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68岁开始写作前，王玉珍是河北唐山市的一个普通退休老人。偶然的契机下她拿起笔开始写对亲人回忆，把长长的故事切成一篇篇帖文发在社交平台上。两年多的时间里，她积累了10万粉丝，出版了作品集，成为了一名“作家”。王玉珍开始写作的2023年，正是“素人写作”迅速崛起的时间，不少素人写作者记述真实生活的非虚构作品在出版市场获得亮眼表现。这映射出大众阅读趣味的转变——从宏大叙事、名家名著转向对贴近生活的个体故事的关注。素人写作的浪潮也给了更多生活压抑的普通人“被看见”的机会。记者｜佟畅编辑｜王珊成名从2025年11月出版了新书《我恋禾谷》后，王玉珍变得忙碌起来。一开始出版社陆续给她安排了几场新书分享会的活动，后来她的行程更加紧密，各地作协、地方书店和文化部门邀请她到上海、广州、深圳、长沙等城市参加演讲和分享会，隔几天就要出几次门。出差间隔回到老家唐山的两三天里，又有当地大学和文化组织邀请她参加活动，来采访的媒体也络绎不绝。忙碌让原本喜欢清净独居的她略有疲惫，又感到新鲜快乐。自打出书以来，无论是身边人还是网友都很惊讶于她70岁还能成为作家。有老同事专门给她打电话，说没想到看起来很平凡的她会有这样的成就。在不同活动和采访中，王玉珍也总被问到她是怎么在68岁的年纪开启写作的。编辑也告诉她，《我恋禾谷》首次印刷的1万5千册已经卖完，今年还加印了几次。今年4月，这本书还被中国图书评论学会选为2025年度“中国好书”。王玉珍也因此成为了河北作家协会的成员。我见到王玉珍时，她穿着一套米色的衣服，花白的短发剪得轻薄而齐整，白而瘦的脸上浮着些许斑点，衬得整个人面貌格外洁净。很难想象，就在一年前，她的身份还仅限于一个退休的老太太。王玉珍喜欢每天午后坐在书桌前写作（于楚众 摄）2004年，49岁的王玉珍以科级干部的身份退休。从小养成的勤劳习惯让她停不下来，退休后的她做过食品企业行政经理，跟老伴卖过古玩。2010年后，她一边陪女儿读高三，一边照顾年迈的母亲，又经营起一个做包装盒的小店。直到受到疫情影响订单减少，2023年在儿子女儿的劝说下她才把店关了。当时，彻底闲下来的王玉珍感觉“没着没落”的。她独自生活在唐山，老伴已经去世，儿女都在北京，孙子还没出生。每天的时间被拉得很长，她一遍遍地拖地、擦柜子，把衣服拿出来再重新叠好，好像生活的目标只剩下等待——到了晚上能和子女简短通话。写作是偶然闯入她的生活的。外甥女宿海文看她闲不住，在2023年4月给她下载了小红书，跟她说可以在上面学钩针。王玉珍却被小红书上一篇篇记录生活的文字吸引。她萌生出“我也能写”的念头。80年代起她开始广泛地阅读，通过家里14寸的黑白电视和收音机关注每年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被《城南旧事》里的生动细腻的叙事深深吸引，读到《四世同堂》里小牛子的死她止不住落泪。《九十岁，有什么可喜可贺的》剧照她觉得“写作”对她来说也不算难事。退休前她在唐山政协工作，当过当地报社的通讯员，有时一年能发三四十篇记录开会活动的“豆腐块”文章。但她从来没想过往严肃文学杂志上投稿，觉得门槛很高。但互联网平台是匿名的，她觉得写好写坏都没关系，也不只有作家才有资格。她的写作总是开始于下午，经过短暂午休后她坐在被阳光晒暖的桌前，摊开朋友送给她的笔记本，对往事的记忆争先恐后地涌出。