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为你带来的，是罗振宇老师主理的《文明之旅》节目。《文明之旅》是罗振宇老师主理的历史文化节目，每周三0点在得到App更新，从公元1000年开始讲述，计划持续更新20年。今天，《文明之旅》公元1101年的节目，我们要送别一个人：苏轼苏东坡。公元1101年，他在常州溘然长逝，享年65岁。这期节目，我们想陪他走完最后这段路。以下是节目文稿精编版，enjoy：（全文稿及视频节目，可在得到App内免费观看）来源：文明之旅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101年。这是大宋建中靖国元年、大辽乾统元年、西夏贞观元年。你看，巧了，大宋、大辽和西夏，东亚版图上的这三方政治势力同时改元：大宋换了宋徽宗，大辽换成了天祚帝，西夏是李乾顺亲政，所有的牌桌上都重开了一局。而这一年，也是公元纪年的十二世纪的第一年。你可能会问，十二世纪的第一年，为什么不是1100年呢？你想啊，一世纪的第一年，肯定是公元1年，因为没有公元零年嘛，所以照此类推，十二世纪的第一年就是1101年。在这新旧交替的一年，我们如果跳到太空，俯瞰这个小小的地球，你看到风景跟几百年前相比，似乎也没有什么变化，还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是那样的风霜雨雪、万类霜天。但是定睛细看，你会发现，经过十一世纪这100年，人类文明的许多东西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在东方，汴河上的漕船首尾相接，江南的稻米、丝帛、瓷器、铜钱，昼夜不停地流向开封，这是这片土地上前所未见的财富洪流；你再细看，何止是物资？同时流进流出的，还有朝廷的诏令和大臣的奏章，天下各个州县的仓廪税收、官员的汇报呈请、边疆的军情战报，都被写进了越来越细密的文书。大宋帝国不再是一个传统的铁血帝国，而是运行在庞大的信息系统和精巧信息技术之上的人类共同体。你再细看，信息之上，还有崭新的观念。也就是在这100年间，大宋的读书人突然明白了，我这手中的，何止是笔墨啊？我在这纸上的耕耘，和农夫在田地间的耕作是一样的，都是在创造财富，都是在为一家一姓的前程努力。迄今为止，没有一个时代能像现在这样，每个人都有机会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你再往远处看，在长江以南的那片土地上，这100年间，市镇更稠密了，铁器更锋利了，瓷器更洁白了，刻书的作坊更兴旺了，中华文明正在为自己准备下一个繁荣的文明枢纽。放开视野，再来看整个欧亚大陆，过去这一百年，是一个秩序重新成形的世纪。西方文明、阿拉伯文明的内部组织效率都越来越高：知识传递得更顺畅，信仰动员得更有力量，市场流通得更有规模，国界外的邻居变得更重要。耶路撒冷上空的钟声反复回荡，地中海港口里各种船只都在启航。整个世界都好像在为更进一步的连接和更加剧烈的碰撞做准备。从这一集的《文明之旅》开始，我们就一起踏上十二世纪的漫漫长路吧。我们继续跟随时光的脚步，看人类文明一层层累积、一点点成长的壮阔旅程。在这1101年，我们还要做一件事，去送别一个人：苏轼苏东坡。他在这一年的七月份，病逝于常州，享年65岁。上一年，哲宗皇帝去世，大赦天下，苏轼终于可以从海南岛渡海北归。去年7月29号夜里，他夜渡琼州海峡，抬头一望，只见星斗漫天、云散月明；再低头自省，流放海南三年啊，他发现自己内心里不仅毫无恨意，而且满心都是那种平静的欢喜。隔了这900年的时光，我们可以在精神上和那一夜的苏东坡对视一下，确认一下眼神——是的，这确实就是我们喜欢的那个旷达的苏东坡。从上一年的7月29号，苏东坡渡海，停停走走将近一年，在这一年的7月13号，他走到了常州。又过了42天，8月24号，他在这里溘然长逝。珍惜他这最后一年的行走吧。我们今天就先花一点时间，恋恋不舍地、亦步亦趋地陪着他老人家走完这最后两千公里的路。