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ellcome Collection利维坦按：1780年至1850年间那段令人眩晕的工业化浪潮中，伦敦不仅见证了大楼与工厂烟囱的崛起，更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死亡危机”。随着人口呈爆炸式增长，这座帝国之都陷入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困境：生者与死者正疯狂地争夺着每一寸生存空间。“归于大多数”——这一源自拉丁语的委婉用语，在维多利亚时代带上了残酷的物质色彩。当时，伦敦市中心的教堂墓地早已不堪重负，尸体层层堆叠，土面甚至高出了街道。在圣克莱门特丹斯教堂的地下室，铅封的棺材因腐烂气体的积聚而炸裂；在臭名昭著的埃农礼拜堂，数以万计的遗骸被塞进狭小的地窖，食腐的尸蝇甚至从礼拜堂的地板裂缝中爬向信徒。这种被称为“亡灵社交性”（Necrosociability）的恐怖共存，不仅催生了席卷全城的瘟疫焦虑，更在狄更斯与史蒂文森的笔下化作了永恒的哥特式噩梦。在网易云音乐搜索【利维坦歌单】，跟上不迷路1780年至1850年这短短几十年间，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欧洲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劳动力从农业向制造业的迅速转移，深刻地扰乱了传统的生活模式，甚至包括死亡模式。英国很早就经历了这场变革，其中一个显著的影响是不断增长的人口向曼彻斯特、利物浦和伦敦等新兴超级城市集中。 人口的急速聚集造成了各种相互交织的社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死亡人数之多和死亡密度之高。在1721年的剧作《复仇》（The Revenge）中，“墓园派”诗人爱德华·杨（Edward Young）写下了典型的悲凉诗句：“生是荒原，生是孤独：/死亡让我们加入大多数。”这句源自拉丁语“abiit ad plures”（他已归于大多数）的短语，在19世纪广为流传，成为一种委婉的说法，用来掩盖死者数量远远超过生者的残酷现实。1880年，诗人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在《夷为平地的墓地》（The Levelled Churchyard）中写道：我们这些新近哀悼、安息于此的人，已混杂成一团血肉之酱， 彼此在恐惧中惊呼，“我已不知谁是我！”在那个时代，教堂墓地神圣的土地所带来的精神慰藉，如今却被堆积如山的尸体所掩盖，这些尸体掩埋在泥土中，土面甚至高于街道。当时的医学理论认为，腐烂的动物尸体会产生一种瘴气（字面意思是“污浊的空气”），引发各种致命疾病。随着成堆的尸体被塞进越来越潮湿的泥土中，它们散发的瘟疫似乎加速了生者走向腐烂的深渊。这尊半解剖尸体的石膏像，其姿态仿照米开朗基罗的《圣殇》，由解剖学家罗伯特·诺克斯（Robert Knox）的学生约翰·古德斯（John Goodsir）于约1845年制作。一些学者怀疑，这尊石膏像是否以古德斯在其《解剖学回忆录》（Anatomical Memoirs，1868年）中描述的一个人为原型：“一位嗜酒如命的爱丁堡车夫，醉酒后从车上摔下，当场死亡，并且三十天内没有腐烂。”© archive.org任何改革都必须面对根深蒂固的基督教保守信仰（即必须葬于圣地），以及许多教堂依靠收取墓地费用维持运营的经济现实。城市贫民面临的部分问题是无力支付相对较高的英国国教墓地费用，这导致了贫民墓地的激增。这些墓地收费较低，但却笼罩着耻辱的面纱，在一些臭名昭著的案例中，它们甚至成了墓地所有者的摇钱树，而这些所有者对安葬于此的遗体毫无尊重。