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Jul. 2025 文／一粒猕猴桃 从中国到新加坡，再从新加坡到美国，妙华的人生到处漂泊，她本以为今生再也不会踏足新加坡，直到因为种种缘故不得不去。一“雷婆下楼时跌倒了，昏迷不醒。”收到陈远的短信时，我正在检查一幅画的包装。它将和另外二十几幅一起，被送往新加坡。这是我老板丽莎第一次在亚洲办个展。丽莎是我的大学同学，我们一起在芝加哥学艺术时，她就小有名气。她的父亲曾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州长，母亲是当地有名律所的合伙人。她的作画风格粗犷写意，色彩组合像小说一般千转百回，出人意料。读书时我就尝试模仿她的风格，直到有一天我的画骗过了她的眼睛。“哦？这真的不是我画的？”丽莎盯着我的画，喃喃自语。她不仅没有不开心，反而觉得新奇。后来我们一起画了很多画。我们把它们挂在网上，期待买家驻足。有的画一上架就被买走，有的一年多了依旧无人问津。慢慢我们发现了规律，丽莎的姓氏才是那些画作炙手可热的原因。“丽莎·吉尔伯格斯”的署名像是给这些画插上了翅膀。一放手，它们就飞远了。我心里明白。那些人买的不是丽莎的画，而是“吉尔伯格斯”。“反正他们也分不清是你画的还是我画的，不如也让我来署名你的画吧。”有一天丽莎看着雪花般飘来的订单，开玩笑道。那时我刚完成一幅作品，正准备送去装裱。手上的茉莉花茶差点洒到画布上。“哈哈，我开玩笑的。”丽莎看见我的反应，连忙递来纸巾。这未尝不可，对吧。反正我的画也卖不出去。就当做个实验，看看这帮买画的人是不是真的瞎。于是在接过纸巾的同时，我将画笔交给了丽莎。我一直很喜欢做出格的选择，只是我没想到，丽莎的名字，一签，就是十年。十年后的今天，我已经帮丽莎画了数不清的画。我也跟着“她”的作品去了欧洲和南美。我们的画作交织在一起，不分彼此。而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丽莎·吉尔伯格斯。林妙华，永远是丽莎的策展人。每次展览我都会亲自打包好作品，等着艺术品物流公司来装箱。我如同一位母亲一样，帮孩子穿好衣服，带着他在家门口等校车。看着孩子远走，我既高兴又担心。好在过去的每一次，我和丽莎都会在目的地等他们。可这次，我不会跟着它们去新加坡。我不能去新加坡。我和丽莎说过我的情况。年轻的时候在新加坡念高中，拿了政府的奖学金。按照合同，毕业后要在新加坡念大学，之后再工作三年。可我高中毕业就跑来了美国读艺术。新加坡的土壤不适合我，潮湿的空气令我窒息，我的根都烂了。我知道毁约要赔新加坡教育部不少钱，但我离开后就再也没有管过新加坡那边的事，也和同学断绝了联系。我试图忘记这一切。我知道有不少像我这样的人，选择撕毁协议，离开新加坡，再也不回去了。只要不去新加坡，就没有人来追这笔钱吧。我不会回去看雷婆的。“你再想想吧。你下个月不是在新加坡有展览吗？”电话那头，陈远的声音熟悉又陌生。我们很多年没有说话了。我们以前很要好。如今他的声音变了许多，青涩的高音部分像是被刀切掉了一样，只剩下成熟的低音在我的鼓膜边轰鸣作响。“你怎么知道？”我有些惊讶，却也沾沾自喜。原来策展人也能跟着艺术家一起出名。“雷婆摔倒的时候，手里拿着‘丽莎·吉尔伯格斯’个展的宣传册。她又不懂艺术，怎么会知道丽莎？册子我前前后后翻了个遍，才在角落里发现你的名字。”雷婆……来看“我”的展览？“我来不了的，你知道的。”我的眼睛突然有点酸，努力眨了几下，故作冷静地回道。