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T 档案卡标题：从快递上门到警局报案：当我遭遇入室性骚扰作者：龙渣宝贝发表日期：2026.4.24来源：青年志Youthology主题归类：性骚扰CDS收藏：公民馆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霉运连连的2025年，我共进过三次警局：第一次是因为丢了钱包（已顺利找回），第二次是因为自行车被盗（至今未找回），第三次，是因为我遭到了反复的性骚扰。这是我第一次与连续骚扰正面交锋，从疑惑、困扰、恐惧，到失望、愤怒、无奈，在经历了各种内心活动后，我更坚定再也不要试图将“小事化了”。前段时间，池袋宝可梦中心的那起案件被反复提起。相比之下，我的经历显得轻微得多，不可同日而语，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可以被忽略。在“求助”这一环节上，那种无法真正改变处境的感觉并不陌生。我将这次经历写出来，希望能提供多一个角度让人们理解女性为什么害怕，在寻求帮助时我们能期待什么，我们的系统能如何借鉴他者的经验，以及我们已知的 —— 针对性犯罪的惩戒有多么稀缺。本文包含可能触及创伤经历的内容，请根据自身情况酌情阅读。“只是搭讪”在又一次搬家后（关于我的频频搬家事迹请查看这里），我从宜家网购了一些物品。配送的早上我正好在家，穿着睡衣就开了门。一般来说，配送者会在交接时自觉地站在门外，但因为箱子沉重，我对于他搬运进门并站在玄关让我签收的行为没有多想。几分钟后，他又敲开了我的门，说我刚才签字的地方不对，随便指了个位置让我重新签。我疑惑地抬手又签了一次，准备关门时，他突然问道：你是我的type，可以加你的line吗？我心中疑惑：我睡眼惺忪蓬头垢面的，怎么就是你的type了？我正在思索回答，他继续接连问道：你有男友吗？你结婚了吗？你有小孩吗？虽然感到冒犯，但我已条件反射地脱口而出“没有”。或许是他看起来比较真诚，或许是我仍然有着惯性的讨好思维，或许我纯粹是还没睡醒加上日语太差，我明明可以直接拒绝，但却决定先加上他再用翻译软件来解释。他的表情很开心，似乎是真的很想认识我。然而，转身回到房间拿手机的两秒间，这个人已经又进到我的家里，站在玄关东张西望。我警铃大作，但也只好扫码添加。在那个瞬间，我不见得有其他选择。他说，这是我们的秘密，请不要告诉我的公司。我只得答应。他说：你是一个人住吗？我甚至呆傻地回答“是的，我和猫一起”。接着他问：我可以抱你一下吗？一个陌生男子，站在你家中，近距离提出这样的请求，这是一种怎样的五雷轰顶。我强作镇定把他赶了出去。这是我第一次遇到日本人（或任何人）搭讪，我并不熟悉应该如何反应（当然，我已学会今后一律无视），更何况是在被闯入家中的情境下。我也不清楚，在日本文化中，这样的搭讪究竟表示正常的交友意图还是某种隐晦的邀约。平心而论，这个人长得还行，但无论最初我如何抱有恻隐之心，现在的走向只令我感到不安。我也开始责怪自己没能做出更好的决定。简单一句 no 就能解决，为何自找麻烦？为何要回答多余的问题？为何不把门关好再转身？为何丝毫没有警惕心？很快对方发来了消息，说不好意思吓到了你。我才发现他的头像和背景都非常的Yakuza（日语“流氓、混混”）。我翻译了一段话，委婉表示工作很忙没时间聊天或进行任何活动，希望他自此作罢。他无视我的话，继续问些你是哪国人之类的问题。我没再回复。朋友听了建议我改口称我其实是有男友的，这样他一定会放弃。很多人应该都曾通过捏造一个虚拟伴侣来劝退求偶或骚扰，这是一套长期训练出来的生存策略。但我实在不愿编造依附于（男）人且（在我看来是）有辱身份的谎言来自保，凭什么我必须宣告“自己有主了”才能“方便”而有效地拒绝？为什么女性的边界只有在“隶属他人”时才会被尊重？想了又想，我忍无可忍地指出，你不应该不经允许进入别人家中，以后不要再这样做，我不会再和你对话。对方回了一个难过的表情。我以为这件事到此就结束了。过了几天，我突然收到陌生人消息，写着“为东京的外国女性介绍日本penis”，紧接着是大量未打码的生殖器照片。