1最后一程上一年的5月底，朝廷决定放苏轼回大陆。6月中旬，消息才抵达海南。苏轼马上就开始忙起来了：他要给朝廷写谢表，要安排人在海峡对岸接自己，要写信给自己的弟子秦观，希望能在雷州见一面，要一一辞别在海南帮助过自己的朋友，要把借人家的书还了，甚至还要写文章谢谢当地保佑过自己的山神。我们今天的人，有电话，有视频，是很难共情古人这种离别的。苏轼已经64了，大家心知肚明，他这次离开海南，一拱手、一转身，这辈子怕是再也不可能相见了。要回大陆了，他高兴吗？高兴。但也不是那种“漫卷诗书喜欲狂”的狂喜。和朋友离别，他难过吗？难过。但也没有那种“一曲离歌两行泪”的悲痛。他去和朋友告别，也写离别的诗，写得情感真挚，但写完了之后，他还不忘跟人家开个玩笑，说我以前老到你们家讨菜吃，现在给你写首诗，就算是抵了菜钱了哈！实在见不上的朋友，他也写告别信，其中有一封真迹现在还在，就藏在台北故宫，被称作《渡海帖》。里面也是几句真挚的话：“我要走了，这次见不上，就怕是见不上了，没别的，你就自己珍重啊。”后来黄庭坚看到了他晚年的这些字，对这些书法下了四个字的评语：“沉着痛快”。晚年的苏轼确实活到了这个境界。对眼前事、眼前人，他都认真，但是既不痴缠也不黏腻，坐下来就是一场深交，站起来挥挥衣袖也能笑着上路。他几乎是拍着所有人的肩膀，安慰着所有人，既一步一回头，又笑吟吟地离开了海南。他就是这样的“沉着痛快”。渡海之后的第一站，是在雷州。在雷州，他见到了自己最喜欢的学生秦观、秦少游，就是写出“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秦观。说起来也是这两个人的缘分好。苏门四学士，其实还有其他三位，黄庭坚在四川，晁补之在开封，张耒在黄州，多多少少也都因为苏东坡的连累，这个时候都非常失意，他们都没有机会和北归的苏轼见上最后一面。其实，在雷州，苏轼应该还有一个隐隐然的遗憾，就是没能和自己的弟弟苏辙在这里见上一面。苏轼被贬海南的时候，苏辙也被贬，就在海峡对岸的雷州。现在苏轼回雷州，本来该兄弟聚首了，但没想到，苏辙同步被调到了湖南岳阳。朝廷的本意是对两个人都优待一下，让你们都离中原近一点嘛。但是请注意，朝廷给你们宽大处理，并不影响你们俩是犯了错误的官员的实质，所以，调令一下，立即就得动身，所以兄弟俩就没能见上。真是千古憾事啊，这次擦身而过，兄弟俩就真的再也没能见面。秦观虽然见上了。但是两人分别后，也就两个多月，苏轼在路上突然得到了秦观的死讯。秦观当时才52岁的年纪啊，万没想到，只是路上中了一次暑，人就没了。苏轼也算是白发人送黑发人，难过得两天吃不下饭，他冒着酷暑一路追，希望能送最后一程，终究是没赶上。好在，20多年前，苏轼就写了那首词给弟弟苏辙：“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要不然，刚刚踏上大陆的土地，就遇上一场生离，一场死别，这遗憾还真不好排解。苏轼的这趟北归之旅，看起来就是花了一年时间，从海南走到常州。但其实，他是走走停停，并不知道自己这趟漂泊的目的地是哪里。刚开始，朝廷的命令是让他去廉州，就是今天的广西合浦，后来又改成了去湖南的永州。所以，苏轼就在岭南大地上，一会儿往西，一会儿往东，就这么东奔西走了四个多月，终于，到了上一年的12月初，接到朝廷的新命令，也不指定你到哪儿待着了，也不再把你苏轼当犯人了，给你个待遇，你随便去哪儿住吧。苏轼得到这个消息，当然高兴，但是转念之后，也未必觉得有多轻松：这一大把年纪，衰朽残年，朝廷是不管我了，那我又该去哪儿呢？这种空落落的感觉，一下子把苏轼击倒了。你想，他从7月份渡海，到现在年底，已经半年了，每天都在船舱里马背上度过，南方的那种暑热，连50多岁的秦观都受不了，更何况60多岁的苏轼。再加上，苏轼名气太大，走一路，各种人都要来接待探望，每天酒肉不断，迎来送往，还要劳神写诗题字，苏轼开始拉肚子。正好遇到年底，就干脆在岭南过年了。这个地方，就是今天的广东南雄县。等过了年，建中靖国元年的大年初四，苏轼带着一家老小，终于翻过南岭中最东边的大庾岭，来到了江西。