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T 档案卡标题：【CDT报告汇】V-Dem学术自由指数：全球学术自由连续十年下滑，中国排名倒数第十低于阿富汗古巴（外二篇）作者：中国数字时代发表日期：2026.3.28主题归类：CDT报告汇主题归类：学术自由主题归类：大外宣主题归类：民主转型CDS收藏：公民馆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大聲- Dasheng：中国自由民主那天，我希望少死一些人｜段荆棘：为藏人和维吾尔人发声，华语是有权力的（下）｜汉人的特权与责任一、V-Dem学术自由指数：全球学术自由连续十年下滑，中国学术自由度低于阿富汗、古巴近日，民主多样性研究所 (V-Dem) 与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 (Friedrich-Alexander-Universität Erlangen-Nürnberg，FAU) 发布了2026全球学术自由报告。结果发现，“过去十年中，学术自由在50个国家出现下降，而仅有9个国家有所改善”，且“在（下降的）多数国家中，所有维度的学术自由均呈现下降趋势”。其中，中国排名倒数第十，低于阿富汗和古巴等国。报告封面报告首先将学术自由界定为一个“多维度概念”，既包括“研究与教学自由、学术交流与传播自由、学术与文化表达自由”，也包括制度层面的“大学自治与校园完整性”等。其中，“制度性自主 (institutional autonomy) 被广泛认为是保护个体学术自由的基础”，且数据表明，“制度性自主水平越高，学者自由保护越强”。从时间维度看，学术自由的变化呈现出明显趋势。报告指出，“学术自由自2012年前后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下降”，并在随后十余年持续走低。这一趋势在“亚洲、中东及北非地区尤为明显”，而经过人口加权后，全球范围内的学术自由下降“更为显著”。具体到各项指标，报告指出，在2015至2025年间，“研究与教学自由在51个国家显著下降”，“校园完整性在51个国家下降”，“学术交流自由在47个国家下降”，“学术与文化表达自由在46个国家下降”。相比之下，“制度性自主的下降略少，但仍有43个国家出现显著下滑”。在国家分布上，报告通过排名将各国划分为不同区间。其中，排名前十的国家分别为捷克、爱沙尼亚、比利时、牙买加、斯洛文尼亚、瑞典、洪都拉斯、塞舌尔、拉脱维亚、爱尔兰。另一方面，学术最不自由的前10个国家为：缅甸、厄立特里亚、朝鲜、南苏丹、白俄罗斯、伊朗、土库曼斯坦、沙特阿拉伯、中国、埃及。此外，在该指数中，美国已跌至全球后40%区间。报告特别指出，“美国高校自治的下降趋势”，并将其与欧洲和北美其他民主国家的保护水平，以及匈牙利、印度、土耳其等“正在威权化或已转型的民主国家”的情况进行比较。这些比较表明，“美国大学自治的下滑速度异常迅速且幅度显著”。在亚洲地区，台湾仍处前30%，香港则落入后30%，表现最好的是韩国，进入全球前20%梯队。报告指出，学术制度是影响学术自由的最重要原因。虽然制度性自主下降的国家并不是最多的，但是当制度性自主不足时，“政府可以通过领导任命、条件性资金与行政干预等方式施加影响”，包括“对招生、教师聘用与研究内容的控制”。这种方式使得“即使缺乏直接压制，学术自由仍可能被间接削弱”。进一步而言，报告强调制度环境与个体自由之间的关联。通过对179个国家数据的分析，研究发现，“制度性自主与研究与教学自由之间存在极强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91）”，说明“制度层面的削弱往往直接转化为个体学术自由的下降”。这一机制也体现在更广泛的制度变化之中。报告指出，当制度性自主减弱时，“外部行为体可以通过资金、任命与治理结构施加间接控制”，从而“在不依赖显性压制的情况下侵蚀学术空间”。与此同时，“校园空间的安全性与独立性也受到影响”，包括监控与非学术干预的增加。最后，报告指出，在全球范围内，这种变化并非孤立现象。“学术自由下降已成为跨区域趋势”，“更多国家呈现下降而非改善”。V-Dem 警告，这一趋势意味着知识生产与传播环境正在发生结构性转变，国际社会需要予以重视。二、中国传媒计划：中国外宣体系改革，地方政府加入大外宣行列今年2月，中国传媒计划 (China Media Project) 发布了一份报告，系统梳理了中国近年来对外传播体系的结构性转型。结果指出，自2018年以来，中国“已从胡锦涛时代以中央媒体为核心的‘大外宣’模式，转向一种协调化、多层级的传播体系”，并将这一新模式概括为“集中化+” (Centralization+)。报告称，这一体系“在保持党的集中控制的同时，通过省、市、县各级机构展开分布式信息行动”，其核心执行单位是遍布全国的“国际传播中心” (ICCs)。报告封面报告强调，这一转型与中共长期追求“话语权”的战略目标密切相关。习近平多次将国际传播能力视为“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的关键，并将其与政权安全、发展稳定直接关联。“外部信息空间的状况，在领导层看来，已成为国内最紧迫问题之一。”不同于以往由新华社、CGTN等中央媒体主导的对外传播模式，新模式更强调“分布式执行”。报告指出，该体系“将操作能力分散到各级地方机构，同时维持中央统一指挥”，并通过“区域定向传播”和“多语种、多平台内容生产”，实现对不同地区受众的精准触达。在具体实践中，报告通过多个案例展示这一体系的运作方式。