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约 5000 字阅 读 需 要 16 分 钟1933年初，日军在侵占东三省后又占领山海关向热河省发起进攻。3月4日，日军占领承德，之后继续沿长城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敌寇猖獗，蒋介石依然坚持不抵抗政策，甚至下令“侈言抗日”者“立斩无赦”“决不稍加姑息”（《告各将领先清内匪再言抗日电》，1933年4月6日）由于南京国民政府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使得中国军队长城抗战以失败告终。1933年5月末，南京国民政府军委会北平分会同日本关东军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将中国军队撤出察哈尔北部和冀东地区，默认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和热河的占领。《塘沽协定》的签订给东北抗日形势带来相当不利的影响。它解除日本关东军后顾之忧，让敌人腾出资源从容地在东北强化殖民统治，集中力量对付抗日武装，更为严峻的是该协定让关内外联络被切断，迫使东北抗日武装陷入孤悬敌后的艰难境地。艰难的东北局部抗战形势如果说抗日战争是一场可歌可泣的民族史诗，那么作为这部史诗开篇的东北抗战可谓最为悲壮的篇章之一，因为东北地区不仅沦陷得最早，敌人也相对更为强大，统治更为严密残酷。1932年3月1日，在日本关东军操作下，所谓“满洲国”（1934年改为“满洲帝国”，以下均称为伪满洲国）成立。日本考虑国际影响，不得不扶植起“与大日本帝国有不可分关系的独立国家”，但独占东北建立殖民统治的内在意图却始终不变。为此日本侵略者煞费苦心，在1933年8月日本内阁拟定的《满洲国指导方针要纲》中，明确规定伪满政权一切要“在现制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帝国大使的内部统辖下，主要通过日本人官吏来实质地进行”。在此方针指导下，日本强令伪满洲国中央政府以“总务厅”为核心。总务厅直接掌握伪政权各部、局人事与财政大权，所有决策均由总务厅长官、各部总务司长组成的总务厅、司长会议（后为“次长会议”）事先作出决定，然后交由伪政权实施。由于伪国务院总务厅厅长和各部总务司司长（后为各部次长）均由日本人充任，且规定伪总务厅长则必须遵照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的意图，因此掌握伪满洲国中央大权的就是关东军。不仅是中央政府，日本对伪满洲国的控制深入方方面面：在地方行政方面，伪满洲国省设总务厅长、县设参事官（后分别改为次长、副县长），均由日本人充任，对于伪政权实现彻底掌控。在军事手段上，日本侵略者也不断强化镇压力度。日本关东军早在1933年6月就提出“治安第一主义”，叫嚣要实现“全满治安”，为此不断向东北增兵，到1935年在东北已囤积5个师团、11个骑兵联队、1个混成旅团、3个飞行联队和4个独立守备队。此外按日陆军省出台《满洲国陆军指导纲要》规定，伪满洲国军队必须在“驻满”日军指挥官的“实质性控制之下”，因此日本关东军派出大批现役或退役军人充任顾问控制伪军，对伪军全面掌控整编，使之成为“日本国防之补充要素”。到1934年7月，日伪当局在东北已设立5个军管区，4个警备司令部，伪军总人数达8万余。此外，日伪还将东北划分为14省，每省伪政权均设警察厅，每县设伪警务局，下设警察署、派出所；另外还设特殊警察队、县警察队、森林警察队等警察军事武装，到1935年末伪警察人数已达7万余。15万伪军警就像一道铁枷牢牢地套在东北人民头上，但日本侵略者并不满足，还在东北大力推行保甲制度，组建伪自卫团，甚至推行极为残酷的“集团部落”政策。所谓“集团部落”其实就是集中营，日伪当局将农村居民强迫迁入选定地址的“部落”中。“部落”四周挖掘水壕，内筑土墙，外设铁丝网，四周设炮台。每一“集团部落”大约有50到100户不等，内设伪警察派出所、伪公所。居民出入须持有身份证明，只能在“集团部落”周边从事农业生产，一旦有任何“抗日反满”迹象便由伪官吏予以严厉“制裁”。1933年3月，日伪当局首先在吉东地区延吉推行“集团部落”，随后在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二军活动的南满和东满诸县重点推行，到1934年12月仅伪间岛省（辖延吉、珲春、和龙、汪清、安图五县）就兴建“集团部落”36个，试图以此切断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此外，日本侵略者还大量向东北进行武装移民。这些移民带有强烈军事性质，移民团中有大量在乡军人（即退役军人），团长为退伍军官，其他在乡军人充任“警备指导员”，由关东军发给轻机枪、长短枪等武器。