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某科技自媒体博主声称“垃圾不够烧是工业文明胜利”引起热议。随后，财经、环保类账号揭示了垃圾焚烧行业“产能过剩、企业抢垃圾甚至开挖填埋场”的产业焦虑。不少网友想，中国有烧垃圾的黑科技，是不是不用再垃圾分类了？都开始挖垃圾烧了，那多扔点垃圾是不是给社会做贡献吗？垃圾不够烧就可以多制造垃圾了吗？｜图虫创意“垃圾不够烧”听起来会让人觉得中国已经解决了垃圾问题，然而事实远非如此。「太长不看版」垃圾不够烧是真的，但不意味着可以多创造点垃圾“投喂”垃圾焚烧，也不意味着再也不用垃圾分类了。产能过剩是规划预期较高和执行“无害化”到位的结果；垃圾焚烧厂“吃不饱”浪费的是每个纳税人的钱。垃圾焚烧本就不是最优解，只是兜底手段。焚烧只回收了热能，是低效利用，并且还存在环境、气候、健康上的风险，国际主流趋势是限制而非扩张焚烧。中国垃圾治理已经阶段性完成了“无害化”部分指标，下一步是“资源化”，垃圾分类正是这一转型的关键点。把垃圾资源利用得更好，真正需要焚烧的才越少。垃圾不够烧，是真的吗？整体来看，垃圾焚烧的产能确实过剩，垃圾是真不够烧了。根据住建部《中国城市建设状况公报》显示，2023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已达99.98%，其中焚烧处理能力占比为75.30%，且占比持续提升。2025年9月，生态环境部例行发布会消息，生活垃圾焚烧处置能力达到114.1万吨/天，比“十三五”末分别增长58.8%和72.4%[1]，远超“十四五”规划目标。另外，据“零废无界”团队基于统计年鉴计算，2023年我国生活垃圾焚烧无害化年处理能力为35892.26万吨，是生活垃圾年总清运量的111.43%[2]。不过垃圾不够烧的问题并不均衡。一些省市焚烧处理能力过剩的同时，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部分乡城镇无害化处理能力依然不足。如《2023年城乡建设统计年鉴》显示，全国仅福建和海南的乡、镇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100%。内蒙古、辽宁、云南、西藏、陕西、青海等省份的乡、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平均低于60%。[3]上海松江佘山天马垃圾焚烧厂｜图虫创意目前，我国处理垃圾的方式，是以焚烧为主，生化处理（比如微生物分解垃圾）为辅，实在处理不了的拿去填埋。有些省市已经能做到原生垃圾零填埋。因此，垃圾不够烧了，意味着垃圾处理无害化已经基本实现了，从这一点上说是好事。这些亮眼成绩和政策引导密不可分，《“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发改环资〔2016〕2851号）明确要求“设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占无害化处理总能力的比例达到50%，东部地区达到60%”。随后，《关于进一步做好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规划选址工作的通知》（发改环资规〔2017〕2166号）：要求各省制定垃圾焚烧厂中长期规划。据了解，全国各省市基本均出台相关规划，其中至少有5省明确提出“100%焚烧”目标[4]。“十四五”焚烧处理目标提高至80万吨/日。这些规划对于人口和垃圾产生量的增长保持了比较高的预期，所以各地在规划垃圾焚烧设施时普遍高估了生活垃圾总量；另一方面，焚烧设施建设也未能和垃圾分类政策有效衔接，没有考虑垃圾分类可能带来的影响，导致处理能力严重超前。“垃圾不够烧”导致的“垃圾焚烧厂吃不饱”是一个问题的一体两面，这不仅是垃圾焚烧厂经营和亏本的问题，更是公共资源的浪费。这是因为我们国家垃圾焚烧厂绝大多数都是公私合营（PPP）的模式，一般当地政府会免费给30年土地使用权，签订一定年限的垃圾处理特许经营权，垃圾焚烧厂筹资建设，运营收入主要依赖财政支付，由垃圾处理费、标杆上网电价、国家电价补贴、省级电价补贴构成，部分对外销售蒸汽，会有一点额外的收入。所以，如果垃圾焚烧厂大量闲置，浪费的是实际是我们每个纳税人的钱。垃圾焚烧不是最优解那垃圾不够烧，多产生点垃圾去“投喂”垃圾焚烧厂呢？这绝不可行，垃圾焚烧本来就不是最优解。联合国《国家废弃物管理战略指南》明确了废弃物管理的优先次序，从上到下，依次为预防产生、源头减量、循环再生、回收利用和末端处置。越往上是更优选择，而越往下是更应避免。焚烧作为一种垃圾的末端处置方式，无法从根本上减少垃圾产生，资源利用效率也较低，应避免过度依赖。欧盟的《可再生能源指令》和美国的 AB 1857 修正案均对焚烧进行了限制。”废弃物管理优先次序原则，俗称“倒三角”原则｜参考文献[5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是资源如果只是烧掉利用其中的热能，那就太浪费了，需要争取更为高值化的利用。除了资源利用的角度，垃圾焚烧还伴随着较大的环境、气候和健康风险。CDT 档案卡标题：别把垃圾不够烧当彻底的胜利，这笔账算下来每个人都亏了作者：果壳自然发表日期：2026.4.8来源：微信公众号-果壳自然主题归类：垃圾焚烧CDS收藏：公民馆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拿垃圾中的塑料来说，2019 年约 1/3 废塑料被焚烧[6]，2020 年达到 46%[7]。随着垃圾分类政策推进，塑料垃圾焚烧量和比重还在不断增加。据统计，塑料类垃圾对垃圾焚烧各项环境风险的贡献占比高达50％～95％[8]。塑料作为化石基垃圾，焚烧塑料相较于其余塑料处置方式会产生大量的温室气体，这将对实现碳中和造成巨大阻力。