以浙江省国际传播中心为例，该中心在成立半年内即整合省、市、县三级资源，形成“中央厨房式内容生产机制”，并通过与中央媒体、外国机构及高校合作，推出多项“面向国际受众的内容项目”。报告指出，这类中心通过任命“全球文化大使”等方式，“将外国个人纳入传播体系，以增强信息的亲和力与可信度”。在区域定向传播方面，广西国际传播中心针对东盟国家，提供多语种内容并组织媒体合作项目，其目标是“讲好中国与广西故事，服务构建更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与此同时，黑龙江面向俄罗斯与韩国的传播项目，则通过本地化内容和社交媒体账号运营，“将中国叙事嵌入特定区域的信息环境”。报告还指出，这一体系不仅限于媒体机构，还延伸至学术与社会层面。例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 (ICSF) 已在全球设立多个研究中心，通过与海外高校合作，“将中国治理理念嵌入国际学术与政策话语”。报告称，这种模式“使本地学者转变为‘中国知识的传播者’”，从而在更隐蔽层面塑造舆论环境。然而，报告同时指出，这一体系存在明显局限。首先，部分地方机构呈现“运动式治理”特征，即为响应政策号召而迅速建立，但缺乏长期战略与执行能力。其次，在内容层面，许多对外传播仍停留于“内宣外翻”，缺乏对国际受众的理解。报告指出，这种内容“往往缺乏情感共鸣，甚至导致误解”。此外，尽管部分账号拥有大量粉丝，其实际互动率却较低，显示传播效果与投入之间存在落差。报告总结称，这一体系“在规模与资源上体现出高度动员能力，但在真实影响力上仍面临结构性挑战”。总体而言，该报告认为，中国的对外传播已从“集中式媒体输出”演变为“集中控制与分布执行相结合的复杂网络”，其影响不仅体现在信息传播本身，更在于通过媒体、学术与社会网络的交织，逐步重塑全球信息环境。三、贝塔斯曼民主转型指数：中国为强硬专制政体，并向其他威权国家提供支持3月26日，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 (Bertelsmann Foundation) 发布了2026转型指数报告（BTI 2026）。这一指数旨在衡量非民主国家向民主转型的程度。结果发现，“全球民主标准与市场经济原则持续受到侵蚀”，其中中国在这一趋势中不仅是“典型案例”，也是“区域秩序重塑的重要推动者”。报告封面报告显示，全球政治结构已发生根本变化：“如今56%的国家处于威权统治之下”，其中“三分之二属于高度压制型政权或失败国家”，“强硬专制政体比例已升至38%”。与此同时，“选举从未如此不公”，“言论、结社与新闻自由降至过去二十年来最低水平”。报告指出，民主倒退的核心机制包括“政治参与权利的收缩”与“法治的系统性削弱”，具体表现为“选举、集会与表达自由的限制”，以及“司法独立、权力制衡与民权保护的侵蚀”。报告总结称，“民主倒退与威权巩固已成为过去十余年的主导趋势”。例如，在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反对派候选人被逮捕或禁止参选”，使选举“在投票前已决定结果”。在格鲁吉亚与塞尔维亚，执政党通过制度操控削弱反对派，两国因此被重新归类为威权政体。这些案例共同体现出，“选举逐渐转变为预设结果的合法性仪式”。在亚洲，中国被明确归类为“强硬专制政体”。报告指出，这类体制通过“精英整合、社会控制与合法性建构的结合，使政权成为‘唯一游戏规则’”，而中国在这一类别中具有代表性。报告写道，“在习近平领导下，权力集中与个人化程度不断增强”，体现出“在稳定中持续强化威权结构”的路径特征。报告指出，中国的威权稳定更多建立在制度整合与长期治理能力之上。中国通过“精英整合与制度控制”实现权力集中，并未表现为剧烈政治波动，而是“在持续稳定中推进权力集中与结构重塑”。同时，“市场导向要素正被进一步纳入国家控制框架之中”，显示出制度路径的渐进调整。此外，中国的影响也超越国内层面。“中国作为发展融资、政治支持与意识形态参考的提供者，正在重塑印太地区秩序”，并“挑战西方长期主导的治理范式”。这一变化使区域国家“能够在多元伙伴之间进行更具对等性的谈判”，同时也“削弱了西方推动民主与市场改革的能力”。在经济层面，报告表示，中国呈现出一种“国家主导与市场机制并存的混合模式”。“在半导体、金融与房地产等关键领域，国家控制持续加强”，同时“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继续获得支持”。然而，报告也表示中国正面临的结构性挑战，包括“地方政府债务上升”“房地产与基础设施投资风险积累”，以及“产权制度虽形式上存在，但最终仍从属于政治优先事项”，这些因素为长期经济转型带来不确定性。虽然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严重的民主倒退，然而报告也强调“抵抗仍在持续”。在塞内加尔，宪法法院阻止总统推迟选举；在斯里兰卡，抗议促成政权更替；在巴西与波兰，新政府“在公民社会支持下推进再民主化改革”。这些案例显示，“民主制度可以迅速被削弱，但其重建往往缓慢而艰难”。最后，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表示，目前的民主转型运动呈现出“压制与抵抗并存”的全球图景。在这一图景中，中国不仅是“威权治理巩固”的代表性国家，也是“区域与全球秩序重塑的重要力量”。报告所揭示的，不只是单一国家的路径，而是一种正在扩展的制度逻辑——其影响，正持续塑造当代世界的政治与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