我心惊肉跳（不知其他人如何，我永远会被突如其来的阴茎照片吓到，我认为这是地球上最可怕的东西之一）地拉黑并举报账号、删除消息、设置不允许陌生人添加。无论从时间节点或“外国女性”字样来看，这显然是那个人用自己的小号或故意让别人发来的。我心想，不回应就是最好的对策。可能有人会问，你为何不与他对峙？你为何不向宜家投诉？你为何不报警？我平时自诩强硬，但这个人不仅知道我的住址还知道我是单身独居，我难以预料他会有怎样的举动，因此我什么也不敢做。更何况我没有任何证据，就算报警也可能被敷衍打发。我更不可能因此立刻再搬家。再说，我也不是没有明确拒绝过。但是骚扰者从不轻易接受拒绝，他可能会恼羞成怒，也可能更跃跃欲试。至于本次行为是出于哪一种动机，我无从判断，但结果并没有本质区别。哪怕他当时只是心血来潮地随口一说，哪怕这只是他自认轻松的恶作剧，也给我种下了恐惧的种子。其实玩过社交软件的女性多少都收到过不请自来的下体照片。虽然同样引发不适，但那些行为止步于虚拟世界，可以随时切断；而这一次，它与我的现实生活发生了重叠，对方掌握我的住址、电话，也进入过我的空间。屏幕的边界消失，带来的是不可控的风险。我向身边的朋友们报备了此事，有如惊弓之鸟地加强防范：我购买了防狼喷雾随身携带，把菜刀放在门边的鞋架旁，每晚强迫症般地多次检查门是否锁好，舍近求远地更换了回家路线以便被监控覆盖。有时候我复盘整件事，觉得似乎不值得这么紧张，怀疑自己小题大做；有时我又感觉危机四伏，为了避免焦虑失眠和做噩梦而服用安眠药。置于门边的菜刀+锤子和永远带在包里的防狼喷雾事情到此看似平息，两三个月后，我终于渐渐淡忘了一些，感到可以解除危机。收到那条消息时我正在上班。我感觉心跳加重、面红耳赤、怒不可遏，但又不能让同事看出我有任何不寻常。为了最大化效果，他居然翻译了一段英文发给我（没有拉黑一是因为我没这个习惯，二是我早已忘记列表里有这么个人），大意为：送货那天我看到了你的胸部，我勃起了并且不断地回想着打飞机，你是不是故意给我看的？很遗憾我现在已经不送货了。一切都变得更清晰，也更恶心。原来根本不是什么真情实感，纯粹是精虫上脑！让我签字只是个幌子，我难以想象，在我签字时，他的视线正钻进我的衣领。所谓“搭讪”，从一开始就不是双向的交流，而是单向的侵入。回想起来，我似乎确实看到对方的下体有微小的突起，但我以为只是裤子的原因。我也意识到，当时他的惊喜之情可能是因为在他看来，我答应加line就是一种性同意的信号。我知道我不该苛责自己，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反省：如果我再警觉一些，如果我再冷漠一些……我知道我不需自证任何事情，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想要自证：我的姿态从头到尾绝无不妥，我的睡裙无论是款式还是材质都绝不暴露……同时，这也是送上门来的证据。对方自认挑逗地将事件全程和盘托出，骚扰之心昭然若揭。我的恐惧瞬间被愤怒压倒，毫不犹豫地，我决定这次必须去报警。我不能再接受它被当作“忍忍就过去了”的小事。我压抑着情绪回复了“我要报警”，对方立刻怂下来，撤回了消息（所幸我已截图）并接连发来一长串话假装自己认错了人，显然是个惯犯。我想立刻就去警察局，但对于独自报案我其实很没信心。一时间找不到人陪同，朋友发来一个网址，建议我先尝试非对面相谈。报警始末这是东京都官方性受害者支援中心，有线上聊天与电话选项，服务包含法律援助、协助就医/报案等。2010年代起，日本开始出现“一站式支援”的概念，其后逐渐在全国形成体系，诞生了统一热线。其初衷是降低求助门槛，快速分流和响应，整合医/法/警支援。然而在实操中，人力与经费不足导致的质量不稳定、“转介型”结构导致支援联动不充分等问题都引发了舆论的批评。“支援体系”在形式上确实存在，甚至显得十分进步，但我本次的体验恰恰印证了该系统的所有不足。我通过略微繁琐的步骤进入了官方聊天窗口，并终于等到了其十分有限的开放时间。我尽力简明地概括了事情经过，询问是否有任何支援方案。网络接线员很快进入了踢皮球环节，让我拨打电话寻求建议。