围城记》，我们能从一个校对员的故事里重新思考“真相”这一概念的形成过程；读《怪美的》，我们可能会猛然意识到，“美丽”可能成为一种奴役，而“丑陋”也可以是一种武器；《云落何处》会让沉浸于技术便利之中的我们看见数据的储存依然依赖于庞大的物质基础设施，只是它们处在人们关注的视野之外；《东行漫记》则让人通过访华的瑞典王储的视角，再次打量1920年代的中国。在未来，我们会继续每个月向读者推荐一系列最新出品的好书名单。在选书时依旧坚持书评周刊“公共立场，专业品格，独立思想，现实情怀”的一贯标准。同时我们也开始在多个城市的书店对书榜进行了线下的展出，欢迎读者朋友们关注、前往。《夜泳》作者：胡安焉版本：浦睿文化｜湖南文艺出版社2026年5月推荐理由：非虚构文本遵循的是事实逻辑，虚构文本遵循的是内在逻辑，大致如此。两者远非水火不相容，而是可以并行不悖、相辅相成。在小说写作者笔下，事件或说生命经验，往往会成为虚构文本的基础和素材，在作者内心的引导下，在语言的流动中，渐渐成型。胡安焉因非虚构作品《我在北京送快递》受到关注，此次出版的《夜泳》是其首部小说集。从非虚构到虚构，两种体裁的文本之间有一些共通性，比如打工经验，比如对个人经验和社会的部分洞察。在创作谈中，胡安焉称其小说是“自传性小说”，“自传性”，自然包括一定的生活经验，但他所说更侧重的是内心，内在自我。“我对写作的认识和看法并非一成不变，似乎没有什么独特且贯穿始终的创作信条，不变的只有我本人的一些特质、我的人生经验和生命感受。而写作对我来说有点儿像不断换着角度、变着法子地打量自己、认识自己、深入自己。”这是很多写作者的共同点，以写作探究自我，若要再加一点，就是试图寻找“自我”的（精神）出路。毕竟，有谁没被困住？小说集同名短篇《夜泳》中，“我”和朋友吃饭、聊天、逛公园、环洱海骑行，表面上似乎无事发生，却在对诸如过安检、乞讨者、某歌唱综艺节目、吃醉虾等日常细节的描绘中，呈现出现实生活的荒诞、无力和滑稽。小说结尾，“我”在半夜离开朋友，独自一人潜入洱海游泳——“我从没像此时这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我不断朝前伸出双臂，然后往两边拨开，就像要不断地钻进和钻出这个世界。我的手掌真切地感受到了水的阻力，那同时也是我前行的推动力……我拼尽全力地划水、蹬腿，朝着广袤的黑暗水域冲刺。我感觉自己在乘风破浪。”这段在小说中稍显直白的独白，似乎是在试图划开现实生活细密的罗网，让“我”透口气。虽然我们都清楚，在生活的大海中真正“乘风破浪”殊非易事，但这段话写得真切，犹如内心的一次爆破。《渴望：普拉斯日记选》作者：[美]西尔维娅·普拉斯译者：朱雪峰编者：久枝版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6年5月推荐理由：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身上最广为人知的标签是“自白派”，一个以个人私密经验为主要书写内容的派别。正如所有人为制造的“派别”或“主义”，用“自白”这一标签框架一位诗人是偏狭的，普拉斯在1959年的日记中就曾说，“与其一年写几首平庸的诗，写几篇癫狂、自我中心的小说，还不如去教书……我需要其他人的现实，需要工作的现实来充盈自己。”甚至还曾说，“如果除了我自己写不了别人，我就会灭亡。”不过我们或许也不必完全否定某个标签，无论在普拉斯的部分诗歌还是日记中，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自我书写是明显的。这一点，她在日记中有明确的省思。《渴望：普拉斯日记选》是一部坦诚记录个人生命轨迹的书，收录普拉斯1950年至1962年的日记。普拉斯生于1932年，本书的第一篇日记是她十七八岁时写下的：“1950年7月——我可能永远不快乐，可是今晚我心满意足。