在那个时代，这就算是从化外之地回到了文明世界了。下一步去哪儿呢？一路上苏轼不断地改主意。他主要是在两个地方之间犹豫，一个是今天江苏的常州，一个是颍昌，也就是今天河南的许昌。选常州的理由是，他这一辈子多次表达过要在常州终老的愿望，那里有他的朋友，有他置下的田产。那颍昌呢？是因为那里有他这一生中最亲密的人，弟弟苏辙。走到赣州的时候，他下决心了，要去常州住。都已经给常州的朋友写信，你们帮我找房子吧。但是走到南昌的时候，苏辙又来信苦劝，苏轼又改主意了，要么，我还是去颍昌？从赣江转长江，一路东下，6月份，路过我老家芜湖，当时叫太平州，到了金陵的时候，苏轼的主意又改了：路上太累了，不往北边折腾了，而且听说苏辙现在也不宽裕，自己一大家子三十多口子如果都去颍昌，怕拖累苏辙。算了，还是去常州吧。但是架不住苏辙不断地来信苦劝，来吧来吧，还是自家兄弟好啊。等到了仪真的时候，苏轼又改了，好吧，去颍昌，等我把这边的地卖些钱，再等一个月吧，我就过去找弟弟去。最终打消苏轼的犹豫的，还是开封那边的政局变化。到了这一年的年中，向太后已经死了，新旧党争的苗头又冒出来了。苏轼一听就摇头，颍昌，也就是许昌，距离开封太近了，自己要是去了，不定惹出什么祸事，算了，我还是去常州吧。苏轼提笔给弟弟苏辙写了一封信，说，我是想咱们老兄弟俩能够相聚终老，但是，老天爷不让啊。咱们有什么办法？但是没准将来还是有机会。哎，我们这些士君子做事，得顺着大势走，那才比较省力啊。决定是做了，但是感觉苏轼的心力也就散了。还没到常州，人就病倒了。也难怪，这时候正好是盛夏，苏轼全家人都住在船上，白天大太阳晒着，河水又污浊，整夜整夜睡不着，坐在那儿喂蚊子，真是感觉这一夜就要过不去了。6月30号，苏轼开始腹泻，一连几天，这么大岁数的人，怎么受得了？苏轼第一次想到必须要安排后事了，他给苏辙写去一封信，说，我要是死了，你把我葬在嵩山脚下，然后要给我写一篇墓志铭啊。苏辙接到信就哭了，我怎么忍心为我哥哥写墓志铭啊？这一病大概半个月，到了7月中旬，稍微好一些了，苏轼一家的船终于抵达常州。运河两岸挤满了当地老百姓，希望一睹这位大名士的风采，苏轼无奈苦笑，说，这么看，别把我看坏了。船到码头，苏轼的好朋友钱世雄上船来接，苏轼第一句话就是交代后事，说我写了几本书，关于周易、尚书和论语的书，我要托付给你，你别给别人看，三十年后，这书自然有知音。说完了，拿出个竹匣子就要托付，但是慌乱中，找不着钥匙。钱世雄说，嗨，你刚来，有的是机会慢慢说，现在怎么谈得到这个？从这个细节你也能感觉出来，苏轼这个时候非常清楚，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后人是知道，苏轼得的其实是一种细菌性的痢疾，导致多器官衰竭，在当时是没有特效药的。苏轼住下后，钱世雄每天都来看他，陪他聊天，说说过去的事儿，聊聊苏轼在南方写的诗文，苏轼还能经常灿然一笑。钱世雄说，先生这一笑啊，那种眉宇间的秀爽之气，像一道光，在座的所有人都能被照亮。到了8月14号，苏轼自己感觉日子快到了，把三个儿子都叫到病榻前来，对他们说了几句话：我这辈子，没做过坏事，所以，死后也不会去什么地狱之类的地方，你们放心。但是我要嘱咐一件事，时候到了，你们千万别哭，让我安安静静地走。苏轼说这话的口气，和苏格拉底最后的嘱托是一样的。苏格拉底被雅典人判了死刑，最后时刻服下了毒药，毒发的时候，大家都在哭泣，苏格拉底说，“你们在干什么呀，男子汉们？我把女人们打发走，主要就是为了不让她们做出这种荒唐事来。我听说，人应该安详地死去。所以请安静，要有节制。”他和苏东坡这样的智者一样，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不仅不需要大家来安慰他，他还有多余的心力，来安慰身边的人。8月24号，苏轼生命中的最后一天，还是来了。这一天，苏轼的听觉先衰竭了，但是神明丝毫不乱。径山寺的长老维琳和尚陪在身边，趴在他耳边大声说，学士啊，你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啊。