移民团多设置于铁路交通沿线、边境地区以及抗日武装活动地区周边，每户发给从中国农民手中抢占来土地约300亩，全团成员都扮演着日本侵略者的眼线和后备队角色。敌人并不愚蠢，甚至可以说既狡猾又凶残。随着时间推移，日伪当局对东北的控制日趋严密，铁路、公路、重要河道等交通沿线和大小城镇，处处都有日伪军驻防。大批群众被驱赶到“集团部落”之中，让抗日武装难以补充兵员物资，在此基础上日伪当局还对抗日武装频繁发动所谓“讨伐”，使得东北抗日斗争困难重重。 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可即便是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依然领导东北人民不屈不挠坚持着武装抗日斗争，在南满和东满、吉东、北满建立20余处抗日游击根据地，其领导的抗日武装一步步从抗日游击队发展为人民革命军、反日或抗日同盟军，然后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坚持在东北抗战一线同敌人斗争。1935年12月，日本关东军参谋部在《昭和十年度秋季治安肃正工作概况》中哀叹：虽历经数年之“讨伐”，“然大小匪团散在广大地区，巧妙地避开警戒网……阻碍王道乐土之建设。特别是共产思想之影响，日益扩大和日益加深，实乃治安维持上极为忧虑的事情。”敌人的哀叹就是对人民军队最好的赞颂。经过近4年战斗，到1935年5月时，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已经建立起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至第三军、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即绥宁反日同盟军）5个军，另有汤原反日游击总队（1936年1月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和饶河游击队。不过，人民武装在大发展同时也带来名目番号繁多，不利于统一指挥和对外宣传的弊病。1935年5月，当时负责建立和主持吉东特委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下简称中共代表团）特派员吴平（本名杨松）在《中共吉东特委致满洲省委的报告》中提出，东北各种抗日武装应取消各部队的原有不同名目，共同组建统一的“东北抗日联军”。1936年2月10日，中共代表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拟定《为建立全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决议草案》，20日又以在东北坚持抗战的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等军队领导人，以及汤原、海伦游击队名义集体具衔发表《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正式宣布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同盟军、东北反日联合军和东北反日民众救国军部队，从即日起“一律改组军队建制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二、三、四、五、六军，以及抗日联军××游击队”，规定：“东北抗日联军在政治上……完全接受东北反日救国总会领导”，还宣布“凡被压迫……个人或团体或军队，我东北抗日联军均一律欢迎参加，结成……联合战线对抗日本强盗帝国主义。”“……汉奸国贼，做日寇的间谍走狗者，今日若能悔过自新，回念中华祖国民族的生存而欲反正抗日救国者——我联军完全不咎既往，愿诚意与之作今后抗日新提携。”根据中共代表团的决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各地抗日部队在1936年上半年陆续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以下简称抗联）。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联第一至七军外，从1936年9月到1937年10月间，还有一些愿意和共产党合作的东北抗日部队也被改编为抗联部队，分别是由东北民众救国军改编而来的抗联第八军、由自卫军第二支队改编的抗联第九军、由山林反日武装“双龙队”发展而来的抗联第十军，以及由东北山林义勇军改编的抗联第十一军。抗联名义上的司令为著名抗日将领、前吉林自卫军总司令李杜，但全面抗战爆发后李杜人在重庆，根本无法实现领导，后来主要还是由杨靖宇在南满设立的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以及赵尚志在北满成立的东北民众反日联军总司令部分别领导各抗联部队坚持抗战。