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T 档案卡标题：两个伊朗女人的战时日记作者：FatemehJamalpour发表日期：2026.4.13来源：正面连接主题归类：2026伊朗战争CDS收藏：公民馆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3月31日，我们在网上联系到了一位伊朗作家，法特梅赫·贾马尔波（Fatemeh Jamalpour）。她的作品《长夜后的阳光》曾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从开战第一天起，她就在收集伊朗普通人的日记并进行采访。关于这场战争，我们知道得很少。新闻里大多是战报、数字和政客的动态。断网加剧了封锁——开战十五分钟后，伊朗互联网被切断，全国连接量仅剩正常水平的百分之一。外界极难获知真实情况，伊朗的普通人也无法发出声音。但通过这百分之一的连接，法特梅赫找到了两位采访对象：戈尔珊，三十六岁，前石油公司工程师，住在德黑兰北部。她是极少数拥有上网特权的用户。达里娅，二十七岁，住在德黑兰南部的一间地下室，是一名社工兼自闭症儿童教师。她们以事无巨细的方式，讲述了战争的真实面貌。这些细节足以让我们重新理解“战争”：战争会重塑感官。导弹的爆炸不是听到的，而是身体感受到的震动。它更像地震。睡眠会变成“狗眠”，那是一种永远沉不下去的睡眠。你会有无法自控的强迫：一天清点十几次物品，开二十几次冰箱门，就像狗会因焦虑而不停转圈。你可能失业。侥幸有工作的人，也要冒着被炸成碎片的风险出门。战时的通货膨胀摧毁了生计：在此时的伊朗，每天买四个面包，就可能花掉一个月的工资。战争意味着删除。网络断了，健身房关了，路灯灭了。买不到药，餐桌上不再有肉。这些被删除的词条总和，就是现在的德黑兰——已经没有什么叫做“日常生活”的东西了。但还有更深层的痛苦。这也是这场战争的特殊之处：内部的压迫并未随外部袭击而消失。战场上的失利被否认，新领导人的贺词贴在爆炸声不断的楼墙上。德黑兰正遭受双重夹击：上方是战机、爆炸和黑色的天空；下方是检查站、便衣和镇压部队。在伊朗，战争不只是新的暴力，它成了旧暴力的一种新的框架。两种暴力共同侵蚀着生活。达里娅感叹：“我感觉我什么都不是，我整个青春和未来，都握在三个人手里：哈梅内伊、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这是两伙人之间的争斗，两伙人都与我没有任何关系。”达里娅想告诉外界，不要被一种“拯救叙事”所迷惑。这次袭击不是一场拯救。对数百万伊朗人来说，这场战争的意义，不是胜利，不是报复，不是救赎。只有这个心愿：生活，能从某个地方，重新开始像生活的样子。戈尔珊说：“我们只想要一种普通的生活。”断网，“我们也许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空袭预警信息来自敌国的国家”袭击开始十五分钟后，网络被切断。封锁已持续三十五天，全国连接量只剩正常水平的百分之一。普通民众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既无法获取必要的信息，也无法让自己的声音被外界听见，这种处境如今已进入第六周。戈尔珊说：“你既没法正常获取新闻，也没办法联系家人。花大价钱买了VPN的人，找到了上网的门路。其余的人，要么只能看电视和官方叙事，要么只能看Baleh（类似中国的微信）之类的国内应用里的群组。”在这场战争里，网络不只是被切断，它还按阶级分层了。新闻，这种人的基本权利，成了需要被购买的东西，于是它进而成为一种特权。为了几个小时的连接，花掉的钱在别处足以开始一段新生活。戈尔珊被迫使用不安全的VPN，必须退出Apple ID，锁住聊天记录，不断删除一切。