在阳光里扦插草莓走茎一整天之后，歇息在暖洋洋的蒙眬倦意中……明天早起还有更多的草莓走茎等着扦插，于是就这么活下去，贴近大地。像这样的时刻，我如果还想要求更多，那就是个傻瓜……”如此单纯的时刻。然而，这样真正“心满意足”的存在状态，大概在任何一个人的生命中都是少有的，因为一个人对生命总是会生出“要求”。在接下来的日记中，普拉斯记录了自己和一些男性（男孩）的交往，对女性身体的敏锐感知，以及对日常生活的思索。这些书写直白、热烈，展现出普拉斯意欲深切感受并理解生活的巨大“渴望”。此后，普拉斯在日记中用大量篇幅记录了自己和英国诗人泰德·休斯的相遇和婚姻生活，她一度认为休斯是她的“完美男性化身”。令人惋惜的是，起初的甜蜜过后，两人的婚姻成为严峻考验。最终，1963年2月的一天，普拉斯“打开煤气烤箱自杀身亡”，年仅30岁。日记显示，她在生命后期所关注的核心是自己的写作，包括诗歌和长篇小说。她在自我怀疑中不断尝试，用极具个人特质的声音诉说，留下的诗和小说如今已逐渐步入“经典”行列。她的自我挣扎、自我剖析、自我形塑和对生命的爱，将以某种方式启发并鼓励认真阅读她的人。《里斯本围城记》作者：（葡萄牙）若泽·萨拉马戈译者：王渊版本：读客|河南文艺出版社2026年5月推荐理由：萨拉马戈的这本长篇小说在今年首次翻译成中文。在故事方面，这本小说继承了萨拉马戈大胆的幻象式构建——一位校对员在手稿中误打误撞地插入了一个“不”字，从而颠覆了整段里斯本围城的历史，将1174年十字军协助葡萄牙攻打里斯本的历史，变成了十字军拒绝协助的故事。《里斯本围城记》的故事以此为契机展开，但它并没有局限于校对员的个人幻想。萨拉马戈借助校对员的视角，在现代的里斯本寻找中世纪历史的蛛丝马迹，但同时又通过校对员插入了一个“不”字的颠覆性失误，让我们意识到历史故事的构成方式。在多声部的小说结构中，历史成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话题，一方面它有着自己坚不可摧的确定性，它有着确切的痕迹，有着群体记忆的强化，但另一方面，历史内部又遍布不确定性，其本质又仿佛是一个由文字构成的故事。校对员的故事不仅模糊了历史与现实，更重要的是他在小说中的行为带领读者重新思考了“真相”这一概念的形成过程。里斯本围城的颠覆性故事并没有单纯地局限于一切真相皆可质疑的简单主题，而是以复杂的叙事结构和萨拉马戈本人的全知视角探索了“何为存在”以及意识与现实之间的微妙地带。《讨山记》作者：阿宝版本：万镜|上海教育出版社2026年4月推荐理由：近年来，年轻人返乡归山务农渐成风潮，相关的纪实写作也如雨后春笋。然而早在20年前，台湾作家阿宝就在30多岁的年纪告别城市，举债上山，承包了一片果园，从零开始做农业。她曾写下这段经历并以《女农讨山志》为名出版。转眼20年，她依然在当年投身的那片山林里，将自己一寸寸种进了那片土地。时隔20年，这本书得以再版，“当雄心与愤懑都渐渐平息”，务农生活与自然写作方才真正沉淀出返璞归真的模样。在新版中，阿宝除增补序言与结语外，大部分章节几乎都添加了20年后的“回顾”这一视角。跟随每一章节的顺序翻看，20年光阴也在书页间来回跳跃。头些年，她坦言自己“一心一意要做个称职的农夫”，于是难免处处与自然拧着来，常到筋疲力尽时才肯罢休；然而当躬耕从实验转为一种生活，她被自然教导着不得不“适度放弃”，放弃掌控，也放弃拥有。相比于20年前，阿宝的文字明显多了几分平和，少了一些棱角，不再逼问他人，也放过自己，在“半农半禅”的生活中真正建立起了一种“流动的生存哲学”。《怪美的：我与“丑陋”的战争》作者:（德）穆什塔里·希拉尔译者:岳子涵版本:望mountain｜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6年4月推荐理由：“你的美压迫着我/那是怎样的一种渴望啊——/渴望着一个目光，一具躯体/它用自身的浅薄侮辱我/却又在回响中许诺给我认可。”穆什塔里·希拉尔用这首小诗写出了美丽加诸于女性身上的多重压迫。