我表明了对语言障碍的担忧，对方明确告知我此热线具有翻译功能，官方网站甚至也煞有介事地做了英文页面。我鼓起勇气拨打，然而这通电话却令我大失所望。电话被一名中年女性接起，我自然先问出了“是否有英文或中文对应”这个问题，对方语气欠佳斩钉截铁地回答“没有”。我表达了质疑，对方只是机械重复“没有”。我问其他时间可能有吗？对方继续重复着“没有”。我只好硬着头皮解释了事情经过。没有想象中的耐心温柔和循循善诱，只有生硬的追问，而在她终于稍微弄懂来龙去脉后，却说道：你说他发了隐私照片给你，但因为我不清楚你们的关系，所以不好判断…… 我瞬间被点燃了怒火，又气又急，甚至带着哭腔地再次解释：我已经多次说明，我完全不认识他！对方没有表示任何歉意或劝解，只是平淡地说我给你个附近警局号码，请直接联系他们。因为急于结束通话，她甚至开始不停地打断我的剩余问题。我抱着一丝希望拨通了网站上的另一个号码，再次询问是否有多语言服务，却发现接线员仍然是同一个人。对方讪笑地说：对的，还是我，只有我。我不知是当天的值班者恰好是个毫无同理心的极不专业人士，还是说其实根本没人在乎所谓的性受害者帮扶。打完求助热线，我只感觉更无助了。我约上了一位日语流利的好心朋友，决定直闯地区警察署。交番（派出所）太小，还往往只有男警员，如果这个（可恶的）接线员提供了任何有效信息，那就是应该直接求助于警察署。走进警局前，朋友建议我放低期待。我完全理解，相比真正的性侵害，我的案件不足挂齿，我只求警察不要觉得我在浪费他们的时间。而作为外国人，我在求助时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我不知道这个身份会否是一个阻碍，而这往往只取决于随机工作者的个人素养 —— 从上述的热线事件中我已充分体会过这一点。在大厅简单说明事由后，他们为我分配了一名女警察，我悬着的心稍微放下了一些。为了减少二次伤害并提升报案意愿，日本在2000年代以后开始逐步引入并优先配置女性警员参与性侵害案件的受理与调查，但该措施属于政策性实践而非法律强制义务。这样的安排在不同地区的落实情况或许并不一致，但在这里至少是被实现了。女警察详细听取了我的叙述，将所有截图拍照留底，全程没有丝毫的不耐烦与不专业。当我提到生殖器照片时，她无奈地说，这是没办法的事，连我也收到过，只能无视它…… 警察继续说：实际上像这样的人会同时有多个目标，如果碰上不好惹的就会知难而退，接着去骚扰下一个。言外之意是我不必如此担心。我也得到了一些安全建议：设置不允许陌生人添加好友，尽快安装可视门铃或门外监控，每天上好门锁+门栓，保存警署电话 —— 作为跟进保障的一环，他们会在此后的每一个月打来电话确认我的状况，直到我要求停止或者我搬家为止。案件会同步至系统，一旦我在家附近碰到此人，拨打110时最近的交番将能快速出动。警察询问我的诉求，万一真的有机会找到此人，我希望他们怎么做？我当然希望先飞踹其裆部，再对其发起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和进行公开道歉，让它身败名裂，从此再也不敢骚扰任何人！但这是不现实的。我说，有无可能对他发出限制令之类的东西让他不许靠近或联系我？警察说，我们能做的将只有对其发出警告。另外，她也明确告诉我，由于尚未发生实质性的身体接触或尾随行为，目前的情形不足以触发进一步的调查。也就是说，只有在伤害升级之后，执法才会进入实质性阶段。这让我联想到最近的池袋宝可梦被害女性的经历。在多次报警求助后 —— 我相信她一定已经做出了数倍于我的努力，没有人能说她不勇敢、没反抗 —— 她曾得到“换个工作比较好”“去看看心理医生”的建议，而加害者只是被警告、被短暂拘留，轻易得到了作案机会。逃避不会让犯罪者消失，屈服妥协的从不应该是受害者。根据我本次的经历，警方能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共情并保持客观立场（可见我的预期本来有多低），并有规范的应对流程。但“规范”不代表“充足”，面对身份明了的性骚扰/性犯罪者，他们本应采取更多、更严厉的行动。