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喝咖啡，一定要去精品咖啡馆喝现磨的手作咖啡，而另一些人觉得速溶咖啡就挺好？为什么有人周末去听音乐会、逛美术馆，有人却更愿意刷短视频、看综艺呢？你可能会说，这是个人喜好，每个人的品味不同而已。但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在他1979年出版的专著《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中，用900多页的篇幅、1217名受访者的调查数据，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观点：你以为的个人品味，其实正在透露你的社会阶层。布迪厄通过对法国社会长达数年的实证调查发现，这些所谓的自由选择背后，隐藏着一套精密的社会区分机制。比如，精英阶层偏爱古典音乐、歌剧，工人阶层更喜欢流行歌曲、马戏表演。这真的只是巧合吗？今天，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副教授、得到《严飞的社会学课》主理人严飞老师，就通过布迪厄的这本书，来试图理解这个问题。需要说明的是，不同国家的社会实际并不相同，布迪厄研究和结论，从文化层面上，为我们观察这个现象提供了一个参考视角。作者：严飞来源：得到App《严飞的社会学课》01品味的阶层地图首先说说，布迪厄到底是怎么发现品味背后的阶层差异的。让我们来看看他在1960年代法国进行的那项经典研究：当时，布迪厄调查了1217名不同职业背景的法国人，对三首音乐作品的偏好，分别是：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集》（The Well-Tempered Clavier）、格什温的《蓝色狂想曲》（Rhapsody in Blue），还有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The Blue Danube）。在今天看来，这些可能都算古典音乐，但在1960年代的法国社会语境中，它们代表着截然不同的文化位置：《平均律钢琴曲集》是最深奥的巴洛克音乐，需要相当的音乐素养才能欣赏它复调结构的精妙；《蓝色狂想曲》虽然体裁高雅，但因其爵士元素和流传较广，被布迪厄形容为“被打发到中产的艺术中”；而《蓝色多瑙河》则是连街头商贩都能哼两句的通俗圆舞曲。最后，这项调查的数据呈现出惊人的规律性：喜欢巴赫作品的比例，从工人阶层的几乎为零，到技术人员、中小学教师的缓慢上升，再到大学教师、艺术生产者等文化精英的显著攀升——这条上升曲线几乎是完美的阶层分布图。而《蓝色多瑙河》的偏好分布恰恰相反：在工人、服务员、小商贩中极为普遍，但随着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的提高，偏好它的人数占比急剧下降。《蓝色狂想曲》则稳稳占据中间地带——不太通俗，但也不太深奥。布迪厄认为，这恰好符合中产阶层既想区别于底层、又难以企及精英的文化位置。当然，不只是音乐，布迪厄的研究还发现，这种品味差异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譬如在饮食层面，他发现，随着社会等级升高，这几类食物消费的比重降低，包括：热量高的、脂肪多的、增肥的但也便宜的食物（如肉糜、土豆、菜豆、肥肉、猪肉），同时，酒的消费比重减少。而脂肪少的、清淡的，而且不增肥的食物的比重在增加。这个发现在今天看来同样具有启发性，比如美国纪录片《餐桌之上》（A Place at the Table，2013）中，那位单身母亲芭比（Barbie）的境遇。她当然知道新鲜蔬果更健康，但在费城的食品沙漠地带，一磅西兰花的价格能买三盒速冻披萨，她无奈地说：“当你只有5美元，却要养活三个孩子时，你会选择什么？”在布迪厄看来，工人阶层往往秉持着“实用主义”，强调实惠、饱腹、热闹；中产阶层则具备某种“矫饰的品味”，追求体面、健康；上层阶层则展现一种“康德式美学”，崇尚纯粹、稀有、超脱。每一种品味都在宣告着“我是谁，我属于哪里”。他认为，品味（taste）从来不是天然的、纯粹的个人偏好。相反，它是习性（habitus）、资本和阶层相互作用的产物。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你觉得什么是好看的、什么是不好看的——这些看似极其主观和个人化的选择，其实都展现出了社会中极强的结构性特征，就像一张无形的身份证，清晰地标示着人们在社会阶层中的位置。而这种对应关系绝非偶然，它是社会结构性力量作用的结果。通过分析人们的文化消费和生活趣味，布迪厄展现了一张清晰的“社会地图”。02品味区分的隐蔽性如果说经济上的差异是明显的，那么品味区分则要隐蔽得多，它把阶层差异包装成了个人选择，把结构性差异包装为文化多样性。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如果有人直白地和你说“没达到一定的收入水平，就不允许进这家餐厅”，你当然会觉得这是赤裸裸的歧视。但如果门口的告示写的是“本餐厅需要宾客了解葡萄酒配餐礼仪”呢？这听起来似乎温和一些了。而这，正是布迪厄所说的“符号暴力”（symbolic violence）：它不需要物理性强制措施，却能让不熟悉这套文化规则的人心甘情愿地接受自己的位置。布迪厄在《区分》中特别强调，文化作为一种区分机制，其威力恰恰在于它的“去经济化”。当我们说一个人“没品味”“太土”“不懂艺术”时，我们似乎在评判他的个人偏好，而非他的经济条件。而这种话语巧妙地忽略了一个事实，也就是所谓的“品味”其实是需要金钱去维持、需要环境去熏陶、需要时间去培养的，而这些金钱、环境、时间，恰恰是经济资本的衍生物。这种隐蔽性也创造了一套以文化为区分的等级体系。比如，精英群体宣称：“我们欣赏歌剧不是因为富有，而是因为我们懂得艺术。”中等收入群体或许会附和道：“品味确实反映个人素养。”而低收入群体可能也会说：“歌剧院根本不是咱们这种人该去的地方。”你看，每个阶层都在以不同方式维护着同一套文化等级，要么通过定义它，要么通过追随它，要么通过自我排除。英国社会学家保罗·威利斯在《学做工》中的发现，也印证了这一点。简单复习一下，威利斯观察到，在英国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那些工业城镇的工人家庭男孩，会在学校里公然反抗“好学生文化”。他们嘲笑那些认真学习的同学是“娘娘腔”“书呆子”，把标准英语、莎士比亚、大学梦想统统归为是“没用的中产玩意儿”。他们以粗鲁为荣，以逃学为酷，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学校去工厂上班，就像他们的父辈那样。你看，这种对主流教育文化的抵触，看似是对自身文化的坚守，实则恰恰强化了这种对品味的区分。这些孩子通过文化上的拒绝，“自愿”放弃了向上流动的可能。他们用亚文化的骄傲，弱化了结构性的劣势；用对体力劳动的认同，把自己的阶层位置合理化了。因此，我们会发现，这套品味体系有一个特点——它会自我强化。当足够多的精英都去听歌剧后，歌剧就自然而然成了所谓高雅艺术；当足够多的工薪阶层觉得“那不是我们的文化”，文化门槛就真的竖立起来了，统计数据和社会现实得到了相互印证。布迪厄认为，或许最残酷的是，即便识破了这个规律，人们也很难完全摆脱它。比如，一个靠奖学金进入名校的工人家庭孩子，可能学会了欣赏古典音乐，掌握了餐桌礼仪，甚至在表面上与他的中产同学别无二致。但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譬如一个发音、一个用词、对某个文化符号的陌生，他的出身还是会展露无遗。当然，理解布迪厄所说的“品味”，不是要让人们变得犬儒或虚无。恰恰相反，只有看清了那些被包装成“天赋”“修养”“个性”的东西背后的社会机制，人们才可能获得某种程度的自由，至少是意识层面的自由。 文章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