那是一种矛盾的感受，混杂着渴望、认同、侮辱与限制。当希拉尔凝视镜中的自己，她看到的是硕大的头、瘦削的脖子、矮小的身体、深重的黑眼圈……她看不到自己的优点。这是很多女性都曾有过的感受，曾经我们以为这是属于私人的自我羞辱与自我厌弃，但如同越来越多人意识到的那样，《怪美的》再一次发出强有力的声音，“美丽”可能成为一种奴役，而“丑陋”也可以是一种武器。《怪美的》是一个Z世代阿富汗裔女孩的自白，她融合了图片、艺术作品、诗歌、文字等多种形式。希拉尔让我们读到坦诚，但又不止于坦诚。《目睹飞人的时刻》作者:巫昂版本:无有定论Unending｜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6年3月推荐理由：很多读者对巫昂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大胆先锋的诗作，但她已经在创作小说的路上打磨多年。《目睹飞人的时刻》是巫昂的第一本奇想小说集，收录了9篇短篇小说，创作时间跨越十余年。这本短篇小说集中的故事场景大多发生在地铁、办公楼、出租房这些日常场景，尤其对于生活在北京的读者来说，国贸、常营、和平里、翠微北里、朝阳门银河soho……这些地方可能都有着属于我们的私人回忆。但在这样的日常之下，故事中同时充满飞人、记忆删除、马头男等奇幻的设定，奇异的想象与庸常的生活冲突感贯穿始终。阅读这本小说，看似奇幻，但它写的是当下都市生活中的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同名小说《目睹飞人的时刻》正是我们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感受到的那些不同于寻常的魔幻时刻。《姜黄色的男友》让我们读到每一个“异类”日复一日庸常的消耗与取暖，也如同很多时刻一样，取暖仿佛是一种幻觉。《战马希恩》则展现了一团存在主义式的迷雾，看似寻常的幻化与不同寻常的复仇，有时候正是当代人生命状态的素描。《云落何处：冰岛数据中心的人类学考察》作者：[美]阿利克斯·约翰逊译者：徐偲骕版本：东方出版中心2026年5月推荐理由：“云”可能是我们这个大数据时代最重要的技术隐喻。当我们逐渐摆脱庞大的运算机房，将我们每天生产的大量数据存储在云端，似乎数据就从我们的生活里彻底不可见了。数据流没有实体，也就不再有阻碍，一定程度上，“云”极致迎合了现代性有关流动的承诺与想象。然而这远非现实世界。约翰逊的这本颇有创意的作品恰恰揭示，数据的储存依然依赖于庞大的物质基础设施，只是它们处在人们关注的视野之外。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数据储存中心之一，冰岛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冰岛“冰与火交织”，寒冷的气候为数据中心的设备降温降低了大量的能耗成本，火山系统和地热场产生的过剩能源能用于供给服务器的全天候运行。除了自然条件，冰岛的历史也与“信息”高度相关。作为一个曾经堪称“与世隔绝”的岛屿，1906年第一条电报线的修建连接起了外界，被认为是整个冰岛历史的转折点。冰岛高度匮乏的自然资源，使得其文化遗产大部分也和信息相关——比如保存至今的书面文字与档案。围绕冰岛的数据中心，约翰逊深度走访了多个相关方：开发商致力于在冰岛建设数据中心；宣传方负责处理冰岛自然风景的吸引力与自然灾害带来的危险之间的平衡，维护冰岛的象征性资源；环保活动家则四处奔走，努力揭开冰岛作为一块“数据飞地”叙事背后环境遭到的不可逆破坏。这部作品最值得人重视的价值，便是通过这些活动共同展现了现代社会数据的存在方式：“云”与“土”交织在一起。数据并非只在无形地流动，而同时也在被可见地储存。冰岛这样的地方存储了数据，数据也在重塑着地方。