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约 4900 字阅 读 需 要 14 分 钟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的地理、气候条件大不相同。正是在这种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下，先民们因地制宜创造出风格迥异的古代民居，成为中华建筑智慧的璀璨结晶。最古民宅山西是公认古建大省。从这个意义上讲，迄今已知历史最为久远的民宅发现于山西倒也不足为奇——在晋东南的高平市陈区镇中庄村的一个农家小院里。这间“最古民宅”是院中北房，建在一个高0.42米的砂岩台基上。其建筑平面呈矩形，面宽三间，进深六椽，悬山式屋顶。柱头设单杪四铺作斗栱、无补间铺作。整个建筑给人以历经沧桑、稳重古朴、简洁严整的感觉。屋子大门口的门砧由青石（石灰石）凿成，乌黑透亮。在左边门砧与地栿衔接处留有猫道，道洞的门砧石上竖刻着两行依稀可辨的题记，每个字大约1.5厘米，共有32个字（部分不可辨认）：“大元国至元三十一年岁次甲午仲□□□姬宅置□石匠上党郡冯□□、冯□□。”“至元三十一年”即1294年，是元世祖忽必烈统治的最后一年。通过纪年可知，这座民宅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仿佛是个巧合，从题记里还可以发现，宅子的主人姓“姬”，这座民宅也因此称为“姬氏民宅”。姬姓虽然排不进百家姓的前百位，当代的人口也不算多。但它与姒、妘、姚、妫等从“女字旁”的姓氏一样，体现出古老母系社会的特征。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黄帝与周代的王室都是姬姓，可见其历史悠久。古老姓氏恰与“最古民宅”相得益彰。古老的姬氏民宅系砖木结构建筑。这一点看似不足为奇，其实背后也有文章。山西号称“表里山河”，黄河、太行山的阻隔，造成对外交通物流的不便。清代编纂的《晋政辑要》就说：“查晋省地处万山，路途险仄，砖瓦木石各料较别处为昂，运送更属不易。梁柱巨木尤为缺少，往往于数百里外入山采伐，挽运来省，所费尤多。”迫于这样的地理条件，山西各地建造民宅时，往往就地取材。譬如，吕梁山脉一带，广布黄土，于是“穿土为窑”，以土窑作为住房就成了当地人最经济适用的选择，正如《兴县志》所载“城无万金之家，乡无百家之村，营窟陶穴”。而在晋东南地区（晋城、长治一带），森林资源丰富、盛产木材，普通民宅才有了采用砖木结构的条件。对此，民国《沁源县志》就直截了当地记载：“本县木料不缺，所住房舍率多构木为之。”不过，与大多数古建筑的“身份证”（题记）见于房屋木制梁架之上的情况不同，姬氏民宅的题记是刻在门口的石灰石上。岩石当然比木材要耐久得多。这就不能不令人产生这样的疑问：存世的木结构，是否保留了元代早期建房时的原貌？要回答这个问题，人们需要审视其建筑细节。从房中的柱子来看，姬氏民宅的露明柱及柱础皆为砂石质，柱础为素面覆盆式，柱子平面呈抹角方形，抹角处皆作外凸弧形。所谓“元多为素覆盆式”。宋金建筑多用覆盆式宝装莲瓣础，明清则种类繁多，或鼓形，或兽形，或正方形，或杌凳形，无论何种皆精雕细刻，唯独时代处于两者之间的元代建筑多用素覆盆式。这就是姬氏民宅始建于元代的一个佐证。与此同时，房内的柱头则是无砍刹，侧角明显。所谓“砍刹”是指对柱头进行切削、打磨等加工，使其形成特定形状。在晋东南现存的明代建筑里，无论石柱、木柱，几乎所有的檐柱正面都有砍刹。