苏轼说，西方极乐世界挺好，但是这事使不上劲儿啊。朋友钱世雄也趴到耳朵边上，大声对苏轼说，那你更要使劲儿啊。苏轼拼尽最后一丝力气说了四个字：着力即差。刻意追求就不对了，顺其自然吧。着力即差，这是东坡先生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四个字。东坡走的时候，有三个儿子、六个孙子在身旁，有朋友，也有高僧，为他送行。我们也一起吧。目送先生那不着力、不刻意、笑吟吟、缓缓上路的背影吧。2苏轼五福有一个问题，不知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苏轼在后世中国人的心目中影响那么大？中国文人那么多，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群星璀璨，但是如果让中国人在所有古代士大夫中找一个代表，那我猜苏东坡会高票当选。我自己就做过一个思想实验：如果某个西方大学给我一间教室，让我办一个中国文化的展览，我能想到的最好的策展方案，就是在教室中间立一个苏东坡的雕像，让西方人看到一个典型中国人亲切的样子。剩下四面墙，一面墙，我画上苏东坡这一生走过的地方，让他们看到中国的地域之广；一面墙，我挂上苏东坡的诗文书画，让他们看到中国的文艺之美；一面墙，我陈列苏东坡这一生做过的帽子、扇子、酒、墨、东坡肉、水利工程，等等，让他们看到中国古代器物之丰盛；最后一面墙，我铺排一张苏东坡这一生结交过的朋友的名录以及他们的身份，这里面有皇帝和官员、有普通的文人，有方外的僧道，有工匠和农夫，让他们看到一个典型的中国人会得到多少种关系维度的支撑，又会照耀到多少种他人的生命。我认真想过，除了苏东坡，还真找不出这么合适的人物了。奇怪，为什么中国人一抬眼看天上的漫天星斗，最容易想到的人就是苏东坡？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苏东坡是一个“全人”。中国文化当中有一个概念，叫“五福”，其实就是问，一个人应该活成什么样，才是一种最令人羡慕的状态？按照《尚书》里的说法，五福是“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通俗理解就是“长命、有钱、健康、品德好、能善终”。这可是中华文化的理想人生的模型啊。如果用这个标准重新打量苏东坡，你会发现一件惊人的事：这个一生坎坷、三次被贬的人，竟然是中国历史上最完整地拥有“五福”的人。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字，寿。寿仅仅是指一个人活得长吗？不一定啊。不是有那么句话吗？“有的人三十岁就死了，八十岁才埋。”如果一个人三十岁以后，人生再无波澜和变化，即使活得长，这种人生，未必多令人羡慕。所以，五福里的“寿”，应该理解成人生经历的完整和丰富。一个人是否把生命的各种可能性都活过了一遍？那要是这么说的话，苏轼的65岁，虽然数字不是很大，但这含金量可就太高了。先说才艺。论诗，他与黄庭坚并称“苏黄”，是宋诗的最高代表之一。论词，他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论文，他名列唐宋八大家，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核心领袖。论书法，他位列“苏黄米蔡”宋四家之首。论绘画，他干脆就是中国文人画的奠基人。论学术，他开创了蜀学一脉，是北宋三大儒学流派之一。论政治，他是北宋新旧党争中的关键人物。论造物，他是酿酒家，是美食家，是工程师。等等。只要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有可能涉足的领域，到处都有他的痕迹，且无一处不精彩。细看苏轼这65年，没有一年是虚度的，没有一段是重复的，每一次被打倒，等他再站起来的时候，没有一次不是全新的。这样的人，才是真当得起那个“寿”字啊。好，我们再来看五福中的第二个字：“富”。