“这么多年了，把钱赔了就好了。我听说大概二十万新币，你跟着丽莎，不同往日了。”他倒是说得轻松，不过还真不是钱的问题。丽莎一直坚持五五分成画作的收入。这些年我也积攒了不少。可我就是不想回去，那个地方对我来说像是一场噩梦。雷婆则是这场噩梦的策展人。 二十五岁的我，考取了奖学金，第一次到国外留学。刚下飞机，新加坡就用扑面而来的热浪给了我一个下马威。我和另外五个同龄人拖着重重的行李，走过一个个转盘，穿过磨砂玻璃自动门，看见了一个肥胖的老太太正在朝我们挥手。我不确定她是不是在看我。她的眼睛有些怪，一只眼往左看，另一只眼往右看。“妙华！”她高声叫了我的名字，像聚光灯一样把众人的目光吸引到了我身上。我有些害怕。老太太一脸横肉，目光诡异。此时的我非常想回家。我不记得我们是怎么回到学校的。一路上她和我们说了宿舍的规矩，顺便介绍了自己。她原来是学校的老师，快退休了所以到宿舍负责留学生的生活。她还说了她的名字，具体叫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后来我们都喊她“雷婆”，可能她姓雷吧。她没结过婚，却执拗地将母性强加给了我们这群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第一天她就收走了我们的护照，说是怕我们弄丢。没了护照，米粒大的新加坡愈发像一间牢笼。我们是那笼中的小鸟，每天在固定的时间吃饭、上学、休息。新加坡地处赤道，没有季节的变化。太阳终年在固定的时间升起落下。白天和黑夜公平地瓜分着二十四小时，就像这个井然有序的城市一样无聊。开学后，学校发了笔记本电脑，让我们用它做作业。雷婆怕我们半夜不睡觉，用电脑看剧玩游戏，决定晚自习后就收走我们的电脑。第二天早晨上学前再还给我们。每天晚上她准时来自习室执勤。自习时间结束后，她就像检票员一样坐在自习室门口。我们排着队拎着电脑包，一个一个地将电脑交给雷婆。雷婆接过我的电脑包，掂了掂，然后将它放到身后的柜子里。她戴上老花镜，在印有我的名字的表格上打了个勾。学校的课业越发繁重，有时晚自习不一定能做完作业。我们和雷婆解释，雷婆也不听。她护着身后的柜子，高声重复着自己的理由：什么保护眼睛，怕我们玩游戏玩太晚不睡觉之类的。讲到激动处，她的胖手还上下飞舞，像极了一个守护宝藏的矮人。我一直很喜欢做出格的事。有一次我把一本书塞进了包里，当成电脑交了上去。头两个礼拜雷婆都没发现。东窗事发后她在宿舍里朝我大吼。她的声音又高又尖。据楼上男生层的陈远说，他杯子里的水都在跟着雷婆的吼叫声颤动。陈远可能说得有些夸张了，但我们所有人都很怕雷婆的吼声。有一次我去诊所清理耳道，医生拿着探灯，一边观察，一边皱起眉头。离开时他劝我把耳机的音量调低一些，太响对耳朵不好。高年级该选课了，雷婆觉得所有从中国来的孩子都应该学数理化。只有这样才能拿好成绩，去好的大学。我在国内的时候就偏文科，那时我就想当个画家。我记得我拿着选课表给雷婆签字，雷婆一把夺过，戴上金丝边老花镜，拿着笔一行一行读起来。读到“艺术”的时候马上画了个大叉。在后面写上了“化学”。她说如果不这么写，她是不会签字的。我吵不过雷婆，只好第二天去找了校长。如果雷婆是一切压迫的源头，那校长就是她的反面。校长很关心我们这些从中国来的孩子。我刚去新加坡时，英文很差。有一次，校长在晨会上对着全校的同学说：“同学们学习生活遇到什么困难，随时可以来找我。”我听说校长以前是英文老师，当天下午就跑去找他。