这就表明姬氏民宅的做法不应是明代的。而“侧角”也是一个建筑工艺方面的“遗老”。北宋《营造法式》说：“凡主柱，并令柱首微收向内，柱脚微出向外，谓之侧脚。”反观清代的《清式营造则例》通篇对“侧脚”不置一词。姬氏民宅的柱头有侧角，自然也是其建造年代较早的证明。《营造法式》中还有规定：“如殿阁楼台，先量前后撩檐方心相去远近，分为三分，从撩檐方背至脊抟背举起一分。如鬲瓦厅堂，即四分中举起一分。”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举折，也就是脊抟举高（屋顶最高处的横梁与屋檐边缘的横梁的垂直高差）与前后撩檐抟（房屋总进深）间的距离之比，通常为1∶4或1∶3。而同样的数据在《清式营造则例》所述则多为1∶2.5或1∶2。可见从宋制历经元明而到清制，屋顶做法的大趋势是由平缓而逐渐陡峻。姬氏民宅屋顶举折为1∶3，近于《营造法式》而远于《清式营造则例》，也是早期做法。从这些建筑细节就可以推断，姬氏民宅的建筑风格早于明清，基本保持了元代风格，是一座不可多得的元代民用木构建筑实例。陇右胡府可惜，姬氏民宅亦有美中不足之处。其所在院落里西南两面各有小屋三间，东北角另辟一门，内为一独立小院，有北房与南房各数间。但除了这间元代北房之外，其余已皆是近现代建筑了。在中国北方，院落式民居（四合院）长期居于主流地位。它以正房、倒座、东西厢房围绕中间庭院而形成，且四面房屋相连，走廊相通，即使雨天亦可免雨淋之苦。这种建筑形式充分体现了儒家文化思想，以及封建宗族制度下大家族、大家庭的居住生活需求。姬氏民宅这区区一间北房，当然无法反映古代民居的全貌。而在距离高平千余里之外的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人们却发现了保存相当完整的明代院落式民居——胡氏民居。顾名思义，民居的主人姓胡。与默默无闻的姬氏不同，胡氏民居的主人是有据可考的官宦世家——胡来缙、胡忻父子。胡来缙，字仲章，为明代嘉靖戊午（1558）科举人。西安大雁塔《明戊午乡试叙齿题名记》有他的题名：“第四十，胡来缙秦□□人。”虽然举人之上还有“进士”，但明代举人也可以做官。胡来缙历任知县、户部郎中、后升山西按察副使。据说此人“厘剔宿弊，吏不能欺”，官声和能力都不错。他的儿子胡忻是万历己丑科（1589）进士，最后做到太常寺少卿署正卿，同样官达四品。而且，因为胡忻做过给事中（俗称的言官，有弹劾百官的权力）的关系，这位儿子的名气不见得就差。《明史》就有胡忻而无其父。另外，胡忻虽是陕西人（当时陕、甘尚未分治），在政治立场上却属于崛起自江南的东林势力，最后因党争失利，告归乡里，抑郁而殁。既是两代官宦之家，其宅邸规格自然非“姬氏民宅”可比。胡氏民居分为南宅子与北宅子，南宅子是万历年间胡来缙所建的私宅，现存五个院落，分主、从两路布局：主路为二进院落（包括前院和后院），前院长而狭，后院较宽敞；从路包括三个院落，前院为书房院、中院为仆人院、后院为杂院。南宅子在纵深方向为三进式布局，厅房面阔五间，厢房面阔三间。大门均开在倒座（位于院落最南侧、坐南朝北的房屋）的旁边。有趣的是，南宅子的大门位于坐南朝北院落组群的东北角，与大多数天水古民居的大门一般在西北角的做法迥异。这座大门实际上是座独立建筑，为悬山顶，面阔三间，后来改为胡松秀之妻蒲氏的节孝牌坊，屋顶又增加了四条垂脊。门匾上有李国士题“副宪第”三个字，表明了主人“按察副使”的高贵身份。与南宅子隔街相望的则是胡忻及其后代的居所北宅子，因为脊榑上有“大明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夏四月十五日建”的题记，建造时间没有任何争议。