她始终处于一种战栗中，等待手机被入侵或没收。以色列军方会在社交媒体X上发布袭击预警，境外的波斯语媒体也会转发。但由于国际网络断了，这些救命的消息被隔绝了。戈尔珊说：“我们也许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这样的国家——消息不来自自己的政府，而是来自即将袭击自己的国家。”断网让一些人丢掉了工作。达里娅原本为一个Instagram页面制作内容，随着网络封锁，这份工作停了。和许多人一样，网络断掉的那一刻，她失去了这部分收入。对那些依靠线上业务维生的人来说，这不只是断了网，更是断了生计。但VPN也成了一种新的团结形式。在国外的朋友替他们购买VPN。在Baleh的群组里，每当有人连上了国际网络，就会在群里发一些重要的东西：一小块新闻，一条预警，或者只是一个信号——在这条断开的连接的另一端，还有人在。声音，“你知道这是战争，但它更像是地震”达里娅和许多伊朗人渐渐能分辨战斗机、轰炸机、防空炮和无人机的声响。她这样分辨爆炸和防空火力的区别：“炸弹声很沉。那是孤立的一声闷响，即便有几连发，中间也有明显的间隙。而防空炮火是一串接一串的，很快，但声音更虚。”信息真空中，感官被无限放大。戈尔珊住在德黑兰海拔最高的地方，无论哪里被袭击，声音都会在山间回响。那些声音更像大地的轰鸣和地震。“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悖论”，她说，“你知道这是战争，但它更像是地震”。每次袭击后，她都要对着一份十八人的亲友名单逐一拨号，确认所有人还活着。她把一些夜晚叫做“恐怖交响曲”。战机的轰鸣混进雷声，每次光亮，心跳停一下；每次黑暗，脑中就开始勾勒最坏的可能。“不像是在看世界上最恐怖的电影，而像是活在那部电影里。”戈尔珊的家迅速改变了面貌。她不再睡在床上。她把床垫搬下来铺在地板上，因为她觉得地面更安全。她贴好了窗户，把沙发推到窗前挡着。她拉上窗帘，把房间弄暗。她把桌上的大型摆件和花盆移走。桌子上现在摆的，是那些在紧急关头可能变得至关重要的东西：蜡烛、打火机、手电筒、水、药品、充电宝，以及各种可能突然就有了意义的杂物。她说：“有一个房间已经不再是房间了，它变成了某种等待死亡的候诊室。瓶装水、应急采购的物资、救援袋、衣物、急救箱，还有一双必须时刻放在触手可及之处的鞋子。白天我可能会走进那个房间十次。我只是站在那里，打量。我问自己：有什么遗漏了吗？如果十分钟后我必须离开，该怎么办？如果好几天都回不来呢？我放不下的东西是什么？”在达里娅的讲述里，家与其说是庇护所，不如说是一个悬置的空间。她住在德黑兰南部一栋房子的地下室里。她看不见爆炸的光，但能感受到声音和震动。她说：“什么时候爆炸更猛烈，真的很难说清楚——完全说不准。老实说，那种感觉、那种震动、那种声音，跟任何别的东西都不一样，更深沉，更令人恐惧。”达里娅说，“战争也有阶级结构。所有安全建议都在说’远离窗户’之类的话，但我住在我父母家的地下室，根本就没有窗户”。爆炸发生时，父母会跑来找她，一家人互相搂着，等震动过去。一天夜里，特朗普威胁要轰炸发电站，戈尔珊决定“练习黑暗”。她关掉了灯，借着烛光吃饭。她用手机拍下了当时的自己：一个坐在黑暗里的人，焦虑，茫然，每咽一口食物，就要硬吞下一大块梗在喉头的什么东西。“防空炮火不停地射，天空在吼，大地在颤”，她说，“我打开咖啡机，端着咖啡站在阳台上，哪怕死亡就在头顶那片轰鸣的天空里”。城市，“德黑兰已经没有什么叫做日常生活的东西了”在战争的第七天，以色列袭击了德黑兰周边的石油设施。用达里娅的话来说，那天德黑兰街头的流浪猫都变成了黑色。天空落下的东西让城市异常肮脏而沉重：烟灰、燃料微粒，以及落在人脸上、楼房外墙上，将一切染暗的空气。戈尔珊从家里的窗口望见了同一天。