写完一部分，她通过朗读把文字转录到平板电脑里，一边断句一边做简单修改。2023年5月，在外甥女的帮助下，她发了第一篇“纪念母亲”的故事，一下子就有600阅读量，还多了2个粉丝。“被看到”的欣喜支持她一篇篇更新下去，粉丝涨到了2000多，基本上每发一篇文章都有几个人跟她互动，有人说自己每天都会把她的故事读给自己的母亲听。2024年9月，王玉珍在网友的鼓励下参加了小红书举办的“身边写作大赛”，她以“老伴的生平”这一故事投稿，在小红书上连载。这段时间粉丝涨得更快了，读者的讨论也更热烈，比赛结束她有了四五万粉丝。也是在那段时间有出版社的编辑邀请她整合过往的文章出书。新书发布后，她的粉丝涨到了10万。救赎“我恋禾谷”是王玉珍的网名。几年前开始使用微信时，王玉珍在看电视剧《大秦帝国》，很喜欢其中一句台词“恋我禾谷，卧我黄土”，她本想用“我恋黄土”作为微信名，朋友觉得不吉利，她就改成了“我恋禾谷”。出版社决定沿用这一网名作为书名。在王玉珍的编辑郑然看来，王玉珍的作品有一种“金灿灿的稻谷丰收的喜庆的感觉”。书中收录了收录了8篇故事和2篇散文，写的都是王玉珍老家滦南县村庄里的人和事。王玉珍写作的起点是母亲。她的母亲出生于1923年，不到16岁就嫁给了父亲。母亲裹过脚，脚背高高鼓着，走路不快，却一直不停歇地劳动，70岁的时候还在种家里的4亩地。母亲生过8个孩子，其中有5个都夭折了，王玉珍是她第七个孩子。这些年来，王玉珍一直保持着读书的习惯（于楚众 摄）在王玉珍的记忆里，母亲一直不多言语。她八十多岁时，王玉珍把她接来城里居住，晚上在床上看完电视后，母亲有时还不想睡觉，会跟她聊一聊往事。“她一直是低眉顺眼的。”有一次母亲讲起几个孩子夭亡在冬天，她说在雪地埋葬其中一个孩子时，孩子的鼻子和嘴里还在往外淌血。王玉珍听着时不敢哭，怕引得母亲伤心过度，她静静地听她讲完，再安抚她几句。在68岁动笔写作之前，王玉珍把许多记忆与感受都深埋心底。她觉得自己继承了母亲不善言辞的性格，也因为出身和经历，很长时间活在自卑与压抑中。王玉珍小时候家里成分不好，父亲被批判，母亲总跟她说“人家说啥你就听着，出去别多说话。”和同龄人一起到村外读小学的路上，有个孩子总拦在王玉珍面前，说“地主富农是敌人，不准你们走社会主义大道”，王玉珍只好沉默着从宽敞的机耕道上跳到干涸的排水沟里。四年级，因为家庭成分她被取消了中队长的资格，气急之下她发了高烧，损失了右耳的听力。出于自卑，她初高中几乎没再去过学校。王玉珍习惯先手写文稿，再把内容语音转录到平板电脑里（于楚众 摄）不上学后，她先和村里几个伙伴一起学纺线，14岁后去生产队劳动，挖野菜、喂猪。因为身形瘦弱，她拿的工分比别人少。18岁时，大队介绍她去村里的小学做“民办老师”，不赚工资，拿工分。她忐忑地上岗，心里为自己念书不多而紧张。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她相过三次亲，有一个和她见面聊了20多分钟，之后说嫌她长得丑。还有人觉得她太矮小。这些评价给她留下刺痛。种种心事，她都没跟人说过。“说不出口，人都有自尊的。说了也没人帮你。”王玉珍25岁时认识了老伴，一开始她觉得男人长得五大三粗，而她喜欢有书生气质的男人。半年的相处后两人逐渐亲近，王玉珍的父母也很喜欢他。张罗定亲时，王玉珍才知道男人之前隐瞒了年龄，其实比她大八岁，还离过婚。她不高兴，但想到之前自己失败的相亲，决定“认命”，两人在1980年结婚。王玉珍的老伴在唐山市里工作，王玉珍在村镇教书，结婚后分居了5年。