《奇士异旅：辜鸿铭返乡记》作者：杜春媚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6年4月推荐理由：20世纪初，中国社会思潮激荡，产生后世影响的人才辈出，辜鸿铭则堪称其中最具争议也最古怪之人。出身马来半岛的辜鸿铭接受了极为系统的西学教育，获得了爱丁堡大学的文学学位。但此后，他决心“重做中国人”，写作《中国人的精神》等作品，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定捍卫者和宣传者。在人人均将西方文明视为进步的时代风潮中，他遭受了最猛烈的批判。有关辜鸿铭的争议，夹杂着一些意气之争。历史学者杜春媚的这部作品基于全球视野和最新的史料，对辜鸿铭的心路历程做出了一些有别于前人的新的解读。借助荣格心理学中的概念，本书认为辜鸿铭表现出的一些近乎“疯癫”的言行，是一种类似“狡智”的行为。狡智者结合了诸多狡猾、愚蠢、幽默的伎俩，通过无视规则、惯例，用一种隐蔽的形式来挑战权威。他们的行为经常会介于邪恶和正义、愚蠢与神圣之间。辜鸿铭常常会利用双关语和俏皮话，比如“Democracy,即demo crazy”，在一种打趣中完成讽刺。而这些狡智，很可能是在一个帝国扩张的年代，辜鸿铭用于颠覆面对西方的不平等关系的隐蔽手段。这种狡智的策略形成了他独特的个人风格，却也存在某种“表演性”。作为一位成长于混杂的文化环境中的海外华人，如何在夹缝与冲突中努力建构自己的“中国性”？这是辜鸿铭一生困惑、挣扎也执着探求的问题。在作者看来，辜鸿铭的身上恰恰体现了东西方文明之间错综复杂的交织。从辜鸿铭的经历中，我们能看到东西方的互动是在一个关系系统中相互影响和建构的。这使得辜鸿铭的所思所想，与当下我们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产生共振——如何让中国与世界相互理解？《家，撑开在城乡之间：县域城市化进程中的家庭形态》作者：白美妃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6年1月推荐理由：21世纪的前20年，中国出现农民大规模到县城买房、向县城集聚的现象。年轻人进入县城，父辈留在农村。在许多传统社会学研究秉持的城乡二元论的视野里，年轻人和他们的父辈之间是被割裂的。然而，进城的人大多却以家庭为单位维持一种“城乡两栖”的生活方式，以家庭为单位筹划着生产生活。本书对这一中国重要的社会现实进行了人类学式的深描。在“城乡两栖”的观察视角下，很多农民家庭的生活安排获得了全新的理解。比如，年轻的农村夫妇婚后不久便与男方父母“分家”，但由乡入城后，两代人依旧合作经营着家庭共同的事业，形成“分家以后一起过”的状态。又如，在惯常的理解中，农民家庭进入县城购买房产，与村中就近农村小学的撤并有关。但事实上，农民家庭的这种“择校进城”可能并非政策的结果，而是县乡学校之间教育不平衡局面下，家庭为了孩子“向上流动”期许而开展的实践。这和家庭在县域空间内感知到的相关城乡政策紧密相连。“撑开在城乡之间的家”，为我们打开了中国广大县域生活的不同面向，也让我们重新思考县域之于城乡发展的意义。《仿制药的故事》 作者：[美]杰里米·A.格林译者：方浩版本：译林出版社2026年4月推荐理由：在今天的医疗体系中，仿制药早已无处不在。根据相关报告，2025年我国化学仿制药在整体化学药市场规模中占71%。而在美国，医生每开出的10张处方中，大约有9张是仿制药。仿制药的覆盖范围也非常广泛，从降压药、抗生素到抗癌药，很多患者甚至不知道自己每日服用的并非原研药，而是价格更低的仿制药。与此同时，围绕仿制药的争议始终没有停止。一方面，仿制药大幅降低了医疗成本、拯救了无数贫穷家庭的生命，另一方面，很多人始终对仿制药的疗效、安全性和质量保持怀疑。公众对仿制药的这种复杂心态正是《仿制药的故事》的出发点，它试图去回答一个问题：现代社会是如何一步步接受仿制药的？《仿制药的故事》的作者，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教授杰里米·A.