在19世纪50年代墓地改革到来之前，城市教堂墓地经历了一段奇特的过渡时期，墓地人满为患，并由此滋生了挥之不去的恐惧。在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的哥特式惊悚小说《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1818）中，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医生运用当时骇人的生理学、物理学和化学知识，从解剖实验室和墓地收集各种器官，拼凑出一个活生生的躯体。弗兰肯斯坦带着罪恶感匆匆略过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生理细节：“谁能想象我秘密劳作的恐怖，当我在坟墓那不洁的潮湿角落里摸索？”雪莱正是利用了当时读者对19世纪早期医学如何挑战宗教权威在生死问题上的界限的认知。医生被视为基督教文明的潜在破坏者，与人体解剖学研究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奇异而恐怖的后果——盗尸——直接相关。盗尸现象源于英国一个非常特殊的背景。1540年，亨利八世授予理发师和外科医生公会一份皇家特许状，规定他们每年只能获得4具尸体用于解剖和解剖学研究，而解剖是医学培训的重要组成部分。解剖被视为亵渎神灵的行为，因为它会危及肉体复活的希望。尸体只能取自那些被绞死的人，因为他们的罪行使他们丧失了获得妥善安葬的权利。两百年后，尽管外科医生的数量大幅增加，但这一规定却只允许他们获得6具尸体。因此，从1675年左右开始，尸体变成了商品。为了满足解剖学校的需求，一个被称为“复活者”（resurrection men）或“盗尸人”（body snatchers）的影子行业应运而生，他们专门盗掘新坟。这些人利用了一个法律漏洞：由于尸体既非财产也非自然人，因此无法被“偷窃”——因此，当时的起诉理由通常是“伤风败俗”，且判刑往往比偷猎或盗窃等罪名更轻。在1790年代，一具新鲜尸体可以卖到两个几尼（Guinea）；1828年的一项调查听证会获悉，到那时，价格已高达八个几尼（约合今天的600英镑）。查尔斯·伯恩（中）的遺骸，亨特博物馆。© David Gee/Alamy稀有的“解剖标本”价值连城。著名的“爱尔兰巨人”查尔斯·伯恩（Charles Byrne）于1783年去世，生前在伦敦和爱丁堡享有盛名。他生前竭力避免自己的遗体被送往解剖博物馆展出。他的遗嘱要求海葬。据信，伦敦著名解剖学家约翰·亨特（John Hunter）为此支付了高达500英镑（相当于今天的约4万英镑）的费用，以阻止伯恩的遗愿；他让人盗走了伯恩的遗体，并将其纳入自己的收藏。尽管有人发起运动，要求为伯恩举行体面的葬礼，但他的骨骼一直陈列在皇家外科医学院的亨特博物馆，直到2023年才被移走。从现有的盗尸人的证词来看，没有守卫或停尸房的贫民墓地显然成了他们偏爱的猎场。贫民墓坑常常敞开着，直到深坑里堆满了廉价的棺材，有时甚至多达12层。许多穷人只裹着裹尸布下葬，这进一步加速了盗尸人的行动。与此同时，心怀恐惧的中产阶级不信任教堂墓地的安全，花钱购买铅棺、铁栅栏和各种“防盗笼”——用水泥固定在棺材周围的金属笼子。爱丁堡格雷弗里亚斯教堂墓地（Greyfriars kirkyard）就保存着著名的防盗笼，那里是盗尸人经常出没的地方。爱丁堡格雷弗里亚斯教堂的防盜墓地，图片出自詹姆斯·摩尔斯·鲍尔（James Moores Ball）的《掘墓人：现代复兴运动的兴衰记》（The Sack-’Em-Up Men: An Account of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Modern Resurrections，1928年）。