所有的窗户都被熏黑了。浓烟从四面升腾，在天空中盘旋，就像烟雾和油腻的黑色正从上方下雨。“德黑兰闻起来有烟味，有金属气息和燃油的气味”，她说，“像一座被扣在巨大玻璃罐子下面的城市，一间巨大的毒气室”。那一天，在街上看到的一切里，让达里娅最难以忘怀的，是那些骑摩托车送外卖的人：“既停不下来，又找不到地方躲。必须继续接单送货，把钱带回家。在这里，战争不只是爆炸，也是工作场所，是必须穿行其中的空气，是必须横穿的街道，是必须送达的快递。”战争之前，德黑兰是一座永远堵车、永不停歇的城市，嘈杂、疲惫，生气勃勃，在夜里都能开到很晚，有那种疲惫中依然存活着的生命感。“现在它变得非常空，”达里娅说，“城市的夜晚不再有生气了。以前，人们还能从德黑兰的夜里得到一丝慰藉；心情不好，就说：我出去走走，总有什么地方亮着灯，总有个可以去的地方。但现在，那种气氛没有了。一到黄昏，街上就布满了检查站、阴影和沉默。”最糟糕的变化之一是路灯熄灭。“路灯大多都关着。战争最初几天，连巷子里的路灯也关掉了，小巷就变得不安全，尤其是我们这种比较穷的街区。地铁免费了，这是好事。水的问题已经很久了，想做件简单的事，水就是不够用。特朗普一直威胁要断电，如果真断了电，我们就完蛋了。”“德黑兰已经没有什么叫做日常生活的东西了。”达里娅说，走在街上，所有窗户都贴着胶带，每家的阳台都堆满瓶装水。“那种家门以外的城市生活，已经从我的人生里抹去了。”排队的队伍没有变：面包店门口依然人头攒动。人们买面包，像是在维持普通生活最后一个还在呼吸的迹象。加油和购物的队也还在。商店开着，食物还能买到，但婴儿奶粉和药物开始越来越稀缺。银行里取不到现金。人们渐渐习惯了战机的声音。那些反对袭击的人，和那些曾经呼吁特朗普、内塔尼亚胡军事介入的人，如今都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一片每隔几小时就被战机轰鸣震颤一次的天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开始沿着支持战争和反对战争的界限划分。人们变得越来越孤独。只有新领导人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编者注：阿亚图拉·赛义德·阿里·哈梅内伊的儿子，在其父2月28日遇袭身亡后，于3月9日成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第三任最高领袖）在照片里神采奕奕，它配上贺词和口号，张贴在一座爆炸声至今未停的楼墙上。睡眠，当生活碎成一千片，而支撑点逐一被拿走戈尔珊的睡与醒已经合而为一。夜里，她大约三四点才能入睡——如果附近没有爆炸声的话——即便睡着，每隔半小时也会心悸惊醒。她用了一个她父母那代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两伊战争中带来的词：狗眠。一种永远沉不下去的睡眠，来了又散，散了又来，大脑始终没有真正关机。“我的作息已经不像任何一种秩序了。像是生活出了轨，我悬在白天和夜晚之间。”她形容自己的睡眠，“与其说是休息，不如说是坠落。每隔半小时，我就会心猛地一跳、口干舌燥地醒来；手不自觉地摸向手机，看一眼趴在地垫旁的狗，叹口气，闭上眼，等下一次惊醒”。在这些讲述里，失眠不只是一个临床症状，它是一种语言。身体用它来说一些言语无法表达的事。无法入睡，是因为身体仍在守望：守望亲人，守望可能再次响起的声音，守望那条可能永远不会来的消息。而睡眠一旦被夺走，其他一切便开始失去形状。“昨夜，我垮了。感觉每一天，我都在从内部一层层坍塌。”戈尔珊说，轰炸声太响，战机飞得太近，“我假装能承受，假装可以正常呼吸，假装这只是又一个普通的夜晚。”但当一切沉寂下来，她放声大哭。她抓起水杯摔了出去，“我想让我的房间知道，碎成一千片是什么感觉”。