平时只能在晨会上远远看到校长，那天在办公室面对面的时候才发现这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头上已经有了不少白发。他问了我的来意，反而睁大了眼。可能他也没预料到真的会有学生来找他吧。之后我和校长约定，每隔几天就去找他补习。他带着我做了很多习题，送了我许多英文书。我也是从那时起接触了艺术史，更加坚定了我想要学艺术的心。我拿着被雷婆撕碎了的选课表，在校长办公室里哭了一个下午。办公桌上的餐巾纸也被我哭完了。校长听完我的哭诉，摸了摸那张勉强用透明胶带拼贴起来的表格，点了几下鼠标，又打印了一张新的交给我：“你再填一次，按照你的想法填。这次我来签。”我成了学校立校一百年以来头一位由校长签选课表的学生。可能校长私下又和雷婆打了招呼，她再也没有过问我选课的事情。只是每次见到我都问我艺术学得怎么样，抱怨着如果选化学的话就不会天天这么晚从学校回来。学艺术是辛苦一些，每次课后都要泡在学校的画室里。画室很安静，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画笔比任何人都值得信任。它们像是我意识的延伸，能将说不清道不明的色彩从幻想带到现实。我的手跟着画笔慢慢抖动，颜料在画布上肆意流淌。在这炎热的牢笼里，我第一次真正地感到了自由。 三我和陈远寒暄了几句，挂了电话。刚放下手机，丽莎的电话就接踵而至。“妙华，我去不了新加坡了。我必须要参加一个婚礼。”电话那头传来沙沙声，丽莎似乎在她的三十多件礼服之间游走。“那谁去？”我一时想不到合适的替代人选。这可是她的个展啊。“你不能去吗？”有时丽莎会问一些愚蠢的问题。她也有可能是在装糊涂。“姐，你不记得了吗？我去不了新加坡。”我有些不耐烦。“哦，哦，如果你回去就要赔钱是吧。唉……这次婚礼真的很重要，是我小学最好的朋友。对了，你要赔多少钱？多卖几幅画就好了吧……这件！”丽莎果然在挑礼服，“这样吧，我来出这个钱。这些画中有很多都是你画的，你应该去。”是我画的又怎么样？还不是你丽莎的个展么！我翻了个白眼。违约金我也付得起。只是……“好了，就这样吧，阿曼达已经帮你买好了机票。你去问问新加坡那边要多少钱。”丽莎挂了电话。有时我也好奇，到底要赔多少钱。十五年了，算上利息也不少吧。二十万，可能现在就是四十万了。当晚我就写了封邮件，致新加坡教育部。邮件我前后删改了好几次，总觉得措辞不够完美，可最终还是发了出去。新加坡果然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政府部门的效率都很高，隔天晚上就回了邮件。周四的夜晚是我和露露独处的时间。收到邮件的时候我和她正在分享一杯马蒂尼。她瞪大了水灵灵的眼睛，看着我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尊敬的林妙华女士：您的违约金早于两年前（2023年）就已通过分期付款的方式偿还完毕。我们对您没有任何的债务主张。您也无须履行奖学金合同的任何义务。祝您未来一切都好！新加坡教育部 奖学金部门 高级专员杨丽清 怎么回事！谁付的钱？后来的事我不记得了，那杯马蒂尼像是一块巨石，将我的意识碾碎。我躺在露露的床上，邮件像雪花般从天上飘洒下来。它们穿过我透明的身体，轻轻地落在地上。我也跟着它们坠落。我穿过了露露公寓的地板，穿过芝加哥铺满白雪的街头，穿过地心，一直坠落到地球的另一侧。那个燥热的岛屿。 四“什么？有人付了钱？”视频那边陈远张大了嘴巴。他老了许多，脸也胖了，早已不是当年的那位翩翩少年了。