富仅仅是说一个人很有钱吗？这个理解可能也浅了。在中国古代，大富之人往往后面是有大祸的，未必是什么福。所以，五福中的“富”，不是一个静态的数字，而是指一个人永不匮乏，想做什么就有办法找到做什么事的资源，这是一种动态能力。从这个角度上说，苏东坡那可是非常富。在黄州，苏轼一度是真到了要饿肚子的边缘，怎么办？向官府申请一片废弃营地，他卷起袖子就去种地了——这块地，就是后来名垂千古的“东坡”。你看，这就是苏轼和孔乙己的不同。读书人最怕什么？怕的是脱不下那身长衫。而苏东坡从来没有被身份绑住过。凡墙皆是门——别人眼中的绝路，到他面前都是活路。人间的贫富，有时候就看你怎么定义什么是好东西。苏轼有一种神奇的能力，就是把劣质资源重新定义为优质资源。在宋朝人看来，羊肉是上品，猪肉不上档次。但苏轼偏偏把它做成了东坡肉，一道菜流传千年。还有生蚝，这种海边常见的东西，苏轼写信给自己的小儿子苏过，说这个东西好吃，你千万别说出去，要不然那些犯了事儿的人都要来海南，我怕他们抢我的生蚝。这种人你怎么让他穷？你把他贬到黄州，他说，这“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我富得很。你让他颠沛流离，但他到了惠州，吃了几口荔枝，就说这个东西好，我是“不辞长作岭南人”啊；到了儋州，刚刚生活了三年，就说“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我本来就是海南人，搞错了才投胎到四川；刚决定要定居常州，马上就说，常州好啊，这就是我的家乡啊。你本以为终于把他逼到绝境，但他马上就把脚下之地、眼前之人、手中之物看成是世上最好的。这样的人，你怎么可能让他穷？再来看五福的第三福：康宁。康宁不是说一生没有波澜，而是说，无论在什么样的风浪中，他都有能力恢复身心平衡。这不用多说，这可能是苏东坡最广为人知的能力。我们一提起苏轼，首先想到的联想词，可能就是“旷达”两个字。在各种挫折面前，苏轼也害怕、也悲伤、也能堕入低谷，但他的恢复速度也是惊人的。举个简单的例子，他因为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他自己下决心了，既然写诗文惹祸，我不写还不行吗？他到黄州之后，真就不写了，给朋友写封信，还反复强调，我给你写这封信，稍微长了点儿，但是不算诗文啊，就是不算诗文，你也别给人看啊，我是真戒了啊。这是元丰三年，1080年的事儿。但也就是区区两年后，到了1082年，他的创作就全面爆发，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还有那首《定风波》。不仅是创作力达到全盛，而且他还彻底想开了，你没看他说的吗？“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就是苏东坡式的“康宁”：你可以把他打倒，但他会自己弹回来。我们再来看五福中的第四项：“攸好德”。“攸好德”通常被解释为“有好的品德”，但品德这个东西，不仅是独善其身、孤芳自赏，它也表现为一个人的外在状态：一个人因为人际关系界面良好，因为有德行而被敬重，因为有温度而被喜爱。品德是一种让身边所有人都能从你身上获得力量的能力。从这个角度看苏轼，他的品德之盛、缘分之全，几乎是不可思议的。首先他有好父母：父亲苏洵本身就是大家，亲自抓儿子的教育，在中国古代所有的父亲中，是个很显眼的榜样。母亲程氏知书达理。这两位就不用多说了，算是苏轼的运气。但是其他人的缘分，可是苏轼自己经营出来的：他的兄弟缘，出奇地好，他和苏辙，一生同气连枝；他的夫妻缘，出奇地好，“十年生死两茫茫”，可能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悼亡词了吧，这是他为结发妻子王弗写的。其他像王闰之、王朝云，也都是红颜知己，对他不离不弃；他的师生缘也好，欧阳修、张方平，一开始提携他，一辈子爱护他，他的弟子也是有名，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合称“苏门四学士”。