一到假期，老伴就会回村里看王玉珍。老伴性格开朗，总是滔滔不绝地跟她讲起在外面做生意时的趣事，还喜欢吹口琴、唱老歌。他的声音低沉厚重，王玉珍很喜欢听。为了尽快转去城里的岗位和丈夫汇合，王玉珍一边上班、照顾儿子，一边备考提升学历，把复习资料做成卡片夹在自行车把上，上下班的路上边骑边背。1985年她考上唐山的大专，37岁时又完成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本科函授学位。王玉珍的老伴于2015年去世。她把老伴的照片摆在书桌上（于楚众 摄）日子过得忙碌温馨，直到1992年裂出一道细缝。那时老伴在城里开了一个小饭馆，王玉珍察觉到他和一个年轻服务员走得很近。王玉珍买通了店里的一个伙计给她透露情报，还偷偷放了一个小录音机在那个女孩房间，只探听到两人对话暧昧，但没有实质行为。老伴发誓自己没有出轨，还说自己除非丧偶不然绝对不和王玉珍分手，但他就是不肯辞退那女孩。王玉珍想过离婚，但怕离婚后带不好孩子，也觉得自己长得不好又没有多少财产，很难再婚。出于自尊，她也无法开口跟别人诉说。“这成为我多年的心理阴影。”许多身边发生的事也都像这样进入难以言说的局面。王玉珍有个小姨经历过3次婚姻，第一任丈夫是同村的“娃娃亲”，男方去参军，在解放战争胜利衣锦还乡后和小姨离了婚。不久后小姨又嫁给邻村的一个男人，生下一个儿子，不到3岁就夭折了。这任丈夫在城里任职，后来出轨了村里的老师，和小姨离了婚。那年小姨28岁，几次试图自尽，被救了回来。第二年她又嫁给第三任丈夫，之后随丈夫到武汉生活。这任丈夫不能生育，他们领养了两个孩子。小姨70多岁时王玉珍去武汉看望过她几次，每次一见面小姨总是握着她的手或是抱着她的肩头哭。2023年王玉珍完整地写下来小姨的经历。她在书里写，“世间的苦难分作两种，一种在明处，可以剖开伤口换取旁人的唏嘘”“可小姨的苦难却是长在暗处的荆棘。”“她的委屈在喉头结成化不开的冰，只能在丈夫和子女都睡去的夜里，才敢把半生的酸涩铺在月光下晾一晾。”《妈妈》剧照那些平常来不及细细反刍的痛苦写出来后，王玉珍觉得自己也“得到了救赎”。而那些逝去亲人的故事书写出来时，她总觉得他们好像回到了她身边，在跟他们对话。素人作家袁凌是小红书身边写作大赛的评委。读到王玉珍的作品时，他觉得王玉珍的叙事很朴实也很完整，有血有肉。比如她写老伴，王玉珍写了老伴的优点，也写了两人曾经相处中的不愉快，但即使是写冲突，她依然用亲切的笔调传达出深厚的感情。从文学性的角度，他觉得文中有许多坚实的细节，恰到好处地表达出了当时人的感受与人所处的环境。袁凌注意到，随着社交媒体与“非虚构写作”概念的兴起，“成为作家”的路径和以往有了不同——以前一个有写作天赋的人往往要经历慢慢积累，先向严肃文学杂志投稿，由编辑来把关，发稿量积累到一定层次，才会得到出版社的关注和信任，现在的出版社则乐于为在社交媒体上走红的素人写作者出书。袁凌发现，素人写作主要集中于“非虚构”的范畴里，一个非虚构写作者在做到文从字顺的基础上，只要写的题材能引发大众共鸣，无论是更注重观点的表达还是呈现大量细节，都有可能获得市场。《我啊，走自己的路》剧照在王玉珍开始写作之前，“素人写作”已经形成风潮。2023年出版的《我在北京送快递》、《我的母亲做保洁》等书曾在社会上引起热议。小红书身边写作大赛的发起人夏美告诉本刊，2024年春天，她和同事关注到有越来越多的用户在小红书上发长文章讲述自己的生活故事。