© archive.org爱丁堡格雷弗里亚斯教堂墓地的墓穴防盜栅栏。© archive.org人们对亵渎坟墓的行为深恶痛绝，这在多次逮捕盗尸人后引发的公众骚乱事件中可见一斑，例如，1827年在大雅茅斯，以及1832年在阿伯丁，愤怒的人群甚至将一所解剖学校夷为平地。同一时期，在剑桥、格林尼治等地也发生了更多骚乱。托马斯·罗兰森（Thomas Rowlandson）的水彩画，描绘了盗尸人，死神被描绘成一名夜间守卫，1755年。© Wellcome Collection罗伯特·诺克斯的匿名版画，日期不详。© Wellcome Collection这种局面在臭名昭著的威廉·伯克（William Burke）和威廉·黑尔（William Hare）案件中进一步加剧。1827年至1828年的十个月间，他们在爱丁堡杀害了大约16人。他们最初将一具掘出的尸体以略高于7英镑（约合今天的500英镑）的价格卖给了爱丁堡著名解剖学家罗伯特·诺克斯（Robert Knox）。后来，他们为了避免挖掘坟墓所带来的风险，改为先灌醉受害者再将其闷死。他们最后一名受害者玛丽·帕特森（Mary Paterson），在被准备解剖教学时，被诺克斯的一名助手认出。尽管最初只被怀疑谋杀帕特森，黑尔很快转为污点证人，揭露了他们致命的“生意模式”。 伯克的遗骸，爱丁堡医学院解剖博物馆。© Biomedical Sciences1829年1月，伯克受审，被判犯有一项谋杀罪，随后被处决——几乎可以说是“理所当然地”——其尸体被用于解剖。据说有超过4万人排队观看他被毁坏的尸体。他的骨骼至今仍陈列在爱丁堡医学院的解剖博物馆中。外科医生往往逃脱共谋指控，但罗伯特·诺克斯被迫辞去皇家外科医学院的成员资格，并很快离开了爱丁堡。伯克与黑尔案通过大量通俗传单、民谣以及对罪行的耸人听闻的描绘，深深进入了大众的想象之中。1832年的《解剖法》（Anatomy Act）扩大了可供解剖学校使用的尸体来源，允许使用“无人认领”的贫民尸体进行解剖。尽管该法案终结了盗尸行为，却并未消除民众对死后遗体遭到亵渎的恐惧。济贫院的耻辱如今不仅体现在被葬于贫民墓地，还体现在（合法的）肢解尸体上。然而，一些曾主张扩大尸体获取渠道的人，确实拥有实践其信念的勇气。影响力深远的功利主义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于1832年逝世，他的朋友南伍德·史密斯（Southwood Smith）对其遗体进行了公开解剖。根据边沁遗嘱的规定，他的遗体至今仍以一种微妙的方式作为“自我偶像”（Auto-Icon）——即“以其自身形象保存的人”——被“使用”着。他的遗体标本曾在伦敦大学学院（UCL）的走廊玻璃柜中坐了许多年，积满了灰尘；如今他依然在那里，经过些许填充修整，正对着布鲁姆斯伯里区戈登广场的花园。 1883年，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盗尸者》插图。© wikimediaH. 梅雷迪思·威廉姆斯（H. Meredith Williams）所绘《盗尸者》插图。© archive.org民众对盗尸行为的厌恶渗透到了大众文学之中，如“便士血书”（penny bloods）或“便士恐怖故事”（penny dreadfuls）——这些廉价杂志刊载着情节开放的连载通俗剧，往往充斥着激进情绪。乔治·W·M·雷诺兹（George W. M. Reynolds）的连载作品《伦敦之谜》（1844–56）中，出现了一个反复登场的怪物般的“复活者”，他是贫民窟中恶魔般的化身，其团伙会通过“伯克式谋杀”（burks）来获取受害者。托马斯·赖默（Thomas Rymer）的《医生日记手稿》（始于1844年）以充满通俗剧色彩的《死者复原；或，年轻学生》开篇，回忆了一起叙述者被卷入盗墓行动的事件。 