苏轼身后，黄庭坚一辈子把他的像挂在房间里，每天早上起来，都要正衣冠、设香案、诚敬礼拜。苏轼的朋友缘好，从方外的僧道到普通的百姓，用苏轼自己的话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为什么一个人能拥有这么好的缘分？答案其实就在苏轼自己说的那句话里：“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你看别人是好人，别人自然也就以好人待你。品德，很多时候不是一种姿态，而是一种目光。苏轼的目光里永远有善意，所以他身在的世界里也永远有善意回馈。这可能才是“攸好德”这三个字的真义啊：它不是道德的标签，它是一种让人际关系持续产生正循环的生命能力。最后来看看五福的最后一福，“考终命”。一般理解，这就是指一个人能没有痛苦地善终。但是你看这个“考”字，什么意思？有“完成、修成、圆满”的意思。“考终命”的真义，是指一个人的生命像一枚熟透的果子，当它从枝头掉落的那一刻，跟这个世界互相之间没有伤口。世界也不亏欠他，他也不亏欠任何人，一切圆满。所以，要修成“考终命”这一福，不能只看人生最后那个时刻是怎么过的，而是在一生中，随时都要修补缘分。举个例子，苏轼被贬海南，是章惇一手造成的。但是章惇后来也被贬雷州，苏轼写信给章惇的外甥说，我得到这个消息，非常震惊，但是好在呢，雷州虽然远，但是地方还不错，我弟弟苏辙也在那个地方待过一年。你转告太夫人，也就是章惇的母亲，让她老人家放心啊。到了今年的七月份，苏轼还写信给章惇的儿子，说，我和你父亲订交40多年了，虽然有时候道路不一样，但是，交情没有减损。咱们现在，不说过去的那些事儿了，咱们还是往前看。说出这番话的时候，距离苏轼自己离世，只剩下一个多月了。所以你懂的，一个人临走的时候，如果回顾这一生，满脑子都是：这个人我还没有原谅，那个人我挺对不起的，即使是无疾而终，也不能叫“考终命”啊。而你看苏轼，临终前十天，在常州留下了响当当的八个字，“吾生无恶，死必不坠”，我想过了，这辈子没有做过恶事，死了也不会沉沦的——清清朗朗的一册人生账本，这才是真正让人羡慕的苏轼。其实我知道，拿五福，这么一条条地套用在苏轼身上，难免有过度歌颂的嫌疑，在一个节目里这么拉清单，你听起来也难免枯燥。但是，《文明之旅》一共也就913期节目，我怕后面就没有机会，和你一起赞叹这么完整的一个人了。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它们描述的不是五种好运气，而是一个人用一生的实践经营出来的五种生命品质。苏轼的一生告诉我们：寿不在长而在厚，富不在多而在活，康宁不在顺而在韧，攸好德不在自修而在共鸣，考终命不在无痛而在无憾。苏轼的一生大起大落，但他五福俱全。也许这就是“福”的真正含义：不是你得到了什么，而是你活成了什么。3文明台阶今天我们这期节目，既是在送别苏轼，其实也是在迎接苏东坡的诞生。苏轼是谁？是那个生于1037年，死于1101年的历史人物，一个有肉身局限的生命个体；而苏东坡呢？则是在苏轼身后的900年里，长成的一个穿越时空、意义永恒的文化符号。在苏轼生命结束的时候，苏东坡的生命才刚刚开始。苏东坡为什么在中国文化里有如此特殊的地位？刚才我们讲“五福”，是因为苏东坡是一个全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一抬眼，看中华先贤的满天星斗，无论从哪个角度，最容易看到的那颗星就是他。这是一个原因。但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苏东坡也是中华文明自我建设的一级重要台阶。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苏轼解决了一道大难题：就是当一个人怀抱理想，却结结实实撞上了现实的墙，抱负无处施展，无论是政治失败，还是人生失意，他还能怎么办？