格林不仅是一位研究现代医学史的学者，也是一位资深的内科医生。这本书以业内人士的视角，探讨了仿制药如何从最初饱受质疑的劣质替代品，一步步演变为现代医疗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基石。书中反复强调，仿制药的“生物等效性”是监管机构、制药企业、保险公司、医生和消费者长期博弈的结果。这样的结果就是，被现代社会所接纳的仿制药，并不是与原研药在绝对意义上完全相同，而是做到“在所有真正重要的方面相同”。有些读者可能会想起早些年出版的《仿制药的真相》，如果说《仿制药的真相》以调查报道的方式揭示了仿制药体系可能出现的裂缝，那么《仿制药的故事》则解释了这套体系如何在多方博弈中得以建立并不断扩大至今。《地球日历：一年四季的自然故事》作者：（英）露西·布朗里奇 绘者：（法）马尔戈桑松·阿巴迪 译者：王雪纯版本：海峡书局｜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后浪2026年4月推荐理由：在我们的生活中，四季不知不觉地流转，每个月身边的自然都会有些许变化，但我们不知道，在这颗星球上，随着月份的变更，各种美丽的奇观交替上演。或许我们很难亲眼看到那些自然中壮丽、开阔的景象，但知道它们在某个时刻的远方存在，会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些许光彩和期盼。《地球日历：一年四季的自然故事》以一年十二个月为顺序，讲述了地球上动植物的生活片段，通过48个非虚构故事，揭示了地球上大自然的多样性，展现了世界各地的季节更迭与天气变化。在人类迎接新年的一月，非洲的金刚鹦鹉在黏土悬崖上享用早餐，阿富汗的雌性雪豹则在大雪中独行，同时，南极洲的企鹅在经历极昼……本书用人类创造的月份概念，串起了人类文明之外的世界景象，巧妙地拓宽了我们作为人类的世界观，展现同一时间维度下不同地点的景象，带读者超脱出人类自身的视角，感受到自然的奇迹。《友谊是生命的共感》 作者：[意] 吉奥乔·阿甘本译者：王立秋版本：南京大学出版社·雅众文化 2026年4月推荐理由：读过阿甘本的人，大概都曾在某个瞬间感慨：他的书，真难啃。好消息是，眼前是个例外。这本书比较轻巧，译文又简练雅致。在这里，阿甘本向我们讲述了他理解的友谊，以及他与友人的生活片段。界定友谊与辨明何为“朋友”，是同一件事的两个侧面。人们常说“我们是朋友”“不过是酒肉朋友”“能患难与共的朋友”，仿佛朋友之间的边界可远可近、可深可浅，随时都能重新划定。于是，“朋友”这个词，便成了关于相处的一种修辞。可内心深处对谁是朋友还是有一种心照不宣的判断方式。让我们来看阿甘本的看法，他开篇就讲，“唯一可接受的友谊定义是古代的那个，也就是我们在朋友身上看到另一个我（alterego），看到使最可憎之事变得可爱又愉快之人：我们自己”。正如本书标题所概括的，他认为“友谊是生命的共感”。在这个框架之下，他回忆了他的友人，他与友人的初见、互通书信、别离，还有终将到来的死亡。艾尔莎·莫兰黛，那个初见就让阿甘本印象深刻的小说家，“她很严肃，狂野地严肃”；伊塔洛·卡尔维诺，在他去世那天，阿甘本在笔记本里写下“为他的脸和帕斯卡的死亡面具如此相像而感到惊奇”。阿甘本所忆的友人，还有居伊·德波、让-吕克·南希等十余位作家、哲学家。他们让他看到了另一个自己，“这个残忍的房客一天天困扰、折磨着我，可在我感到朋友存在的那一刻，他就动身，迁移到这另一个我身上，并在这另一个我身上奇迹般地变成一个轻巧、亲切的存在”。“没有友谊，哲学就是不可能的。”这是阿甘本的话。没有友谊，什么是可能的呢？想必不多吧。《东行漫记：大师、军阀、瑞典王储与1920年代的中国》 作者：邹德怀版本：火与风| 上海译文出版社2026年4月推荐理由：眼见不一定为实——决定眼中所见的是观看的视角，而视角是可以受到诱导和操控的。