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T 档案卡标题：709十周年：律师王全璋经历的抓捕、牢狱和他的临时生活作者：龚江宇发表日期：2025.7.9来源：低音主题归类：中国709维权律师大抓捕事件CDS收藏：公民馆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CDT编辑注：本文为独立媒体“低音”709十周年系列报道的节选。阅读全文请访问低音网站。2015年7月9日，中国政府开始在23个省份对人权律师和维权公民展开大规模抓捕，近300人遭带走、传唤、或失联，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的王全璋就是被捕律师之一。如今，709事件已整整十年，距他2020年4月刑满出狱也已过去五年，可王全璋的生活却远远没有恢复正常。自2020年出狱，人权律师王全璋的生活一直充满临时感。从北京到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城市，5年内，一家人已经搬了六次家。2023年9月初，我在北京第一次见王全璋。彼时刚刚入秋，天气却还很热。王全璋正在家里收拾杂物，他身高约一米七，身材消瘦，戴着眼镜，一身陈旧的短袖T恤和牛仔裤，浅色衣服上沾点了油漆，满是灰尘。他和妻子李文足、10岁的孩子刚搬到这个位于北京北郊的小区不久，一些纸箱和木材板就散落在客厅地板上。新家里，厨房的一侧堆着几个盛满纯净水的大型水箱，上下叠起来几乎和一个成年人一样高，其中一个已经大约用空了三分之一；另一个角落里摆放着几个煤气罐；不远处，客厅的一个柜子上，散着一些充电宝和监控摄像头——这都是王全璋一家维持生存的必需品。生活并没有随着王全璋的出狱而恢复正常，他的家总是遇到一次又一次的停电、停水、停燃气。他在防盗门外装了摄像头，但很快就会遭到破坏，他就再装一个新的。为了方便装摄像头，他甚至改造了家里的电路。门外，每天24小时守着十几个便衣警察和受雇于警察的临时安保人员。王全璋的家位于六层公寓楼的顶层，而这些监视人员以两三人为一组，分别驻在单元门外和楼道的一层、三层和五层。他们在楼梯间满是灰尘的水泥地上铺上毯子靠着休息，刷手机短视频，打发无聊的时间。【能否发展催债业务】鉴于每次出行都有大批人跟随，走哪跟哪，连上个茅房，他们也要守在茅房门口。突发奇想，我能否发展“上门催债”业务，让这些人给我壮壮阵势，如果可行，北京的债权人可以联系我了，但是会不会被认定为黑社会呢？ pic.twitter.com/FaeEnmS5Si— 全章律师的理想国 (@quanzhanglawyer) January 13, 2024 王全璋发布在X的视频显示他在日常出行时受到大批便衣人员跟踪。我在尝试进入他公寓单元门时受到一名便衣盘问，谎称拜访朋友才得以进入楼道。2015年7月9日，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场针对律师和维权者的抓捕行动。根据如今已经解散的香港人权组织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统计，共有286名律师、活动家和他们的家属遭到抓捕或传唤。王全璋当时所在的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是被针对的主要目标之一。王全璋于2015年8月被捕，2018年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4年6个月有期徒刑。出狱不等于完全恢复自由。法律学者孔杰荣（Jerome A. Cohen）将这种做法称为“伪释放（Non-Release Release）”，用来描述中国政府运用各种手段阻止获释的政治犯讲述自己遭受迫害的经历。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2021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记录了39起“伪释放”案例，受害者被拘禁在家中、宾馆或特定场所。常年处在监控下甚至改变了王全璋的生活习惯。在餐厅吃饭时，他总是不专注于食物，也不看向和他共同用餐的人，而是不断左顾右盼。看到我疑惑，他自顾自地笑笑，并对我解释他只是在观察附近有没有便衣警察。“和我一起吃饭的人会认为我不尊重人，因为我总是不看对方，但我其实在认真听对方说话，”王全璋说。“我和外国人在一起的时候都是这样，会让外国人觉得我很奇怪。”