伯克和黑尔案的影响在他们死后很久依然挥之不去。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将其作为他1884年圣诞惊悚小说《盗尸者》的创作蓝本。该书在伦敦宣传时，雇人抬着“六对涂成死黑色的棺材盖，中心绘有白色的骷髅和交叉骨以作浮雕”，这些人穿着从殡仪馆购买的“长白祭袍”。这场营销活动最终因“有伤风化”被大都会警察局叫停。这些墓地的恐怖景象最终引起了乔治·沃克（George Walker）等改革者的注意。沃克是德鲁里巷的一名医生，德鲁里巷毗邻繁华的西区和伦敦内城一些最糟糕的贫民窟。和许多改革者一样，沃克从小就对英国国教教义持反对态度，并乐于挑战传统和正统观念。他的诊所靠近市中心一片教堂墓地和公墓群，当他在19世纪30年代开始考察这些墓地时，它们已破败不堪。1839年，沃克出版了《墓地调查录》（Gatherings from Grave Yards），书中他调查了自己行医地点附近的149处墓地：在他看来，这是一份城市缓慢被死者浸透的土地毒害的记录。他谴责伦敦墓地的状况危害公共健康，是对基督教习俗的亵渎。根据瘴气致病论，他讲述了一些掘墓人在最糟糕的墓地工作时，因吸入有毒气体而猝死的案例。伯曼托夫茨公墓（Burmantofts Cemetery）——因利兹教区教堂人满为患而于1842年开放——照片摄于19世纪末利兹济贫院前。© wikimedia穷人对于如何处理死者几乎没有选择。他们往往将死者安置在自己的房间里，一放就是几天甚至几周，部分原因是遵循集体习俗，但主要原因是家属需要时间筹集丧葬费。贫民墓地通常位于监管之外的荒地上，是为了规避英国国教更高的收费而设立的。在这些无人问津的墓地里，死者的数量始终是个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们将贫民埋葬在公共深坑中，几天后趁夜色偷偷将尸体挖走。任何剩余的血肉和骨骼都会被偷偷焚烧。墓地工人常常需要大量饮酒来麻痹自己，这仅仅是违背基督教信仰的诸多道德暴行之一。从德鲁里巷步行不远便是圣克莱门特丹斯教堂（St Clement Danes Church）。在那个年代，它的地下室塞满了葬在教堂内部的死者；这些人往往花费重金安葬在教堂最神圣的空间附近，由于尸体腐烂产生的气体不断积聚，他们的铅封棺材常因压力过大而炸裂。与此同时，圣克莱门特丹斯教堂外的墓地早已人满为患，其位于克莱门特巷马路对面的溢出墓地也同样拥挤不堪。当地居民詹姆斯·莱恩（James Lane）证称，他曾目睹墓地工人在深夜挖掘棺材，劈开木材焚烧，移走骸骨，铲除“软物质”，或撒下生石灰以溶解下方的尸体（事实上，一些穷人反而青睐生石灰，因为它能将尸体损毁到让盗尸贼无从下手的程度）。“那个地段几乎没有空气流通，”莱恩在1842年的议会委员会上陈述道，并详细列举了他因此患上的诸多健康问题。墓地工人约翰·艾尔斯（John Eyles）在对其残暴老板的极度恐惧中证实，他曾被迫在夜间挖掘并砸毁棺材。他甚至亲眼目睹了自己父亲的棺材被挖出并砸碎。埃农礼拜堂（Enon Chapel）也位于同一条街上。这是一座浸信会异议派礼拜堂，于1823年作为一项投机生意开业，并开始在其地下室提供廉价葬礼。很快，会众们就开始与一种“令人作呕”的恶臭作斗争，食腐的尸蝇从木地板的裂缝中懒洋洋地爬出。有人因那股气味而晕倒；许多人在礼拜结束后都带着一种阴冷、由瘴气引起的头痛离开。当另一项改革工程——修建排水管——需要进入地下室时，人们发现，在仅有50×30英尺（约15.2×9.1米）的空间里，竟然塞进了12,000具尸体。“运输工头”威廉·伯恩（William Burn）证称，在修建下水道时，他曾协助清理其中的部分遗骸。修整克莱门特巷路面的工人们“曾向我要几篮垃圾[用来填补路面坑洼]，我给了他们，结果他们从中捡到了一只人的手。”