尾声也许是得到了女警员的共情，也许是感觉找到了靠山，报警出来，我已经安心许多，并不期望还能有什么后续。然而一个月后的一天，警察打来了电话，说他们抓到了他，让我前去指认照片！怎么会这样？他们是怎么找到他的？毕竟上次已明确告诉我他们不会特意去调查这件事。我猜测有两个可能，一是警察局年底冲业绩，翻到我这个事实清楚、调查难度低（基本上只需给宜家施压使其提供外包派送人员的排班数据）的案件，不如就把它给结了；不过更有可能的是，这个男的又对别人做了类似的事情，但这次更加过分。警察没有详细解答，只敷衍说是做了各种调查后找到的。而我又开始自责，如果我早点就报警并严厉要求搞死他，是不是他就没机会对别人做出更过分的事情了呢。最后一次去警局拿到的号码牌一坐下，警察立刻拿出一张蓝底正面照让我辨认。其实我早已记不清此人的长相，甚至是尽力去忘记的。但一看到照片，我就知道，一定是他。心中疑虑了几秒，万一我认错了给别人添麻烦呢？但那种反胃的感觉不会骗人，是他就是他。两天后，警局打来电话说已经对其发出警告。同月内，警察再次跟进，确认我没有发现异常情况。（我回想起另一件事。多年前我和朋友入住国内某南方城市的便宜民宿时，发现了藏在浴室洗手池下的储物柜里偷拍的房东。我们不敢对峙，心惊胆战地逃出门后找到路边巡警报案，希望不再有其他女性受害。他们全程坐在车内与我们隔窗对话，只是简单记录了一下并口头承诺会上门看看，而后再无音讯。）做到这里，我相信已经是我能得到的最好的结果了。对于一起并未发生实质身体伤害的案件，日本警方的应对和后续跟进已经超过我的预期。但这不代表它没有造成创伤，也不代表我可以完全放下心来。直到下一次搬家，我都还是会担心我可能被设法报复，保持过度防御的心理状态，确保防身工具触手可及。我不再开门迎接任何快递，经过门前的脚步声总是让我紧张，就连提到宜家都会有异样的感觉。当一件事永久改变了你的认知方式和生活习惯，它就真的不是小事。我不认为这个人（或实行性骚扰的其他人）会因为一次警告而有所忌惮，他们可能只会更加谨慎地挑选对象。也或许我这次的体验只是幸存者偏差，但我仍然建议采取行动，成为骚扰者眼中“不好惹”的目标。日本一直是个“性骚扰大国”。电车上的揩油、同事间的过火玩笑、街头的搭讪甚至尾随，都不过是在日女性的日常经验，这些遭遇在我身边也比比皆是。无奈的是，性骚扰并不总是以“犯罪”的形式出现，往往不被视为需要严肃处理的问题。“痴汉”（包括公共场所的猥亵、偷拍）是少数被明确纳入“迷惑防止条例”的行为，但更多灰色地带长期缺乏清晰的处理路径。对冲突的回避、对受害者羞耻的默认，以及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介入的公权力，让性骚扰成为一种被纵容的恶习，在明处暗处恣意蔓延。与之对应的是，性犯罪的报案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不同研究通常显示比例仅在一成左右。不报案的原因，往往包括对二次伤害的担忧、对处理结果的不信任，以及像我一样，对“是否足够严重”的自我怀疑。2017年伊藤诗织诉山口敬之一案，给这种长久的公众性沉默撕开一道口子，普及了“consent”（性同意）概念，也鼓励更多幸存者挺身而出（值得一提的是，本案中受害者在报警时正是由男警员接待，粗鲁的问询过程进一步激化了当事人的创伤），社会影响巨大。尽管日本在同年修改了逾百年未变的性侵法律，但这一调整本身幅度有限，且主要针对后果严重的性暴力行为，对更常见的各种形式的性骚扰并未形成有效覆盖，难以真正撼动既有的处境。或许这次的池袋案件能再次促使相关问题进入公共讨论，只是这代价实在是太过沉重。我相信变革终会到来，就像我看到系统中有更多女警员、众人协力追捕痴汉、舆论不再指摘受害者那样。但在那之前，我们仍然需要在一个并不总是可靠的系统中，学会如何保护自己。尽力发声和互助、主动消化伤痛经历和积极疗愈自救，是我们能做的。与此同时，我会继续等待性犯罪者无处藏身、性犯罪行为无处可逃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