法学生1976年2月15日，王全璋出生在山东省一个偏远农村。这一年，周恩来和毛泽东相继去世，中国社会的政治局面开始转变。王全璋的父亲是一名小学老师，在毛时代是被批斗的对象，但改革开放后，地位高过了普通的农民。“又红又专”——王全璋这样形容自己的父亲。1996年，王全璋进入山东大学法学院。当时的中国已走出了文革十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法治正在向现代化方向发展。1982年，中国通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八二宪法。1998年，中共十五大又把“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方略。很快，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迅速涌现出市场化律师事务所和律师。1979年，中国的律师只有212人，到了王全璋大学毕业时的2000年，律师总数达117,260人。对王全璋来说，大学生活很新鲜，思想也“非常活跃”，他开始接触到和官方意识形态不同的各种观念。“老师天天在批评政府，”他说，“学的理论、贯彻的理论，都是对社会的批判。”他还记得第一次学到“正当程序”的概念，那时他才知道，政府的所作所为也可能是非法的。王全璋的第一次法律实践是在大四下学期。当时中国流行“气功热”，一度有数千万人修炼气功，山东大学里就有好几个“练功点”。1999年，中国政府将法轮功认定为邪教和非法组织，并对其进行取缔。同年9月，司法部劳教局发布了一份通知，对法轮功劳教人员可单独编队，集中收容。劳动教养制度是一种行政处罚，这意味着公安机关可以在不经法院审判的情况下，把一个人关入劳教场所一到三年。直到2013年，劳动教养制度才被正式废除。那时起，王全璋就开始运用自己的法律知识代理法轮功案件，主要帮助当事人撰写诉状。有时，他也会去劳教所会见当事人，据他回忆，那时的劳教所管理很松，几乎每次都可以见到。王全璋年轻时的照片。图源：X/ @quanzhanglawyer2003年，王全璋在农民之子向农民讲授法律课。图源：X/ @quanzhanglawyer大学毕业后，王全璋考入山东潍坊的一个区检察院，并被分配到其下属的反贪局。他不喜欢体制内的环境，几个月后，在开始检察院的工作前，就跳槽到山东省图书馆。两年后，他通过司法考试，进入当地的律师事务所实习，后被派到一个企业担任法律顾问。那时，中国的公民社会正在逐渐形成和发展。2003年，大学生孙志刚在广州的收容遣送站被殴打致死，引起强烈社会反响和讨论，并最终促使中国政府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这起轰动全国的案件和后续进展，让很多人看到了公民社会的曙光。当时积极参与孙志刚案讨论，并向全国人大发出公开信的法律博士许志永，2007年《经济观察报》上写道：“从2003年开始，以孙志刚案为标志，媒体、法律学者和公众发起了维护宪法权利的浪潮。古往今来维护权利的行为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但人们把2003年称为新起点，这是因为孙志刚之死成为震撼国家的标志性事件，而且经由这一事件，一个以捍卫公民权利为特点的法律职业群体开始崛起。”此时的王全璋已经开始从事少量的维权案件。2004年，王全璋偶然在网上读到一篇关于呼吁废除劳教制度的文章，作者是孙文广，当时是山东大学物理学教授。他既惊讶又兴奋，看到文末还留有电话，他便打过去，发现他们仅相距几公里，就骑着自行车去和孙文广见面。他们有着对法治相同的理念与志向，建立起紧密的友谊。孙文广不会电脑打字，王全璋就帮他记录、排版；孙文广参加人大代表基层选举，王全璋则去拍照，再发给香港的媒体。中国在2003年开始实施《农村土地承包法》，在政府的支持下，土地经营权买卖开始大规模流行开来。王全璋发现，虽然该法有利于保护农民的利益，但在实践中，这部法律经常得不到执行，农民维权困难。在孙文广的推荐下，王全璋在业余时间去一个由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创立的非政府组织农民之子做法律老师，负责向农民讲授法律课程。2007年，王全璋辞去了山东省图书馆的工作，全职从事律师职业。这些年来他一直坚持代理维权案件，给他带来了麻烦，不得不离开山东的律所。