这些骨骸甚至被运到了滑铁卢桥，作为填埋材料加固滑铁卢路的建设：这是一座建立在城市贫苦死者骨骸之上的基础设施。在调查结束很久之后，沃克买下了被废弃的埃农礼拜堂的租赁权，并出资将估计约20,000多具尸体重新安葬在城外的一座花园公墓中。沃克在19世纪40年代继续通过撰写小册子进行宣传。1845年，另一处私人非圣地的墓地——化骸所（bone house）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火灾，这为他的运动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案例。位于克勒肯维尔（Clerkenwell）埃克斯茅斯市场附近的斯帕菲尔德（Spa Fields）墓地已使用了50多年。据估计，该地仅能容纳1,361个成年人墓位，但沃克计算出，那里竟然塞进了超过80,000具尸体，有时一个墓穴中就堆叠了多达8具。多年来，斯帕菲尔德周围的中产阶级住宅和商家一直深受其害，沃克将其描述为首都最糟糕的“瘟疫温床”之一。化骸所正处于其中心。沃克的调查发现一名墓地工人证称：“我曾跳到尸体上，把它们挤进墓穴底部尽可能小的空间里，那时我整个人都陷在腐肉中，没过了膝盖。”该地区商家的抗议迫使此案进入当地治安法庭，结果发现，隐藏在层层管理人员之后的斯帕菲尔德最终所有者竟然是北安普顿侯爵（Marquis of Northampton）。这一丑闻随即传遍了全国媒体。插图标题为“埃农礼拜堂公墓和舞厅”，出自1847年《穷人卫报》（The Poor Man’s Guardian）。© wikimedia1851年，回想起“大多数人”这一概念，沃克在其著作《论市内埋葬地的过去与现状》（On the Past and Present State of Intramural Burying Places）的开头写下了一句冷酷的格言：“体积必占空间”。在他的文字中，有一种强烈的、持续且危险的“亡灵社交性”感（necrosociability），即死者与生者继续生活在一起。伦敦被想象成一座塞满了死者的城市，“拥挤在每一寸可用的空间里……无数处于各种腐烂阶段的尸体，过去和现在一直被塞进这座大都市街道、里弄和死胡同的地下储藏所中。”1852年，《葬礼法案》（Burial Act）最终获得通过，宣布“为保护公众健康，大都会区任何区域或任何墓地、墓穴均应完全停止土葬”。随后建立了地方殡葬委员会，固定了费用，并使检查制度正式化。该规则的例外情况包括国家纪念场所——圣保罗大教堂和西敏寺，一些早已购买并被判定为卫生的家族墙内墓室，新兴的公墓公司，以及该市犹太人和贵格会教徒的墓地。郊区花园公墓——例如伦敦著名的“七大公墓”：肯萨尔格林（1833年）、西诺伍德（1836年）、海格特（1839年）、南海德（1840年）、阿布尼公园（1840年）、布朗普顿（1840年）和塔哈姆莱茨（1841年）——很快便取代了那些充满毒素的教堂墓地。市内的墓地被废弃，有时被封锁并听任其荒废，或者被非正式地占用并改造成货场和仓库。那些在沃克改革运动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恐怖墓地群，如今已几乎从这座城市中完全抹去。甚至到19世纪80年代伊莎贝拉·霍姆斯（Isabella Holmes）开始为大都会公共花园协会编纂剩余墓地目录时，许多墓地已经彻底消失了。文/Roger Luckhurst译/树上的男爵校对/兔子的凌波微步原文/publicdomainreview.org/essay/the-great-majority/本文基于创作共享协议（BY-NC），由树上的男爵在利维坦发布文章仅为作者观点，未必代表利维坦立场加星标，不迷路往期文章：投稿邮箱：wumiaotrends@163.com 文章原文