我记得有一晚我和雷婆吵完架，他拉着我上宿舍的天台，静静地听我哭了一整晚。我就这样靠在他的肩膀上，哭湿了他的短袖衬衫。“对，我也不知道是谁。”“你问过你爸妈吗？”陈远说的每个字都像小猫的脚步一样，充满着小心翼翼的试探。“没有。七年前和他们坦白了我和露露的关系后就再没有联系了。不可能是他们。”我的心脏突然漏了一拍。好在它很快又继续勤奋工作起来。“也是……那……校长呢？他当时挺照顾我们的……”我的脑海里又浮现出那个灰发的中年男人。有一次我的抽象画作品在校外参展，展后的社交活动持续到了很晚。回到宿舍已近凌晨三点。大门口的灯还亮着，明晃晃的灯光下坐着一个体态臃肿，身穿米色条纹睡衣的老太太。雷婆用她怪异的眼神盯着我，像是锁定了猎物。我猜她在那儿等了一晚上。我看到她立马害怕起来。只见她起身，迈着沉重的步伐朝着我走来，仿佛有排山倒海之势。她离我越来越近，我抬头看着她，大气不敢出。雷婆的吼叫声惊醒了宿舍的每一个人，包括同住在宿舍的校长。校长匆匆跑下楼，睡眼惺忪。他看见我和雷婆正在对峙，连忙劝住雷婆，打开宿舍的门示意我先上楼睡觉。那一晚雷婆没有再吼了，我却也没睡着。我想要逃离这个地方。我不想在新加坡上大学。后来我瞒着雷婆考了SAT。我的推荐信是校长写的。他说自己文笔不好，会让另一个英文老师再润色一下。我知道他只是谦虚。靠着他这封推荐信，我考进了芝加哥艺术学院，也才有机会认识了丽莎。“你有他的电话吗？”我将自己从回忆中拉了回来。校长知道我毕业后会毁约去美国上学，会不会是他暗中替我付了违约金？“毕业后就没联系了……”陈远的语气听起来有些愧疚。校长当年也挺喜欢他。我和陈远在校园里形影不离，校长见到还会调侃我们，说我们是“梁山伯和祝英台”。“好吧。”陈远似乎还想和我多聊一会儿，可我还是果断结束了对话。我不想让他有更多的想法。我打开电脑，在网上搜索校长的名字。可能太过久远，互联网上古时期的记录寥寥。校长的名字在新加坡比较常见。偶尔看到几个有联系方式的社交账号，仔细一看，背景和年龄都不对。我抬头看了看窗外，楼下商店的员工正在摆设圣诞装饰。两个人抬着一棵巨大的圣诞树，艰难地在雪地里行走。还有两个礼拜就要过圣诞节了。圣诞节！我忽然想起校长曾寄给我一张节日贺卡。卡片里附上了他新的联系方式。他说因为身体原因要提前退休了，所以要搬离学校宿舍。他还说会期待我的回信。可是，我并没有回。那时候的我依然在强迫自己忘记新加坡的一切。无论是谁，都会被我拒之门外。那张贺卡，在哪里呢？我陷入了沉思，努力在记忆的宫殿里寻找它的位置。我好像……把它贴在了一张画上！是的，我喜欢做出格的事情。这些年我帮丽莎画了很多画，有时我会在这些画里留下些属于自己痕迹。我的账单，我用过的纸巾，以及校长的贺卡……虽然这些画的署名是丽莎，但它们都是我的孩子。它们的身体里都留存着我的基因。这幅画……在哪儿呢？我记得它，它有着鲜艳的红色。画布上层层叠叠地覆盖着上百张卡片，像是一朵正在绽放的玫瑰。校长的贺卡就藏在其中。这是一副非卖的作品，也是丽莎的“代表作”之一——《花》。该死！代表作都被打包送去新加坡了！ 五机场到达区的磨砂玻璃门缓缓打开，我老远就瞅见了举着花的陈远。和十五岁那次不同，我没有沉重的行李，只有一个轻便的登机箱和一个背包。陈远接过登机箱，把花硬塞了给我。我尴尬地看了看四周，匆匆谢过他的好意。下飞机后的第一站就是艺术品仓库。丽莎的作品在展览前都存在那里。陈远事先帮我取好了钥匙。我隐隐觉得答案就在那些画中。一路上陈远似乎心情很好，不知是不是因为老友重逢。“好像回到第一天……”他一边握着方向盘，一边轻轻哼着歌。那首歌是他写的。