这或许是一种欺骗，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欺骗也可以成为一种优待，享有这种优待的人可以被包裹在一个安全舒适的气泡中，那些阴暗丑陋的现实被精心过滤遮蔽，透过气泡看到的是五彩斑斓的清平世界。1926年10月，来华访问的瑞典王储夫妇，看到的正是这样一个被精心过滤的中国。这位在瑞典国内就对中国古老而灿烂的文明满怀钦慕与好奇的王子，访华之旅的目的，就是去亲眼识见、亲身感受自己心心念念的古国文化，他的东道主自然不会让他失望。从陪同王储一同访华的拉格雷柳斯收集的中国之旅的相片集便能看出这一点：古都树木掩映的城楼，宏伟壮阔的故宫，幽雅娴静的北海与颐和园，神圣的天坛，夕阳下寂寥而廓远的明代皇陵与巍峨的长城——这些照片的共同点是，它们几乎都是完美的空镜，镜头所及之处，看不到一个普通人的身影。当然，中国的普通百姓也并非没有入镜，在王储一行的山西访古之旅中，这些百姓常常会现身在镜头中，但他们的动作只有一个，在道路两旁挥舞的旗帜下列队欢迎，他们衣冠整齐，就像是会自动发出欢迎声的背景板。 照片上的中国和平、安宁、好客，展现了这个古国最美好的一面。后世的历史研究者，如果将这些照片上的图景当作眼见为真的信史，那么他肯定会认为1926年是近代中国最好的年份之一。但这套相册的收藏者邹德怀，显然并未被相册上的图景所蒙蔽。他根据这本相册的照片，广为搜集史料文献所撰写的《东行漫记》的副标题“大师、军阀、瑞典王储与1920年代的中国”可谓一语道破照片之下那个时代的本质。那是个大师如群星璀璨的时代，作为专业考古学家的瑞典王储在中国会见的那些名流学者，从顾维钧到梁启超，从丁文江到梅兰芳，无不代表了当时中国最卓越的头脑和最精致的艺术，他与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在山西阳曲猴儿格嘴山考古工地的发掘，更证实了中国悠久而古老的文明。但那也是个军阀横行、战乱频仍的时代。就像那一年中国报人胡政之在一篇政论中所总结的那样：“中国政治，诡幻神奇，为世界之冠。最近之错综复杂，尤极十五年之大观。军阀、官僚、政客胥为命运所颠倒，不知不觉中受政治万钧洪炉之锻炼，几乎无一人不焦头烂额以去”。 当王储一行来到北京时，中国的南北战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北京城内更是在过去六个月里经历了一场走马灯式的政治洗牌。负责接待王储的顾维钧此时是名义上的中国首脑，在掌控实际权力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暗影下勉强支撑着政府的门面，作为外交部长代理总理，在谈判桌上与西方列强争取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山西的阎锡山在自己的独立王国中割地自雄，对来自北京的命令置若罔闻。长江以南的革命政府则矢志北伐。瑞典王储的到来却让四分五裂的各方短暂地达成了共识，让这位远道来华的客人见识到中国最美好的待客之道。从某种角度上说，瑞典王储之所以在行程中所见皆是美好安宁景象，端赖外交部发给各方的命令难得起到了作用：“希转饬各处，于瑞典王储前往游览各该处时，预为打扫清洁，门首如有闲人及乞丐，暂予驱逐，并派员照料”。 因此，王储一行在途中的所见所闻才无不惬意安宁，尽管就在他来访北京时，就在距离他下榻的北京饭店不远的正阳门外的兴业银行遭遇了一起极为恶劣的持枪抢劫案件。而当王储一行在天坛游览之时，先农坛附近正在发生一起持枪抢劫案——就像书中所指出的那样，王储访华时的种种美好经历，端赖他拥有与真实中国隔绝开来的外宾特权。 相册中的中国，当然不是1926年真实的中国，瑞典王储的访华，在那个风雨如晦、战乱频仍的中国，更像是旋起即灭的浪花，所有的相见与离别，都犹如历史中的短暂过场。