戈尔珊陷入了奇怪的强迫：不停洗东西，手机电量必须保持在90%以上，还备着另一部关机状态下充满电的手机。“我无缘无故地开了二十多次冰箱门，不知道在找什么，也许是某种强迫，也许是某个小小的希望——希望能在里面找到什么，能驱散胸口那片沉重。我想吃东西，又不知道想吃什么。我不吃正经的饭，只有咖啡、茶，还有大量的糖和甜食。”她躺在地板的床垫上，在崩溃与撑下去之间来回摆荡。头发乱成一团，没有力气洗脸，不敢照镜子。是，她不再睡在床上，而是把床垫铺在地板上——贴近地面让她觉得安全。她靠着挣扎和强撑，逼自己维持着日常生活的表演。“我尽量不让任何人看出来。我把眼泪留到独处时。然后洗把脸，抹上口红，梳好头发，重新走上街头——在战火中，把自己活成了一名战士。”达里娅承受着另一种失眠和疲惫。她每天还得早起上班。她在一所NGO学校教阿富汗孩子。同时，她还有抑郁症。她的耗竭不仅来自恐惧，更因为所有让人撑下去的东西都被拿走了。“也许听起来很荒唐。战争之前，我计划节食，打算去健身房办卡。健身房关了。就连散步都不安全。对一个有抑郁症的人来说，散步很重要。我以前骑摩托车，那对我的抑郁很有帮助，但现在如果想骑车或者抽烟，只能待在家里。他们轰炸了德黑兰的石油设施，下了酸雨，你甚至不能开窗，更别说抽烟了。战前我们还剩什么？就是一根烟，和骑车出去转一圈——这些他们也拿走了。”达里娅谈到她的抑郁，谈到被迫中断的心理治疗，谈到某个时刻浮现的自杀念头。她说：“我的线上心理咨询课程也因为断网取消了。在最糟糕的处境里，你没法走进新治疗师的诊室。有一天，当我开始有自杀的念头，我打给精神科医生的诊所。接线员说，医生去北部了。是的，整个社会的焦虑水平都非常高，你真的能感觉到每个人都站在悬崖边上。但与此同时，也有一种病态的冷漠。人们说：‘随便打吧，打完算了。’这很可怕——绝望已经到了让人宁愿死也不愿继续这种处境的地步。”动物，暴力不只作用于人，它蔓延到了所有生命形式里“自从养了宠物，昨夜和今早我第一次没有喂狗，因为我起不来了。”戈尔珊说。每一声响动，戈尔珊的两只狗都会跳起来。泰迪，她的小西施犬，茫然地四处张望，一脸惶惑。克洛伊，她的苏格兰牧羊犬，会陷入极度的焦虑，浑身颤抖，围着自己转圈。如果袭击发生在白天，戈尔珊会把它们带进浴室，坐在地板上，抱着它们，大声地和它们说话，用手机播放音乐或视频，希望那些来自外面的声音能少一些直接地进入它们的身体。她给它们的项圈订做了铭牌，刻上她自己的号码和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的号码。战争之前的泰迪，是一只睡在窗边、阳光照着脸、对每一点细小的声响都会低吼的狗。如今，它已经学会了躲藏。这个对比，以及泰迪“无辜的眼睛”，令戈尔珊感到羞愧。战争逼得一个人无法履行最基本的承诺——让一个依赖你的生命感到安全。当爆炸变得激烈，她把两只狗抱在怀里，在浴室地板上坐了一个小时。“它们在颤抖。我只是抚摸它们，我的舌头打了结。从我自己的痛苦，从它们的无辜，从德黑兰的疼痛里。我想，也许我的触碰能编织一个谎言，让它们相信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们都会没事的。但我自己也不信。”“抱着它们颤抖的身体，我在想，它们真的太不幸了。不幸于它们只是中东普通的狗，一辈子不是被禁止，就是在导弹下活着。然后我想，也许不只是它们，这里的树木也不幸，就连天空也是命苦的。”达里娅也谈到她的猫。为了压过爆炸声，她给猫播放大声的音乐，喂它们黄油和果酱当零食，尽管她知道这对它们的健康不好。许多战争叙事里，动物是缺席的，没有人把它们放在故事的中心。但在这里，它们的存在很重要。它们证明了暴力不只作用于人，它蔓延到了所有生命形式里。如果想知道战争走到了多远，答案也许是：远到小狗不再睡在窗边，远到酸雨将流浪猫染成了黑色。