这道难题，可不是苏轼一个人的难题。它自古就有，无处不在，人人都会遇到。在苏轼之前的中华文明，曾经给出过两个经典答案。第一种，是屈原的答案。屈原遭谗言放逐，最终投汨罗江而死。他选择以死抗争。不妥协，不退让，用生命的重量来证明精神的烈度。这个答案很壮烈，但说实话，这只能是极少数人的选择。自屈原死后，过了600年，陶渊明给出了第二种答案。陶渊明做过官，也有过入世的理想，但他说，不为五斗米折腰，于是辞官归隐了。他退出了系统，保存了人格的纯度。但这条路意味着，一旦退出，就退出了公共生活，《归去来兮辞》再美，也只剩下了仆人亲戚酒坛子，老婆孩子热炕头。陶渊明走后，又是600年，到了苏轼，他又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既不是死，以身殉道；也不是退，归隐田园，他仍然留在系统里，但绕开了单一目标，打开了一个新空间，让人生意义的来源，变得丰富多元了。在这个空间里，即便政治上一败涂地，即便身陷绝境，但人生仍然可以展开，仍然可以丰盛，仍然可以有尊严。这是一个“非政治空间”。我举两个小例子，你感受一下。苏轼被贬到惠州的时候，听说广州一城的百姓都喝的是又苦又咸的水，就写信给当时广州的知州王敏，说你们那个蒲涧山，也就是今天的白云山，有个滴水岩，水源地势高，可以引水入城。你可以在岩石下面做一个大石槽，引五根大竹管，顺着地形高低，一直通到州衙门前面。再在州衙门前面做一个大石槽，分成十个小水槽，把水传输到城里各处，让百姓都能喝上甘甜清凉的水，这可是个大好事啊。广州知州王敏果然就行动了，苏轼还不放心呢，又写了一封信，说那些大竹管，要每一节都钻一个小洞，再用小豆子塞住。水流如果堵塞了，那些小洞就会冒水，就能立刻就知道哪一段堵了。疏通起来就方便了。苏轼还嘱咐，要经常派一两个士兵，专门负责检查、维修、更换，不然时间一长，引水管就坏了。你看这心操的！就算是生命最后的时光，苏轼还是没有远离尘世。他到常州的时候是7月份，赶上天旱，苏轼家里有一幅别人画的龙，画里的龙猛然腾空，阴气威严。苏轼以前在地方做官的时候，曾经用这幅画求雨，据说很灵验。于是他就把这幅画拿出来，准备了香和灯，打算祷告求雨，要邀请一个朋友一起来烧一炷香。你甭管这是不是迷信，但就说这份热忱，是不是也挺动人的，要知道，写下这封信的时候，朝廷已经批准苏轼退休了，而且离他的生命终点，也就还剩最后十几天时间。你看，就算政治上失意，对于公共生活，苏轼还是没下牌桌，这仍然是儒家士大夫的天下担当。生在这世上，我们时常会生出一种感觉：我太渺小了。不仅和宇宙苍穹比，我太渺小了，和命运比、和天下比、和朝廷比、和环境比，我们都会感觉自己太渺小了。一旦不如意，在世界巨大的威压之下，要是不想死，我们最容易想到的方案，要么就是跪，要么就是退，但是苏东坡说，不，就在此地，你还是有的做，有的选。有了这一级台阶，所有生活在中华文明里的人，他生存的选择就又多了一点，而中华文明的边界就又往外扩展了一点。所谓文明的发展，无非就是这样，用一个又一个崭新的人格，用一种又一种前所未有的生存方式，不断填注其中，因而变得越来越丰富的过程。最后一年的苏轼，有一个瞬间，让我怀想良久。有一次，他去找自己的学生姜唐佐，但是姜唐佐不在，苏轼问他母亲，秀才去哪儿了？姜母说，去村子里了，没回来呢。苏轼看见桌上有一张包灯芯的纸，拿出笔来，在上面写满了字，对姜母说，秀才回来了，你给他看哈。上面什么字？一幅对联：“张睢阳生犹骂贼，嚼齿穿龈；颜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爪。”这说的是唐代安史之乱时候的两个人，张巡和颜真卿，在生死关头，一个牙齿咬穿牙龈，一个指甲戳穿手心，都是忠臣义士的那种血脉贲张的表现。隔了900年，我怎么想也想不出——在那个海南岛的偏僻村落里，在那个阳光炽烈的午后时分，苏东坡在那个寻找朋友不遇的失望时刻，在那张皱巴巴的纸上，他为什么会写这么两句话？这位老人家，时近暮年、孤悬海外、生还无望，但是一点不耽误，他脑子里能猛然出现前代的忠臣义士、金戈铁马。