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T 档案卡标题：逃离中国的前新疆警察：“他失去了祖国，却找回了灵魂”作者：德正发表日期：2026.4.25来源：德国之声主题归类：新疆CDS收藏：老大哥馆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德国公共媒体德国之声近日发表长篇报道《逃离中国的前新疆警察：“他失去了祖国，却找回了灵魂”》。文章记述了前新疆基层警察张亚博的故事。张亚博出生于河南，曾在新疆生活十八年，并于2014年至2023年间在和田、阿克苏等地担任民警，先后负责看守所、村庄、医院及劳务输出等场所和部门的安保工作。2025年，他带着儿子赴欧洲旅游，并在德国脱团，开始向外界讲述自己在新疆警务系统中看到的关押、审讯、监控与日常管控。张亚博曾多次押送囚犯，也曾参与接回刑满释放人员。他回忆称，许多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族裔被关押的理由极其荒诞：祈祷、唱歌、戴头巾、观看视频，甚至打篮球，都可能被视为“涉恐”线索。一些维吾尔人在刑满释放后也并未真正获得自由，而是在出狱后立即被国保人员再次审讯，寻找所谓“新问题”，并可能因此遭遇“二次判刑”：张亚博介绍说，经过国保大队审讯之后，他们被送回辖区，出席回乡“见面会”，然后排队接受短期拘留。拘留后，他们在辖区接受管控，离开辖区必须请假。管控具体措施被总结为：日见面，周谈话，月评估，季考核，年总结。这些管控措施，不但适用于刑满释放人员，也适用于辖区其他重点管控人员。这些都是基层民警的日常工作。每个重点监控人员都有一份档案，列为涉密档案，存放于警务室的保密室内。档案内所记录的，是这些战战兢兢活着的村民的日常起居，以及部分民警或“线人”为了完成任务编造的“涉嫌恐怖活动”线索，比如“打了一次篮球”。（来源：德国之声）文章记录了新疆镇压机制从“再教育营”向日常化管控的转变。张亚博曾在和田地区一所“康复医院”任职。他称，这所精神病院实质上被改造成新的关押场所。部分维吾尔人被随意鉴定为精神病患者，也有人为了逃避更严酷的关押和酷刑，选择装疯或买通医生进入这类机构。他说，酷刑和虐待在关押场所中并非罕见，受刑者的喊叫给他留下长期精神创伤。报道还写到，新疆基层警察承担着持续制造“线索”的压力。张亚博称，基层民警每周要向上级提交足以导致更多人被拘押或判刑的“涉嫌恐怖活动”线索。为了完成任务，一些民警或线人会把极普通的日常行为写入涉密档案。刑满释放人员和所谓“重点管控人员”则被纳入“日见面、周谈话、月评估、季考核、年总结”的管控体系，离开辖区需要请假，生活被长期监视。张亚博曾负责看管基层“情报员”，他在文中分享了一名维吾尔机修工的故事。这名工人因观看过一次所谓“暴恐视频”被拘押数月，后被迫成为国保“情报员”，以换取免于判刑。他每天都必须向警务室报到。即使在和田市谈恋爱，也必须在晚上八点前回到村里：有一位村民，机动车修理工，受人诱惑观看了一次“暴恐视频”，被拘押几个月之后，愿意为国保大队充当“情报员”，以此换取免于被判刑入狱。作为“情报员”，他必须每天到警务室报道，和看管他的民警张亚博见面。这位机修工隐瞒了自己的处境，在和田市谈了一个女朋友。他必须在每天晚上八点之前回到村里，每次都编造各种理由在七点之前离开恋人，驱车一个小时返回。走在德国城市的街头，这位“情报员”困在20点”的爱情和生活仍然在张亚博的脑子里挥之不去。他对记者说：“他这样的生活从2020年持续至今，仍然不知道何处是尽头。”他说，在每个村庄，都有几个类似这样的“情报员”。这是基层管控最坚固的基石。（来源：德国之声）报道也提到，当外国记者或国际机构来访时，当地会提前部署，将接待村庄中的普通村民或受访家庭替换为维吾尔干部，让他们展示“幸福快乐的生活”，否认集中营中的酷刑和虐待。张亚博认为，外界看到的很多“访问现场”，都是经过精心布置的表演。张亚博最终在2023年以照顾病重家人为由辞职，并签署涉密人员保密承诺书。2025年8月，他带着儿子赴欧洲旅游并脱团，而他的妻子仍留在新疆体制内工作：2025年8月，他带着中学生儿子赴欧洲旅游。临行前，他提醒儿子“跟妈妈合个影”。他的父母、妻子和儿子都不知道，他心里有另外的计划。天气酷热，父子俩跟着来自广州的旅游团，从法国到意大利再到德国。在游客众多的新天鹅堡，张亚博躲过了导游和团员的视线，拉着儿子朝着一条小路飞奔。出行之前，所有团员的中国护照都被导游收走，集中保管。但是他知道，他再也不需要它了。在写给德国之声记者的个人笔记中，他写下这句话：“他失去了祖国，却找回了灵魂。”（来源：德国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