在战火中的德黑兰，戈尔珊坚持出门喂流浪动物。这些天，狗和猫是最安静、也最无助的受难者。它们不明白疏散警告，不知道那种声音意味着危险，也无从向任何人求助。它们只是害怕、饥饿，怀揣着小小的愿望，死去。戈尔珊看见一只猫，脸因为附近建筑的爆炸几乎毁容了。她把它送到了一个兽医诊所，希望它能活下来。她还给战火中的鸟放了水和鸟食。她又见到很多狗被主人遗弃，有些受了伤。戈尔珊只能给它们带点食物，并努力帮它们寻找临时看护者。“我希望我有一栋大房子，大到没有一只会被独自留下，没有一只要在恐惧和饥饿中度过黑夜。”她说，“那种匮乏比任何事情都更让人心碎。这些天，一切都在需要我们：人、动物，还有这座城市本身——它还站在那里。”脸部因爆炸被毁容的猫生计，战时不只意味着匮乏，而是一种“删除的经济”每天早上，达里娅依然必须出门，在一个已经垮掉的世界里继续工作，仿佛仍在过正常的生活。这种义务与不稳定之间的张力，在这些日子最令人精疲力尽。她在好几处打工：在NGO学校教阿富汗孩子、去残障孩子家里上课、给Instagram账号做内容。这是很多伊朗年轻女性熟悉的状态：好几份工作，没有一份完全稳定。网络一断，内容制作的工作就停了，那部分收入也没了。去学校变得不安全，那部分工作也被打乱了。她哥哥叫她不要去上班，通勤太危险。她回答：我有分期付款要还。她恐惧的不只是没钱，还有被市场抛弃。如果现在走了，三个月后学校也许就会换人。对于一个在不稳定的市场里勉强立足的人来说，战争威胁的不只是生命，还有经济独立的最后一点可能性。战争之初，伊朗并没有出现粮食或基本生活物资的大规模短缺，但价格急剧攀升。这个国家多年来已被制裁、通货膨胀和贫困磨损，战争只是让这场危机更深了一层。达里娅说：“与其问什么变贵了，不如问人们的餐桌上还剩下什么。”戈尔珊谈到一个桑加克面包卖到十一万土曼（较往年暴涨约30倍。每天4个面包的开销，就能耗尽一个普通工人的月薪）。折扣超市人满为患，曾经代表中产舒适生活的地方却门可罗雀。肉、伊朗米、咖啡、坚果、价格昂贵的水果，渐渐从人们餐桌上消失了。在这场战争里，战时经济不只意味着匮乏，而是一种“删除的经济”。那些被逐一删去的东西，单拿出来也许都微不足道，但合在一起，它们构成了“寻常生活”。咖啡被删除了，健身房被删除了，水果被删除了，心理治疗被删除了，计划的能力被删除了，购物的从容被删除了。通过这些细小的删除，战争从内部一点点蚕食着生活。孩子，达雅留下了口吃开战那一刻，达里娅恰好在德黑兰西部的一所自闭症儿童学校里。那时正值课间，战争先以声音的形式降临，然后是哭声。那些自闭症孩子也许还没有语言去理解发生了什么，但他们在读大人的脸。达里娅和其他老师试图安抚孩子，可还没弄清楚发生了什么，母亲们就已哭着冲进来。孩子们也许不懂战争，但他们懂得母亲的眼泪。看见母亲哭，他们也哭了起来。学校当天关闭。对于自闭症孩子来说，战争不只是爆炸声，更是“结构”的丧失。学校曾是他们与世界相连的锚点，让他们在重复而可预期的节奏中喘息。如今，锚点断了。达里娅谈到一个残障孩子，如今被困在家里。“我去他家里上课，这个孩子的生活里几乎没有任何娱乐。他早上醒来，除了学习，也许会待在角落里玩一个足球游戏，或者打开那些app，上下滑动看看。但他没有网络，什么都做不了。他跟我说，他的生活简直就像单独监禁。”这句话令达里娅震惊，这是从一个也许连监狱是什么都不甚了然的孩子嘴里说出来的。也就在这一刻，达里娅的过去与现在猛然相遇：她，作为见识过这些手段的人，听见一个孩子说他的生活变得像单独监禁。在这样的时刻，战争不只是一场外部的危机，它还是对早年那些被囚禁、被围困的经历的一次重演与延伸。达里娅的另一处工作地点，是德黑兰南部沙赫里亚尔的一所NGO学校，专门为阿富汗难民儿童服务。这所学校原本就困难重重：通勤困难，危险，时常停课。现在则更加恶化，达里娅没办法去到那里，没有办法在网络断掉的情况下为学校募集资金，没有办法跟进孩子们的治疗，也联系不上医生。