焚烧的代价不只是碳排放，还会直接威胁人的健康——尤其是离焚烧炉最近的人。2022 年 7 月，天津大学等多个机构的研究者根据 510 座生活垃圾焚烧厂 2020 年 1-9 月份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常规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情况，使用最大落点浓度等研究方法发现，我国生活垃圾焚烧厂下风向 1000 米的危害指数和致癌风险均高于安全值。这些健康风险影响更大的是职工，深圳市疾控中心和妇幼保健院等机构的一项研究发现，垃圾焚烧厂工人存在二噁英职业暴露风险，显著高于电子厂工人。[10]研究[9]证明，垃圾分类可以降低焚烧的风险。2022年 5 月，上海环境监测中心等研究机构发现，随着垃圾塑料、厨余垃圾等组分的变化，与 2010 年相比，上海市 9 座生活垃圾焚烧厂 2019 年排放的烟气颗粒物（PM）、二氧化硫（SO2）、一氧化碳（CO）和氯化氢（HCl）总量分别下降了 84%、69%、47%和 72%。图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工作人员在处理垃圾｜新京报除了环境和健康的代价，垃圾焚烧的成本也是超贵的。垃圾从居民手中送到垃圾焚烧厂，需要经过分类搜集、转运、预处理等过程，垃圾堆积产生的渗滤液、焚烧后产生的飞灰，也需要花钱处置。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宋国君团队的研究，以2021年北京的情况为例进行估算，含收集、运输、焚烧处理补贴和健康成本等进行核算，1吨垃圾焚烧的成本达到2253元[11]。然而，很多城市的垃圾处理费是随水费征收，并不能实现多产生垃圾多付费的情景，无法达到垃圾减量的促成作用。垃圾变资源，还得垃圾分类回顾过去，15年的时间，从王久良《垃圾围城》到垃圾焚烧产能过剩，我们国家基本解决了“无害化”的问题，下一步“资源化”正是“十五五”发展方向。也就是说，把垃圾视为资源，可以有多种利用资源的方式。我们不仅能处理垃圾，更要利用垃圾。王久良曾在一张卫星地图上，用黄色标签将自己拍摄过的数百个非法垃圾填埋场全部标注出来｜《垃圾围城》虽然遇到大量阻力，各地还在坚持的垃圾分类工作，是明确导向生活垃圾资源化的行动。厨余垃圾、可回收物、其他垃圾、有害垃圾的四分类就是让末端更好的进行资源化处理：厨余垃圾大多城市会用厌氧发酵的形式，产生的沼气提纯后可以用于LNG（液化天然气）出租车和公交使用；可回收垃圾进一步进行机械分选或人工分拣后进入各种生产企业，再变成钢铁、纸张、塑料等原材料；我们将厨余分出来后，其他垃圾相对干净，实际还可以通过机械分选，分出低值可回收物，厦门陆海就在做这样的试点，进一步挖掘资源化的潜力；有害垃圾，需要进入危险废物处理厂，这是从无害化角度的考量。实在不好资源化的，最后进入焚烧厂焚烧处置，更加展现了垃圾焚烧厂的“兜底”价值。厦门低值可回收物分拣中心｜fj.gov.cn在这样的转型变革下，垃圾焚烧行业最为焦虑，也在考虑积极转型、增加收入，例如：进行改造，增加供热业务；厨余预处理后焚烧；探究“先分选、后焚烧”的可能性等等，这些都是从“不够烧”到如何“更好烧”的尝试。当然，从降低风险的维度，源头减量一定是最优选择，也就是少产生垃圾，次一级的是更多回收资源化利用。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系统中，这个转型，需要整个系统社会各方的参与，少用一次性用品，践行垃圾分类，都是在让更适合焚烧的垃圾进入垃圾焚烧炉，逐步降低生活垃圾带来的各种风险，贡献系统优化。参考文献[1] 我国生活垃圾焚烧处置能力达114.1万吨/天｜直击发布会 顶端新闻[2] 焚烧“压舱石”效应显著，十五五或迎垃圾处理大变革？零废无界[3]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23).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4] 21个省市垃圾焚烧中长期规划观察简报（2018-2035）芜湖生态协会[5] 联合国《国家废弃物管理战略指南》中文版首次发布 或将助力中国深化完善废弃物管理[6] 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再生塑料分会. (2020).中国再生塑料行业发展报告（2019—2020）.[7] Ren Y , Zhu H , Cao Y ,et al.Dataset on the dynamic stocks and flows of 20 types of plastics in China, 1978–2022[J].Scientific Data, 2026, 13(1).[8] 李娟,郑海涛,李金香,等.基于生命周期评价的城市生活垃圾焚烧过程环境影响研究[J].环境污染与防治,2022,44(09):1209-1215.[9] 何汶峰,郑宇,刘蓓蓓,.垃圾分类政策对垃圾焚烧大气污染排放的影响[J].中国环境科学, 2022(005):042.[10] Boré A, Cui J, Huang Z, et al. Monitored air pollutants from waste-to-energy facilities in China: Human health risk, and buffer distance assessment[J]. Atmospheric Pollution Research, 2022: 101484.[11] 《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评估报告》中国人民大学宋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