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详：iYouPort - Initiatives & Tactics 整体攻防训练营 · 反渗透和协作《不放弃，不出卖：关于酷刑和证词 》本文署名作者“菲尔·库兹涅佐夫”已被确认为无政府共产主义者战斗组织БОАК创始人之一德米特里·彼得罗夫的化名。他于2023年4月19日在巴赫穆特战役中阵亡。在这里看到我们曾经对他的介绍，以及一个纪录片。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前身是克格勃，对酷刑和各种间谍活动极为擅长。感恩相遇！iYouPort - Initiatives & Tactics 项目二期工程正在进行中，这是一份中文界前所未有的综合训练资源 …… 您可以通过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以便第一时间获得更新信息。自2017年以来，我们所处的这场运动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残暴镇压，范围和强度都达到了历史之最。其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对酷刑的大规模使用。以往，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无政府主义者遭受殴打和酷刑的案例，大多属于孤立事件。我们曾听闻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和法西斯分子遭受了残酷的折磨，有些人可能还记得针对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敖德萨案”。但是，“抽象地知道”是一回事，“亲身经历”则完全是另一回事。酷刑导致许多人在落入特工部门手中后，被迫指证自己的同志，跟镇压机器合作。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运动当前的危机，并不仅仅是旧有分裂和残酷镇压的结果。也许我们面临的更大挑战，是源于酷刑、泄密、以及背叛，所带来的道德困境，而我们至今仍未能充分应对。我们该如何评价这种在被审讯过程中许多人背叛同伴的局面？酷刑可以成为辩解的理由吗？ 当运动中广受欢迎的成员，比如“网络”案中的 伊戈尔·希什金（Igor Shishkin），最终也被联邦安全局击垮，成为了叛徒，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这些问题不容回避。因为归根结底，它们引出了一个核心问题，即：当代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是否还具有实际意义？它的存在是否还有价值？酷刑和背叛的问题是近年来无政府主义运动中最重要的伦理困境。不解决它，我们就无法继续向前。在无政府主义圈子里，可以听到的评判光谱始终在两种极端立场间摇摆，一种认为 ：“任何人在酷刑下所做出的口供都不应被追究责任”、另一种则认为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向敌人提供情报都是不可接受的。任何这样做的人都是叛徒，是告密者，是线人”。剧透一下：真相绝非是两者之间的“中间地带”。它更接近第二种主张，但并非完全等同。让我们来仔细探讨一下。🧬 详：iYouPort - Initiatives & Tactics 整体攻防训练营 · 反渗透和协作《不放弃，不出卖：关于酷刑和证词 》原则从何而来？我们从小就被教导“告密是不可接受的”。但这是为什么呢？尤其是在面对酷刑时，如果仅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向施刑者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以换取停止痛苦，无疑是最容易的选择。然而，我们有几个理由说明这样做是不可接受的。1.最低限度是：当人们开始集体参与可能招致国家镇压的行动时，他们就已经期待了共同的秘密能得到保守。泄露这些秘密就是对这种信任的背叛这毫无疑问。如果事先知道在危急关头，同伴会把一切都告诉警察，那不难想象几乎没有人愿意冒这样的风险。2.但更强有力的理由或许是另一个：向敌人提供信息，实际上会毁掉其他人的生活。这些人很可能对你来说并非陌生人，你对他们有所了解、有过深刻的交集。而由于你的行为，他们也将面临酷刑和多年的监禁。3.显然，这些论点同样具有相对性。事实上，如同任何道德准则一样，“不出卖同伴”的原则无法完全被“理性化”。但是，集体的传统、文化和经验告诉我们，这个原则是正确的。