达里娅说，孩子们很害怕，做噩梦，梦见自己死了，梦见房子塌成了尘土，梦见玻璃四处飞溅。大人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世界上有些人彼此之间有问题，他们现在正在打架”，这是达里娅觉得最诚实的回答。戈尔珊三岁的小侄女达雅，经历了一场跨越半个伊朗的逃亡。基什岛遭到轰炸后，家人带着她逃往查拉克。一路上，他们驾车，坐登陆艇，穿过大海，经过了黑暗蜿蜒的山路，路上两次遭遇土匪拦截，还有整整两个小时没有信号。当他们终于抵达时，几小时后一枚导弹打在了五百米外。达雅因为惊吓留下了口吃。大人告诉她那只是“雷声和闪电”，但她在电话里对姑姑说：“雷声和闪电变得好大……但它是红色的。”她躲在桌子底下，邀请姑姑玩一个“快速躲避”的游戏，好让“雷声和闪电烧不着头发”。玩累了，她轻声说：“我不想玩游戏了，我想回我自己的房间。”戈尔珊为此和妹妹大吵了一架，争论是否该在达雅面前谈论战争和恐惧。但她也知道，争吵没有答案。在一个焦虑的大人们共同告诉孩子“有什么东西碎了”的世界里，“保护”与”否认”之间的界限已不复存在。恐怖，“你等着，回头再跟你算账”戈尔珊说起她决定不再屈服的那一天——她出门去花市，想给阳台和家里买几盆花，也许能给这个在战火中的家带回一丝生机。“每年这个时节，阳台都会变得绿意盎然、充满生机，但那天，我是硬逼着自己走去的。城市淹没在油腻的烟灰和令人窒息的尘埃里，但生活还在继续。”一个检查站拦下她。她已经经过九个检查站了，但最后一个不一样。在那里，一个拿枪的少年要检查她的手机。他们先是客客气气地搜了后备箱、手套箱和座椅下边，然后转向了手机。戈尔珊了解法律。她说：“这是私人物品。“她要求出示令状，看了看，令状上并没有提到可以检查手机。但对方语气严肃，斩钉截铁：“打开手机，输入密码。”她没敢说不。她懂法律，知道自己的权利，但有时候恐惧比知识更有力量。少年翻看她的相册。问：“这是哪里？”戈尔珊说：“我家的阳台。“少年又看了她母亲发来的消息，一条一条地读下去，最后只说了一句：“不要散布谣言。”戈尔珊神志不清地穿过了检查站。开了一会，她才意识到，自己不知怎么就上了城北的一条高速公路。她已经没有力气再去花市。“我把车停在路边，哭了。现在出门，我有时候甚至不带手机。”巴斯基民兵（又名动员穷人组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的准军事化组织）每天会在夜里巡逻，他们组成车队，高喊着“海达尔 海达尔”的口号呼啸而过。军事力量的存在比以前可见得多了：便衣特工、巴斯基民兵和镇暴部队带着重型机枪守在敏感地点。戈尔珊说，“这座城市有一股伏击的气味”。“当把国家推向悬崖的那些人，借助政府的扩音器嗥叫，我们的国家就在他们的无知之火中燃烧。”就在她拍摄那面复仇旗帜、听着那些嘶吼的时候，一架战机从她正前方低空掠过。这座城市同时被来自上方和下方的威胁夹击。来自上方：战机的轰鸣、爆炸、烟雾、断电，和那片黑色的天空。来自下方：检查站、便衣人员、武装巴斯基民兵、政权宣传的扩音器、政府口号，还有那些至今仍要控制身体、手机和行动自由的军事和安全力量。戈尔珊说：“这座城市困在两种声音之间：战争的声音，和否认的声音。”这句话道出了伊朗人战时经验的本质。外部的袭击既没有停止内部的镇压，也没有将它稍作逼退，只是把它放置在了一个更加恐怖的语境里。达里娅也谈到那些街区里的检查站。一条街一条街，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设着。她被拦住的次数少一些，但这并不意味着安心。仅仅是武装男人的存在、巡逻摩托的往来，本身就是焦虑的一部分。检查站到处都是，始终都在。达里娅用带着苦涩的幽默说——“让我忍不住想笑的是，我出门时大大咧咧，通常是骑摩托，从不戴头巾。