在严酷的地方坚持斗争在这期间，敌人也并未偷闲，为对付关内日益高涨的武装抗日斗争形势，关东军经过长期研究策划，制定出所谓的三年“治安肃正计划”，计划从1936年4月到1939年3月，用三年时间彻底肃清东北地区中国共产党组织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联便诞生于敌人三年“治安肃正计划”的血雨腥风中。从第一军到第七军，几乎每支部队都是刚改编成军便要投入反“讨伐”战斗。抗联第一军成军仅过4月，就不得不同靠拢过来的第二军组成抗联第一路军，共同应对敌人长达半年的“东边道独立大讨伐”。从1936年10月至1937年4月，抗联第一路军各部紧密配合，转战东、南满长白山区，在地方党组织和各族人民支援下进行了上百次战斗（日军称作战350余次），最终让敌人一举围歼东、南满抗联部队的企图落空。在“东边道独立大讨伐”的同时，日伪也对北满地区的抗联第三、第六军发动秋冬季“大讨伐”，两军相互配合，采取西征东进、分头出击的战术冲破日伪当局的包围网，保护了汤原游击根据地，还开辟了铁骊、庆城、绥棱和海伦等新游击区。特别是第六军于1937年5月18日趁敌人出城讨伐之际，批亢捣虚夜袭北满五县“讨伐”军集结地汤原县城，取得击毙县参事官、伪警务局指导官和警士三名日籍官员，解放监狱和拘留所的70余名中共党员和爱国群众，收缴迫击炮3门和炮弹96发、轻机枪3挺、各类枪支67支及子弹3.5万发，沉重打击了敌人气焰。在吉东地区，抗联第四军一直坚持游击斗争。1937年春，第四军确定以宝清为中心，第一师在勃利、密山、依兰老游击区战斗；第二师在富锦、桦川两线战斗；第三师活动于勃利、富锦、宝清等县；第四师则战斗在富锦、同江等县。抗联第五军则同牡丹江的伪第六军管区展开坚决斗争，经过1937年上半年的整顿后，第五军克服过于分散的状态，加强统一领导，积极开展对敌作战，消灭大量日、伪军，缴获大批物资，使得第五军日益壮大，除道南老游击区外，还新开辟依兰、方正、勃利、穆棱、富锦各县抗日游击区，有力地促进吉东地区抗日新高潮的到来。除此之外，抗联第七军在面对敌人残酷“讨伐”时，将主力调至外线作战，广泛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也成为吉东地区的抗联劲旅。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的抗日斗争由局部抗战进入全国抗战阶段，东北地区抗战具有牵制敌人兵力的重要意义。为更有效地与日寇作战，1937年10月，吉东地区的抗联第四、第五、第七以及第八、第十军合编为抗联第二路军，由周保中任总指挥，崔石泉任参谋长，黄玉清任政治部主任。1939年5月，北满地区的抗联第三、第六以及第九、第十一军合编为抗联第三路军，李兆麟任总指挥，冯仲云任政治委员，许亨植任总参谋长。三路大军配合全国抗战，分别向敌人发起攻势，掀起了东北抗日斗争的新高潮。参考文献：1.东北抗日联军史料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2.东北抗日联军史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3.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军史》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5年4月上，原标题为《牵制日寇，配合全国抗战在艰难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东北抗联》，有删节，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李思达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排版 | 徐沁（实习）校对 | 戈雨推荐1931年9月18日夜沈阳城的炮声撕裂了东北的黎明日本关东军的铁蹄踏碎了白山黑水的安宁在这片被鲜血浸染的黑土地上一支背负民族命运的队伍巍然崛起东北抗日联军最早由部分原东北军、中共抗日游击队农民地方武装、义勇军等抗日部队组成在漫长的抵抗中，成长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钢铁之师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之一时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让我们一同回顾抗联十四载孤悬敌后的绝境抗争重读抗联英烈故事点击下方封面，即可购买↓↓↓ “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