他为我写的。他说我离开新加坡后，他就再也没有唱过这首歌了。我瞄了眼他左手无名指上的戒指，看着滨海湾林立的高楼，选择了沉默。很快，我们就到了位于丹戎巴葛的仓库。我拧转锁匙，推开门。三十幅画整整齐齐地躺在那里。那一朵红色，在它们中格外显眼。我小心地拆开保护画作的包装，在玫瑰的花瓣间寻找着那张贺卡。我的手指一张一张地翻过，像是在音像店挑选黑胶唱片。翻来覆去，依然找不到校长的那张。我开始有些着急，指挥陈远一起找。仓库没有空调，闷热得很，像极了当年学校的宿舍。我们翻遍了每一片花瓣，依然没有贺卡的影子。那只有一种可能了。我和陈远都盯着这幅画的正中心——花蕊的位置。这里倒扣着一张卡片。它并没有完全和画布贴合，只是四个角被粘住了。“我这个动作，应该值二十万吧……”我一边坏笑，一边朝着花蕊伸出手去。没等陈远反应，我撕下了这张卡片，原本浓郁的红色中，出现了一片空洞的白。“你在干什么啊！”陈远吃惊地大叫。可我挥了挥手上的贺卡：“1190 Dover Road。快走吧！”我拉着陈远跳上车，指挥着他在车流间穿行。熟悉的街道渐渐浮现，脑海里尘封多年的岛屿又重新鲜活起来。大概十分钟的工夫，我们就站在校长家门前。我和陈远对视了一眼，叩响了面前的金属防盗门。开门的是个略微眼熟的年轻女人。她应该是校长的女儿。天呐，十五年前她还是个刚上小学的小女孩，如今已为人妻。校长的家很朴素，没有什么复杂的装修。天气炎热，校长的女儿给我们倒了两杯冰水。她听了我们的来意，叹了口气，双手不停地轻抚着那张贺卡。“爸爸七年前就不在了。”校长的女儿说话很温柔，我的身体却凉透了，“我和我先生注销了他的账户。我们也不知道他有什么分期付款。就算有，这七年也应该已经停了吧。”盛水的玻璃杯上凝结了些许露珠，像校长女儿的眼眶一样湿润。我们该走了。谢过校长女儿，陈远开车送我回酒店。我让他早些回家，然后自己又点了杯马蒂尼，躺在床上，等着睡意降临。 六接下来的三天，我都忙着展览的事。每当想到违约金的谜团，来看展的一双双眼睛总将我的意识迅速拉回展厅。《花》依旧是最受欢迎的展品。我在开展前连夜修好了花蕊，没有人发现我的小动作。就像没有人发现这些画都是我画的一样。展览的最后一天，陈远也来了。我们在展厅后门吞云吐雾，两缕青烟扶摇直上。他深吸一口，然后满足地将烟雾慢慢吐了出来。他转向我，对我说：“雷婆醒了，但还在观察。”陈远漫不经心地提起，但我知道他的言下之意。他想让我去看看雷婆。“再说吧。明天我还要去趟教育部。违约金的事我想问个清楚。”我敷衍道。陈远不说话。只是抽烟。他的沉默和次日我见到的教育部的官员们一样，毫无用处。他们除了不停地重复“这是一个匿名的分期付款。我们也不知道是谁。”之外，别的什么话也不会说。也只有在我追问付款次数和数目时，才肯透露说每次付款的数目不多，花了整整十二年才付清。“那付清了以后怎么没有通知我呢？”我坐在柜台前，身子却使劲朝前倾，天真地以为越靠近官员冰冷的面孔，就越接近真相。“债务偿还完毕后，我们是会发邮件的。”官员面无表情地陈述事实。她的声音像一堵纯净的白墙，没有情绪，也没有疑点。的确，我离开新加坡后就注销了此前所用的邮箱。是我主动切断了与他们的一切联络。无论他们发没发邮件，我都不会收到。我失望地离开教育部。教育部门前有一座雕塑：一只大手托起了一名背包的少年。少年一手举着算盘，另一只手提着电脑。雕塑下刻着一行字：塑造国家的未来。我回头看了一眼雕塑，不禁觉得有些好笑。在他们眼中，我的未来应该是这样的吧。马路对面有一栋崭新的建筑，干净的玻璃幕墙，在阳光的反射下熠熠发光。那是淡马锡大学附属医院新落成的住院部。