2009年，他搬家到北京，当年年底，进入NGO世界与中国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根据此前从事农民维权教学的经验，他负责撰写关于中国基层民主的研究报告。[…]7092015年7月8日夜晚，王宇的丈夫带着儿子前往机场，准备送他到澳大利亚留学。两人在机场被捕，和他们失去联系的王宇在线上群组里发出消息。几个小时后，9日凌晨，王宇在Telegram群组中发出自己被强行破门的消息。此时，王全璋正在浙江安吉办一起案子。他看到王宇的消息，还给她出主意：用棍子把门顶上。“（当时）心情已经糟糕到了极点，”王全璋回忆。他意识到王宇被抓了。他开始向身边同事“交代后事”，请他们帮忙处理如果他被捕后的一些事宜，同事们只是对此感到不可思议。虽说如此，王全璋未预想马上会被追捕，仍旧照常办理案件业务。9日当天，他飞到山东，去东平县办理另一起案件。10日，警察搜查了锋锐律师事务所，并带走了周世锋等四名成员。王全璋正在东平县一家酒店里准备吃早餐，收到了朋友的消息：“快跑！”王全璋没有迟疑，抠出手机电池，很快收拾好行李离开酒店，随意上一辆出租车，再换下一辆出租车，就这样漫无目的地在济南市区里转。他原计划当天飞去苏州参加一个法律研讨会，并定好了机票。他来到机场，几经犹豫，没有上飞机。他不知道该去哪里，一直坐在机场大厅。济南市的机场很小，每晚都关门。机场关闭的时候，他还没走，机场的工作人员便把他带到了一个宾馆，因必须登记身份证入住，他也拒绝了。无处可去的王全璋重新回到济南市区，到一家咖啡馆暂时落脚。他用咖啡馆的网络打开手机看消息，已有一百多位律师和维权人士被抓，而这个数字还在不断上升。他用手机写下一份《告父母书》，发到一个维权律师的群聊里。接着，他继续待在咖啡馆，等待警察来抓自己。等了两个小时，警察没有来，他感到恐惧和疲惫，但决定继续逃亡。接下来的四五天里，王全璋就在济南市四处游荡，巴士成了主要的栖身之所。白天随便看到一辆公交车就坐上去，不管开到哪里；夜晚就睡在火车站或汽车站外面的长椅上。“那时候脸色应该很难看了，”王全璋回忆。有时，他乘上一辆巴士，会在车上睡几个小时，一直到终点站。颠沛中，他渐渐平静下来，开始着手安顿更多的事：撕掉一些文件、办案的委托书，以免日后成为警方的证据；给在北京的父母、姐姐写信，再打车到快递站寄出；到银行还上自家房子的十万元贷款，撤销房屋抵押；回家换了一双鞋，再把房屋的钥匙交给朋友。他记得有一晚，他来到母校山东大学旁。那里是一个繁华的夜市，人群拥挤。“特别有安全感，”王全璋回忆，“那里谁也不认识你。”他喝了一碗羊肉汤，感到久违的舒适和惬意。喝羊汤时，他突然想起一位已经七八年没有见面的回民朋友张庭夫，饭后打车到了他的家里。一见面，二人就拥抱在一起。巧的是，朋友家电视里正播放着美国之音对王全璋的报道。王全璋记得，张庭夫很爽快地接纳他，并准备了两把刀保护他。他终于能睡个好觉。新闻中的被捕律师人数还在增加，此时已超过两百人。王全璋觉得自己“放下了”：“几百个律师被抓了，我怎么可能跑得了。”他开始在不同的朋友家中躲藏，有些人拒绝了他的借宿，也有人愿意收留。最后，他再次回到张庭夫的家中，张庭夫担心安全，带着王全璋换了好几个不同的住所。长时间的流浪和逃亡让王全璋度日如年，一段时间没有被发现，也让他更加大胆起来。有时，他会骑着电动车到离住所很远的荒野或田地，打开手机用几分钟，用完就抠出电池离开。当时，有朋友送了非实名的手机卡给他。后来和王全璋共同逃亡的还有另一名访民。王全璋说，他们之间经常爆发争吵，互相认为对方的行为给自己带来了危险。这位访民在8月2日和家人取得联系后，就回了家。同行的访民离开后，王全璋感到很放松，8月3日，他想着出门玩玩。当晚，他突然想去位于济南郊区砚山的一处泉水游泳，就带上伞、手电筒和风油精出发。在去砚山的公交车上，王全璋的非实名手机号突然收到大量验证短信，他没有在意。到达游泳池时，已经过了夜里十二点，王全璋发现，竟有好几人在钓鱼和游泳。他有不好的预感，但还是换了衣服下水游泳。他一下水，其他游泳和钓鱼的人就陆续离开了。不远处，一辆大巴车的车灯亮了，发动机一直开着。他知道自己暴露了，但感到无力逃跑，只是继续游泳。泳池旁的便衣显得有些不耐烦，王全璋说，他身穿白色西服，还扎着领带。就在王全璋上岸离开的一刻，远处的大巴车车灯亮了，几个便衣冲上来，把他按倒在地。他被戴上手铐扔到一旁，只留下一个警察看守，其他人则回到车里办手续和清点现场的物品。“当时为什么上了车呢？为什么不回去呢？你为什么不愿意往山上跑？”王全璋止不住地心想，追悔莫及。看守他的警察对他说：“说不定关你几天就放了。”但王全璋知道，这不可能。（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