然后那些哈梅内伊的支持者就站在街上，举着旗子，喊着口号。每次我经过他们时，那些警察看我的眼神，就像看前任一样。就好像他们刚开始一段新恋情，正忙着应付新问题，然后我们——他们的前任，‘女人、生命、自由’的人——走过他们身边，他们那个眼神像是在说：‘你等着，回头再跟你算账。’”达里娅这里提到的，是2022年9月爆发的“女人、生命、自由”抗议运动。运动的导火索，是年轻女性玛沙·阿米尼在韦扎拉街的道德警察大楼里被害。此后，伊朗许多女性，包括达里娅，都公开挑战强制头巾令，在公众场合自愿着装，不再戴头巾。戈尔珊说，有一天，她偶然来到了一座被轰炸摧毁的建筑前：道德警察的大楼，或者用她自己的话说，“韦扎拉街上的那个恐怖之地。就是那个地方，我们亲爱的、素未谋面的、客居此城的玛沙·阿米尼，在那里被不公正地杀害。”那天，当戈尔珊走到那里，那栋楼已经不存在了。它被摧毁了。她在那里站了好几分钟，只是看着。她无法相信。“但奇怪的是，我的脑海里还是记得那栋楼的恐怖。我的心跳加快了，脸变得滚烫。那同样的恐惧，那种多年来压在我胸口的东西，又回来了。即使那栋楼本身已经不在了。”从战争第一周，以色列开始袭击检查站。这些袭击并非“精准打击”，普通市民同样难逃一死。而政权开始在检查站部署十二岁的儿童志愿者。一次袭击中，一名十三岁的孩子也遇难了。戈尔珊的朋友目睹了一场惨剧。检查站前排起车龙，一辆坐着三个年轻人的白车被拦下。几个武装人员围了上去。不到三十秒，爆炸发生。人体碎块飞上空中，车和人瞬间被撕成了碎片。朋友说，那是他这辈子看过最恐怖的电影——是真实的，不是虚构的。德黑兰和其他伊朗城市，不像以色列或乌克兰的城市那样有防空洞或空袭警报，因为防空设施在此前的袭击中已被摧毁，人们只能靠烟雾、爆炸声和电话来判断哪里又被击中了。戈尔珊说：“这座城市满是监狱、拘留中心、警察局和巴斯基民兵基地，每一条街对我们来说都曾是令人恐惧的——这样一座城市，连一个像样的庇护所都没有留给它的人民。”友情，“愿真主赐福给他的父亲祖父和列祖列宗”战争不只是轰炸、黑暗和恐惧。在这些日子里，另一些东西也在成形：关怀、友情，以及那些让生命得以维系的抵抗。戈尔珊生出了一种近乎疯狂的母性感。她尽力去养老院送食物，为养护中心的一百六十个男孩做三明治。这些男孩长期被世界遗忘，如今在战争中更甚。他们带着孩子般的兴奋迎上来，接过三明治和饮料，坐下来祈祷、跳舞、朗诵诗歌。但他们比谁都害怕轰炸。恐惧到极点时，他们会失去对身体的控制。她说：“我留在德黑兰，因为没有我，这座城市就没有意义。我留在这里，是为了那些被迫留下的人，能把生活过得稍微可以忍受一些。你也许可以夺走一个人的生命，但不能夺走他的家园。家是身份，是一切。我留在伊朗，是一个出于爱的选择，而非迫不得已。我留下，是为了抚慰这座城市人民的累累伤口。”对达里娅来说，抵抗是更细小的日常：翻译、继续工作、冒着危险去见朋友、写脱口秀、不戴头巾。她不让战争把一切缩减为单纯的生存。战争爆发前两天，他们刚办成一场地下脱口秀，来了一百人。他们也排好了下一场演出的时间。然后，战争取消了一切。在战争中谈喜剧似乎无关紧要，但达里娅觉得，恰恰是这些东西在庇护着人们。“幸运的是——或者也许是不幸——我们体内的求生本能都很强，人们会抓住小小的东西不放。”达里娅写关于战争的脱口秀段子，每天往里加新东西。她以独特而辛辣的幽默，写到了那个和她调情的VPN销售商：“但最后，我赢得了战争，因为VPN卖家先生叫我亲爱的。”有时他们打破规定去见朋友，因为日子实在难熬。一个音乐人朋友住在电视台大楼旁，家里的玻璃和门都被震碎了。其他人给了他很多帮助。朋友们互相敞开家门。达里娅说，友情是撑住她的最重要的东西。即使外出有风险，她每天晚上逼自己去找朋友。“好像我们的恐惧就这样被分摊了。”又一次带着苦涩的幽默，她谈起那个saqi——送私酒的人。