用克鲁泡特金的话来说，这是我们的“道德感”在指引我们。同样基于此，我们将集体的责任置于个人的舒适之上。更何况，这些承诺没有“保质期”：就算某人幻想破灭，离开了运动，但过了一段时间后在警方压力下供出了他们的“前”同伴，这种过错并不会因此减轻。所以，我们将此视为一项原则：向敌人提供任何有关其他人的真实信息的行为都是不可接受的。既然违反这一规则会带来严重后果，那么这种违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重大过错。剩下的唯一问题是，酷刑或其它因素是否可以作为一种“减轻罪责的情形”？每况愈下的局面诚然，我们能列举运动成员在镇压面前向当局提供重要情报的先例。2010年的事件尤为鲜明。当时，无论是在俄罗斯（金奇市市府遇袭事件后）还是在白俄罗斯（一系列直接行动袭击事件发生后），无政府主义运动几乎同时遭遇镇压。据我们所知，当时酷刑仅在极少数个案中使用，其残酷程度也低于我们自2017年以来所见的案例。然而，在这两个国家中，都有人最终与警方合作。在所有已确认的案例中，社群都对告密者进行了谴责和驱逐。也就是说，无政府主义的“集体意识”所遵循的原则是：在面对威胁、恐惧和心理操纵时，供出同伴的行为没有任何正当理由。这种立场是难以辩驳的。无论你正受到威胁，还是审讯者正在扮演“好警察”的角色，站在你面前的就是敌人。我们有义务不向敌人提供任何关于我们的同伴的信息。即使是一个年轻的、刚加入运动不久的新成员受到警方施压，人们也期望此人在加入激进社群之初就已经具备了一定的预设道德准则，而其中“绝不出卖朋友”的原则应当是首要的。虽令人遗憾，但近年经验告诉我们必须重申这一点。十年前，无政府主义圈子里根本不存在对“告发同志”持宽容态度的问题。过去并非更好，只是更容易。总结来说：在言语和心理胁迫下向国家提供情报显然不可接受。但如果是肉体酷刑呢？革命者的经验翻阅过去革命组织的文献，我们很难找到针对酷刑下口供的具体态度。《人民意志》执行委员会的章程只是简要规定，要将组织的所有秘密深藏不露。卡洛斯·马里盖拉的《城市游击队迷你手册》也仅用简短一行未作细述地指出：“那些主动向警察告发、指控、提供情报、和指认同伴的人，一旦被城市游击队抓获，必须予以处决。”有意思的是，在描绘马里盖拉及其同伴斗争的电影《九月四日》中，角色们毫不怀疑他们被捕的战友会在酷刑下供出情报。然而，他们最终还是将他解救了出来。电影毕竟是电影，现实情况如何，作者不得而知。爱尔兰共和军的《绿皮书》花费了大量篇幅进行心理准备，以应对逮捕、审讯和殴打，帮助游击队员保持沉默。然而，文本并没有直接对酷刑下的供词进行道德评价。而且，《绿皮书》中提到的酷刑仅限于殴打和烟头灼烧。电缆连接生殖器和长时间电击枪电击的手段或许超出了1970年代北爱尔兰的现实范畴 —— 当代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特勤警察的酷刑手段则更为残暴。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作证的原则，与其说是明文规定，不如说是革命运动的一条不成文的规则，是一种被默认的不言而喻的共识。二战期间的苏联，游击队员和地下战士无论遭受盖世太保何种酷刑，出卖战友都被视为不可接受的行为。例如，“青年近卫军”（苏联在德占城市克拉斯诺顿的地抵抗组织）的政委维克多·特雷蒂亚科维奇，至今仍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因为有人怀疑他在被处决前未能经受住酷刑，向纳粹供出了名字和地址，尽管这一说法被许多人反驳。有人认为，落在“专业审讯者”手中，没有人能经受住酷刑。这种观点并非毫无根据，但它不是事实。有许多文件记载了前辈们忍受可怕酷刑仍坚守信念的例子。下面就是一个。左翼社会革命党成员鲍里斯·顿斯科伊于1918年在基辅刺杀了德国占领军司令赫尔曼·冯·艾希霍恩。鲍里斯在行动现场被捕。他的战友伊琳娜·卡霍夫斯卡娅在回忆录中写道：“他被带到监狱后，立即被绑在床上，遭受酷刑，要求他供出同伴。他们折磨了他三天，轮番上阵：他们烧、刺、割，将大头针和铁钉捅进指甲缝，拔掉了他所有的脚趾甲……” 顿斯科伊只说了他自己的姓名、籍贯、党派归属和行动动机。 关于战友的信息，他一字未提。他的“口供”实际上变成了一份政治声明。这样的例子绝非孤例。如何抵抗酷刑？每一个经历过酷刑，甚至只是在警察局遭受殴打的人，都深知那是多么可怕、痛苦和羞辱。也深知要做到不屈服、不给施刑者他们想要的东西，有多么困难。施虐者的目的在于摧毁你的精神意志。于是应对的关键在于保持清醒意识，根据情境灵活应对——或佯装恐惧，或夸大肉体痛苦，或以其他方式迷惑施虐者。抵抗酷刑的方法是我们几乎从不公开谈论的话题。公开可说的仅有：当痛苦难以承受时，编造一个不涉及真实人物和信息的虚假事件版本或许能起作用 —— 将这个故事“固化”在脑中，让自己相信其真实性，并在受刑时坚持讲述这个版本。