整个宅院由6个大小不同的三合院、四合院组成，即主轴线有三进院落，主轴以西为副轴，亦有三进院落，院落群沿纵轴串联，沿横向为完全并联式。北宅子的规模要比南宅子更为宏大，现存主院前院正厅、中院厅楼及东、西厢房和后院厅房。值得一提的是，北宅子的楼式建筑栏板的雕刻工艺堪称一绝，采用深浮雕、透雕和浅浮雕的雕刻技术，雕刻题材以花卉和人物为主，花卉的造型雍容华贵，人物的造型栩栩如生。有赖于西北地区的气候干燥，使这些砖木结构的古民居得到了较好的保存。著名的文物、古建筑专家罗哲文便因此感叹，胡氏民居“是甘肃省唯一的也是全国罕见的具有典型明代建筑风格的古民居建筑宅院群”。明代对官民建筑的约束相当严格。《明史·舆服志》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定制，官员营造房屋，不许歇山、转角、重檐、重栱及绘藻井，惟楼居重檐不禁……三品至五品厅堂五间七架，屋脊用瓦兽，梁栋、檐桷青碧绘饰。门三间三架，黑油、锡环……”胡氏父子既然都当过四品高官，其府邸既是官宅，自然要符合朝廷的规定。譬如，三品至五品厅堂规定为“五间七架”，而实际上的南宅子厅堂是面阔五间，进深四椽，北宅子的厅堂是面阔五间，进深六椽，都没有违制。另一方面，南宅子正厅屋顶的正脊和垂脊均带吻兽（螭首），北宅子的厅堂则是砖木结构二层楼前后出廊，硬山顶，顶覆灰筒板瓦，设正脊一条、垂脊四条，各脊端置兽（五脊六兽），这些也都符合“屋脊用瓦兽”的明制。以此可见，即便到明代晚期，洪武年间制定的官员住宅法令仍然有效。起码，在胡氏父子的官宅厅堂里，没有出现明显的“僭越”现象。天井楼阁如果说，天水的胡氏民居为后人保存了明代北方合族而居、等级森严的官宅样本的话，同时期的南方民居则展现出另一番生动的生活画卷。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广大地区，非水网密布，即丘陵起伏，一马平川的地形很少。长江中下游平原（约20万平方千米）与四川盆地（约16万平方千米）算是南方最大的两块平原地带，但比起华北平原（约30万平方千米）只能瞠乎其后。相对局促的地势，使得同样的院落式民居，呈现出鲜明的南北差异。北方的四合院基本是单层，庭院宽敞，厢房与正房不相连，建筑密度比较低。到了苏州的江南水乡，则变为住宅厢房都与正房相连，庭院较为浅狭，多用楼房。至于徽州山区，院落式民居更是向着高建筑密度的方向有了进一步演变。明清时期的徽州府，下辖歙县、黟县、休宁、祁门（以上今属安徽省黄山市）、绩溪（今属安徽省宣城市）、婺源（今属江西省）六县。这一带群山环抱，北面是黄山，东南是天目山，可供耕作、生活的土地显得捉襟见肘。因此，明清时徽州人外出经商成为风气，万历《歙县志》就记载：“语以贾为生（生计），意不贾则无生，奈何不亟亟也。”山区地窄与经商致富两方面的因素结合在一起，遂产生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天井式楼宅。徽州民宅里的“天井”，与北方四合院里的庭院有着同样的渊源。囿于土地狭小的实际情况，天井呈横长形，正房三间者，天井深宽比约为1∶3，正房五间者，深宽比约1∶5，深度一般两三米。尽管狭小，天井仍是一个重要的通风采光的室外场所，常设置假山、盆池、花坛作为装饰，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另外，天井地面用石板铺砌，便于清洗，而在夏季多雨时期，天井的构造还可以使水流向院中，有着“肥水不外流”的吉祥寓意。