在“生活记录”这个标签下，每天至少有一亿的文字量产生。她和同事因此计划组织大赛来将网友零散的、无意识的记录更加系统化地挖掘出来。2024年9月举办的第一届写作大赛收到2.3万篇作品，一共1200万字，到了2025年第二届大赛收到的作品增加到4000万字。夏美发现，在小红书上参与写作的人群和题材都在不同扩充。她们统计发现，截止到2024年底，平台上有超过3000万的60岁以上的活跃老年用户，老年创作者累计发布的笔记超过1亿篇。夏美也看到，最早流行的非虚构写作题材大多和职业有关，比如记录送快递、做保洁、开网约车的工作，最近两年更丰富的内容涌现，比如对家族历史的回顾，年轻人在海外生活的经历，还有在中国学人类学的法国大学生讲述他在中国的见闻。《我能说》剧照目前任职于国内一家非虚构出版公司的编辑李依霖也感受到这几年市场对于素人写作的热烈回应。她告诉本刊，大概从2023年开始，多家出版公司都相继挖掘、推出素人写作的非虚构作品，这些素人写作者往往因为身份的反差感能获得远超于以往出版社能吸引来的媒体关注。2023年之前，李依霖在传统出版社工作，她说很长时间里“非虚构文学”被认为更具有新闻属性，不受出版社青睐。国内许多出版社更喜欢在社科、经管领域发力，还有大量引进海外版权。当时她挖掘作家的原则是“越专业越好”，即使不是职业作家，也要找和文字工作有紧密联系的，比如编剧、教授、或是在社交平台有一定声量的知识分子。但从最近五六年开始，随着国际局势的动荡，引进海外版权的风险增高，李依霖也发现读者的喜好从“宏大叙事”开始向个体故事转变。现在她时常邀请身边的朋友把他们的经历写成书，也在社交平台上寻找有潜力的写作者。夏美告诉本刊，最近三年，小红书上已有将近400人完成了从“发帖”到“出版”的跨越。《九十岁，有什么可喜可贺的》剧照王玉珍也和出版社签约了出第二本书的计划，要在5月底之前完成10万字的书稿。这本书会聚焦于她与老伴的故事。她现在完成了一半。2015年2月，王玉珍的老伴发病去世，这在她心里是个过不去的坎。老伴之前检查出来有冠心病，但他不想做手术放支架，王玉珍拗不过他，没有坚持。出事后，她总是为此自责。她把写作看作是跟老伴的一次约会。她会在小红书发布文章后默默跟老伴说自己的进展，“今天发的是咱们搞对象的那段”。“三联生活小物分享群”等你来玩！“这是一个什么群？” 「三联生活小物分享群」开始试运行啦！在这里，我们会分享三联记者在出差采风途中偶遇的地方风物，也会讨论那些真正提升生活质感的家居、好书与日常小物。作为一家以“生活”命名的媒体，我们始终相信，生活的主角永远是每一个具体的“人”，而“物”，则是我们对抗平庸、延伸自我态度的微小坐标。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希望链接每一位追求质感的读者。凭借对文字的热爱，即可开启生活的好物之旅。加群方式：扫码添加下方“三联小助手”企业微信，备注“三联生活小物”，发送【《三联生活周刊》购买凭证】或【全年杂志订阅凭证】加群哟～“点赞”“在看”，让更多人看到 排版：刘桢 / 审核：小风招聘｜撰稿人详细岗位要求点击跳转：《三联生活周刊》招撰稿人本文为原创内容，版权归「三联生活周刊」所有。欢迎文末分享、点赞、在看三连！未经许可，严禁复制、转载、篡改或再发布。大家都在看“点赞”“在看”，让更多人看到 文章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