但当然，最好的办法还是保持沉默。阿扎特·米夫塔霍夫（Azat Miftakhov）向我们展示了另一种有效的行动方式。当条子开始对他施加酷刑时，他自己割伤了手腕（非致命的横切），迫使施刑者不得不停止施行并呼叫医生。他们害怕他死掉就得不到口供了。阿扎特·米夫塔霍夫受审的新闻图像面对出卖，纠问式应对方式错在哪里？我们坚持认为，向镇压机关出卖同伴和泄露情报永远不可能是“正常的”或“可以接受的”。酷刑的情况也不例外。运动和我们每个人个人的原则只能是：宁可遭受酷刑、坐牢甚至死亡，也不能背叛同伴，不能向敌人提供重要信息。当你听到有人说“酷刑下的证词无需负责”时，你会对这个人失去所有信任。你会意识到，只要轻轻一巴掌，就足以让他们全盘托出。将此类态度奉为圭臬的运动，永远无法吸引并培养坚韧的成员。没有坚韧的人，就不会有激进的变革。但是，“任何提供信息的人都是叛徒” 这一立场又错在哪里呢？是的，抵抗酷刑是现实可行的。但很明显，即使是那些愿意抵抗的人，也并非所有人都能成功。任何没有亲身经历过残酷酷刑的人，都无法保证自己在那种情况下的行为。那些曾经一度抵抗了施刑者、但在真正残酷的肉体压力下最终还是屈服供述者，很难再继续做我们的同志，成为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参与者（尽管，当然，每个案例都必须单独考虑）。但是，将这样一个人轻易地定性为叛徒，并认为他们理应遭受报复，这公平吗？可能不公平。这一论点不应与容忍供出同伴的行为相混淆。供出同伴永远都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尽一切可能，甚至付出更多代价，以保持清白，是每个人的责任。否则我们何以相依为命？杜波夫斯基案白俄罗斯无政府主义游击队成员德米特里·杜波夫斯基(Dmitry Nikolaevich Dubovsky) 的行为在运动内部引起了巨大的争议。此案虽不涉及酷刑，但既然我们在讨论招供和屈服于审讯者的问题，就不可能忽略这个最近的例子。否认杜波夫斯基在录像调查程序中言辞过多实属愚蠢 —— 他详细描述了成员站位及汽油瓶交接过程。当局和公众本无需知晓这些细节。但他的解释 —— 他与战友事先约定若遭拘捕则不否认行动，以此作为政治宣言——完全值得采信。若非如此，该组织的其他成员早就站出来否认了。至少在其他成员对情况发表评论之前，谁又能更清楚呢？也许杜波夫斯基是出于困惑和错误判断而未能完全履行约定。有些人急于给他贴上“告密者和叛徒”的标签 —— 这对一位革命者来说是最严重的指控。此举恰是上述“纠问式”思维的典型体现。欲如此污名化他人，需有充分依据，而本案中我们并不具备充分依据。总的来说，此案凸显了一个棘手问题：法庭如何成为政治讲坛。这在革命史上实属经典实践。审讯与庭审中的言论可成为强大的革命宣传手段，但前提是：必须公开表明立场，甚至可能需要部分行动配合。核心问题在于：被囚同志的行为究竟是为在狱中开展宣传呢，还是为保全自身而为？根据所提出的标准，没有真正的理由指控德米特里·杜波夫斯基犯有叛国和告密罪。2020年10月28日至29日晚，无政府主义活动家德米特里·杜波夫斯基在越过白俄罗斯边境时被抓，并被指控犯有“纵火”和“恐怖主义”。被判服刑20年。再说几句酷刑问题还有另外两个重要方面。其一是：酷刑的现实，使我们通过个人的感官体验，而非抽象的言辞世界，认识到国家及其代表是我们的真正敌人，他们残酷而卑鄙。我们必须严肃而有力地与他们战斗。其二是：运动必须保护自身免受叛徒的侵害。如果我们谈论的是一场严肃的斗争，那些主动向镇压当局提供大量情报、并在后续调查中予以证实的出卖者，必须承受报应 —— 正如革命尚未沦为虚饰的年代里对类似事件的处理那样。迄今当代无政府主义者尚未严肃探讨此问题。将报复机制纳入无政府主义运动体系，是我们亟待完成的重要任务，尽管听来令人不寒而栗。结论现代趋势 —— 全面的自我中心主义、沉迷于自身的“创伤”及其“治愈”——不利于抵抗国家镇压。如果认为只有个人舒适和幸福是首要任务，那么距离将它们置于信念、道德原则和同伴的人身安危之上，就只有两步之遥了。当代文化提倡为软弱辩护。仿佛在困难的情况下不展现勇气和其他非凡品质，而是崩溃放弃，是一种’神圣的人权‘。仁慈的态度与对能力边界的理解固然必要，但为软弱辩护是恶性的，且明显具有破坏性。诚然，要求在酷刑下拒绝作证需要非凡的坚韧，但这种要求植根于我们的文化，自童年起便伴随我们成长。此刻，软弱的权利不再适用，展现内在力量的义务才真正具有意义。菲尔·库兹涅佐夫及同志们无政府主义斗士🏴🧬 详：iYouPor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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