他这一生啊，还有多少个雄奇的念头、场景、想象，在他的生命中像烟花一样呲呲作响？想必，其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变成了“大江东去”，变成了“明月几时有”，变成了“十年生死两茫茫”，变成辉映千古的文字流传给我们看，而绝大部分，都消失在他无垠的精神世界里了。此后，所有中华文明中的人，每当遇到窘迫乏力的时候，抬头一看，苏东坡都会俯下身子问他：谁说生命比环境渺小？你再想想，你就在原地，是不是也可以找到更大的空间，因而更自由？你好，东坡先生，再见，东坡先生。我们下一年，公元1102年再见。【致敬】你刚才也看到了，录这期节目，我确实挺动容的。我们文明节目的学术顾问赵冬梅老师，在审稿意见里说，看稿子，眼中满是泪水。我们都舍不得东坡先生。她说，稿子里“有两个小错，改掉了。也算对东坡尽一点力。”我想，对东坡先生最好的纪念，就是为他尽一点力。今天借着节目，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正在为东坡先生做的一件事，我们得到图书在做一套《东坡诗词全集》。这是一套给当代人看的，全本东坡诗词解读。东坡先生留给我们的，有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作为中国人心目中最理想的人格模型，读苏东坡，不应该是只读那几首名篇，他人生的每一段，都有诗文记录，都值得我们亦步亦趋地细细品读。可惜，市面上的东坡诗词，要么只有选本，不全，要么收全了，但只有古人的注释，现代人读起来有困难。所以这一次，我们下了决心，要完完整整地，一首不落，沿着苏东坡的人生轨迹，用现代人能理解的语言，讲清楚每首诗每首词背后的人生况味。所以，为了这套书，我们专门邀请了李让眉老师执笔解读。你可能知道她的《王维十五日谈》、《李商隐十五日谈》，我们更看重的，是她的诗人身份，她是当代中国少有的，大量创作旧体诗词的学者。她懂创作，也更会把东坡当成一个活人，而不是文学史上的一个符号来理解。这套书，我们下了决心，要做成能陪你一辈子、有收藏价值的好书，会在今年8月24日，对，就是东坡先生告别的纪念日，郑重其事地捧出来，我会随时跟你汇报工作进度。以此，致敬东坡先生。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特约合作伙伴往期精选为什么有人说王安石是完人，有人说他是罪人？以为穿越后就有诗和远方？你可能想多了说话的人和做事的人有何不同？参考文献：（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宋）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金）刘祁、（元）姚桐寿：《归潜志·乐郊私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宋）苏轼：《苏东坡全集》，中华书局，2021年。（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华书局，2004年。（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对话集》，商务印书馆，2019年。王水照：《苏东坡和他的世界》，中华书局，2023年林语堂：《苏东坡传》，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王水照、崔铭：《苏东坡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李一冰：《苏东坡新传》，后浪出版公司，2020年。点击“阅读原文”，领取《文明》第一季、第二季节目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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