凡此种种，都使得天井在徽州民宅中显得不可或缺——天井院的得名就在于天井。天井院里的住房都是楼房。不但主房是楼，厢房也是楼，有时候楼层还要采用出跳以增加使用面积。明人谢肇淛在《五杂俎》中就提道：“余在新安（即徽州）见人家多在楼上架楼，未尝有无楼之屋也。计一室之居可抵二、三室，而犹无尺寸隙地。”这方面的典型案例，就是位于今黄山市屯溪区（旧属休宁县）的“程氏三宅”。这三座住宅（6号宅、7号宅、28号宅）都建于明代，因曾为明代文学家、礼部右侍郎程敏政的宅第而得名。6号宅有明代天启元年（1621）程家堂兄弟之间的房屋买卖契约一份，可为佐证。经考证，6号宅约建于明代中期，7号宅与28号宅建于明代后期。它们较完整地保留了明代徽州建筑结构和形制，被我国古建筑学家傅熹年称之为“明代民居之瑰宝”。“程氏三宅”结构大体一致，以6号宅最富特色。其为一进五开间，二层砖木结构建筑。每宅均为五开间两层楼房，中有天井。门楼内开，门罩朝里做。为了增大楼厅的空间，上、下层开间面积不一，柱位数也相应不一，形成少见的错位现象。楼上前檐排柱间，装有飞来椅（一种靠背栏杆，形似椅子背而得名）。柱的断面四方抹角。柱侧上端，插栱两跳，托住檐檩。在6号宅主楼前檐柱柱间装有隔扇窗，窗槛下设裙板，裙板自下而上五道花板横向组装，底层雕瑞兽，第二道雕蕃莲卷草，第三、四道雕灵芝如意，第五道雕宝瓶荷叶。其雕刻工艺精湛，充分体现出著名的“徽州三雕（砖、石、木）”的艺术水准。从屋面外观看，“程氏三宅”还体现了徽州民宅的另一个重要特色——马头墙。它的建造初衷，在于防火。徽州地狭，住宅密度自然高，一旦失火，何止殃及池鱼！《徽州府志》记载明朝中期何歆“由御史出守徽州”时，为应对火灾，“乃下教郡中率五家为墙，里邑转相效，家治崇墉（指高墙）以居”。马头墙用砖砌成，较之木材大为耐火，在屋顶四周砌上这种高大厚实的封火墙之后，就可以阻挡火势的蔓延。封火墙的作用可谓立竿见影：“自后六七十年间无火灾，灾辄易灭，墙岿然不动。”久而久之，徽州古民居普遍建造了粉壁黛瓦的马头山墙。“程氏三宅”里的6号宅便是屋面盖蝴蝶瓦，四周筑起马头墙封护。或许这也是明代徽州古宅能够留存至今的原因，至今在旧徽州一带，保存完好的明代民间住宅建筑比比皆是。如歙县呈坎村的古建筑之中，就有明代住宅三十余处。可以说，其中任意一处，都是一座建筑文化的宝藏。这些遗构，勾勒出了一幅幅凝固在历史中的图景，至今还在为世人展现着元明时期中国居住建筑的多元面貌。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5年7月下，原标题为《从山西老房子到江南大宅门 现存最古老的民居长啥样？》，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郭晔旻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排版 | 曲晨溪（实习）校对 | 李栋 张斌 古月推荐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曾尝试将我国现存古建筑按风格分为三个主要时间段即唐末到北宋中期的“豪劲时期”北宋中期至明太祖末年的“醇和时期”明成祖以降的“羁直时期”豪劲自不必说何谓醇和与羁直呢？本期，让我们接续追踪从宋金对峙时代直至明末的这5个世纪里中国最优秀的那批匠人留下的超凡之作宋明营造五百年，既是过往，也有未来点击下方封面，即可购买↓↓↓“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