对当时的中国而言，这位异国王储不过是一个匆匆过客，浮光掠影地见到了一些东道主精心安排的场景，然后离开。但历史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存真，更在于让人们看到真相之外的无尽可能，瑞典王储访华相册中的那些图景，恰是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让世人看到这个拥有古老傲人文明的东亚大国，本该是如何安宁、和平、友好的模样，而这恰恰需要与真实的历史对镜相照，才能看出它真正的价值——虚幻中折射出的真实，比真实本身更意味深长。 《戏外之戏：清中晚期京城的戏园文化与梨园私寓制》作者：吴存存版本：大学问|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4月推荐理由：“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电影《霸王别姬》中程蝶衣的这一句唱词，当年方二八，面目娟秀的他，在戏班师父的辣手敲打下，终于说对了这段唱词，便开始了他悲剧性的一生。作为一个唱戏的戏子，一个伶人，他不仅人生成了一场戏，身体也被束缚在戏台上，逢场作戏，扮演着伶人身份要求他扮演的角色，这个角色要求随处都成为他为之献身的舞台——而“献身”常常是字面上的意思。一如戏台上的一颦一笑无不蕴含着台下的悲苦与辛酸，旧日伶人的命运，一如电影中程蝶衣的悲剧一般，同样被迫由同一具躯体饰演着双重身份，他们既是戏台上作为观众耳目所娱的演员，也要在台下以身体取悦观众。伶人以身体取悦观众，在晚清之际曾作为公开的谈资，为文人雅士津津乐道，但在今天，却被视为羞辱的秘史，被缄口遮掩，以至于那些粉墨之下的泪与血，被刻意掩埋，而掩埋者恰恰是遭受羞辱的戏人自己。 吴存存的《戏外之戏》揭开的正是这样一段被刻意掩埋的悲史。就像她在序言开篇所写到的那样，“卖艺不卖身”这句话，如今已经被视为中国梨园行的“优良传统”，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句话表现的是20世纪才出现的新观念，这种新观念尽管很高尚，但却从某种意义上刻意扭曲了历史——由于卖艺不卖身被视为一种高尚艺徳，因此“卖身”也就被视为演员的道德缺陷，遭到唾弃。而那段卖艺又卖身的历史，也自然被三缄其口。但在清代，卖艺的同时卖身的伶人，却被当时的社会视为寻常。就像《清稗类钞》中所记述的那样，伶人自幼便被当作一种廉价商品，从贫苦的父母手中买来，“京师伶人，辄购七八龄幼童，纳为弟子，教以歌舞。身价之至巨者，仅钱十缗。契成，于墨笔划一黑线于上，谓为一道河。十年以内，生死存亡，不许父母过问”。从此他们的身体与生命便归属于所谓的伶人师父，而他们的基础单位，并非今天所认知的戏班、戏园，而是私寓。 一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私寓，而非戏班，才是清代梨园的基础单位，因为它作为一个公共的私人领域，是卖艺与卖身的双重场所。就像作为私寓主人的师父购买幼伶一样，在私寓成长的伶人也被当作商品出售给客人，艺术与身体都是待价而沽的商品。为了将幼童调教成色艺双绝的伶人，在生死契约的曲庇下，私寓主人会采取各种手段，《霸王别姬》中集体打屁股的“打通堂”只是其中最轻的一种而已。日常的棰楚则美名为“排身段”。但就像作者所揭露的那样，如此棰楚打骂的调教，却在外人眼中常常被伪装成父子一般的孝道恩义，会竭力营造出一种温馨场面来宣传所谓的严师出高徒。 私寓调教出的出色伶人自然会受到追捧，他们被文人雅士写入所谓的“花谱”当中，就像科举一样被分为状元、探花、进士的排名，被称为“花榜”。新科状元与花榜中拔得头筹的伶人之间的浪漫关系，也传为佳话，士人也乐于将专属士人的视金钱如粪土的清高与不解酬应的清雅之誉双手奉上，仿佛士人与名伶之间真的存在一种惺惺相惜的平等关系。