陈远昨晚提起过，雷婆现在就在那儿住院。淡马锡大学，呵，在雷婆心里这就是我们所有中国孩子的终极目标。可现在呢，她自己住进了淡马锡大学的医院。来都来了，还是去看看吧。谁让这老太婆跌倒的时候拿着的是我的展览的宣传册呢？ 七护士嘱咐我，雷婆才刚苏醒，意识还很模糊，有些事情她可能还搞不清楚。我暗地里嘲笑：这应该和跌倒没关系，她一直搞不清楚很多事。医院里的冷气很足。那个满脸横肉的女人静静地躺在病房里。相比上一次见面，她的面部变得松弛了，身体也没有以前臃肿了。十五年了，她头发花白，瞳孔浑浊。雷婆老了。雷婆见有人来探望，想要坐起来。她双手似乎想用力，却怎么也使不上劲。在一旁的护士看她要起身，就赶忙前去帮忙。折腾了好一会儿，雷婆才艰难地坐了起来。她靠在枕头上，静静地呼吸着。她的眼神还是和之前一样诡异。我不确定她在看我，还是在看护士。“Madam……”在新加坡我们都这么称呼未婚的女性。我远远地喊她。却没得到任何回应。或许，我该喊她“雷婆”？她知道我们叫她“雷婆”吗？护士招了招手，让我走近些。我原以为自己不再怕她了，可即便是躺在病床上虚弱的雷婆，也让我望而却步。雷婆缓缓朝我伸出了手。她的手不如以前那样肥壮了。皮肤的褶皱在阳光下如同一道道沟渠。她像是一张泄了气的皮囊。我缓缓走近，一边走一边喊她。她终于听见了，朝我点了点头，然后以极其虚弱的声音开口说话。“陈……远……”两道闪电在同一时刻击中了我。我突然想起了雷婆名字的秘密。我们叫它雷婆不是因为她姓雷，而是因为她的嗓音像雷声一样充满穿透力，每次吼人都能把全宿舍吵醒。可现在，她的声音是那么地羸弱，连空气都穿不透。还有就是，雷婆不记得了我了。“我是妙华。”我凑到她耳边大声提醒。“妙……华……”雷婆每次张口都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她是个大艺术家……我要去看她的展览。”哦。她不是不记得我，她只是认不出我了。“陈远……妙华什么时候来？”护士告诉我雷婆这种情况很普遍，如果她认为我是别人，那就随她去，反复提醒她没有用。雷婆看了眼护士。护士似乎立马明白了雷婆的意思，倒了杯水，插上吸管递到她嘴边。她用吸管缓缓地吮吸着杯子里的液体。护士一边托着杯子，一边拿纸巾擦拭着雷婆湿漉漉的嘴角。雷婆不喝了。她继续有一句没一句地说：“妙……华……很聪明。我那时候太严……怕女孩子一个人出事……管她太多……我很后悔。”在我记忆中雷婆一直都固执得很。雷婆后悔，怕是赤道都要下雪了。“她去……美国……是好事，美国……适合她。”雷婆越说越激动。护士察觉到她的情绪，赶紧轻抚她的背，想让她平静下来。雷婆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样的话。甚至在离开的那天她还在诅咒我，说我去了美国会变成瘾君子，同性恋。呵呵。在护士的安抚下，雷婆的呼吸逐渐规律了下来。她转向我，这次我确信她是在看我：“告诉……妙华……别怕……她能来新加坡……别担心……”可能是累了，雷婆之后就没有再说话了。病房里很安静，只剩下雷婆沉重的呼吸声。脚边有水珠不停地落在地板上，而我也越加看不清雷婆的模样了。责任编辑：舟自横 征稿信息见@ONE一个工作室 置顶微博。更多编辑部的有趣日常请关注小红书：ONE一个编辑部。作者一粒猕猴桃 被困在夏天。 相关推荐阅读分手的决心文 / 程惠子阅读蓝房子文 / 蒲蕾 点击可下载ONE一个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