1979年革命后，伊朗境内酒类的生产和销售被明令禁止，但禁令从未消灭地下消费。达里娅说，这些天，唯一真正把自己的工作做得兢兢业业的人，就是那个把酒送到门口的人。“他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哈梅内伊死的那天，他满怀热情地给每家每户送货。Vishnovka……一种俄罗斯伏特加。愿真主赐福给他的父亲祖父和列祖列宗。”在两位女性的讲述里，友情成了战时最重要的生存形式之一。友情就是人们向彼此敞开了家门，互相说着：“别一个人待着，来我这儿。”有一天，戈尔珊去长途车站送朋友。他们要经由土耳其边境前往欧洲。送别后，她在路边坐下来，为这一切苦难哭泣。在战争里，友情不再只是陪伴，它成了一种庇护。人们坐在一起，一块看电影，一同被爆炸声吓到。达里娅所说：“好像我们的恐惧就这样被分摊了。”哈梅内伊之死，“我们只想要一种普通的生活”2026年2月28日，星期六，伊斯兰共和国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死于袭击。对许多伊朗人来说，他的名字会令人回忆起镇压与暴力。然而，戈尔珊和达里娅并不觉得这是一种解放。哈梅内伊的死不只是一个喜悦的时刻，也是一个空洞的时刻。一种深重的悲哀挥之不去：将独裁者送上审判席的可能性，就此消失了。“他从未受审，就这样轻易地走了。”戈尔珊觉得，那是一种被剥夺了正义的悲哀：有人离开了，却没有问责，不必倾听受害者的名字，不必承认那些伤口。达里娅也感到苦涩：“为什么所有这些血，就这样没有了答案？”三年前，在“女人、生命、自由”抗议期间，达里娅即使入狱也觉得自己拥有力量。“我感觉，终于，我有了某种角色，我有了某种意义。”但现在，“我感觉我什么都不是，我整个青春和未来，都握在三个人手里：哈梅内伊、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在戈尔珊眼中，这场战争是三个怪物在她的土地上厮杀。这绝非在“帮助伊朗人民”。达里娅说出了同样的意思：“这是两伙人之间的争斗，两伙人都与我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一场针对伊朗的全面战争。”戈尔珊说，它针对土地、基础设施、记忆和生命。政府在外国袭击下粉饰太平，隐瞒真相，而主要受害者是这个国家的人民。达里娅说出了同样的话：这场战争不会给人民带来任何正面的东西，她想对伊朗以外的人传递的是，不要被一种拯救叙事所迷惑。这次袭击不是一场拯救。在爆炸声中，戈尔珊在凌晨三点写下了遗嘱。她一直在想，该把这张纸托付给谁——一个既值得信赖、又大概率能活下去的人。战争不只是废墟和烟雾；战争是：在你还不知道能否看见黎明之前，你已经在想，该把你最后的话托付给谁。尽管无力，达里娅依然在前行。她翻译、工作、写脱口秀。她觉得这些日子终会过去。这并非出于乐观，而是出于一种民族记忆：这个国家曾无数次垮倒，又无数次站起。但在这一切之间失去的，不只是基础设施，不只是建筑、检查站和石油储备。失去的，是普通生活的可能性。一种一个年轻女性可以去健身房、骑摩托车、去做心理咨询、为阳台买花的生活；一种自闭症孩子可以把学校当作安全之地的生活；一种小女孩可以谈论公园里的秋千，而不是”安全地点”的生活。也许，从这两段讲述里浮现出的最诚实的一句话，也是最简单的一句话。是戈尔珊说：“这本不该是我们的命运。”也许整场战争，对数以百万计的人，其意义就浓缩在这句话里：不是胜利，不是报复，不是救赎。只有这个心愿——生活，能从某个地方，重新开始像生活的样子。戈尔珊说：“我们只想要一种普通的生活。”*文中图片由Fatemeh Jamalpour提供*文中达里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