但事实上，就像作者所指出的那样，这不过是士人的白日梦所造就的罗曼传奇，他们之所以将喜爱的伶人描述得像士人一样，其目的只是为了向士人同侪炫耀自己不俗的品位而已。在他们眼中伶人只是可以品玩的花而已，永远不可能挣脱伶人的身份加入高尚的士籍。但恰恰是这些士人编排的花榜与浪漫传奇，在士人给自己营造白日梦的同时，也给这些遭受棰楚，出卖色艺的伶人以一种士人的白日梦，在这场白日梦中，他们会努力扮演士人为自己设定的角色，为了努力，为了竞争，只为了抓住这一点空幻的希望。而这恐怕是清代伶人最悲剧性的一面，明知这希望渺茫，却又拼尽全力去抓住它，只为了证明自己不是自己所认为的自己。《天女、女神与王朝之母：皇帝武曌的权力来源与建构》作者：[美] 罗汉译者：冯立君版本：甲骨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6年4月推荐理由：传统中国社会对女性参与政治有着根深蒂固的文化抵触，而武曌毫无疑问是直接挑战这一文化观念的“第一人”。这本书是美国著名汉学家罗汉的“武曌四部曲”中的第三部，也是其中的主体部分。在这本书中，作者详细论述了皇帝武曌如何在五十年的政治风云变幻中，通过挖掘历史上一系列女神传说和人间女性楷模，最终实现了无需通过复杂的性别转换而直接以女身证得君权正统的整个过程。从母亲女神女娲，到儒家传统中的母亲楷模，从道教女神“西王母”，到佛陀的母亲摩耶夫人与菩萨净光天女，这些“崇拜”在儒家传统的层层累积下一度是被隐没的，但在一系列符号与政治修辞中，这座“女性万神殿”帮助武曌完成了她个人的政治崛起与权威巩固。 尽管其中的诸多关联是否可靠仍然有待商榷，但这些研究的确挑战了历史上女性从来与权力无关的陈腐观念。由此我们也再度看到，相较于西方的二元式性别结构，传统中国的性别政治其实体现出高度的“相辅相成”的一面——阴阳、天地与内外等观念相互依存转化，在一些时候，这反而提供了某种话语空间，一旦充分利用，女性便有可能拥有更多的机会。《辞职上山：我在武当的200天》作者：李闯版本：新经典|新星出版社 2026年5月推荐理由：“小说里的武当派和现实中的武当山并不相同。” 这是本书作者在武当山做义工200天后的真实感受。2019年，人类学硕士毕业的李闯辞去了一份长达5年在某学术出版社做编辑的工作，背上行李出发去了武当山。他不想将这次寻访视作某种人类学田野，甚至在填报名表时特意空下了学历、专业和技能，想看看一个“一无是处”的人究竟能不能在道观做义工。冬去春来的200天里，他本以为可以过上“看云、煮茶、敲磬、弹琴”的神仙日子，没想到随时随地遇上的都是生存挑战——值殿换茶的门道从头学起，也经历过大雪封山差点断粮，还见识了诸多上山求因果的众生百态。躲进山里就能避开人间俗事？到头发现职业化的出家人也得考勤报税、年终汇报穿插日常报销。 原来山上山下，皆在人间。 人类学出身的作者时常忍不住用观察的眼光打量，在日常琐事的记录之余，总有些跳出常规的轻盈遐思，正是在这些亦庄亦谐的瞬间重新认识了生命与时间。在与不同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作者逐渐意识到所谓的观念与知识很多时候如同一身“挂件”，于“过日子”无益，生活总还是要在一天天的琐事中扎实地“过”出来，这本身就是一种修行。 你我凡人一生，能够“学最上乘，不落邪见”，已是不凡。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新京报书评周刊编辑部；编辑：刘亚光；校对：杨利。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最近微信公众号又改版啦大家记得将「新京报书评周刊」设置为星标不错过每一篇精彩文章～🌟点击阅读原文即刻下单购买 阅读原文 平台地址：http://www.jintiankansha.me/t/MDNjISHZu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